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微

一、杜甫《天狗赋》作年问题简述

二、从《册府元龟》天宝十载“宁远国献天狗”得出的新论

那么天宝十载二月宁远国所献“天狗”是否与杜甫的《天狗赋》有直接关系呢？天狗来自西域的宁远国，这与杜甫《天狗赋》中“惟昔西域之远致兮”的描写亦完全相符。从《册府元龟》中开元、天宝年间的记载来看，当时西域的康国、龟兹国虽然也多次向唐廷贡献过犬，但均不称天狗，仅有天宝十载这次宁远国所献称为“天狗”，这反映了天狗的珍贵与稀少，也说明其与普通猎犬和宠物犬有着较大的差异。杜甫在《天狗赋》中说：“顾同侪之甚少兮，混非类以摧残”“夫灵物固不合多兮，胡役役随此辈而往还”，恰好也佐证了这一点，说明天狗的数量不多，甚至极有可能只有一两条，这与《册府元龟》所载宁远国献“豹、天狗各一”的记载大体不差。又《天狗赋》之序称“天宝中，上冬幸华清宫，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捷无与比者”，说明玄宗曾专门建“天狗院”，且列在诸兽院之上，亦足见皇帝对天狗的重视。宁远国献天狗是在天宝十载二月，而据《玄宗本纪》，是年玄宗幸华清宫是在秋十月。天宝九载岁末杜甫因献《三大礼赋》受到玄宗赏识，天宝十载通过考试已获“参列选序”资格，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出身”，使他有资格在这年十月跟随御驾前往华清宫，并得以亲见天狗。

　　既然宁远国于天宝十载二月献天狗，杜甫于天宝十载创作《天狗赋》的可能性当属最大，因为天狗刚来时虽为玄宗所赏，但很快就遭到了君主的抛弃，那么杜甫于数年之后再写《天狗赋》献给皇帝，以图引起他的注意，这么做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因此《天狗赋》作于天宝十载当年的可能性无疑最大。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天宝十载及其以后数年都有可能是《天狗赋》之作年，仇兆鳌、浦起龙所主张的天宝十三、四载之说亦大致不差。不过天狗刚来中土时得到了君主特殊宠爱，为之特建天狗院，然而不久后便失宠赏阑，其遭遇与杜甫献《三大礼赋》后为玄宗所赏却并未授官的经历极为相似，故从《天狗赋》中所表露情感这一角度也可以侧证其写作时间极有可能就在天宝十载本年而非其他时间。

三、《天狗赋》透露出的精神苦闷与杜甫献《三大礼赋》后的落寞遭遇正相契合

杜甫在《天狗赋》中托赋天狗，实为自喻，历代注家对此均无异词。通读《天狗赋》可以发现，其中至少有两处描写与杜甫献《三大礼赋》后的遭遇正相契合，赋曰：

　　这里写天狗刚从西域运来时，天子曾亲自迎接，并召群臣和他一起来观赏天狗之雄姿。这段描写中天狗受到的隆重待遇不是与杜甫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的经历极为相似吗？“初一顾而雄材称是”不就是“玄宗奇之”吗？“召群公与之俱观”不就是“令宰相试文章”“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吗？而天狗的“雄材称是”，与杜甫考试文章后“文善”“名实相副”的评价不也正好一致吗？赋中天狗的遭遇与杜甫献赋未遇的遭际竟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因此二者之间必然有着密切联系。天狗初来时得到了君主的特别赏识和非常礼遇，按说理应得到重用才对，必能侍从于君王左右，所以赋中才说：“宜其立阊阖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时驻君之玉辇兮，近奉君之渥欢。”然而现实却是天狗并未能如愿，等皇帝的热乎劲一过去，竟被弃置于君门之外：

　　此段描写表面上虽是为天狗鸣不平，其实正是杜甫自己心声吐露，将其怀才不遇、欲进无门、年华虚掷的苦闷表露无遗。另外，《天狗赋》中“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赏阑”之语，也与杜甫献赋受君主赏识却难得一官的境遇完全契合。本来杜甫献《三大礼赋》后“玄宗奇之”，既然已经得到君主的赏识，按理说授官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未曾想仕途竟是如此的艰难；考试后虽然得到“文实相副”的评价，却还得经过吏部的审核程序，最后仅仅获得了“参列选序”的资格，并未立即授官。难怪杜甫在《白丝行》中慨叹“君不见才士汲引难”了。赋中“惧精爽之衰落兮，惊岁月之忽殚”之语，体现了杜甫当时的焦灼与无奈。

　　基于以上考论，我们再反观黄鹤的天宝六载说就可以发现，此说与《天狗赋》中表达的情感有明显的悖离之处。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者就京师就选，然而应试举子全部为李林甫所沮，并上表贺“主上圣明，野无遗贤”，杜甫、元结等人只好应诏退下。天宝六载这次应试由于李林甫的干预，杜甫和全部应试的士子们一起被斥落，他是毫无机会的，这与《天狗赋》中“偶快意于校猎”“初一顾而雄材称是兮，召群公与之俱观”之语明显不合，因此《天狗赋》不可能作于天宝六载，黄鹤之说显误。

四、余论：《天狗赋》与《雕赋》所体现政治理想的差异

因《天狗赋》与《雕赋》同为咏物赋，故历代杜集都将此二赋以类相附列在一起，注家们也都习惯性地将二者关联起来，认为二赋为同时先后之作，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雕、狗二赋的创作仍有先后之别，并非同时之作。今将二赋对读，就可发现其中虽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但在涉及具体的政治理想和官职诉求时却仍有着较大差异。《天狗赋》云：“宜其立阊阖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时驻君之玉辇兮，近奉君之渥欢。”其中寄寓着杜甫的政治理想，也折射出其人格精神，那就是“正色立朝”，而不是屈身于下僚或外任。故而通过《天狗赋》可知，杜甫想做一名类似于天狗那样的近臣，“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所司之职似乎近于侍御史或者拾遗、补阙之类的官职。然其于《进〈雕赋〉表》中向皇帝介绍自己时却说：

　　他表示愿意“执先祖之故事”，强调自己的“述作”可远追扬雄、枚皋之流，想和祖父杜审言一样做个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这种政治理想与《天狗赋》相比有着明显差距。故从雕、狗二赋所体现的政治理想差异来看，雕、狗二赋不像是同时之作。《雕赋》与《天狗赋》应存在作年差距，这个时间差的存在方可顺理成章地解释杜甫在两赋中所表现出的政治理想差异及其原因。

　　总之，天宝十载二月西域宁远国贡献“天狗”之事与杜甫创作《天狗赋》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是判定此赋作年的重要文献依据。然而《册府元龟》中的这一记载却一直未被历代注家发现，故旧注中关于《天狗赋》作于天宝六载之说明显有误，此外天宝十三载、十四载说亦均不确。今据《册府元龟》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确信《天狗赋》当作于天宝十载秋，其与《雕赋》并非同时所作，二赋中政治理想之差异也恰好佐证了这一点。杜甫《天狗赋》作于《三大礼赋》之后不久，赋中天狗初被君王宠爱、旋遭弃置冷落的经历，与杜甫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赏却并未能立即授官的经历和心境亦极为吻合，也可作为判断《天狗赋》作年之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