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虎

一、形式批评理论与宋人注杜的价值重估

二、对法理论与杜诗注释学

宋本杜诗集开篇多为《游龙门奉先寺》一诗，其中“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句，关于“闕”字注释，历来诸家多有歧异，或作“闕”、或作“閲”、或作“闚”（“窥”）、或作“開”，尤体现着杜诗文本的歧异性、层累性和多样性。而如何确证此字所处文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除了地理名物的考证外，历来诸家还围绕此字的用字、对法等加以论证，体现出对杜诗中古体诗与近体诗格律、体格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如在《杜工部草堂诗笺》中，蔡梦弼以地理学知识考订为“天阙”，并举庾肩吾诗为证：

　　可见此种以对法意识来校勘此诗之字词，正是宋人注杜在字词笺释方面内在的视角。同样的注释困境和争论，在宋人注杜中有着较多的呈现，如朱鹤龄注杜甫《冬日怀李白》“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句，以为旧本“短”刊作“裋”为误，其理由亦是此中对法形式意识，其言：

　　又于《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古诗）“今我一贱老，裋褐更无营”句注曰：

　　可见，赵注以为“短褐”与“裋褐”之别在于是否是对属关系，要依据上下句对法确立字词意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杜诗文本整体性的考索，赵次公以为“公每对属处则用短褐”，则是依据对法而最终确定语辞意义的“形而上”的判定。

三、句法理论与杜诗注释学

宋人赵次公注杜的一大特点为详于句法，且曾有《句法义例》一书详细归纳杜诗句法，故上下句之间的句法关系往往成为其笺释字句的重要依据。如《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中注《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有客骑骢马，江边问草堂。远寻留药价，惜别倒文场”句中“倒”字，其注曰：

　　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十一“送别下”）除引上注（以为赵次公注），又引师尹注曰：

　　王祥一打听，原来老道这次也是下了不少本钱，不仅自己出钱帮忙租了这个摊位，而且还筹备了一批廉价的玉器用来打马虎眼。

　　显然宋人皆以为“倒”与“到”字皆可。而朱鹤龄注虽在“倒”字下注他本作“到”字，但其依据上下句句法，以“到”字误，其注曰：

　　值得注意的是，师尹与朱鹤龄虽对此字校勘不同，但其均是据上下文句意和对法准则，此显示了律诗句法之于注释的重要意义。后人尝言赵次公注杜诗《衡州送李大夫赴广州》“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句不仅于句法上解杜，赵次公诗亦是由句法上学杜：

四、章法理论与杜诗注释体例

同样，提倡以法脉解杜诗的周篆更是批评了历代解杜者支离杜诗内在气脉贯通的注释作法，其言：

　　当然，黄生此种解诗方式，来自于金圣叹以文法解诗之法。除仇兆鳌、黄生深受金圣叹评点法的影响外，洪舫《杜诗评律》、吴瞻泰《杜诗提要》均亦持此种重在分析杜律章法结构的注杜方式，显示了明清之际对律诗章法结构的高度重视和审美自觉。

　　翁方纲《杜诗附记自序》曾总结历代解杜者为两派，即或重在典故事实、或重在篇章段落：

　　若以形式批评理论的角度而言，更容易见出杜诗注和杜诗评的不同侧重点。杜诗注以笺释文句、典故和地理等为重，然在笺释文句中必然涉及对诗文形式的体认；而在以鉴赏为重的杜诗评点中，虽以对杜诗语言和形式欣赏为中心，但如缺乏训诂学基础往往会流于肤浅附会。从更高层次来说，在形式批评和深层次审美体验上，注释和评点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评点要以注释文本为基础，方能有的放矢，而注释文本必要以形式理论为内在意识，方可注诗真意。二者的统一性其实在宋人注杜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俞成元《校正草堂诗笺跋》曾高度评价蔡梦弼注杜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