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静

一、别集并载与传播路径的拓展

　　重要杜集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徐居仁《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刘辰翁《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钱谦益《钱注杜诗》仇兆鳌《杜诗详注》具体版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景宋本1981年中华书局景宋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广勤书堂刊本明嘉靖玉几山人校刊本康熙静思堂原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康熙五十二年后印本，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收录卷目卷十卷十九卷十九卷六卷四卷十卷五排布次序贾、杜、王、岑贾、杜、王、岑贾、杜、王、岑贾、杜、王、岑杜、贾、王、岑贾、杜、王、岑杜、贾、王、岑

二、定其次第与批评场域的形成

以诗评家为主体、以诗话为载体展开批评，是众多诗歌在接受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而围绕这四首诗歌，如何定其次第却成为诸家论争的核心问题。从外因上看，别集选本将唱和诗蒐集并置，无需补足即可备览，为对读的发生创造了客观条件；从内因上看，共同的创作语境，既使诗歌之间相互关联，又会激发其间潜在的竞争性质。评定者通过对诗歌的优劣裁夺，建立话语权力，借以反映其诗学理念。当处于不同时空的批评者斡旋于同一议题，彼此之间立论辩驳，各种排序相互叠合，最终便形成一个涵容丰富、贯通古今的批评场域。这不但有效调动了读者兴趣，吸引持续关注，扩大诗歌声名；也折射出鉴赏视角与审美趣味的代际变化，为四诗积淀了丰富的阐释蕴涵。

　　圣俞《金针诗格》云： “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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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朝》四诗妙绝今古。贾舍人起结宏响，其工语在 “千条弱柳” 一联，第非作者所难也。工部诗全首轻扬，较他篇沉着浑雄，如出二手。 “朝罢香烟” 句，王道思大讥之，然是和舍人 “衣冠身惹御炉香” 意耳。贾此句，顾华玉亦有 “近拙” 之评。王、岑二作俱神妙，间未易优劣。昔人谓王服色太多，余以它句犹可，至 “冕旒” 、 “龙衮” 之犯，断不能为词。嘉州较似工密，乃 “曙光” 、 “晓钟” ，亦觉微類。又 “春” 字两见篇中，则二君之作，尚非绝瑕之璧也。

　　可以看到，围绕四诗优劣，诗论家的观照视角不同，最终结论也有差异。但对诗歌的接受而言，探讨与争论的过程本身，或许比获得终极定论更具价值。无论是苏轼、胡仔、张志淳前后相扣的阐述，还是胡应麟对王道思、顾璘观点的征引，又或是毛奇龄、施闰章、阮葵生的辩驳立论，皆以诗话为载体，将评判次第抬升为舆论热点，并无形中构筑了一个打破时空限制、内在肌理丰富的批评场域。这一方面吸引更多读者从矛盾出发，在辨析不同的审美旨趣、思维方式、立场态度时，也促成诗歌文本的传播与阅读；另一方面，各方的话语竞争已然勾勒出批评史的丰富图景，这是诗歌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不断打破陈熟经验、拓宽前人视界以及对文本的深入解读与细致审视中，诗歌所具有的美学质素与丰厚涵义才得到彰显，从而为其跨越文学疆界、接通文艺世界奠定了基础。

三、颂盛情结与追摹风尚的演进

对后世的士人阶层而言，与政治的亲缘性，同样促使他们对歌颂朝政、取愉上听、博取功名、躬身政事饱含热情。于是这四首原作，不仅成为他们赏读品咂的对象，更是倾心摹创的范本。明代已有一些拟作、和作：

　　明光漏尽晓寒催，长乐疏钟度凤台。月隐禁城双阙迥，云迎仙仗九重开。旌旗半掩天河落，阊阖平分曙色来。朝罢佩声花外转，回看佳气满蓬莱。（高棅《拟岑补阙参奉和早朝大明宫之作》）

　　疏星残月淡神州，黄屋红云拂曙流。玉笋班稠闻委珮，钧天门启动鸣球。光生虎拜沾优渥，喜溢龙颜得惠畴。惭愧微臣难报称，金滕嘉缋愿新收。（鲁铎《和王右丞早朝大明宫》）

　　紫宸初启碧天长，鹓序瑶阶曙色苍。拜舞衣冠瞻舜日，昭回文物焕尧章。光生宝扇分鸾影，烟袅金炉燃兽香。共际明时诸宰辅，五云深处侍天王。（胡所思《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

　　总而言之，无论在文学殿堂，还是艺术廊庑，这四首诗凭借强烈的颂盛意蕴，发挥着可资借鉴的现实功用，也触发着人们的希冀与感慨。文学、书法、楹联领域的相关创作，以之为基准而有吸纳创新，验证了适用范畴的广阔。而上至帝王、士人，下及民间百姓，又显示出其受众的广泛。这种跨越时间、阶层与文艺范畴的特质，反映出艺术精品所具有的强劲生命力和持久影响力。

四、余论

回顾这组早朝唱和诗的传播与接受历程，从横向上看，经由文献转录、诗话讨论以及不同门类艺术的再创作，它们拥有了多样化的传播载体，也影响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从纵向上看，传承更是从未断续。就诗话发展而言，宋元时期尚停留在摘句讨论、简略点评，且表现出崇杜偏好；明代评论家持论日趋秉正，从不同角度给予详细解读，使评判变得有理可据；迨至清代，清人着意于和诗规则，集中探讨和诗创作的法度问题，渐露理论总结的端倪。就流传类型而言，伴随时代迭降，由最早的文献流传、诗话批评，再到较晚的文学、书法、楹联的承袭新创，多领域渐次兴盛，共同推动着诗歌的流衍。

　　不可否认的是，诗歌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是审美接受的前提。然而它们被保存、阐释，以及作为原典转化成不同艺术门类的取用之资，也有独特机缘。从创作机制上看，这组诗歌本是集体唱和的成果；而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相比独吟诗歌，它们更有机会作为共时性文献被同时存录，从而扩大传播的路径；从文本形态上看，唱和诗的集群属性使得诗歌之间的比较与对读相对便利，而诗歌在评判中也获得了更为精准的艺术定位，这是其自身艺术形式得以彰显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从书写策略上看，作诗者皆为盛唐巨手，诗歌也集中展现典丽高华的盛唐面目，它们形塑着后人对大唐盛世的认知，也成为启发颂盛之作、提供诗思意象的艺术原型。这些都说明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