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宽

　　代宗广德二年（764）六月至永泰元年（765）正月，因为故友严武的奏请并数次热情相邀，杜甫在其节度使幕府中做了大约半年的幕僚，这是杜甫自弃官华州司功参军以来，颇为意外地再次获得朝廷命官的头衔，也是其由流寓秦州、度陇赴蜀的一介难民，重新取得官员职位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身份转变（广德二年，杜甫在东川时，朝廷虽召补其为京兆功曹参军，但未赴任）。由于新、旧《唐书》对于杜甫与严武关系似是而非的描述，影响到历代研究者对杜甫在严武幕府处境、心态及其履职行为的客观评价，占压倒性优势的观点认为，杜甫之入严武幕，乃是迫于无奈，情非得已，其在幕府中过着几乎是饱受煎熬的日子，所以在不习惯、不情愿的情况下，很快便辞去了官职，回归到悠游自在的草堂村居生活中。的确，杜甫居幕期间及其辞幕以后的一些诗作，能够成为支持这种观点的合理证据。但是，如果我们清晰认识杜甫与严武的特殊亲密关系，全面审视严武为杜甫请官的用意及其实际作用，结合时局现实与杜甫生计处境状况进行综合评判，恐怕事情并不如论者们所认识的那样简单。因为杜甫这一阶段的众多诗作同样足以证明，其对严武的此番作为，始终是心存感激的，并且视之为“知己”。无论是面对严武的良苦用心，还是本于其一贯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杜甫在佐幕期间依然是尽心尽职的，尽管在此过程中不乏苦闷、焦躁和牢骚。笔者曾就杜甫“始客”秦州的流民身份和复杂心态做过专门考察，表明一旦脱离官僚体制并舍弃官员身份，就会给杜甫的生计、处境及思想情绪带来一系列巨大变化；而此次不完全出自本人意愿的身份“回归”，自然又会对杜甫的处境和心态造成相当复杂的影响。

一、报答“知己”与向往自在相纠结的复杂心境

杜甫从得知严武镇蜀消息的那一刻起，就很快决定改变之前的出蜀行程计划，从阆州返回了成都草堂。以下从其得知消息的情绪反应、佐幕期间的心态表露、做出辞幕决定的复杂因素等三个层面试作分析。

　　第一，从杜甫得知严武再镇蜀消息的那一刻起，他就立即决定携妻带子返回成都草堂，意在结束其长时间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生活状态。关于杜甫此时的心情，可以从其所作的《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及《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看得相当清楚。

　　需要辨析的是，该诗题为“遣闷”，且又是作者奉呈给于己有知遇之恩的友人加上司的，究竟立意主要在于以对方为上司而表达抱怨牢骚、决心退隐村舍等不满情绪，还是以对方为故友知己而向其吐露不适应不习惯、心里夹杂着一事无成焦躁郁闷的矛盾心情？在笔者看来，杜甫之意应该属于后者。

　　从写作时间上看，历来注家均认定该诗作于广德二年（764）秋，从“竹皮寒旧翠，椒实雨新红”的诗句看，应在入幕不久之初秋季节。其入幕不过一月左右，他还没有完全熟悉、适应幕府生活及所司职责，产生不习惯、乃至与同事相处不融洽的内心苦闷情绪，是完全自然的。要说此时便专门写诗向严武提出决心回草堂去过村居生活，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但因为视严武为知己，这些苦闷心情可以与之倾诉，故所写内容如叙家常，即使是涉及同僚间的摩擦、家人的担心、对草堂的想念等，均毫无保留，和盘托出。不少注家说，杜甫因为受不了严武拘泥于上下级的礼数，以及幕府工作的繁杂辛劳而希望回归草堂，其实诗人在诗里已经明言：“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他是很感激严武对自己的宽容和照拂的；诗中又言：“礼甘衰力就，义忝上官通。”表明诗人衰力就幕，遵从幕府的礼数规矩，是其心甘情愿，并非被迫而为。而“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之心迹剖白，则表明这种“束缚”正是诗人努力适应幕僚身份的自我约束行为，并非来自于上下等级的压力或者是不合理的幕府规制约束；二句重在向严武表明，他可以“约束”自己来酬报“知己”所做的一切，因为在其蹉跎的命运中，有严武这样的“上官”作依靠，算是最幸运的待遇了。在诗的末尾，杜甫的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晓入昏归的幕府生活，对于自己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不是长久之计，他仍然希望故友能够体谅他适当时候回归草堂，去过那种无拘无束的闲散日子。全诗所遣之“闷”，恰恰反映了杜甫既觉得难以酬报严武的知遇之恩，又心中向往着散淡闲适村居生活的矛盾郁闷心情之症结所在。

　　在杜甫辞幕以后的诗作中，仍然一再流露出对严武的深厚感情。如《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云“迹忝朝廷旧，情依节制尊”，表明其在严武幕府期间彼此感情很融洽，难忘这一段特殊经历。如果真是因不满于严武而愤然辞职，恐怕杜甫要写成这样的诗句，流露这样的感情，就太不自然了。

　　杜甫在严武幕府中履职半年便请辞归去，虽然他在诗中曾淡淡提及“扶病垂朱绂”（《春日江村五首》其四）、“残生随白鸥”（《去蜀》）之类的由头，也在诗中明言与同僚相处不快的情况，但这些似乎都难以成为其决心辞归的主要原因。在笔者看来，其佐幕短暂而最终辞归，说到底还是其性格起了决定作用。

二、尴尬的幕府处境及其乏善可陈的履职表现

杜甫在节度幕府的半年时间里，直接谈到与同僚的关系处较少，而显示与严武亲密关系的地方甚多；其辞幕以后，揭示与同僚不和谐关系的作品不止一篇两篇，而涉及与严武友情的作品相对较少。这一现象背后的隐秘信息是什么？

　　在此关系不睦、氛围紧张的处境之下，杜甫开初打算有所作为以报答知己的愿望，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落空了。他在奉呈严武的诗中明言“分曹失异同”，除了含有喻示其与同僚相处不甚融洽的意思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诗人对职责不明而难有作为的某种牢骚情绪。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难以确定严武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杜甫的建议，及取得破敌之胜利与杜甫的建议具有多少直接因果关系。但可以确认的是，杜甫六月入幕不久，就根据眼前的军事形势及自己对两川的了解，积极向严武建言献策，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节度参谋职责。从时间的吻合度看，不排除严武接受了杜甫的建议，立即采取了对吐蕃的主动进攻性战略。至于中间是否如杜甫所言，委派得力的将领充任羌族八州兵马使，并以之为对吐蕃作战的主力，则甚有可疑。毕竟杜甫建议的重点在于边关防御，而严武的战役策略则是以主动进攻、深入敌境攻城略地为主；何况从时间的重叠度看，恐怕也没有来得及说服八州首领接受军事收编，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敏感棘手的指挥权归属难题。

　　除此以外，杜甫后来几乎也再没有什么建树可言，他的精力相当一部分被同僚不和的内耗消磨掉了，并且越到后来，其心思越少放在幕府参谋上，更多的是不时陪同严武出游观光，赋诗遣兴，跟其履行参谋职责已经关系不大了。

三、余论

杜甫居蜀五年多，在其一生的经历中是比较重要而又有些特别的一段历史。总体上看，这段时光由于蜀中相较关中等其他地区更安定，加之拥有了之前一直期盼而未得的固定居所，全家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与可靠保障，故其能够写出为数众多表现闲适村居情景、不乏安定生活情趣的优秀诗作。通过这些作品，诗人留给读者的印象，主要是他在经历战乱流离以后，找到了一个终于可以避难歇息的满意处所。另一方面，其最初由秦陇入蜀以投靠故旧的动机，又因镇蜀官员的频繁人事变动而使其遭遇到意料之外的波折，中间梓、阆间一年多的转徙飘荡，几至于决计离蜀出川，延续其后半生前途不明的流民生活。直到严武再来镇蜀，杜甫才看到了恢复一家人安定生活的一线希望，故而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带着重拾美好人生时光的愿望，迅疾返回成都草堂旧居。

　　凭借彼此长期结下的友谊，特别是经历了“房党”案的共同政治打击，严武对流离失所的故人杜甫格外关照：主动为其向朝廷请官，既恢复了杜甫的“体制内”官员身份，又为之解决了举家饱受困扰的生计困难；在幕府中对其格外宽容照料，不以上下级一般礼节拘之，这既是两人特殊友情的体现，也表现了对老来佐幕之友人的同情理解；而时常一起游观唱和，诗酒往来，则是他们爱好相同、感情得以交流和深化的最重要方式。在此意义上去看待杜甫佐幕的缘由及其对“知己”严武的感激心态，就有了必要的前提和坚实的基础，也更容易明白杜甫即使在遭遇同僚哂侮、内心纠结于出处进退困惑苦闷的境况下，依然决心努力报答严武知遇之恩的深层原因。

　　正因为严武对自己有着特殊恩遇和照拂，不报答不足以表明感激之心，故在幕府履职中，他尽量忍受着同僚对自己的不友善言行，以及因职责不清而难有作为等不利环境和条件的困扰，甚至极力抑制着自己因体弱多病却每天都要重复那套早入晚归上班程序而萌发的“归村”冲动，他仍顽强坚持着努力完成自己内心对严武许下的郑重承诺。这种多少有些违背自己秉性的因素所构成的内心纠结，几乎伴随了其佐幕生活的全过程。

　　此外，要比较准确、全面地观察杜甫在严武幕府中的心态及其变化，还得兼顾其辞幕以后，特别是在严武英年早逝、彼此友情成为感情记忆的时候所表达的言行。

　　杜甫辞去幕职不久的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就在四十岁时突然去世了，这显然对杜甫原来打算回归草堂村居过其安宁闲适生活的设想带来直接冲击，有些猝不及防。他在蜀中靠得住的故友死了，一家人的生活保障条件突然消失，他再没有理由继续在草堂的闲适自在的生活，尽管其刚将草堂翻修一新，但他毅然决定尽快去蜀，于五月便顺江而下离开了留下过浓厚生活印记的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