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高年

一、周人“疆理南土”与“二南”分立

“二南”产生于周之“南土”，其地域范围，从周初至春秋初叶代有变迁，但其核心区域则在今河南省南部、湖北省北部的江、汉流域一带。这里历史上曾经是殷商的“南国”，后来则成为周人的“南土”。“二南”诗篇的创作时间与周人对“南土”的经营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周初“南土”的确立

郑玄以来解说《诗经》的学者均以为周代初年即已控制江、汉流域的“南土”，并且这一地区也成为推行周人教化的地区。郑氏《诗谱·周南召南谱》云：

　　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乃弃其余，谓此为风之正经。

　　郑玄认为周南、召南的地望在右扶风美阳县附近，其地名来源于周文王封周公、召公于陕之西与陕之东，并以周人之礼乐教化南国。以此立论，郑氏还认为二《南》之诗均为周初之作；其内容多婚姻之事，则与大任、大姒等助周成功有关。

　　此外，原为陈广宁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宗周钟之铭文云：

（二）周宣王朝的“疆理南国”与有关诗篇

据以上材料所载，当宣王中兴之际，因荆蛮、南夷、淮夷交侵，其势甚炽，于是就有召伯虎、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疆理南国”之举。虽然最终“丧六师于南国”，但双方的拉锯战，也对彼此实力消耗很大，故形成了西周末年江、汉、汝、沱间“南国”诸姬姓小国与楚之间的平衡态势。

　　由以上所述可知，西周前期之“周南”“召南”，以及周宣王时、平王时之“南国”，均指洛阳以南江、汉、汝水流域与楚相接壤的地区。《诗》之“二南”地望即在此，“南”为通名，非专名。以情理推断，春秋所称之“周南”，当指周（洛阳）以南，与周公有关；“召南”，则得名于召公奭采邑，又因召伯虎“疆理南国”而进入诗篇。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

　　所谓“始基之”就是说其年代在西周初年。这是对《周南》《召南》时代的最早记录。论“二南”时代诸说中，任乃强先生认为：

　　其说最接近实际。综合以上所论，可知“二南”之诗中的大部分作品，应当产生于周初至宣王中兴的时代。

二、南国“江山之助”与“二南”的温柔敦厚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一篇《耆夜》，其中有诗曰《乐乐旨酒》：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紝（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南国区域内众多的鸟类、兽类、植物还为诗人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二南”中的雎鸠、獐子、鹿等动物，甘棠、梅树、蘋、蘩等植物，都是诗中的重要意象，诗人可以在创作时信手拈来，这不能不说是“江山之助”。如《周南·葛覃》一诗歌咏主人公采葛织布等事，章首以“葛”起兴，属于触物起情一类。因此“葛”是打开诗人内心世界，帮助我们今天的读者理解这首诗的一个关键。

　　“二南”诗篇也有描写贵族女性采蘩采蘋准备祭祀的场面。《采蘩》云：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采蘋》也是贵族女性参与准备祭祀采摘劳动的诗，这是对女性参加带有神圣意味的公共生活的礼赞。诗云：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产于南国的梅树也是“二南”中重要的意象。《摽有梅》为《召南》第九篇，诗云：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三、礼乐教化与“二南”婚恋主题

江汉流域的本土文化虽与周文化不同，但周初因分封至此的姬姓人群的到来，“南国”文化深受周人礼乐文化的浸润。到了春秋初期，南国甚至如鲁国一样成为周文化的承续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二南”的婚恋歌咏体现出对礼制规范的高度认同。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南国”地区多婚礼祝福之诗，与其地被周礼之化所形成的婚姻家庭观念有关。与描写婚礼的其他邦国诗篇相比，“二南”更注重婚姻中的族群观念，如家族兴旺、夫妇和美、宜室宜家等，既关注族群利益，又注重人伦之情。

　　有研究者认为，周代贵族女性多不从事劳动和家务。由上文来看，登山临水，刈葛采桑，徜徉水滨，彷徨原野，原是贵族女性日常的生活内容。婚恋题材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类似兴象，正体现出这些有教养的贵族女性善感于物的和谐心灵，与艺术创作方面的才能。

　　《葛覃》所写的是女性为其夫采葛制衣劳作，除此之外，贵族女性还要参加家族的公益劳动。《礼记·祭义》载：

　　从《祭义》一段文字所述来看，这种活动中先举行占卜仪式，以确定人选，国君和国君夫人身着礼服，举行献茧之礼。整个过程具有很强的礼仪性和展演性。说明《采蘩》是一首为礼仪而创作的诗。这一点还可以从《采蘩》的诗体与《祭义》文字的相似性得到证明。《祭义》两述国君夫人主持仪式时所问：第一，“此所以为君服与”？第二，“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采蘩》一、二章亦用设问的句型结构，这中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后者是为礼仪而作，其构思结篇也受到其影响。而其主旨，则在借此表现参与这项活动的妇女恭敬谨慎而又喜悦自豪的情感。

　　第三，“爱而不得”与“独守空闺”。婚姻恋爱既然要由礼制与相应的观念来加以规范，那么，礼制与情感的冲突就在所难免。这种冲突主要有两种具体情形：一是相互悦慕的双方因为特殊原因而不能成婚姻之好；二是因为战争、徭役等事件，婚姻中的双方不能长相厮守，必须忍受分离之苦。“二南”婚恋诗体现出“以礼制情”的特点。这类诗常常在爱的欲求与礼的规范的二难选择中体现出对社会理性的认同和对群体利益的选择。

　　《周南·汉广》与《关雎》在情节、构思方面颇多相似，也表现了“爱而不得”的主题。诗云：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周代各级贵族都有为王室而参加战争的义务，因这类突发事件，家庭成员必要遭受分离之苦，西周中叶以来，南国地区战事频繁，这导致闺怨主题的产生。闺怨主题亦呈现出“哀而不伤”的特点。

四、杰出人物与重大事件对“二南”的影响

地域文化中杰出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对该地域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又会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章载孔子曰：

　　周末召伯虎疆理南国之时，流惠于南国之民，南国之人为怀念召伯虎而作《召南·甘棠》《行露》之诗。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既成藐藐；王锡申伯，四牡蹻蹻，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仲称父”簋铭提到的“南申伯”无疑便是《诗经·大雅·荡之什》的《崧高》篇里面的申伯。……由《崧高》篇可知。宣王命召伯（召穆公虎）经营南土的谢邑，使申伯徙居。申伯归国的时侯，宣王给予了隆重的褒赏，并且亲自饯行。对南方的控制，是周宣王时期的重要政务，申伯的徙封在周朝企图巩固南土的活动中，是一件大事。……周初已有申国，到宣王的时候才改封在南阳……

　　从以上论述可知申之重要性，而建议宣王经营谢邑、徙封申伯，以强大之南申国（谢邑）为防御楚国北犯之门户，则体现出召伯虎超出常人的政治韬略。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正因为召伯虎经营谢邑，筑城建庙，并且率兵平淮夷、追荆蛮，流惠南国，所以诗人才歌颂他的功业，并怀念他。《召南》中的《甘棠》《行露》即是为怀念召伯虎而作。《甘棠》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从此诗风格和句式特点入手，对其创作时代的确认方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五、小结

由以上分析可知，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第一，“二南”诗篇，尤其是婚礼诗，被称为“风之正经”，且被用于“房中乐”“乡乐”“射礼”，主要是因为周人世代对其战略要地“南国”的经营所成就的“礼乐教化”。因“南音”在周初被纳入周人礼体系，《诗序》言“二南”多文王、武王、成王时代诗，主要是立足于其乐调。

　　第二，从歌词（诗文本）内容考证，“二南”大部分诗篇产生的时代应在西周末年宣王中兴之时，其中个别诗篇作于春秋初叶。由此也可以看出“二南”诗文本至少经历过两次编辑，一次在西周宣王朝，一次在周室东迁后不久。

　　第三，周之“南国”地域范围虽随代有变迁，但其大致范围在江汉流域的周边地区。南国有温湿的气候、丰富的物产，这与“二南”温柔敦厚的诗风恰恰形成某种内在一致性。

　　第四，周公制礼作乐、召伯虎经营南土等重大历史事件与“二南”有关诗篇的内在关联，是其成为“王室正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