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婷婷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是清代注杜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在整个杜诗学史上也有着非比寻常的地位。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自成书之日起，便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后世杜诗研究的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和杨伦的《杜诗镜铨》都引用了仇兆鳌《杜诗详注》的观点。

　　要研究《杜诗详注》的异文来源文献，就要清楚“异文”和“正字”两个概念。“异文”即不同的文字。在各种杜集版本中，杜诗正文的某个字旁边记载“某作某”或“一作某”，此即杜诗“异文”。“正字”即作为正文的文字，也可理解为杜集编撰者认为正确的文字。如《游龙门奉先寺》中，“天阙（《正异》作“窥”，姜氏作“开”）象纬逼”，“窥”和“开”即“阙”字的异文；“阙”字即是“正字”。值得注意的是，有时杜集编撰者采用的“正字”与其所记载的“异文”是一致的，如“一笑（《正异》作“笑”，别本作“箭”，蔡君谟作“发”）正坠双飞翼”（《哀江头》），“笑”为“正字”，和《正异》记载的异文“笑”一致。

　　《杜诗详注》中保存的杜诗相关文献较为多样，尤其是保留了现在难以得见的和已散佚的杜诗学文献。《杜诗详注》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仇兆鳌任翰林院庶吉士时始撰，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初本辑成。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杜诗详注》初刻成。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的《杜诗详注》的《杜诗补注》中记载了仇兆鳌曾经在“甲申冬”（即康熙四十三年）“仍上金台，复得数家新注，如前辈吴志伊、阎百史、年友张石虹、同乡张迩可，各有发明”。仇兆鳌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得到“数家新注”，且在康熙五十年（1711）也对《杜诗详注》进行过增辑。康熙四十二年初刻版的《杜诗详注》受他人影响较少，更接近仇兆鳌注杜思想的原意。故本文选择以康熙四十二年的初刻本为底本，寻找《杜诗详注》中主要的杜诗异文来源文献。

一、《杜诗详注》中杜诗异文来源文献概况

在《杜诗详注》中，仇兆鳌所引的杜诗异文来源文献有101种。每种异文来源文献的出现频率差异较大，现将出现10次及以上和10次以下的异文来源文献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

　　将《杜诗详注》中记载的异文文字与其“正字”进行对比，若“正字”与“异文”文字相同，即为“重合”。重合数在出现次数中所占比例即为《杜诗详注》对此异文的“采纳率”。这101种异文来源文献中，除“旧作”“当作”等暂时指向不明的异文来源文献，出现频率有10次以上的有明确指向的异文来源文献只有15种，详见表二。

　　

　　表二：

二、《杜诗详注》的主要异文来源文献

经笔者比对，《杜诗详注》（简称“仇本”）中异文与《钱注杜诗》（简称“钱本”）和《杜工部诗集辑注》（简称“朱本”）的重合可分为完全重合和部分重合两种类型。完全重合是指“仇本”中的异文来源文献全部与“钱本”和“朱本”记载内容一致，且仇兆鳌记载的内容不超出“仇本”和“朱本”。如“浩然作”在“仇本”中记载为“秋来未曾（陈浩然本作‘省’）见白日”（《秋雨叹三首》其三），在“朱本”中记载为“秋来未曾（陈浩然本作‘省’）见白日”；部分重合是指“仇本”中的杜诗异文来源文献有超出“钱本”和“朱本”记载的部分内容。如“钱本”和“朱本”都有“草堂作”的异文。“仇本”中超出“钱本”和“朱本”的内容是“伐叛（赵氏作‘叛’，草堂本作‘数’）必全惩”（《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还有一部分是“仇本”中采用，在“钱本”和“朱本”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的王嗣奭《杜臆》和黄生《杜诗说》，这是仇兆鳌单独采用作为异文来源文献的。

　　仅从“仇本”与“钱本”“朱本”共同采用的异文来源文献不足以证明仇兆鳌主要借鉴了“钱本”和“朱本”。若是“仇本”采用的异文来源文献与“钱本”和“朱本”一致，内容没有超出“钱本”和“朱本”记载的范围，且“仇本”中与“钱本”和“朱本”记载的异文来源文献重合内容在“仇本”整体的异文来源文献中占比较大，而“仇本”中引用的部分异文来源文献的错误记载和陈述方式与“钱本”和“朱本”一致，则足以说明“仇本”的异文来源文献主要来自“钱本”和“朱本”。简言之，要证明“仇本”异文来源文献主要来自“钱本”和“朱本”则需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仇本”中，异文来源文献种类大部分与钱本和朱本记载一致；二、“仇本”所引用的大部分杜诗异文来源文献并没有超出钱本和朱本的记载范围；三、“仇本”中，与钱本和朱本内容一致的异文来源文献在异文总量中占比较大；四、“仇本”中引用的部分异文来源文献的错误记载和陈述方式与“钱本”和“朱本”一致。现在对此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一）“仇本”中，异文来源文献种类大部分与“钱本”和“朱本”记载一致

以仇兆鳌采用的重点异文来源文献为例，指向明确的出现10次以上的异文来源文献大部分与“钱本”和“朱本”记载一致。“仇本”中，出现的10次及以上的20种异文来源文献与“钱本”和“朱本”的重合情况如下：

　　完全重合8种：浩然作、《正异》、陈作、晋作、荆作、吴作、樊作、朱作。

　　部分重合5种：《英华》、草堂、黄作、赵作、郭作。

　　单独采用2种：《杜臆》、黄生（《杜诗说》）。

　　指向不明5种：旧作、刊作、俗作、当作、他作。

　　在这20种异文来源文献中，首先排除指向不明的5种“旧作”“刊作”“俗作”“当作”和“他作”。这样一来，能够判断与“钱本”和“朱本”的重合关系的，实际上就只有15种。即“仇本”中，出现频率有10次以上，且有明确指向的异文来源文献有15种（见表二）。其次，仇兆鳌单独采用的作品是王嗣奭《杜臆》和黄生《杜诗说》2种。经过对比，“仇本”异文来源文献与“钱本”和“朱本”完全重合的有8种：浩然、《正异》、陈作、晋作、荆作、吴作、樊作、朱作。部分重合5种：《英华》、草堂、黄作、赵作、郭作。

　　所以，从出现次数大于等于10次的异文来源文献分析，“仇本”与“钱本”和“朱本”重合种类一共有13种，即是“仇本”重点异文来源文献种类与“钱本”和“朱本”大部分一致。除此之外，在“仇本”中小于10次的异文来源文献种类也大部分与“钱本”和“朱本”一致，后文详细分析。

（二）“仇本”所引用的大部分杜诗异文来源文献并没有超出“钱本”和“朱本”的记载范围

以出现频率小于10次的异文来源文献81种为例，《杜诗详注》中的异文来源文献有44种的内容与“钱本”和“朱本”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

　　这44种文献分别是：

　　钱作、山谷、东坡、海盐刘氏本5次，《唐文粹》、《唐书》4次，鲁作、杜田、川本、师作、《胜览》、鲁訔、《乐府》、善本3次，今本、《海录》、《西溪丛语》、卞本、宋景文、欧公、胡仔2次，蔡肇、《集韵》、徐铉家本、《韵会》、《雍录》、王仲正、王作、蔡君谟、“晁”、千家本、葛洪《字苑》、《潘淳诗话》、苏润公本、容斋、《律髓》、鲍作、高丽本、朱子、《猗觉寮》、《友议》、范德机、梁庄肃家本、《诗眼》1次。

　　例如，在“朱本”中，朱鹤龄有5处引用《唐书》作为异文来源文献。“仇本”有4处引用《唐书》作为异文来源文献，且这4处的内容与朱鹤龄记载的内容一致，详见表三。

　　

　　表三：

　　若是仇兆鳌直接采用《唐书》作为异文来源文献，其异文内容范围也有很大可能超越“朱本”所记载的范围。

　　又如，在“钱本”中，“高丽本”记载的内容有一句，“何假将军盖（高丽本作‘佩’）”（《信行远修水筒》），在“仇本”中，记载的“高丽本”也只有这一句“何假将军佩（高丽本作‘佩’，黄生作‘拜’，旧作‘盖’）”。“仇本”所记载的“高丽本”的异文，与“钱本”记载的内容一致，也没有超出“钱注”记载的范围。

　　从以上分析来看，仇兆鳌所记载的44种杜诗异文来源文献都与“钱本”和“朱本”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内容也并没有超出“钱本”和“朱本”中记载的范围。仇兆鳌若是采用了这些和“钱本”与“朱本”不一样的异文来源文献，必然有比“钱本”和“朱本”多出的部分内容。根据对比，这44种异文来源文献和“钱本”与“朱本”记载的内容完全相同，且没有超出这两本书的范围。所以，“仇本”此部分异文来源文献是直接引自“钱本”和“朱本”。

（三）“仇本”中，与“钱本”和“朱本”内容一致的异文来源文献在异文总量中占比较大

根据上文统计，“仇本”中的异文来源文献与“钱本”和“朱本”的异文来源文献完全不重合的有20种，即：姜氏、卢作、申氏、张远、《艇斋诗话》、胡夏客、赵汸、胡氏、郑氏、洪注、朱瀚、董作、吕东莱选本、陈注、顾少冶、《猗觉寮》、郝敬、范濂、阎若璩、陈冢宰（廷敬），这部分是仇兆鳌新增的异文来源文献，是在杜诗流传过程中首次以异文的方式出现的，故“仇本”中，此部分内容完全不受其他杜集版本的影响。

　　出现频率小于10次的异文来源文献一共81种，除去“仇本”以上20种异文，剩下61种。这61种文献中，又含有44种与“钱本”和“朱本”完全一致，且未超出“钱本”“朱本”范围的异文，占比为72%。也就是说，在“仇本”的异文来源文献中，有近72%是完全采自“钱本”和“朱本”，且并没超出“钱本”和“朱本”的范围。由此可见，“仇本”的异文来源文献基本是以“钱本”和“朱本”作为校参底本的。

（四）“仇本”中引用的部分异文来源文献的错误记载和陈述方式与“钱本”和“朱本”一致

经过比对，“仇本”中的异文，有将“朱本”和“钱本”中的错误延续下来的情况。如“仇本”中“杨柳（唐顾陶《类编》作‘杨柳’）枝枝弱”（《田舍》），在“钱本”中记载为“榉（唐顾陶作‘杨’）柳枝枝弱”，“朱本”中记载为“榉柳（吴曾云：唐顾陶类编作‘杨柳’）枝枝弱”。所谓“顾陶类编”，是顾陶的《唐诗类选》。因此书散佚时间较早，朱鹤龄并未见过此书，所以此处“朱本”延用了吴曾的说法将其称之为“类编”。此书在《唐书》中有记载，朱鹤龄并没有考证本书的相关内容，所以将吴曾对其的错误称谓记载进了《杜工部诗集辑注》，这种错误又被仇兆鳌引入《杜诗详注》中。又如，蔡兴宗《杜诗正异》在“宋九家本”中被称为“蔡正异”或“蔡伯世正异”，在“宋千家本”中被称为“正作”，在“草堂本”和“钱本”中被称作“蔡兴宗考异”，朱本称为“正异”。仇兆鳌关于《杜诗正异》的表述方式均为“正异”，内容与朱鹤龄记载的一致，且范围不超出“朱本”记载。“仇本”引自“钱本”和“朱本”的内容较多。不论从异文的引文，还是异文的表述方式，或是仇兆鳌根据“钱本”和“朱本”的注释新增异文，都基本可以确定“仇本”中的异文来源文献大部分都来自“钱本”和“朱本”。

三、仇兆鳌采用的宋代杜集文献

（一）仇兆鳌所采用的宋代杜集文献范围

“仇本”主要采用的杜诗版本是“钱本”和“朱本”，但其引用最多的杜诗异文来源文献依然集中在15种出现频率较高的文献。在这15种异文来源文献中，有明确指向的是：李昉等编《文苑英华》、陈浩然《陈浩然本杜诗》（浩然本）、蔡兴宗《杜诗正异》（《正异》）、吴若《杜工部集》（吴作）、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郭作）、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蔡作）、王嗣奭《杜臆》、黄生《杜诗说》、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9种。

　　在“朱本”附编的吴若《杜工部集后记》后，朱鹤龄记载了以下文字：“世所传杜集，若本为最古。若字幼海，钦宗朝除大学正，上书论李邦彦、吴敏奸邪，被斥。见《北盟会编》。”根据朱鹤龄记载，他所能见到的最早杜集版本是“吴若本”，那么在“吴若本”之前的异文来源文献就要找寻其踪迹了。“仇本”中的部分杜诗异文，如“晋开运间官本”即“晋作”等，在“吴若本”之前就已经散佚，这部分早已散佚的异文来源文献因指向不明难以追溯其出处。“仇本”中指向不明的异文来源文献有：“晋作”（晋开运间官本）、“黄作”（黄希、黄鹤）、“陈作”（陈无己）、“赵作”（赵次公）、“荆作”（王安石）、“浩然”（陈浩然）和“樊作”（樊晃）7种。下文将结合已知文献分析“仇本”中重点异文文献的来源，从而解决其所采用的主要宋代杜诗版本问题。

　　要找寻仇兆鳌所用的宋代杜集版本，就要先解决宋代杜集版本的时间断代问题。朱鹤龄卒年是康熙二十二年（1693）。《杜诗详注》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仇兆鳌任翰林院庶吉士始撰，至康熙三十二年（1683）初本辑成。从时间上来看，仇兆鳌可能见到的最早版本也应该是“吴若本”。根据论证，仇兆鳌并未亲眼见到过“吴若本”，此问题下文有详细论述。现在分析出现频率有10次以上的且有明确指向的异文来源文献（参表二），“仇本”中出现的宋代杜集版本有两种类型：一是有明确指向的宋代杜集文献；一是无明确指向的宋代杜集文献。

　　“仇本”有明确指向的宋代杜集版本中有：“草堂本”（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郭作”/“九家本”（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正异》（蔡兴宗《杜诗正异》），“浩然本”（陈浩然《陈浩然本杜诗》），“吴本”“吴若本”（吴若《杜工部集》），《英华》（李昉等《文苑英华》）。

　　这里需要分析的是没有明确指向的宋代杜集版本，只有找出没有明确指向的宋代杜集版本，才能有效划定仇兆鳌采用的宋代杜集的范围。从表二，筛除无明确宋本杜集指向的异文来源文献有：“陈作”（陈无己）、“晋作”（晋开运年间官本）、“荆作”（王荆公）、“樊作”（樊晃）、“黄作”（黄希黄鹤）和“赵作”（赵次公），一共6种。

　　1.有“陈作”出现的文献：吴若本、草堂本；

　　2.有“晋作”出现的文献：吴若本、草堂本；

　　3.有“荆作”出现的文献：吴若本、九家本；

　　4.有“樊作”出现的文献：吴若本；

　　5.有“黄作”出现的文献：宋千家本、元分类本；

　　6.有“赵作”出现的文献：九家本、宋千家本、草堂本、元分类本。

　　从以上六种无明确宋本杜集指向的异文来源文献看，“仇本”所主要参考的是以下5种宋本杜集：吴若《杜工部集》（吴若本）、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本）、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九家本）、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千家本）、徐居仁《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分类本）。

　　“仇本”着重采用的宋代杜集参考范围已经确定，但还不能确定的是他对这些宋代杜集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毕竟“仇本”中，很大一部分杜诗异文来源文献都来自“钱本”和“朱本”。但是可以通过资料来分析，仇兆鳌采用了哪些宋本杜集。

（二）仇兆鳌直接采用的宋本杜集

仇兆鳌《杜诗详注》虽采纳各家底本，但从出现频率有10次以上的且有明确指向的异文来源文献（参表二）来看，他重视宋代杜集版本，引用的宋代杜集异文很大程度上间接引自“钱本”和“朱本”。但根据所统计的康熙四十二年《杜诗详注》来看，仇兆鳌自己也采用部分宋代杜诗版本。“仇本”中超出“钱本”和“朱本”的宋本杜集中的异文内容，至少有四种宋代杜集：《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千家本）、《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本）和《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分类本）、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九家本）。

　　现根据“仇本”中的异文情况简要分析仇兆鳌采用的宋代杜集版本。

　　1.从“鲁直作”分析（参表四）

　　

　　表四：

　　“鲁直”指黄庭坚。与“钱本”和“朱本”比对，“仇本”《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山鸟山花（《英华》作‘仙鸟仙花’）共（从黄鲁直，一作‘吾’）友于”中，关于“从黄鲁直”的内容在“钱本”和“朱本”中并没有。在仇兆鳌选用的宋本杜集中，出现“鲁直”作的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千家本）、《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本）和《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分类本）。经过比对，只有宋千家本中才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就更进一步确定了仇兆鳌确实采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千家本）。

　　2.《杜工部草堂诗笺》（草堂本）（参表五）

　　

　　表五：

　　在“仇本”中，仇兆鳌对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的记载有“草堂本”“蔡作”两种形式。有三处记载了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的异文：“伐叛（赵氏作‘叛’，草堂本作‘数’）必全惩”（《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呼儿间（蔡作‘间’，一作‘问’）煮魚”（《过客相寻》）和“前朝（蔡作‘朝’，一作‘期’）翰林后”（《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丞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这三句诗中的“草堂本”和“蔡作”的异文，在“钱本”与“朱本”中都没有出现，可以排除仇兆鳌引自“钱本”和“朱本”。将这三句诗与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进行对比，发现两者的异文内容一致，所以可以肯定仇兆鳌也采用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

　　3.《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分类本）

　　首先，可以根据“黄作”（黄希、黄鹤）内容进行分析。在“仇本”中，出现“黄作”来源可能是“宋千家本”“元分类本”“钱本”和“朱本”。现将出现“黄作”争议诗句的异文来源文献列举如表六：

　　

　　表六：

　　在“仇本”中，记载有一句异文来自《李监宅》“华馆（黄作‘落叶’）春风起”。在“钱本”和“朱本”中“华馆”为正字，并无“落叶”的异文。所以寻找宋本，有黄希、黄鹤相关异文的杜集是：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千家本），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分类本）。在宋千家本中，并没有这首《李监宅》，所以此处的“黄作‘落叶’”也不是来自宋千家本。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此处的异文是来自“元分类本”。经过比对，此处与元分类本记载一致。且元分类本为黄鹤补注，就可以证明仇兆鳌确实采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元分类本）。

　　4.《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九家本）

　　“九家本”，指主要集九家杜诗内容组合而成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这九家分别是：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黄庭坚、王原叔洙、薛梦符、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和赵彦材次公。

　　可根据“赵作”（赵次公）来判定仇兆鳌采用“九家本”（参表七）。

　　

　　表七：

　　张忠纲《杜集叙录》引1916年沈曾植跋云：“赵次公《杜诗注》五十九卷，独著录于晁氏《郡斋读书志》中，《直斋书录》无之，《宋志》亦无之。虽其说散见于蔡梦弼、黄鹤、郭知达书中，而本书则明以来罕有见者。”“仇本”中记载“鸠杖近（赵作‘鸠杖近’，一作‘黄帽映’）青袍”（《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在“钱本”和“朱本”中并无“赵作”的异文，而后对比九家本、宋千家本、草堂本、元分类本，只有在郭知达的“九家本”中有相应记载：“赵云：鸠杖字一作黄帽，非是。盖操船之人曰黄帽耳，鸠杖老人之杖耳。”所以，由此可知，仇兆鳌手中也采用《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九家本）。

（三）间接采用的宋本杜集有：《杜工部集》（吴若本）

“仇本”中，“吴若本”中的杜诗异文来自“钱本”和“朱本”。

　　（1）“钱本”和“朱本”中的“吴若本”来源

　　从出现频率10次以上的杜诗异文来源表（表二）看，“仇本”中包含了部分“吴若本”中记载的异文来源。

　　“仇本”附编吴若《杜工部集后记》记载：“凡称樊者，樊晃小集也。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本也。称荆者，王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陈无己也。称刊及一作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吴若本”有六种他较为重视的异文来源，即：樊晃小集为“樊作”、开运二年官书本为“晋作”、王介甫四选为“荆作”、宋景文为“宋作”、陈无己为“陈作”，以及称为“刊”及“一作”的是黄鲁直和晁以道的各个版本。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我们还可以发现“吴若本”中还记载了部分“川本”的内容。虽然目前我们对“川本”的具体版本情况所知不多，但这给我们寻找“仇本”中的重点异文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朱鹤龄所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杜集版本是“吴若本”，那么，朱鹤龄所见到的“吴若本”是来自何处呢？

　　蔡锦芳的《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中记载：“朱鹤龄曾两次馆于钱谦益家，吴若本当为其亲见。他们都肯定地认为钱注用的是吴若本，毫不怀疑它的存在。此书在钱曾《述古堂书目》卷二亦曾著录：‘《杜工部集》，吴若本，二十卷，四本，宋本影抄。’”朱鹤龄看到的“吴若本”就是钱谦益“绛云楼”中所收藏的版本。“钱本”和“朱本”中记载的“吴若本”的内容相同。

　　（2）“仇本”中记载的“吴若本”来源是“钱本”和“朱本”

　　在“仇本”中，保留着许多“吴若本”中的内容。把仇兆鳌记载的“晋作”“荆作”等，与“钱本”和“朱本”记载的“晋作”和“荆作”进行比对，发现其内容一致。因为钱谦益和朱鹤龄所使用的都是同一本“吴若本”，所以基本可以判定仇兆鳌记载的“晋作”和“荆作”是“吴若本”中的内容。

　　“吴若本”是朱鹤龄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杜集版本，所以“吴若本”也可能是仇兆鳌能见到的最早杜集版本。那么，仇兆鳌是否亲自见过“吴若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将“仇本”中记载的“樊作”“晋作”“荆作”“陈作”“宋作”和“川本”等内容与“钱本”及“朱本”进行比对，找出其中的线索。

　　“仇本”中记载“吴若本”内容与“钱本”和“朱本”内容对比如下（参见表八）。

　　

　　表八：

　　经过比对发现，“仇本”中出现的“樊作”“晋作”“陈作”和“荆作”的内容，与“钱本”和“朱本”中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只是这几处异文来源文献与“钱本”和“朱本”的重合次数不同，但都没有超出“钱本”和“朱本”的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仇本”这两处“宋景文作”并非全部来自于“吴若本”，且没有超出“钱本”和“朱本”记载的范围。“仇本”中的“宋景文作”的异文情况如下表所示（表九）。

　　

　　表九：

　　首先，“仇本”中记载的“握（宋景文作“秃”）节汉臣回”（《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和“钱本”的记载一致。钱谦益采用“吴若本”的原书，可以推知此处记载来自于“吴若本”。

　　其次，《赠卫八处士》中，“新（一作“晨”）炊间（宋景文手抄本作“闻”）黄粱”一句，却并非来自“吴若本”。此处仇兆鳌记作“宋景文手抄本作‘闻’”。在“朱本”中记载这句诗中的异文是来自于《竹坡诗话》：“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少陵诗一卷，如‘握节汉臣回’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所以，“宋景文作”这两处杜诗异文来源文献，也没有超越“钱本”和“朱本”的记载范围。

　　所以，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仇本”中记载的“吴若本”中的内容全部来自于“钱本”和“朱本”，且由此可推测出，仇兆鳌并没有见过“吴若本”。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仇本”参考的杜集版本除《文苑英华》《杜臆》《杜诗说》外，主要有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吴若《杜工部集》、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徐居仁《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

　　注释：

　　

　　③（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康熙五十二年刻本。

　　

　　

　　?注：《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宋代徐居仁编次，黄鹤补注。此版本为宋代杜集，现存版本为元代刊刻。《杜甫全集校注》将此版本简称为“元分类本”。

　　?（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清光绪八年至十年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刻古逸丛书覆宋麻沙本，下同。

　　???（宋）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刊本，下同。

　　?（宋）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刻本，下同。

　　?（宋）徐居仁编次、（宋）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二十五卷，元广勤堂本，下同。

　　?张忠纲等：《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64页。

　　?蔡锦芳：《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