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杜甫研究产生了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相关论著约500余种。总的来说:编纂刊刻、篇目卷次、版本源流、异文校勘等依旧是杜集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综合运用诗史互证、以杜证杜、接受美学、文体学、文学地理学、图像学、传播学、译介学等研究方法,在立足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是杜甫及杜诗研究的新面貌;研究视野不断扩大,近代学者、诗人的杜诗接受和英语世界杜诗译介与传播是2021年杜甫研究的热点议题;对域外杜诗研究的总结、回顾、反思、展望亦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从杜甫及杜诗研究、杜诗文献、杜诗接受、域外杜诗学四方面展开讨论。
一、杜甫及杜诗本体研究
2021年的杜甫研究,首先涉及杜甫行迹、故居、交游、家世等方面的考证。如考察杜甫离职华州、西行秦州、东赴阆州、去蜀东下等行迹的时间、原因及其心态。对李杜初会时间、杜甫与颜真卿之关系、杜甫秦州交游诗等问题能够结合时代背景、杜诗文本、杜甫人格和心境加以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路和新理念。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 本文通过搜集《每日电讯报》的有关报道,来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英国的传播情况,旨在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外的传播提供借鉴。
其次是利用传统文献和出土碑刻辨析杜甫的家族世系与亲友关系,有助于厘清杜氏一族的变迁谱系,增进对杜诗背景的理解。如查屏球借助对《崔汪墓志》的分析和杜甫母系崔氏家族世系的文献梳理,认为杜诗中(《九日蓝田崔氏庄园》《崔氏东山草堂》)的蓝田崔氏庄园主人是驸马后人崔兴宗;杜次志对襄阳杜氏始祖和杜预至杜甫传承世系进行考察等。
再次是结合杜甫诗歌发掘杜甫心灵轨迹和精神意识,例如研究者在对《秋兴八首》《登高》等夔州诗的解读方面多有创获。同时杜甫的侠义人格与精神及杜诗中的悲剧意识、家国意识、时空意识、故园情结、生态思想、道家思想等问题亦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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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艺术技法的考察有助于全面理解杜诗语言艺术。语言方面,如对杜甫七律诗声调、声韵、对仗、章法等艺术特点的总结提炼。作品风格和诗学理论方面,谷维佳认为李杜首辨诗歌 “真伪” 之体,使得古代诗论内核发生质的转关;江弱水论证陶渊明诗对杜甫《江上》诗创作的启发意义。相关研究还涉及杜诗中 “马” 意象的变迁、杜诗自注、杜诗用《庄子》典故、杜诗 “集大成” 说和文化转型视域下的杜诗解读等。对杜诗语言艺术和作品风格的考察不仅需要建立在广泛阅读、深度理解杜诗文本的基础上,还应具备共时性和历时性视角,唯有如此,才能增强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最后是围绕明代谢省《杜诗长古注解》、黄光昇《杜律集解》、颜廷榘《杜律意笺》、邵傅《杜律集解》、李氏朝鲜内府本《纂注分类杜诗》和清代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范廷谋《杜律直解》等杜集文献的整体研究。此类研究较为全面地从作者知识结构、著述版本及流传、著述内容与特点、杜诗学时代背景等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分析,为梳理杜诗学发展史和杜诗接受史提供文献依据和全新视野。
2021年的杜诗本体研究针对杜诗中的名物制度、遣词造句、用事造典、声韵格律、排篇布局等问题产生了不少突破性成果,为理解杜诗内涵和杜诗语言艺术提供新视角。下面从作品考证、艺术技法和作品解读等方面加以概括。
其次是对杜集文献异文来源、校勘和早期杜诗佚失等问题的讨论,考察此类问题不仅可以厘清杜诗文本的流传过程和杜集版本间的关系,还可以揭示历代杜诗学者的诗歌审美和诗学价值取向,例如钱谦益杜诗异文校勘对清代杜诗版本的影响,仇兆鳌通过改动和刊误杜诗形成对杜诗文本的新阐释。从异文产生的原因来看,私修杜集 “民间话语” 与官修杜集 “官版话语” 之间的话语互动、早期杜诗文本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杜集编撰者所用底本来源均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最后,对杜甫作品的整体解读有助于全面把握文本内涵和意蕴,揭示立体多维的杜甫形象。诗歌文本方面,研究者按照主题分类综合考察杜甫哀悼类、咏物类诗歌的语言艺术和思想情感。如刘欢对《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异文接受和异文意象流变的梳理;郝润华、苏朋朋对《杜鹃行》拟人化书写和意蕴的发覆等。非诗歌文本方面,相关研究涉及《唐兴县客馆记》的反语艺术、《杂述》《秋述》的文体形态及源流、李白《大雕赋》与杜甫《雕赋》的比较研究、杜甫诗文成就等级谱系的讨论等问题。上述研究选取作品不同、文体不同,但大都能立足文本细读,兼具宏观与微观视野,由此也体现出杜甫研究对学者知识结构、文本解读能力和学术视野的多方位要求。
二、杜集文献整理及研究
2021年的杜集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杜集文献考索、杜集文献异文校勘和明清杜集文献整体研究三方面。首先是对宋元杜集的成书过程、版本源流、篇目卷次和价值意义等问题的讨论。宋元杜集作为杜集文献较早期版本,保存大量杜诗文本原始面貌、流传信息,对了解早期杜诗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相关研究涉及《宋本杜工部集》《九家集注杜诗》《杜工部草堂诗笺》《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等经典杜集文献的深入整理和详细讨论,尤其是曾祥波《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一书,重点针对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通行本卷帙拼合造成的编次(系年)淆乱、蔡梦弼删去注家姓名造成注文文献来源线索阙失两大问题进行讨论,恢复此书五十卷本系统原貌并溯清了书中的注文来源。相关研究还对杜诗赵次公注、南宋杜诗注佚著、元代杜集文献辨伪、宋代杜集文献编纂背后的学术动态等问题进行考察。
最后是关于杜甫、杜诗与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杜甫在其诗歌中将个人情感、思想融入当地自然、人文景观,赋予诗歌鲜明的地域特征,以成都草堂为代表的杜甫故居也成为后世诗家心中的 “圣地” 。可见杜诗与杜甫故居不仅极大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资源,同时又对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者就上述问题综合杜甫行迹、杜诗精神和杜诗艺术,结合地域文化详细论证,例如王超对杜甫遗迹、卒葬地及其文化价值的整体研究,徐希平对杜甫与巴蜀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刘晓凤围绕元代成都草堂的诗歌创作与草堂书院的创立进行阐述等。
2021年的杜甫及杜诗接受研究方法多样、视野宽广。首先是对杜甫个人形象的接受研究,杜甫形象在其身后得到重新阐释,逐渐被建构成为文化符号。历代文献、图像资料对杜甫形象的记述及各类文学艺术对杜甫形象的再度加工,使杜甫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枚鲜活的烙印。研究者结合唐五代至宋各类笔记、小说中对杜甫形象的记载,论述笔记小说作者对杜甫形象的接受,揭示杜甫及其诗歌在当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对文献中所含杜甫文献资料的价值再评价。此外,研究者或利用图像资料,或发掘各类艺术形式,从日本五山诗人题画诗、清人对杜甫画像的题咏、明清杜甫题材戏曲等角度论述杜甫形象在后世的接受。
李红涛[2]以某单一立柱三桩海上风机基础为例,通过对其结构强度、动力特性与疲劳强度进行分析,认为疲劳强度是海上风机基础结构设计的主控因素,并认为整个风机的动力特性和基础节点的形式是影响疲劳强度的重要因素。
首先,对作品的考证有助于理解杜诗创作背景,疏通诗意,为进一步把握诗歌内涵奠定基础。在考证杜诗系年、诗中名物方面,相关研究利用出土文献和天文学、地理学等知识,结合杜诗内证的方法进行考察。如研究者对《兵车行》《避地》《戏为六绝句》的系年提出新观点;王伟根据新出土文献《何邕墓志》,对杜甫现存诗作中与何邕交往有关诗作的创作背景和年代重新解释;刘磊对《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 “历下亭” 地点的考证从地理方位、环境景物和亭名成因三方面对比辨析;夏国强结合古代天文学知识和唐代太岁日文化内涵,揭示《太岁日》一诗背后杜甫隐含的忧愤之情。杜诗语言文字方面,重新阐释杜诗中字、词、句的含义,揭示杜诗文本内涵和意蕴。如江弱水根据文本统计指出杜诗多用 “动” 字,特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感,从而形成超越于表层语法关系的互动;陈道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辨析《饮中八仙歌》 “醉中往往爱逃禅” 一句中 “逃禅” 的含义;吴怀东对杜诗名句 “朱门酒肉臭” 的解读等。
三、杜甫及杜诗接受研究
LYU Liang, YAO Qisheng, YUE Tiebing,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recovery process of lead in a gold concentrate[J].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2018(6):60-64.其次是杜诗接受史的研究。一类是作家个人对杜诗艺术的接受,包括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对经典杜诗和杜诗语言艺术、思想内容的借鉴和传承。梳理此类问题,不仅需要熟知作家本人的诗歌创作,还需在了解作家所处时代学术思潮和诗学背景的基础上,细致考察杜诗艺术对作家审美旨趣和诗学取向的实际影响。与此同时,相关研究还关注到少数民族诗人、古代朝鲜诗人、近代日本诗人对杜诗艺术的接受。另一类是文人群体对杜诗的接受,这通常反映出杜诗对时代文艺思潮、诗歌题材、文人精神的整体影响。研究者以诗人群体的身份特征和诗学观念为中心,借助杜诗经典作品,结合制度史、政治史的背景,从不同角度加以梳理论述。除上述两类外,相关研究还利用图像学理论和图像资料,采取文学与绘画艺术交叉研究的方式,探究明清两代 “杜甫诗意图” 的图像阐释问题,梳理诗歌文本之外的杜诗接受史,揭示绘画作品中杜甫经典形象的形塑过程。
二是农田灌溉工程规模化管理填补了管理人缺位。对农田水利工程,特别是许多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传统的管理路径就是依赖村集体,而村集体社会和经济职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村集体的经济管理职能正在退化甚至消失,而其社会服务职能也正在被政府逐渐推行的社区制度所替代,所以村集体对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缺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必然,规模化管理将农田水利工程的投资与管理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管理人,使工程管理运行维护有了组织和人员保障。
最后是近代诗人、学者对杜诗的接受。研究者围绕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近代学术的兴起、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和文化运动,论证杜诗对近代以来新文学、新思潮的影响,体现杜诗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例如近代文人借助报刊,通过拟杜《诸将五首》之作反映社会真实面貌,促进近代先进思想的传播;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陈寅恪、叶圣陶等近代著名文人学者对杜诗艺术、杜诗精神进行继承发扬,通过旧体诗写作达到抒发个人情感、揭露时代弊病、传播教育理念、传达文学思想的目的。
四、杜诗译介与域外杜诗学
20世纪以来,杜甫诗歌经由海内外学者译介进入西方文学界、汉学界视野。杜诗的英语翻译,受到译介者母语背景、学术思想、翻译理念、译介策略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面貌,由此在英语世界产生不同程度的传播效果。2021年的杜诗译介研究,通过不同译者译作的比较,揭示译作差异化风格的内部原因。此外,研究者结合新媒介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系统功能学语境、比较文学、符号学等学科理论,进一步探索跨文化背景下杜诗译介的有效策略。对21世纪的北美地区和日本、韩国、越南等国杜甫及杜诗研究的总结回顾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焦点。例如王猛对21世纪北美学界在杜诗翻译与研究、杜甫形象与文学传统的生成演化研究、杜甫研究的多元化与创新视域中的趋势与个案进行分析梳理,厘清北美杜甫研究的现状与特色;周睿以2016年英语世界的首次杜甫专题学术会议集结出版的论文集《九家读杜》一书为中心,总结近年来北美汉学界杜甫研究的取向与发展趋势;相关研究还总结了日本吉川幸次郎杜甫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总结域外研究成果不仅能够对国内杜甫研究提供新视野,还可以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为国内学者提供借鉴。但正如有学者指出,某些域外杜甫研究也存在着翻译整体规划不足、文献整理研究不足、影响研究深度不够、研究视野和范围较窄等问题。
此外,在学术交流活动方面,2021年四川省杜甫学会第二十一届、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及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的召开,为海内外学者提供相互切磋的宝贵机会;在学术研究平台建设方面,2021年适逢《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周年,《学刊》以此为契机,围绕杜甫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和前沿热点,组织稿件,刊发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杜甫研究。2021年的杜甫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和丰硕成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相关研究不仅在立足文本和文献的基础上不断深入,而且在思路上更加细致、方法上更加创新、视野上更加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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