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蕊蕊

　　日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有三个成果显著的时期：奈良、平安时代贵族的汉诗文；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繁荣的五山禅僧的汉诗文；江户时代文人的汉诗文。杜诗在日本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被广泛接受是在镰仓末期。自始，日本文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关注和研究从未中断，杜甫及其诗歌在日本文坛上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新世纪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日本学者大桥贤一、加藤聪、绀野达也考察了1897-2017 年日本有关杜甫的95 种著作。据笔者考察，近二十年来与杜甫有关的著作有30余种，相关的学术论文更是数不胜数。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学者在杜甫研究方面一直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学术对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对杜甫在不同地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和反思。本文拟对日本新世纪杜甫研究作一综述，主要包括杜甫诗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杜甫的生平考辨、杜诗的阐释与批评、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研究等，疏漏之处，敬请有识者补正。

一、杜甫诗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新世纪以来，日本在杜甫诗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说，杜甫诗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在不断创新，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不仅出版了杜甫诗集的新译注本，在翻译、注释方面能够推陈出新，而且杜集文献的考证工作也更为细致深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诸多新材料。

（一）杜诗译注的出版

关于日本出版的杜甫诗集版本问题，已有相关学者作过介绍。新世纪，日本出现了两部关于杜甫诗歌的译注本。

　　吉川幸次郎著、兴膳宏编《杜甫诗注》是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完成后，由兴膳宏先生补编的译注，由岩波书店于2012-2016 年间出版，共十册。所选底本为《宋本杜工部集》，收录了杜甫到成都期间的诗歌，比原版43篇的《杜甫诗注》注释更为详细。此书是研究杜甫及其诗歌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在杜诗本文之后，附有日文训读、杜诗的日语翻译、解题、语词注释等，在阐释诗歌时有很多细节是国内注本未曾注意到的。另外，在注解时多引用《文选》中的诗文，强调杜诗对《文选》语词的继承和沿用，对杜诗研究有新的推进。此书还充分汲取新的研究成果，尽可能举出有价值的意见，能够反映解读杜诗遇到的诸多细节问题，在注释方面有独到的成果，为杜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

　　下定雅弘、松原朗编著《杜甫全诗译注》（讲谈社2016 年版），较吉川幸次郎、兴膳宏编著《杜甫诗注》更为全面地阐释了杜诗，是继铃木虎雄《杜少陵诗集》后的又一部全面译注杜诗的巨著。该书以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康熙四十二年初刻本）为底本，编写者均为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们依据底本用现代日语进行译注，细致分析诗歌内容，在题意、注释、论考方面做了新的补充，展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这部书不仅对杜甫研究有很大帮助，对爱好中国古典的日本读者来说也是学习杜甫的重要典籍。日本学者佐藤浩一、斋藤希史、安藤信广、中国学者李寅生均高度评价了这部书。

（二）杜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自宋代起，文人就非常重视对杜甫诗歌的整理，甚至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现象。日本学者非常重视杜诗的注释系统，他们在研究时征引大量史料，对重要材料进行详细分析、比勘，体现了朴实精深的学风。尤其是对杜诗集的版本、抄本、刻本、传本、注本进行梳理考辨，为杜甫研究扩展了空间。新世纪，长谷部刚、佐藤浩一、静永健等学者在杜诗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长谷部刚《杜甫诗文集形成的文献学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19 年版）是一部关于杜甫诗文集的集成与流传的学术性专著。作者多年致力于杜诗阐释和编纂问题研究，关注杜诗的版本和流传，具有坚实的文献学基础。此书采用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细致深入的考察探索，阐明了“杜甫生前及其死后的文字是如何抄写和流传的”，所举文献资料翔实可靠，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是一部研究杜诗诗集编纂和流传的重要参考书。

　　佐藤浩一《仇兆鳌〈杜诗详注〉研究》（早稻田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主要由序论、言语论、传本论、文化论四部分组成。序论主要整理了关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的先行研究；“言语论”部分主要从超过一万音注、破音、叶音、方音四个方面探讨了《杜诗详注》音注的特点；“传本论”主要从书志学的角度考察了《杜诗详注》康熙三十二年的抄本，又按刊行顺序整理了《杜诗详注》的刻本情况，还对排印本的点校者和编纂背景做了详细介绍；最后“文化论”部分探讨了《杜诗详注》中的知人论世以及仇兆鳌的“孟子观”。其论文《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超万个音注之意味》（《日本中国学会报》2006年第58集）注意到仇兆鳌《杜诗详注》的音注问题，从仇兆鳌、一般读者、皇帝的角度论述了《杜诗详注》中为何出现超过一万的音注，指出：一是仇兆鳌自己为了更好地“诵习”杜诗，所以通过注释来考证古音，借此进一步了解杜甫生活的时代；二是希望一般读者能够正确认识杜诗的发音；三是以古雅的方式进呈给皇帝，方便其阅览。

　　静永健《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文学研究》2012 年第109 辑）考察了九至十八世纪《杜甫诗集》在日本的接受和阅读情况，指出《杜甫诗集》于九世纪初传入日本，没有形成影响就逐渐淡出文人视野，至十四、十五世纪开始流行五山禅林，十五世纪后半期因战乱再次淡出人们的阅读视野，直至十七世纪以后的江户时代，借助明清诗学的滥觞，杜诗才真正得到广泛阅读。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大山洁《〈杜陵诗律五十一格〉及其成书年代——杜诗研究起源试探》、佐藤浩一《关于中华书局排印本〈杜诗详注〉——点校者和编纂背景以及与〈九家集注杜诗〉的关系》《〈杜诗详注〉传本三种》、静永健《〈文苑英华〉所收杜甫诗文》、后藤秋正《杜甫〈逸诗〉札记》、大桥贤一《清代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等。还有一些对杜诗的真伪进行考证的论文，如后藤秋正的四篇论文《杜甫诗的真伪——〈过洞庭湖〉诗札记》《杜甫诗的真伪——〈狂歌行、赠四兄〉札记》《杜甫诗的真伪——关于〈江南逢李龟年〉》《杜诗〈佚诗〉五篇的真伪》。

（三）多种普及性、通俗性选本读物出现

除了上述学术性专著外，还出现了介绍杜甫及其诗歌的诸多普及性读物。此部分著作多按照杜甫充满忧患和挫折的人生经历，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杜诗进行细致地解读和赏析，阐述杜诗蕴含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栩栩如生地勾勒杜甫的生活场景，展现其坚韧的人物性格和哲学思想。

　　绿川真澄《李白与杜甫》（文艺社2000 年版）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了唐代两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形象，阐述了李白的人生观、诗论，以及杜甫充满忧愁的后半生。庄鲁迅《李白与杜甫——漂泊的人生》（大修馆书店2007年版）是带有小说色彩的李杜传记，全书用九章内容介绍了李白和杜甫的漂泊人生，属于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人物评传、诗歌赏析类的普及读物。福地顺一《杜甫、李白、白乐天——中国三大诗人其诗与生涯》（鸟影社2007年版）是关于杜甫、李白、白居易诗歌及其生平的一部专著，附有插图和地图，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诗人们的人生轨迹。兴膳宏《杜甫——超越忧愁的诗人》（岩波书店2009年版）在追溯杜甫一生的同时，介绍了杜甫的近体诗和古体诗，在阐述杜甫的“忧愁”时，关注到了“忧愁”的积极意义，聚焦“诗圣”的内心，论述了杜甫对诗境的开拓意义，带领读者体味了“诗史”的厚重。向岛成美编著《李白与杜甫事典》（大修馆书店2019 年版）主要通过270余篇诗文（李白117篇，杜甫154篇诗文）解说，介绍唐代两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生涯与行迹，是一部关于李杜的综合百科事典。本书内容丰富有趣，可读性极强，综合比较了李杜的“生涯”“旅行”“诗世界”，生动地传达了李杜的诗世界；又从“自然”“家族”“战乱”等主题出发，对两人的诗歌内涵进行了探讨；通过经典用例，详细介绍了诗歌的写作技巧。

　　其他著作有小尾郊一《杜甫之泪——中国文学杂感》（研文出版2001 年版）、缲井洁《读杜甫诗》（竹林馆2002年版）、吉野进一《杜甫》（平成文艺社2003年版）、《杜甫诗百选》（同上）、黑川洋一《杜甫》（角川学艺出版社2005 年版）、野未陈平《四十岁想读的李白和杜甫》（青春出版社2011年版）、兴膳宏《杜甫的幽默，被包装了的孔子》（岩波书店2014 年版）等。还有部分是在日本NHK 电视、广播的讲座中，介绍杜甫及其诗歌，然后出版的著作。如宇野直人《杜甫》（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7 年版）、宇野直人、江原正士《杜甫——伟大的忧郁》（平凡社2009 年版）、《从谢灵运到李白、杜甫》（平凡社2009年版）等。这些普及性读物的大量出版与传播，丰富了日本民众的精神生活，由此也可窥见杜甫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

二、杜甫的生平考辨及相关文献研究

关于杜甫的生平交游研究，学界已有非常多的讨论。新世纪，日本学者主要围绕杜甫生卒年、人生经历、交游关系、宗族谱系等问题，以文献考证的方法在众多资料中找寻线索，尝试还原杜甫的生活场景和生存状态。

（一）对杜甫家谱、家系的研究

松原朗《关于杜甫家系的笔记》（《中国诗文论丛》2008年第27集）指出杜甫有强烈的门阀意识，论文从杜预以前、杜预四子的去向、逃离南朝的杜氏、晚渡的北人、出将的门第、北方的回归等方面，简要地介绍了杜甫家族从杜预到杜审言中间十代的情况，包含杜预四子杜耽的后裔在南朝移居到襄阳，杜甫先祖在南朝的生存状况，杜氏家族从贵族到武人的经历等，文章认为了解杜甫的门阀意识、家族历史，对理解杜甫文学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杜甫的贵族意识》（《中国诗文论丛》2017年第36 集）中，松原氏通过具体诗例考察了杜甫对诗中人物家族系统的关心，指出杜甫在介绍人物时往往会追溯他们卓越的祖先、高贵的家门，表现了他尊重贵族传统的意识，还阐释了杜甫文学中强烈门阀意识的内涵以及形成这种意识的多重原因，指出杜甫超越了魏晋以来的分家单位“房”的意识，有意地扩大家族意识。另一篇论文《抚育杜甫成长的世界——继祖母卢氏的氏族观探微》（《杜甫研究年报》2018年第1期）通过对杜甫的自觉、贵族制度与重视通婚、偃师杜审言之家、卢氏的氏族观、杜甫家族的位置等问题进行分析，考察了卢氏对杜氏家族做出的贡献，指出卢氏的氏族观念对塑造杜甫的贵族意识和文化守卫者的责任意识，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相关论文还有松原朗《杜甫与祖父杜审言》、佐藤浩一《杜甫的“义姑”京兆杜氏——以〈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为线索》等。

（二）对杜甫各个时期仕宦经历的讨论

松原朗《杜甫夔州诗考序论——以就任尚书郎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9期）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杜甫离蜀的经过，对陈尚君提出的夔州诗说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辨，大致勾勒了夔州诗论的框架，提出了“夔州四分期说”，即大历元年晚春至夏、大历元年秋、大历元年晚秋至大历二年春、大历二年晚春至出峡。另一篇论文《杜甫华州司功参军时期的笔记——兼论闫琦、王勋成的免官说》（《中国诗文论丛》2011年第30集）详细分析了杜甫华州司功参军在任期间的诗歌，探讨了左迁的理由，对铃木修次“三吏三别笔祸免官说”、闫琦“擅自出境免官说”、王勋成“任期结束免官说”进行了简单介绍，认为杜甫并未自愿辞官，而是强制性被罢官，这对理解杜甫以后的望乡意识，以及以望乡意识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有重要意义。

　　小南一郎《杜甫的秦州诗》（《中国文学报》2012年第83册）简单概括了杜甫安史之乱前后诗歌内容的特征，指出杜甫的秦州诗具有独特性，是前期诗向后期诗过渡的关键，呈现了一种“非杜甫”的要素。论文还指出杜甫秦州诗中有很多不安感和不安定感，表现了有别于中原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中尾健一郎《夔州时代杜甫笔下的华州——以〈忆郑南〉〈秋兴八首〉为线索》（《中国文学论集》2014年第43号）以杜甫的《忆郑南》《秋兴八首》为线索，结合其北归的诗歌，着重分析了杜甫晚年是如何怀念华州的，论文首先介绍了华州时代杜甫的生活状态，接着详细分析了夔州时代杜甫回想中的华州，联系永泰二年杜甫在夔州的类似隐者的境遇，与杜甫在华州时期的愉快生活做对比，揭示了杜甫怀想华州的复杂心境。松原朗《杜甫及其时代》（《中国诗文论丛》2015年第34集）按照青少年期、长安期、乱中期、秦州和同谷期、蜀中期、峡中期、最后的漂泊期等时间顺序介绍了杜甫的人生经历、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以及杜甫的诗歌特色和文学地位，指出杜甫在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中摆脱了传统的制约，扩大了诗歌的表现空间。

　　关于杜甫的行旅、仕宦生活的研究，其他论文还有安东俊六《杜甫在夔州的新执着》《夔州的杜诗》、长谷部刚《杜甫与科举——开元年间进士科落第说探讨》、植田渥雄《杜甫的旅行——前半生的旅行之始》、加藤聪、下定雅弘《杜甫蜀中行迹调查报告（成都、阆州、绵州、梓州、射洪）》、樋口泰裕《杜甫的就职活动和任官》、谷口真由实《华州司功参军时代的杜甫——〈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所见问题意识》等。

（三）对杜甫交游关系的讨论

杜甫的交游关系研究在新世纪也取得了众多成果。如松原朗《蜀中后期的杜甫——以节度参谋辞职前后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2004 年第23 集）通过考察杜甫幕僚时期的心理，仔细分析了《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指出身体不适、公务繁忙、同僚不和、喜欢草堂等是其辞去节度参谋的原因，认为“杜甫与严武反目”的观点不成立。其《“杜甫严武反目说话”的构造》（《中国文学研究》2005 年第31 期）思考了杜甫与严武反目的问题，分析了两人反目故事的形成、构造，指出五代至北宋时期，杜甫严武反目故事为了创造人们关心的话题，最初的主人公由严武变成了杜甫，对杜甫的人格也有了负面评价，这也是随着杜甫的文学地位上升而出现的现象，但在北宋中期王安石、苏轼等人对杜甫的权威性评价确立后，这种负面评价被正面议论取代了。其另一篇论文《“杜甫严武反目说话”的兴衰》（《松浦友久博士追悼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研文出版2006年版）详细论述了杜甫严武反目故事的兴衰过程。

　　此外，兴膳宏《郑虔与杜甫》、松浦友久《山东山水与李白杜甫交游》、川合康三《李杜交游考》、富嘉吟《唐诗人苏涣的生涯——兼论与杜甫的交游》、高桥彰三郎《严武与杜甫的关系》、后藤秋正《杜甫与韦迢——杜甫晚年的应酬诗》等论文均对杜甫的交游关系作了相关考证，可资参考。

（四）对杜甫墓地的相关考证

关于此话题，后藤秋正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如《唐诗中吟咏的杜甫墓（上）》（《语学文学》2001年第39 号）考察了唐诗中杜甫墓是如何被吟咏的，详细分析了咏杜甫墓的诗歌的构成要素，指出唐人吟咏的多是杜甫墓在何地，或者想要确定墓地的所在地，尤其是对戎昱《耒阳溪夜行》和韩愈《题杜工部坟》等作品进行了辨析。《〈归葬诗〉相关的笔记（2）：以杜甫诗为中心》（《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04年第54卷第2号）分析了杜甫《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承闻房相公灵榇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哭严仆射归榇》三首归葬诗，指出这些归葬诗不仅是他人之事，还暗含着对故乡的怀念，以及自己不知何时也会死于他乡的担忧。与此话题相关的论文还有《唐诗中吟咏的杜甫墓（下）》《李节〈过耒江吊杜子美〉诗——唐诗中吟咏的杜甫墓》《〈巩县志〉与杜甫墓》等。

　　以上关于杜甫家谱、仕宦经历、交游关系等的考证，日本学者在文献考证方面繁征博引，详赡赅洽，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文献中的细节，先厘清材料的真伪，再缜密地进行逻辑推理，最后得出结论。这些考证工作对深入了解杜甫作品有重要意义。

三、杜诗的阐释、评价研究

新世纪以来，日本学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杜诗的类型、语言、音韵、声律、写作手法、内涵主旨等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和深入的阐释，杜诗的相关研究总体上在稳步快速发展。大体表现在：对杜甫拗律的研究更为深入，越来越关注杜诗的文学性，在探索杜诗语言艺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杜甫律诗研究

丸井宪《杜甫的五言“拗律”》（《中国诗文论丛》2008 年第27 集）、《杜甫的五言“拗律”（下）——以与张九龄、王维五律做比较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2009 年第28 集）详细调查了杜甫所有五言律诗的平仄分布，各种拗句、拗联出现的频率，又结合杜甫的人生经历探讨了他在诗律方面的创作喜好和意图，调查了与杜甫同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宫廷诗人五言律诗的平仄分布情况，通过与杜甫五律做比较，指出杜甫五律有半数以上都属于广义上的拗律，在平仄配置上并非毫无秩序，而是有独特创意的。其两篇论文《五言拗律的谱系——以方回〈瀛奎律髓〉的“拗字类”为线索》《七言拗律论的滥觞与展开——从杜甫到黄庭坚》也谈及杜甫的五言拗律、七言拗律。

　　兴膳宏《杜甫与七言律诗——以拗体诗为中心》（《中国文学报》第2012年第83册）通过分析杜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诗歌，指出杜甫在创作七律时注重格律与情感的融合，在费尽心思完善七律格式的同时，也在故意破坏七律的定式，追求拗体诗的别趣，即在奇数句末尾实现四声齐备，把七律从平仄中解放出来，用正反对等创作方式尝试形成一种新格律体。平田昌司《被抑制的逸出——论杜甫七言拗律》（《中国文学报》2012 年第83 册）以典型的拗律《白帝城最高楼》为例分析了杜甫拗律的特征，又以《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为例比较了两首诗在韵律上的差别，接着探讨了杜甫拗体诗中的声病回避和押韵问题，指出杜甫创作七言拗律不仅仅是对诗歌的革新，也有向传统靠拢的复古意识，是在破坏中寻找调和。

　　对杜甫律诗的探讨，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冨山敦史《夔州时杜甫“拗体七律”的尝试》、田中京《杜甫与高适的制举考试相关诗歌研究——以奉赠的排律诗为中心》等。

（二）杜诗语汇用法、表现技巧、写作特色研究

仔细分析文本，追索诗歌语词的来源、流传脉络，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等，是日本杜诗研究重要的阐释模式。日本学者特别关注杜诗文本的内部构造，通过考察语词来揭示诗人情感的生发状况，细腻再现某个特定的生活场景，在日常生活的视野下挖掘杜诗文本所承载的情感状态，结合杜甫的人生经历和身份特点，探讨杜诗在语言表现上的写作特色和审美价值，揭示杜甫构造诗歌语词时的意图指向和文化追求，从某种文学现象来探索杜诗的文学特征和文学史意义。

　　1、对杜诗语言运用的考察。松本肇《杜甫的“高枕”》（《中国文化》2002年第60辑）通过考察杜甫诗中“高枕”的用法，指出杜甫能够抑制悲观情绪，以乐观向上的精神超越现实困境，而这种乐观精神是由重视“心安”的自适思想做支撑的，对后来的白居易有一定的影响。市原里美《杜甫诗中的“生理”》（《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06年第49期）通过仔细分析杜诗中出现九次的“生理”，认为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简单地把“生理”解释为“生活”有些不妥当，杜诗中的“生理”应有更为深刻的涵义。对此，作者考察了五山禅僧江西龙派《杜诗续翠抄》对杜诗“生理”的解释，结合杜甫的人生经历对“生理”进行了深刻解读。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山岛（X）Tittf《杜甫的“游玩”——以“狂”的用例为中心》、冨山敦史《杜甫“可叹”考》、渡部英喜《杜甫〈绝句二首（其二）〉诗小考——“山青花欲燃”句中所谓的“花”》、大桥贤一《杜甫〈兵车行〉中的“耶娘妻子”》等。

　　后藤秋正《东西南北人——杜甫的诗与诗语》（研文出版社2011 年版）是一部研究杜诗及诗歌语言的学术专著。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杜甫的诗”，介绍并细致分析了杜甫吟咏的“食事诗”“饥饿诗”“白发诗”；第二部分“杜甫的诗语”，论述了杜甫诗《春望》中的“国”、《秦州杂诗》中的“因人”、还有《同谷歌》中的“狙公”、杜甫和高适酬唱诗中的“东西南北人”，另对杜诗中的“牛马”“牛羊”“熊罴”等也有相关介绍。此书为杜甫诗歌打开了新的研究视野，看似平常的诗语被作者解读出了新内容。其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杜诗“因人”考》《“花欲燃”的谱系》《“东西南北人”——以杜甫和高适的酬和诗为中心》《“稚子”与“雉子”——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杜诗“瘗夭”考——以谢宇衡论文的探讨为中心》等。

　　除上述著作外，后藤秋正还写了颇多探讨杜诗语言表现的论文。如《杜甫诗中的饥饿表现》（《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11 年第61 卷第2 号）考察了杜甫在华州时期、从秦州到成都、从成都到夔州、从夔州到去世期间的饥饿表现，指出杜甫毫不避讳地描写饥寒、饥饿之苦，是他忠实记录现实的一种表现。《李白与杜甫的“独立”》（《札幌国语研究》2012 年第17 号）考察了李白诗和杜甫诗中“独立”呈现的样态，指出李诗中的“独立”多形容人物品格的高洁，表现人的超凡脱俗、与众不同，有高远的志向等，设置的多是天地之间、山海之间的抽象场所，而杜诗中的“独立”无论是描写自己，还是描写“花鸭”“仙鹤”等，多含忧愁、孤独之意，设置的多是江边、楼上的具体的、现实的生活场景。《李白和杜甫的“飞扬”》（《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12 年第63 卷第1 号）通过考察李白和杜甫诗中的“飞扬”一词的特征及用法，揭示了两者诗风的差异：李白诗中的“飞扬”多表示精神的跃动，多从被解放、自由的方面来表现；杜甫扩大了“飞扬”的使用范围，不仅引“飞扬跋扈”入诗，还把目光投向了微小的“羽虫”。

　　2、对双声叠韵对的讨论。丸井宪《杜诗“双声叠韵对”新考——〈文选〉之理的应用》（《中国诗文论丛》2017 年第36 集）考察了杜甫对双声叠韵对的开发和制作过程，通过具体的诗例分析了杜诗中复合语的活用情况，考察了这些词在《文选》中的出现情况，指出杜甫在创作诗歌时并没有停留于沿袭已有的双声叠韵，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独自创作新语，把唐代已经存在的熟语融入诗歌，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杜甫双声叠韵对的文学性。其另外三篇论文《杜甫五古纪行诗中双声叠韵的配列——与谢灵运的游览、行旅诗做比较》《艰难昧生理，漂泊到如今——杜诗双声叠韵对小考》《杜甫七言古诗中的双声叠韵配列——与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做比较》均涉及杜甫诗中双声叠韵的用法。

　　3、对杜诗写作技巧的讨论。如兴膳宏《杜甫诗的连环性》、松原朗《杜甫诗的“放”——江陵时期的新诗境》、谷口真由实《〈秦州杂诗二十首〉中的咏怀与叙景》、中原健二《春与无赖》、佐藤浩一《围绕杜甫之“文”——以“典型化和对偶化的思考”为线索》、石桥彩《与杜甫诗风相关的一个考察——从肃宗时期的作品论》、静永健《汉诗的色彩——从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论》、佐藤浩一《杜甫年轻时的诗》、小泽乔译《诗歌与真实——关于杜诗》等。

（三）杜诗声律、句法方面的研究

日本学者在杜诗声律、句法研究方面也有所突破。水谷诚曾经探讨过杜甫诗中破音字与韵律的关系，得出了杜甫诗的平仄与破音的语义区分基本一致的结论。其《杜甫诗中的重复韵字——用破音字思考汉字桎梏的杜甫》（《中国诗文论丛》2016年第35集）主要是对韵字部分的考察，以《附释文礼部韵略》为基准考察了杜甫诗韵中的破音字，对破音字的音和语义有无偏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杜甫在使用破音字作韵字时非常谨慎，注意到了文字和单词的不同，如在夔州时期积极使用同字、同音、别义的韵字。还对杜甫使用的韵字、韵书作过相关考察，发表的论文有《杜甫使用何种韵书——以〈刊谬补切韵〉为一个指标》《白居易近体诗韵字考——通过与杜甫诗韵字做比较》《杜甫、白居易近体诗韵字考——依靠〈刊谬补缺切韵〉考察韵字》等。

　　矢田博士《南朝梁何逊到盛唐杜甫再到北宋唐庚——从某一句法看接受状况》（《中国诗文论丛》2018 年第37 集）分析了五言句中的叠语配置情况，全面考察了“句中叠语型（三四字用叠语）”句法的出现、展开情况，指出杜甫积极地在诗作中运用该句法，并分析了用该句法的外在和内在原因，以及对后人的影响。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矢田博士《论“暝色”的平仄——对仇兆鳌注音的一个疑问》、丸井宪《清代周春的杜诗双声语的判定基准——以慧琳音为参考》《清代周春的杜诗叠韵语的判定基准——以慧琳音为参考》等。

（四）杜诗中的意象研究

日本学者善于做“小题大做”的研究，通过系统梳理诗歌中某一语词、意象的来龙去脉，把握语词的用法、修辞等，关注杜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1、对杜诗中的各种鱼类、鸟类、昆虫、小动物等意象的讨论。如后藤秋正《杜诗与蝴蝶》（《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11 年第62 卷第1 号）指出杜甫创造出很多与蝶相关的新名词，又把蝴蝶与其漂泊流浪的人生相联系来抒发感慨。川合康三《杜甫周边的小生灵们》（松原朗编《杜甫研究论集》，研文出版社2013年版）通过分析杜甫在成都浣花草堂时期描写的小生物与人的关系，指出杜甫笔下的小生物多是单纯的自然界之物，并没有先前诗人赋予的寓意，又用什克洛夫斯基的“非日常化”理论进行阐述，认为杜甫用艺术的语言把看惯的鱼、鸟等小生物“非日常化”，让他们带有与诗人同样的知觉。其他相关论文有谷口真由实《论杜甫诗中的鸟意象——杜甫假托“鹦鹉”和“鹪鹩”之思》《论杜甫诗中“鹰、隼、鹘、雕”意象——以〈画鹰〉〈呀鹘行〉〈进雕赋表并赋〉为中心》、野原薰《与杜甫诗语“樯鸟”和“雁”相关的一个考察》、后藤秋正《杜甫诗中所见“凫”》等。

　　2、对杜诗意象的象征意义的讨论。兴膳宏《杜诗之月》（《立命馆文学》2007年第598号）考察了杜甫咏月的独特性，尤其是深入分析了杜甫晚年咏月的特点，认为杜甫诗中不完全的月（弦月、初月、落月、新月、缺月、微月等），不仅是唤醒美意识的媒介，还象征了身心的不安定，是与作者精神状态紧密相关的。大桥贤一《杜甫诗中的舟》（《语学文学》2015 年第54 号）考察了杜甫诗中各种各样的船以及这些船的象征意义，通过考察与以往不同的用例，借此来说明杜诗的魅力，揭示了杜甫既尊重传统又注重创新的创作特点。另一篇论文《论杜甫〈又呈吴郎〉中的枣》（《语学文学》2018年第57 号）追溯了中国古典诗歌对枣的描写，对比了杜甫诗中的枣和杜甫以前文学作品中的枣，指出在杜甫笔下，枣脱离了与神仙的联系，没有象征不老长寿的色彩，枣对杜甫来说是对幼年期秋天的思念，是可以抵抗饥饿、招待客人、与幸福生活密切联系的食物。

（五）杜诗中的多样主题研究

杜甫诗歌内容包罗万象，日本学者除了把杜甫诗中自然界万物纳入研究范畴，考察自然万物的内在生命价值外，还非常关注杜甫对现实社会、人类自身、人类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描写。

　　1、对杜甫社会批判诗的讨论。谷口真由实《杜甫诗的矛盾纠葛与社会意识》（汲古书院2013年版）是把杜甫作为“从各种矛盾纠结中创造出独特表现的诗人来对待的”（序论），以“纠葛”为关键词，细致分析了杜甫的创作实态。该书第一编通过分析杜甫诗中能够体现其生活方式的“狂”“戏”“拙”“潦倒”等词，考察了杜甫的矛盾心理和文学创作表现，反映了自认为“儒家”的杜甫的自身生活方式涉及的纠葛；第二编主要通过考察杜甫诗语“菊”“风尘”的变化，反映杜诗中传统和创新的矛盾，是传统诗歌表现和诗语变革方面的纠葛；第三编主要是从社会状况、政治事件考察杜甫的批判意识，可看作是反映社会矛盾的纠葛。该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以及作者细致的考证和论述，提供了诸多新颖的观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深刻理解杜甫在继承传统和实现创新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宇野直人从杜甫形象的角度对此书作过评价。《杜甫的社会批判诗与房琯事件》（《日本中国学会报》2001年第53集）则介绍了房琯事件的背景及意义，指出杜甫从守护民众生活的角度为房琯辩护，反对他被罢官，又通过考察杜甫的社会批判诗“三吏”“三别”，认为杜甫在经过房琯事件后对民众的关心更加具体，官僚的政治责任感也更强烈，对民众疾苦的描写不仅是停留在客观的、外部的层面，还站在民众的立场，深入到内部的层面，对社会的批判也更加深刻。其他论文有：《杜甫社会批判诗和讽喻诗的创作历程》《杜甫〈三吏〉〈三别〉诗的世界——以〈新婚别〉为中心》等。

　　松原朗《杜甫吟咏没落者之诗——对礼乐秩序的追想》（《中国诗文论丛》2006年第25集）考察了杜甫吟咏没落者（包括历史上曹操和阮籍的后裔，唐初魏征、虞世南的后裔，武则天朝狄仁杰的后裔，玄宗时所属教坊的李龟年、公孙大娘，先显达后没落的房琯等）的诗歌，以及唐代其他诗人吟咏的没落者的特征，又把杜甫与同样经历安史之乱的岑参做比较，指出杜甫没有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观看这些没落者，而是与他们有密切接触，深知他们过去的辉煌经历，与他们有内心交流，这与杜甫是没落的名家之后有关。松原氏在论文中对杜甫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杜甫在感叹没落者命运的诗中既赞美了玄宗治世的“礼乐秩序”，又感叹这一秩序的崩坏，可以说他是一位有“门阀观念”的保守的诗人，同时指出杜甫的主张及矛盾之处，如他既站在民众的立场发言，又拥护功臣后裔的既得利益。

　　2、对杜甫的生活经历、生存方式的讨论。古川末喜《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知泉书馆2008年版）系统考察了杜甫秦州、成都、夔州时期的农事情况，阐释了与农业相关的某些意象，提出了很多具有新意的观点。此书对杜甫诗歌采用了比较通俗的日语翻译，通过细致分析杜甫的农业诗，对与农业相关的地理环境、住居的营造、选址，蔬菜、果木的种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揭示杜甫在农业诗方面创造了新的表现空间，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独特诗境。作者还对杜甫同情农民、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作了细致分析，鲜明地刻画了杜甫的日常生活，勾勒了杜甫本人及其周边的人物形象。关于此书，已有学者对此书作过精深的评价，笔者同意论文中指出的成都草堂并非园林的观点。

　　后藤秋正《杜甫的食事诗》（《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10 年第61 卷第1 号）考察了杜甫的饮食生活，分析了他是如何描写饮食的。论文介绍了杜甫到成都之前、在成都期间、在夔州期间、从夔州到湖南的食事诗，将这些食事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宴席上的饮食描写，其中有批判贵族豪奢的部分；第二类是濒临饥饿时，旅途中的饮食描写；第三类是日常饮食描写。作者认为杜甫出夔州后到晚年很少描写食事，这或许与他得病后食欲减退有关。作者还提出歌咏饮食的诗在杜甫之前非常有限，杜甫开始把各种各样的饮食引入诗中，且始终保持着把视线投向日常生活，坚持创作饮食诗，可以说是创作食事诗的先驱。

　　日本学者还对杜甫在各个时期的居住情况非常关心。如松原朗《杜甫与裴冕——关于成都草堂营造的笔记》（《专修人文论集》2012年第91号）论述了草堂的营造、草堂的迎宾、草堂的文学、卜居草堂的主人、提供资金的人等，认为杜甫成都草堂时代的诗是诗风逐渐成熟的产物，成都让他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但最重要的变化是自我意识的变化，并指出杜甫居住在一个可以让人忘却忧愁的世界里，为了回应那些给予他草堂的人们的期待，开拓了前人未曾涉足的文学领域，即“草堂居民的文学”。此外，论文还围绕杜诗中“主人是不是裴冕”展开论述，推测杜甫在成都获得的奢侈的草堂，是有决断权的裴冕支持援助的。另一篇论文《杜甫的百花潭庄——浣花草堂另外一个面貌》（《中国诗文论丛》2013 年第32 集）考察了浣花草堂的规模、周围的环境、草堂营造的过程、援助营造的人、营造所费的资金等，指出杜甫在成都的生活是衣食无忧、潇洒自如的，但在杜甫创作的“草堂文学”中，草堂比实际规模要小得多，且杜甫常把自己描写成“懒惰”“疏放”“狂”的高士形象，过着隐遁的不受羁绊的生活。关于杜甫的居住场所及其周边环境的探讨，还有古川末喜的三篇论文《杜甫浣花草堂的外在环境与地理景观》《论杜甫诗中描写的瀼西宅位置——白帝城东、草堂河西》《生活底层之思绪——杜甫夔州的瀼西草屋》、庄鲁迅《成都——锦官城外的武侯祠、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另外，古川末喜《浣花草堂时期吟咏生计的杜甫》《杜甫的诗与生活方式》、安东俊六《杜甫的生存方式》、高木重俊《巨大丧失的悲哀——杜甫的生涯与〈春望〉》等对杜甫的生涯及生存方式作了考察。

　　松原朗《杜甫在蜀中前期的望乡意识》（《中国诗文论丛》2003 年第22 集）考察了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辞职前后的诗歌，认为杜甫自从目击了陆浑庄在安史之乱中的破坏，“故乡”的概念在他的笔下才变得成熟，故乡意识才开始觉醒，在漂泊时期尤为强烈。具体来说，在杜甫的望乡诗中，“因战乱导致的故乡的破坏”“家族的离散”“自己的漂泊”是紧密联系的，陆浑庄是象征家族团圆的作为“家”的故乡，是“生活的避难所”和“精神的归属地”。此外，论文还指出了长安是他生活十年的地方，长安少陵原是汉代以来杜家的郡望所在地，是疑似家乡的地方，但在杜诗中杜甫并没有把长安当作故乡，这与他免官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杜甫到蜀中与严武密切交往时才会回想到长安，这与他期待复官有关系。其《从漂泊之旅的目的地看杜甫的望乡诗》（《月刊しにfk》2003年第14号）也对杜甫的望乡诗作了相关考察。

　　3、对杜诗中人物形象的讨论。重松咏子《杜甫诗中的杨贵妃像》（《中国文学论集》2004 年第33号）考察了安史之乱以前、战乱中、以及杜甫晚年诗中的杨贵妃形象，认为杜甫在凤翔时受亡命政府舆论的影响虽然有批判杨贵妃的诗作，但也在不断创作同情杨贵妃、对她表示哀悼和追念的诗歌。作者还探析了同情杨贵妃的原因：一是杨贵妃是杜甫所敬慕的玄宗的爱妃，象征着盛唐的繁荣；二是感慨她在马嵬坡悲剧性的死。西村富美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王昭君”形象的形成与白居易的继承》（《中国文学报》2012年第83 册）简单概括了正史中的“王昭君”形象，以及石崇、孔衍、葛洪、刘义庆等人作品中的“王昭君”形象，又通过分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白居易《青冢》等描写王昭君的诗歌，明晰了白居易对杜甫的继承。对杜诗中女性形象的论述，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平松美幸《变革诗人杜甫描写的两位妻子像——利用网络数据库的尝试》、佐佐木美登《杜甫的现实认知——以对女性的观察为中心》等。

　　后藤秋正《杜甫诗中的“儿童”》（《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2012 年第62 卷第2 号）认为在唐代以前，“儿童”这个平易之词在诗中并不常见，是杜甫积极地把“儿童”引入诗中。论文通过之前的诗例，论述了杜甫诗中“儿童”出现的意义和所指的丰富性，指出“儿童”指自己的孩子时，是被庇护的充满了父爱担心和忧虑的存在，成长后变成了可以帮助父亲处理家事、在肉体和精神上给予支撑的不可或缺的存在。另一篇论文《杜甫〈同谷歌〉的“狙公”》考察了杜甫《同谷歌》中的狙公形象。

　　釜谷武志《杜甫眼中的陶渊明》（《中国文学报》2012年第83册）系统考察了六朝到宋代“陶渊明”形象，认为陶渊明在六朝时的“隐者”身份比较明显，在宋代他的诗人身份才被强调，明确指出杜甫在诗中对陶渊明所论颇多，把陶渊明、谢灵运一起评价，强调陶渊明的酒、菊、作品、传记等要素和诗人身份，这种陶渊明观对宋人的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4、对杜甫自我认识、身份的讨论。谷口真由实《杜甫的自称表现与〈北征〉诗——以“杜子”与“臣甫”为中心》（《御茶水女子大学中国文学会报》2011年第30号）考察了杜甫诗中多种多样的自称表现，指出在《北征》中自称“杜子”，是为了以“杜子”的身份向皇帝讲述现实体验，具体来说是以“杜子”这个自称正面陈述这次旅行因为房琯事件被弹劾和放免后的个人体验和见闻，以及民众和家族的悲惨现状，是比“臣甫”这个自称更具现实感的自称。论文还指出“臣甫”是对皇帝以臣子的身份自称，有直接与君主对话的鲜明感，杜甫借用这些自称表现的微妙差别，缜密地创作诗歌，“杜子”和“臣甫”这两个自称在诗歌中构建了一个充满紧迫感的空间。

　　金文京《论作为山人的杜甫》（《中国文学报》2012 年第83 册）考察了杜甫的山人形象，通过论述杜甫在秦州、梓州、汉州、阆州等地卖药、采药、种药等情况，以及与李白、元结《箧中集》中的张彪、沈千运、孟云卿等山人，还有浣花草堂的邻居朱山人、斛斯山人、长安旧知司马山人等的交往，结合杜甫华州弃官以后的流浪生活和选择秦州作为避难地的生活状态，指出中唐以后的山人、隐者已经不是居住在山中之人，而是居住在城市市井中积极参与世俗活动的人，杜甫在成都结交的卖文的斛斯融、精通医药的司马山人等人就是这些山人的先驱，也就是明代所说的“山外的山人”。

　　松原朗《草堂的杜甫——成都时代的自画像》（《中国诗文论丛》2016 年第35 集）考察了成都时期的杜甫是如何在诗中表现自己的。论文介绍了草堂的规模、草堂建成后的管理、茅屋内的装饰等，指出草堂是经过众多人的援助建造而成，通过分析杜甫在成都有意识地创作“未曾有过”的诗歌，认为文学世界中观念的美与眼睛看到的、身体感知到的美是不同的。其他相关论文还有松原朗《“杜陵野老”——杜甫的自我认识》、深泽一幸《杜甫作为中间人的失败》、佐藤浩一《杜甫的“诗家”自觉——分水岭意义的蜀中期》、冨山敦史《杜甫与郎官——诗人的自觉与挣扎》《杜甫“诗家自觉”异说——留传之诗》、土谷彰男《杜陵野客与腐儒》等。

　　5、对杜甫生存状态、内心情感的关注。川合康三《论杜甫的“贫穷”》（《中国文学报》2012年第83册）通过比照杜甫诗中的贫穷与传统书写中的贫穷，指出传统在描写贫穷时，往往用高士来代替贫士，进而把“贫穷”消解，但是杜甫并没有固守在这个类型化的描写中，而是用写实的手法直视贫穷，具体地描绘出贫穷的实际样态，表现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惨状，尤其是细致描述家庭生活的具体贫穷场景，还用戏谑的笔法描述自己和好友郑虔的穷困，认为杜甫描写的多个层面的贫穷表现，既反映了诗人的复杂性，又拓展了贫穷的表现空间。川合先生对诗歌的感悟非常敏锐，极具分析思维，他常常把自己的直观感悟融入杜甫的诗歌情境中，运用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引导读者回归文学本身，对某种文学现象进行仔细地分析，再结合诗例对杜甫的创作经验进行深入探讨，对经验做出合理的解释，最后触及支撑文学内部的某种联系。其另两篇论文《永远的自然，有限的人类：杜甫》《中国的战争诗——以杜甫早期诗歌为中心》亦涉及杜甫情感状态。

　　薄井信治《论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04 年第45、46 号）分别对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的首联、颔联、颈联、尾联的悲欢情感进行了细致分析，又从读者的角度详细解读了这两种情感，为读者理解诗人形象提供了一种解读思路。森野繁夫《论杜甫〈屏迹〉诗》（《立命馆文学》2007年第598号）细致分析了杜甫在蜀地创作的《屏迹》诗，着重考察了前两句“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的含义，尤其是考察了杜甫诗中的“拙”“吾道”“物情”，并借《屏迹》诗探讨了杜甫的思想，指出杜甫写诗常通过仔细观察人类、自然之事来追究隐藏在这些背后的“自然之理”。

　　6、对杜诗风景的讨论。宇佐美文理《杜甫诗中的视觉问题》（《日本中国学会报》2017 年第69集）论述了杜甫视觉中的世界（或风景），认为杜甫把他看到的风景展示给我们，从而创造出了与读者共有的新的映像，即杜诗中的风景是可见的，杜甫视觉中的风景已经从单纯的形色上的风景脱离出来，而变成了艺术化的“意义”上的风景。王琨《杜甫描写的中国人的心象风景》（长崎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从“什么是心象风景”“心象风景与文学的关系”“心象风景与中国古典文艺理论‘意境’的关系”三方面展开，第一章介绍了杜甫的简要年谱、杜甫波澜的人生状态、杜诗的四个分期；第二章介绍杜甫如何表现中国人的心象风景，又探讨了杜诗的特质；第三章论述了杜甫被称作“集大成”诗人的理由。

　　此外，关于杜诗其他主题的探讨，主要有下定雅弘《杜甫之泪》、兴膳宏《杜甫的幽默》、小高修司《杜甫疾病考》、后藤秋正《杜甫诗中的“日本”》、中村裕一《杜甫的守岁诗》、今村浩子《吟咏“白骨”的诗歌谱系——以杜甫为中心，从蔡琰到陈陶》、高桥良行《有关杜甫上〈友情诗〉的笔记》《杜甫诗中的书信——对友人、知己、同僚的关注》《杜甫诗中的书信——对妻子、弟弟妹妹、故乡的思念》等。

（六）杜诗其他方面的阐释与评价

1、对杜诗含义、内容、思想性的阐释。冈本洋之介《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句在宋代的解释》（《中国言语文化研究》2012 年第12号）通过考察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秦观、姜夔、罗大经等如何看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指出这两句有“杜甫主体说”和“花鸟主体说”两种解读，认为虽然罗大经用花鸟为体的拟人法来解释，且这种拟人法本身也并不少见，但是宋诗中却找不到将《春望》的第三、四句看作花鸟为体的拟人法加以解释并作为典故而吟诵的诗，可以说宋人对这两句的解读很多是以杜甫为主体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关于杜甫诗歌的译注和译解的论文。

　　松原朗《杜甫的“诗之死”——秦州时期的诗之复活》（松原朗编《杜甫研究论集》，研文出版社2013年版）把杜甫从华州到秦州这段时间作诗的空白称作“诗之死”，到秦州之后的作诗称作“诗的复活”，推测杜甫的“诗之死”是因为免官受到精神伤害，人格尊严蒙受耻辱，接着又从秦州“新的风土”对杜甫的刺激考察了杜诗的内容和诗风变化的原因，并从诗人与天子的关系视角考察了杜甫内在的变化。

　　其他相关论文有下定雅弘《杜甫的独善——饮酒之乐》（《新汉字汉文教育》2014 年第58 号）、《杜甫的独善——围绕最晚年的〈南征〉》（《中国文史论丛》2014年第10号）分别从饮酒之乐、晚年的《南征》诗论述了杜甫的“独善”思想。后藤秋正《杜甫何时成为“诗圣”》、佐藤浩一《〈杜诗详注〉中的“知人论世”》、砂山稔《太清、太一与桃源、王母——俯瞰杜甫与道教》、松岛孝行《杜甫的文人意识》、平川千穗子《诗语“致君尧舜”的成立与展开——以杜甫为中心》、下定雅弘《杜甫对仙境和仙道的憧憬》等。

　　2、对杜甫文学渊源的探讨。上野裕人《唐诗中曹植、曹丕诗的影响——以杜甫〈旅夜书怀〉等诗为中心》（《语文与教育》2014年第28号）考察了杜甫诗中涉及关于曹植、曹丕之事，通过这些作品论述了两人对杜诗《偶题》《旅夜书怀》的影响，指出杜甫在创作方面继承了曹丕、曹植在诗歌构成、表现方面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独创性。其他相关论文有兴膳宏《杜甫与前代的诗人们》、陈翀《“怕春”考——有关杜甫对〈文选〉李善注接受的一个考察》、大上正美《杜甫是如何以陶渊明为契机的》、大桥贤一《杜甫与〈文选〉》等。

　　3、对杜甫的诗学观念的讨论。绿川英树《成熟与老成的诗学认识——从杜甫到欧、梅》（《中国文学报》2001 年第63 册）分析了杜甫与古文家在批评用语方面的“老”的内涵，梳理了六朝至唐代书论中“老”的谱系，深入阐释了欧阳修、梅尧臣在诗学领域对“老”的认识，探讨了宋代“老”审美意识的确立过程。河野哲宏《杜甫的“竹林七贤”观》（《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2013 年第77号）分析了杜甫四十七首涉及“竹林七贤”的作品，考察了杜甫如何歌咏“竹林七贤”及其超凡脱俗的品质，指出歌咏最多的是阮籍和嵇康，认为杜甫通过阮籍的“穷途”表达自己不得志的外在原因，通过嵇康的“懒惰懈怠”表达自己不得志的内在原因。其他相关论文还有兴膳宏《〈岁寒堂诗话〉的杜诗评》、川合康三《“冥搜”的诗学——从杜甫到中唐诗人》、矢岛美都子《杜甫诗中所见六朝诗人观》、荒木梨香《杜甫诗论》等。

　　4、对杜诗中的书论、画论进行的探讨。兴膳宏《杜甫的书论——特别是从同时代的批评视角来看》（《书学书道史研究》第16 号，2006 年）从同时代的批评视角考察了杜甫的书论，阐释了杜诗在书论领域发挥的作用。论文通过介绍与杜甫交往的贺知章、李琎、李白、张旭、张彪、薛稷、李潮、顾戒奢等书法家的性格特征和书画特色，指出杜甫“骨立”“瘦硬”的书论之语流露出他对书法的审美趣味，从中亦可窥见唐代书风的变迁。其他相关论文有森濑寿三《杜诗中的绘画与画家》、石川九杨《李白书法与杜甫书法——解读诗与书的关系》、坂田进一《青莲居士的乐句余谈——关于李白、杜甫的音乐谈》、森濑寿三《杜诗〈奉献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所见唐代绘画之现场》、高桥范子《造形诗画轴的构造与场景——围绕杜甫诗歌意图》、宇佐美文理《诗与画——以杜甫和苏轼的题画诗为中心》等。

　　5、对杜诗涉及的人物、场景、故事等方面的追索与考证。如后藤秋正《“家中”是指妻子吗？——论杜甫的〈缚鸡行〉》、内田诚一《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的李潮是李阳冰吗？——对户崎哲彦“非同一般人物”的质疑》、德田武《杜甫的谜句》、大桥贤一《所“浮”之物——杜甫〈登岳阳楼〉中“乾坤日夜浮”的解释》、诸田龙美《〈丽人行〉和〈哀江头〉——对杨贵妃一族的揶揄及贵妃不在场的曲江池》、安立典世《杜甫〈兵车行〉“鬼哭啾啾”考》、德田武《论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与〈论语〉“乘桴”故事的关系》、佐藤大志《“国破”的记忆——以杜甫〈春望〉中的“国破”为中心》、浅川贵之《〈旅夜书怀〉诗考——围绕颔联的解释》、门胁广文《由“形”看“心”——从杜甫〈绝句二首〉说起》、森野繁夫《杜甫〈哀江头〉诗》、村井美登《杜甫的诗史——以对女性的观点为中心》、大方高典《韵文的语学解析——以杜甫的作品为例》、高桥正雄《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的含义》、加藤敏《论杜甫〈遣兴五首〉其三与〈陶潜避俗翁〉诗》、宇野直人《“此外”考——杜甫〈江村〉诗尾联释疑》、中木爱《杜甫牺牲精神的内在意涵》等。

　　从上述研究发现，日本学者在阐释、评价杜甫诗歌时，注意还原当时的文学现场和社会语境，不仅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传承，也关注到杜甫的创新精神，通过仔细地阐释文本，用文本间的内在关系阐述文学上的传承关系，描绘出杜甫的知识结构，进而揭示杜甫的内心世界和文学史观。这些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在提出问题、阐释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方面都给我们很大启示。

四、杜甫及其诗歌的比较与影响研究

杜甫作为集大成诗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世纪以来，关于杜甫与相关诗人的比较、杜甫及其诗歌在后世的影响的研究，在论文质量、数量上都较以往有很大突破。日本学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常从细微处入手，考虑问题具有延展性。

　　长谷部刚《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在唐代的流传》（《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29期）通过分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郑处诲《明皇杂录》中所载关于杜甫与李龟年的逸话、《宋本杜工部集》的双行夹注等关于杜诗的解释，明晰了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在唐代的流传状况。小松谦《“杜甫游春”的谱系——论民间杜甫形象的形成》（《中国文学报》2012 年第83 册）通过考察元杂剧《杜甫游春》、明代戏曲《杜子美沽酒游春》《杜子美曲江记》等文本，认为元代以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外的人们对杜甫的印象是在春天的曲江池骑驴游玩的诗人，还介绍了“杜甫游春”主题借助题画、演剧、曲艺等媒介在视觉上影响了一般人，探讨了杜甫的形象被广泛传播的过程。

　　埋田重夫《再论白居易的数字表现——与陶潜、李白、杜甫做比较》（《中国文学研究》2011 年第37 期）考察了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诗中的数字表现，指出陶潜的数字表现并没有表现出严格的对偶倾向，质朴的文体中会有重复的数字出现；李白的“奔放”“飘逸”“天仙之辞”“天马行空”等诗歌特色在数字表现领域有明显体现；杜甫善用数字对偶，对数词的使用非常慎重；白居易在探求数字机能、效果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数字表现和数词用法方面凌驾唐代其他诗人之上。高桥良行《李白、杜甫、白居易诗中“笑”的表现》（《中国诗文论丛》第33、34、35集，2014-2016年），论文指出中国古典文学中“嘲笑”是最普遍的“笑”，李白经常嘲笑自己的才能不被认可，而杜甫经常嘲笑自己的衰老、贫穷、疾病等，在论述杜甫诗中“笑”的表现时，举出了杜诗中的嘲笑之笑、自嘲之笑、自得之笑、谈笑之笑、家族之笑、美女、天子、隐者之笑等多种多样的笑，认为杜诗中的“笑”“哂”“嗤”等字多含自嘲、谐谑之意。高桥先生另一篇论文《李白饮酒诗的酒量表现——兼与杜甫、白居易作比较》（《中国古典文学论集》2006年版）对李白、杜甫、白居易诗中的饮酒表现进行了比较。

　　好川聪《韩愈长编回想诗——与杜甫相比》（《日本中国学会报》2008 年第60 集）论述了中唐文人尤其是韩愈创作了很多回顾以往人生的自传诗（回想诗），指出韩愈的回想诗在很大程度上受杜甫的影响，并详细论述了韩愈如何继承杜甫，又是如何从杜甫的规范中跳出，进而创作出具有个性的回想诗的。其另一篇论文《从安史之乱前后的李杜诗看唐宋变革》（《日本中国学会报》2016年第68 集）考察了安史之乱后，李杜以往信奉的世界突然崩坏的非日常性的体验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这种非日常体验让现实和诗人的作品之间的距离缩短，使他们开始注重日常的记录，注重作品的编年，并从记录性很强的回想诗的角度论述了李白、杜甫在唐宋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绿川英树《雨中的情景——陈与义的咏雨诗与杜甫》（《中国文学报》2012年第83册）简单整理概括了文学史上的咏雨诗，尤其是以“苦雨”“喜雨”为主题的诗作，接着深入分析了引人注目的杜甫的咏雨诗，指出杜甫咏雨诗融入了具体时事和个人感怀，创造了一个极具象征化的雨中世界，最后重点分析了陈与义南渡前后的咏雨诗，揭示了陈与义创作咏雨诗时有意追求杜甫的作法，尤其是晚年创作多学习杜甫晚年的象征表现，摆脱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努力创造“新体”诗歌，开拓了诗歌的新境界，并把宋人的人生观、哲学观纳入研究视野，概括了陈与义创作咏雨诗的主导动机。

　　甲斐雄一《陆游入蜀及其同时代的评价——以宋代杜甫诗评为线索》（《中国文学论集》第40号，2011年）以宋代杜甫诗评为线索，考察了陆游走遍四川的经历，认为杜甫的旅行困难重重，虽然得“江山之助”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在流浪的旅途中充满了“诗人薄命”的观念，而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中记载的是充满快乐的旅行，是超越了“诗人薄命”的观念。

　　关于与杜甫的比较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他论文还有下定雅弘《白诗如何引入杜诗的口语？——以“春和老”的表现为中心》、松原朗《李白与杜甫——关于“李杜比较轮”》、石川忠久《李白与杜甫》、小池一郎《柳宗元永州诗中的杜甫接受——以〈掩役夫张进骸〉诗为中心》、后藤秋正《歌咏杜甫故居的唐末五代诗——以同谷和成都为中心》、植田渥雄《战祸中的杜甫和李白——以〈春望〉和〈秋浦歌〉为中心》、八木草好《“楚狂”与“狂夫”——关于李白与杜甫的“狂”》、森野繁夫《李白、杜甫的诗歌》、古川静穗《李白、杜甫、白居易所描绘的杨贵妃像——从赵飞燕、班昭、李夫人故事论起》、松田聪美《李白、杜甫的诗风特征——以动物描写为中心》、市川桃子《诗圣和诗仙：杜甫和李白的韵律》、大山岩根《李商隐〈有感二首〉——与杜甫〈有感五首〉比较所见》、加固理一郎《与杜诗对比的李商隐诗歌特质考察》《李商隐诗歌中杜甫诗的影响——以〈曲江〉诗的“伤春”为中心》、川合康三《广厦千万间——杜甫与白居易》、小高修司《杜甫与白居易的病态比较》、小山田义文《长相忆——杜甫、李白、芭蕉》、松宫贵之《李白、杜甫为题材的作品》、冨山敦史《杜甫与孟云卿“三吏三别”中的文学观接受与对峙》、曹元春《朱子认识的杜甫及其诗歌》、松村昴《祝允明与李白、杜甫》、大木康《冒襄作品中的杜诗》等。

五、杜甫及其诗歌在日本的接受研究

在日本的平安朝，最受尊重的是白居易，很少看到杜甫及其诗歌的影子。杜甫作为“诗圣”被尊崇是镰仓末期。黑川洋一《杜甫研究》指出：“五山禅僧代替王朝贵族，把杜诗引入我国文坛，成了新学问、新文艺的承担者。”新世纪，随着日本禅林中的文献不断被整理、翻译，杜诗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亦受到重视，逐渐成为日本杜甫研究的热点之一。

　　太田亨《杜诗在日本中世禅林的接受研究》（广岛大学2003 年博士学位论文）从多个角度考察了杜诗在日本禅林初期（镰仓时代末期至南北朝时代末期）、中期（南北朝时代末期至应仁之乱时）、后期（应仁之乱至室町末期）的接受和阐释情况，表明了颇多具有创见的观点：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五山禅僧开始在文坛上活跃，他们把杜诗奉为圭臬，不仅细致深入地阐释杜诗，还在创作上效仿杜甫；在初期禅林的禅僧中，有直接歌咏杜甫的，也有完全未提及杜甫的禅僧，这种现象跟禅僧所属的门派有关；由于所属门派不同，禅僧歌咏杜甫的风格也不同；在禅僧诗文集中关于杜甫的各种事情频繁地出现，如中期禅林以后，禅僧的文章观发生了变化，大部分的禅僧在自己诗文集中歌咏与杜甫及其诗歌相关的记事；从禅僧的诗文中可知，他们对杜甫作品、杜甫人生及生存方式非常感兴趣，并把杜诗应用于各种场合。

　　太田氏一直致力于杜诗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阐释情况研究，在研究杜诗文献、禅僧对杜诗的解释，禅僧诗文中所见杜甫形象等方面发表了大量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如《杜诗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禅林初期的杜诗评价》（《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01年第39号）指出在禅林初期，禅僧对杜甫的评价多引用韩愈、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和《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诗话中的评语，对《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注释书已有所研究。《初期禅林的外集接受初探——以杜诗接受为中心》（《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02 年第41 号）通过探讨初期禅林对杜诗的接受，详细论述了禅僧的从学、交友关系。《杜诗注释书〈心华臆断〉——杜诗在日本禅林的阐释情况》（《日本中国学会报》2002 年第54 集）通过《续臆断》中序文及其他文献，揭示了已散佚的《心华臆断》在典据、构造、格律、文法、臆测方面的特征，考察了杜诗在日本禅林的阐释情况，指出此书深受宋元注释方法的影响。《中国杜诗注释书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从〈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到〈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日本中国学会报》2003 年第55 集）分析了五山初期禅僧重视《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五山中期、后期禅僧则重视《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的现象，并考察了杜诗注释书在中国禅林的流行、普及情况，指出《分类本》在宋末元初受重视，《批点本》在大德七年出现后得到众人追捧，在明代中期成为主流。论文接着考察了《分类本》《批点本》在日本流传的情况，并深入分析了五山禅僧由重视分类到重视评点的理由。其另两篇论文《杜诗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杜诗续翠抄〉所见中期禅僧的杜诗研究》《杜诗注释书在禅林中接受的一个侧面——〈杜诗续翠抄〉的情况》以《杜诗续翠抄》为例，阐述了杜诗注释书在禅林的接受情况。

　　《杜诗在日本禅林中的接受——着眼于中期禅林中的杜甫画图赞诗》（《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04年第44号）考察了中期禅林画图赞诗盛行的背景，通过分析日本和中国关于杜甫的众多画图赞诗，总结了日本关于杜甫的画图与赞诗的特征，指出到禅林中期，寺院中建造了很多塔头和寮舍，这些建筑引入了中国书院和书斋的建筑样式，为了装饰这些建筑需要有表现禅意的水墨画或障壁画，画图赞诗也开始盛行，其中与杜甫有关的画图赞诗主要以杜甫的整个生涯、杜甫在长安滞留期（杜甫的穷困、与李白的交游、杜诗中描写的风景、杜甫的行为、由画图想起的杜诗句）、杜甫在蜀滞留期（草堂的样子、杜甫的生活）、杜甫的晚年生活、杜甫逸话等为描写对象。《杜甫〈别赞上人〉诗在日本禅林中的解释》（《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05年第48 期）重点分析了杜甫《别赞上人》，尤其是诗中“杨枝”“豆子”在宋元明清的阐释情况，还考察了此诗在日本禅林初期、中期、后期的解释情况，指出了五山禅僧在阐释杜诗时的创新价值。

　　《杜诗在日本中世禅林的接受——以禅的要素为着眼点（中期的情况）》（《爱媛大学教育学部纪要》2013 年第60 卷）论述了日本中世禅林初期对杜甫的评价，指出杜甫的诗句及其忠义精神备受推崇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宋以后确立的杜诗评论的影响，着重论述了禅林中期随着贵族化趋势增强，更多禅僧参与到汉诗文创作的队伍中，在此背景下，杜甫及其诗歌得到更为广泛的引用，杜甫与禅的关系也受到了重视，即日本中世的禅僧从杜诗中发现禅的因素、禅的境界、禅的自然观等，并将这些咏入自己的作品中。

　　《杜诗在日本中世禅林中的接受——中期杜甫的穷困像》（《爱媛大学教育学部纪要》2016 年第63 卷）从日本中期禅林中杜甫的穷困形象、禅僧关注杜甫穷困的理由、禅僧对杜甫穷困的解读等方面论述，考察了在日本的禅林中期，禅僧为何关注杜甫的穷困，又是如何消化杜诗，吟咏杜甫穷困形象的。论文还从中国禅林诗文的角度考察了杜甫的穷困形象，指出日本禅林出现的杜甫穷困形象，受宋代“穷而后工”文学观的影响，认为杜甫的“穷困”与禅僧的不慕名利、清苦相似，禅僧与杜甫在穷困方面有共鸣。

　　曹元春《杜甫与芭蕉》（白帝社2000 年版）通过比较、分析杜甫与芭蕉的作品，考察了他们诗歌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从漂泊精神、表现手法、人类观、自然观、思想的源流等方面探讨了杜甫对芭蕉的影响，明晰了芭蕉是如何理解、接受杜甫，进而创作出自己独特的作品的。在探讨杜甫和芭蕉时，作者也注意联系社会状况、文化背景、思考方式、文艺观，通过比较两者的诗歌，深入探索他们在表现方式、思想内容、内在精神方面的联系，可以说是一部窥见汉诗和俳谐特征的重要参考书。作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有《杜诗的表现手法与芭蕉——围绕致密的表现手法》《基于音、声的寂静风景表现——杜甫围绕〈题张氏隐居〉“伐木丁丁山更幽”诗句与芭蕉俳谐的关系》《作为漂泊诗人的杜甫与芭蕉》《五山文学中的醉杜甫像——围绕题醉杜甫图诗》《杜甫与芭蕉对庄子的关注》《对杜甫的共感——围绕芭蕉对杜诗〈游龙门奉先寺〉的接受》等。

　　王京钰《日本汉文学中的杜甫接受史》（九州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系统考察了日本汉诗人对杜甫的接受情况。其《五山句题诗的特征——以出典杜甫诗的句题为线索》（《日本中国学会报》2005年第57集）以题画诗为中心，对五山文学中的醉杜甫象进行了考察，内容涉及题杜甫醉图诗在五山文学中的成立和流行、五山诗人题杜甫醉图诗的主旨、五山文学中醉杜甫诗流行的原因等。论文指出，五山诗人题杜甫醉图诗表达的多是杜甫忧国思君、客愁、饮酒风流的主旨，此类诗歌流行是受宋代诗人的影响，还与诗会的盛行、五山诗人喜欢饮酒等因素有很大关系；宋代描写醉杜甫形象的诗歌虽然在文体上多样，但是内容晦涩难懂，用抽象的理念来说教，没有形成类型化，而五山诗人描写醉杜甫形象的诗歌几乎都是七言绝句，内容浅显易懂，描写的多是具体的、活生生的醉态形象，在饮酒解忧的主题中多融入忠孝、忠义，且呈现出醉杜甫骑驴诗的类型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还有《菅原道真百韵诗中的杜甫百韵诗投影》《石川丈山对杜甫的接受》《藤原惺窝的杜甫诗接受》《林罗山的杜甫接受》《五山诗人围绕海棠诗对杜甫的接受——以杜甫逸话的重视为中心》《道真汉诗中的“猨、鸟”与杜甫诗中的“猿、鸥”》等。

　　除了上述著作和论文外，村山敬三《蓝泽南城作品中的杜甫》（《大东文化大学中国学论集》2015 年第33 号）考察了蓝泽南城《南城三余集》中的作品及其“实况说”，接着又探讨了南城“折衷”诗论的由来、含义、在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等，最后指出南城在接受杜甫影响方面与江户诗人不同，并没有被杜甫影响所束缚，而是运用自由的表现方法和认真描写对象的写实性来创作诗歌，运用典故也以经书为中心，其诗作带有明显的儒家色彩。

　　其他相关论文有小山顺子《室町时代的句题和歌——永正三年五月四日杜甫句题五十首》、加藤国安《杜甫诗与清冈卓行——想象的风暴》、板仓圣哲《狩野山雪〈杜甫草堂图〉》、江藤正显《中江兆民的杜甫认识——从思想继承方面论起》、丹羽博之《雨森芳洲〈橘窗诗话〉所见杜甫、白乐天》《菅家与杜诗——杜甫诗集在菅家廊下》、波户冈旭《杜甫〈登岳阳楼〉与芭蕉〈奥州小道·松岛〉》《杜甫对近世俳人的影响》、伊藤善隆《丈山的杜甫接受——以“拙”作为关键词》、佐野仁志《杜甫的“侘”与芭蕉的“侘”》、森濑寿三《芭蕉何以成为芭蕉——作为契机的杜甫》、小清水裕子《与谢野晶子的杨贵妃短歌——与杜甫诗的关系》、广田隆子《五山禅僧虎关师炼的杜甫诗评价与接受》等。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日本文人对杜诗的接受内容、接受程度也不同。杜甫及其诗歌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被借鉴并融入日本的文论体系，在日本文学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日本学者在论述禅僧、俳谐诗人、汉诗人如何接受杜甫，在客观地看待杜甫及其诗歌在日本文学中的定位的同时，也在思考日本的传统文学及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情况。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到了杜甫诗歌在其他国家的接受情况。如长谷部刚《英语中的杜甫》（《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014 年第47 辑）考察了杜甫诗歌的英译情况。另一篇论文《德语中的杜甫——以与堀辰雄《杜甫诗译》的关联为中心》（《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015 年第48辑）通过堀辰雄《杜甫诗译》追溯了杜甫诗歌被法国人、德国人翻译的经过。其他论文有水津有理《耳边回响的诗人“声音”——美国现代诗人所述杜甫的肖像》等。这些亦可窥见杜甫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可以说，杜甫不仅是中国的杜甫，也是世界的杜甫。还有，日本的学校教育提倡重视古典文化教育，杜甫的诗歌常被当作典型案例来分析。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管窥日本的研究特色。日本学者善于用他者的眼光发现独特的研究课题，善于做“小题大做”的文章，以小见大地阐释某个文学现象。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既有对杜诗文本生成逻辑的探讨和反思，也有对杜诗在阐释、传播、接受方面的研究。其中有颇多独具新意的论文出现，如在杜甫形象研究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述较多的是杜甫忧愁诗人的形象，而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杜甫展现出了幽默的、日常的、世俗的、带有禅意的一面。当然，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研究内容上存在一些浅显的、缺乏新意的论文；在体裁研究方面，对杜甫的律诗关注较多，仅有少量论文涉及杜甫的其他文体；在杜甫对后世的影响方面，日本学者对杜诗在明清的影响关注较少等。

　　了解日本的杜甫研究现状与趋势，对推进国内的杜甫研究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把握杜诗创作的内在机制，对重新思考杜甫的“文学性”问题有重要的启示；通过“异域之眼”来帮助我们反思研究方法和拓展研究思路；与日本的学术研究形成有效的交流与对话，在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找寻新的学术契机，为杜甫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日本的杜甫研究不仅在基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多有创获，而且在杜甫家谱、交游关系、杜诗阐释、杜诗接受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具体来说，日本学者从创作论、批评论的角度对杜诗的探讨越来越细致、深入，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探讨杜诗的研究在新世纪迅猛增多。同时，对杜诗文学性研究的开拓，以及杜甫内心世界、思想心态的探究等都值得注意。相信随着日本杜甫学会的成立，杜甫研究在未来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会密集地出现更为优秀的学术论文，这需要更多的学者积极参与其中，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

　　注释：

　　①［日］静永健：《近世日本〈杜甫诗集〉阅读史考》，《文学研究》2012年第109辑。

　　②［日］大桥贤一、加藤聪、绀野达也：《日本有关杜甫著作一览及解题（1897-2017）》，《杜甫研究年报》2018年第1号。

　　③主要有：彭燕《杜甫研究一百年》（《杜甫研究学刊》2015年第3期）、李奇鸿、陈安琪，加藤聪译《台湾过去三十年间杜甫研究要说及论著集录》（《杜甫研究年报》2018年第1号）、吕家慧、陈伟强，加藤聪译《香港近年杜甫研究概况》（同上）、金卿东、金银雅，丰福健二译《最近韩国的杜甫研究动向》（同上）、潘殊闲、张志烈《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西华大学学报》2019 年第1 期）、刘宁《中国大陆新世纪杜甫研究综述（2000-2018）》（《杜甫研究年报》2019年第2号、2020年第3号）等。

　　④静永健《日本杜甫研究的主要专著及其研究者解题》及其补遗（《中唐文学会报》2004 年第11 号、2005 年第12号）、《日本的杜甫研究述要》（《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9卷第7期）、李寅生《日本近三十年杜甫诗集版本内容介绍》（《杜甫研究学刊》2014年第3期）等。

　　⑤佐藤浩一《下定雅弘、松原朗编〈杜甫全诗译注〉》（《中唐文学会报》2016年第23号）、斋藤希史《〈杜甫全诗译注〉全四卷：下定雅弘、松原朗编著质量较高的集体创作成就》（《产经新闻》2016年11月26日）、安藤信广《内心丰富的杜甫的精神世界——〈杜甫全诗译注〉出版的意义》（《东方》2017年第435号）、李寅生《下定雅弘、松原朗编著〈杜甫全诗译注〉评介》（《杜甫研究学刊》2018 年第1期）。

　　⑥宇野直人：《杜甫像再探讨——谷口真由实著〈杜甫诗的矛盾冲突与社会意识〉》，《中国研究月报》2013 年第67号。

　　⑦郝润华：《隐逸与园林：关于杜甫农业诗中的几个问题——兼评〈杜甫农业诗研究〉》，《杜甫研究学刊》2020年第3期。

　　⑧如静永健《愤慨社会之诗——杜甫〈石壕吏〉的另一种解读》、佐藤正光《杜诗异读考察》、缲井洁《读杜甫诗〈春望〉〈哀江头〉》、铃木敏雄《杜甫〈述古〉三首的“杂拟”诗性》、平野显照《杜甫诗中“逃禅”语释余论》、缲井洁《杜甫诗私注——《垂老别》《无家别》》、崔殷赫《杜甫诗对句构造的日中韩解释样态》、美马ⅩⅤず惠《杜甫研究——以〈春望〉〈春夜喜雨〉为中心》、川口喜治《关于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诗的制作——作为高适研究的一部分》、坂口三树《古来白骨无人收——杜甫〈兵车行〉》、远藤星希《杜甫〈兵车行〉》、川合康三《杜甫〈慈恩寺塔〉诗》、荒井礼《杜甫〈杂述〉译注》、小川恒男《论杜甫“返照开巫峡”》、后藤秋正《杜甫〈春望〉的颔联》、松原朗《杜甫〈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札记——“江上宅”呼出的世界》、谷口匡《杜甫〈说旱〉译注》等。

　　⑨黑川洋一：《杜甫研究》第五章，创文社1977年版，第338页。

　　⑩如堀诚《作为古典教材的杜甫〈春望〉诗》《国语科教材中的杜甫》、冈本惠子《杜甫〈月夜〉的学习——高中二年级》、古川末喜《杜甫的诗歌与生活：现代文新训读的尝试——作为汉文教育的一个探索》、吉田茂树《通过译诗活动来深入阅读汉诗的指导方法——以〈绝句（杜甫）〉和〈送元二使安西（王维）〉的实践为中心》、冈本惠子《杜甫〈月夜〉的学习——高中二年级》、林教子《日中共通汉诗教材的比较研究——以杜甫〈石壕吏〉为中心》、增田知子《杜甫〈春望〉的学习》、户田康代《积极培养学习汉文态度的授课尝试——以杜甫的汉诗为题材的高等联合授课实践》等。

　　[11]如中尾健一郎《杜甫献赋考》（《九州中国学会报》2004年第42 号）根据杜甫的事迹和诗歌系年考察了杜甫的献赋行为，介绍了他进献《雕赋》、《三大礼赋》、《封西岳赋》的时间和经过，以及献赋之后的苦恼，指出杜甫长期徘徊在做官和逃避现实之间，在安史之乱爆发之际认识到赋中歌颂的玄宗的治世是与现实民众生活乖离的，其“独耻事干谒”表明了他对一些向显贵阿谀奉承，向皇帝献赋的干谒行为做出了深刻反思。另外，佐藤浩一的两篇论文《杜甫的“赋”——以与“句末休音”的关系为中心》（《中国诗文论丛》2001 年第20 集）、《杜甫的古文与骈文——韵律与对偶》（《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7期）分别从“句末休音”、韵律与对偶的角度对杜甫作品进行了考察。其他论文还有：谷口真由实《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译解》《杜甫〈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译注》《杜甫〈进雕赋表〉译注》《论〈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高桥未来《杜甫〈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译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