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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名将蒙恬，东伐破齐，北逐匈奴，收复河套，修筑驰道、长城，扼守上郡十余载，威镇北方。蒙恬、蒙毅兄弟俩，一外一内，掌军国要务，“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他们是“忠信”始皇帝的股肱重臣。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崩于沙丘，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发动政变，拥立胡亥，蒙恬被毒死于阳周。蒙恬死前长叹：“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思索许久，他找到“当死”的理由了：“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于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古人迷信，认为断绝地脉者要遭上天惩罚；蒙恬主持修筑万里长城，一路开山凿壕，许就是挖断地脉，才招来杀身之祸。

　　太史令司马迁通过实地察看，断然否定蒙恬之说。他认为，蒙恬刻意讨好秦始皇，先修了从九原至甘泉的驰道，以便利圣驾巡视，又构筑浩大长城，以满足始皇帝免于“亡秦”的心理，但实际上，“固轻百姓力矣”！把天下百姓折腾得苦不堪言。在秦国一统天下而人心未定、满目疮痍的情势下，名将蒙恬不是尽力劝谏秦始皇与民休息、让百姓和乐安居，却反其道而行之，能说无过吗？“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阿意兴功”，一语中的！蒙恬一味迎合秦始皇，祸害天下百姓，焉能“无过”？只顾自己立功，不管百姓死活，岂能无罪？别扯淡什么“绝地脉”，蒙恬之死，罪有应得。

　　当然，司马迁这样说蒙恬，倒非替赵高、胡亥等洗涮罪状。他把矫诏冤杀扶苏、蒙氏兄弟的事实和过程，写得明明白白，但他对蒙恬“当死”的理由，作了全新的诠释，体现了史学大家公正的历史观。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称，秦始皇在建立大一统国家的同时，又犯下种种错误、罪过，诸如寻仙药、筑长城、造阿房宫、修骊山陵墓等。这些大工程，调集举国之力，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其焦点，就在征用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劳力。当时秦国的总人口约两千万，而被征发的人夫，造宫殿、陵墓共150万，筑长城约50万，加上守五岭50万，蒙恬率防匈奴兵30万，连同其他杂役，总计“不下300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全国青壮年不超过500万，一大半都去服徭役，或守边、或劳工。经济支柱的农业生产，怎能不受重挫？且刑法苛暴，受连累的百姓不可胜计。几大工程闹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农民造反起义“接近了爆发点”。

　　蒙恬麾下的30万士兵和修筑长城的50万民夫，约占全国征发青壮年数的三成，伤残、死亡了多少，无精确统计。但造骊山陵墓的70万人夫，无一生还，则史有确载。时有秦中民谣云：“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汉乐府《饮馬长城窟行》，就引民谣入诗，并以一守边筑城士兵与妻子的对话，控诉了筑长城给天下百姓带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苦难。“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丈夫劝妻子趁早改嫁，因为自己归家无望，而妻子答复“何能久自全”，她也活不下去了。千万个“孟姜女”，映现着徭役之苦、死亡之痛笼罩秦国。巍巍长城，积压了多少守边士兵和筑城劳工的尸骨！无怪鲁迅说，长城“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发“这伟大而可咒诅的长城”之叹。鲁迅的心与司马迁是相通的。其知人论世，都把百姓的利益、安危摆在第一位。

　　阿独夫之意、兴一己之功的蒙恬，惹得天怒人怨。既然百姓是天，那么坑害百姓即开罪于天，就不能不受到惩罚。司马迁的民本思想昭示一个公理：官员的职责、使命不在投合上之所好，而在造福百姓、为民谋利。名将蒙恬“阿意兴功”，做秦始皇暴政虐民的帮凶，就不会有好下场———尽管他死于大秦朝廷的“宫斗”内耗。

　　珍惜民力、呵护民生，古今皆然。蒙恬死了两千多年，然其“阿意兴功”，仍可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