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雪纯

　　“幽人”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其产生与士人生存境遇的变化有直接关联。其在文学作品中体现诗人固有的文化性格与独特的处世方式。“幽人”一词始见于《周易》：“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后世对此有两种注解：一为幽隐之人①，二为幽囚之人②。这两种对《周易》中“幽人”的解释为此后文人创作中的“幽人”之义提供了学理依据。魏晋时期，文人开始在诗文作品中提写“幽人”，文人多在入仕之途受阻、落入失位之境时，通过塑造“幽人”形象来重新寻找自身的社会定位，进而以幽隐的姿态化解内心仕隐之纠葛。比如嵇康、陆机、陆云、郭璞、陶渊明、谢灵运等人都有关于“幽人”的诗歌。彼时文人作品中的“幽人”，多具有超脱于世俗之外的隐逸形象。至唐代，“幽人”多被用来借指隐居山林或幽居佛寺的人。文人或以道家式逍遥于世外的方式成为高隐之士，或以佛禅之空寂安然来对抗政治之失意与阻碍，其作品中的“幽人”之义多可以“隐士”作解。与前人及同时代其他诗人不同的是，杜甫在创作中始终以儒者的立场去为“幽人”着色，使“幽人”带有“幽系”之性向，进而使“幽人”成为其自我形象的新标签。

　　纵观杜甫一生涉及“幽人”的诗歌创作，“幽人”是诗人在仕途偃蹇、生活困顿时自我形象的再现。目前以杜诗中“幽人”为研究中心的论文并不多见，其中以潘殊闲教授的《论杜甫的“幽人”情结》为代表③。由此，本文拟以文学文本研究为基点，结合诗人一生经历与具体的创作语境，把杜甫诗中的“幽人”形象置于传统文化的视域中，以其对于君王的德性期盼、对于政治理想的寄托以及对自我身世的感慨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而诠释其生命情感，明确其鲜明的儒者文化性格。

一、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志向

“位者，本分之谓也。”④在中国文化史上，“位” 既是一个被阐发的哲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伦理化的政治概念。从“位”的层面来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幽人”形象的产生原因有二。一为君王不在其位，士人被动失位。魏晋时期，时局动荡、战乱频仍，君位易失而难守，君权更迭促使士人生发对政治的排斥与疏离感。嵇康《酒会诗》、陶渊明《命子》、谢灵运的《登永嘉绿嶂山》、陆机《幽人赋》等诗赋中所塑造的“幽人”，他们主动选择背离君位，摆脱“世网”的束缚，在高蹈的幽隐中寻求生命的自由与独立。二为即使君王在位，士人主观放弃对“位”的依赖。这一点，初唐时期隐士卢鸿一可为例证。初盛唐，皇帝出于政治需要，为表现自己求贤若渴、理政开明而大力征召隐士。在玄宗开元年间，曾几番征聘著名隐士卢鸿一入朝。在《征隐士卢鸿一诏》中，便体现出君王之“大位”向“幽人”的有意“靠拢”。⑤虽然，玄宗诏文中对“幽人”品格予以象征性地肯定，而其“虽得素履幽人之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的批评与“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的呼唤才是其根本目的。

　　与初盛唐时期不同的是，玄宗后期政治开始由盛转衰，杜甫恰好身处君不在其“位”的政体滑坡期，士人多因此而难居臣位。与魏晋时期文人笔下“幽人”崇尚高隐不同的是，杜甫所塑造的“幽人”并未因不得志而完全从现实逃离。相反，“幽人”即便未获得贤臣之名位，依然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贤臣式的职分去关注时事与政局。换言之，在失位的处境中，杜诗之“幽人”完全褪去了先唐作品中幽隐之色，以类似于志士（壮士）的悲悯情怀来虚拟贤臣之角色，竭力呼唤君王的贤明意识。

　　在《行次昭陵》中，杜甫首次以“幽人”自许，诗云：

　　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谶归龙凤质，威定虎狼都。天属尊《尧典》，神功协《禹谟》。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⑥关于此诗创作时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为安史之乱前，二为安史之乱后。⑦

　　笔者根据《唐代关内道交通图》（图六）⑧，并结合历代注杜者的分析以及当代学者的考证，认为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后更切合诗歌内容，更符合诗人行踪路线。

　　至德二载（757）四月，诗人自京逃至凤翔，投奔肃宗，途经醴泉昭陵，有感而作此诗。“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两句饱含了诗人深沉的情感。一方面，作者通过对太宗的追忆来表达对玄宗的失望之情。与太宗广开言路、任用贤明、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贞观之治相比，玄宗在其统治后期丢失了初开国业的治理之方，沉迷声色而致使朝政疲敝，错用奸邪而致使忠谏受阻，最终酿成安史之祸乱。另一方面，作者又对肃宗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够像太宗一样英武神明，尽快平复战乱，实现中兴。短短数句便论及唐朝三代皇帝的功过与希冀，足见诗人笔力之纵深。

　　诗中的“幽人”在逃离动乱而惊魂未定之际，行经昭陵，触景生情，满怀的贤路受阻之怨与苍生罹难之忧在笔端倾泻而出。诗人将“幽人”（壮士）置于君王陵边的旁观之位，其中所暗含的，不仅仅是诗人对于时局的感慨，更深一层的是诗人对自身政治角色定位的设想。安史之乱已然爆发，面对两京失陷、危机四起、国无主、民无家的社会环境，诗人怀揣热忱，希望获得“致君尧舜”的贤臣之位。由此，“幽人”（壮士）之“恨”，不仅涵盖了诗人在失位困境中个人价值无从实现的悲愤，亦有家国沦陷而未得复苏的悲痛。

　　《伤春五首》是杜甫于广德二年（764）在阆州所作，在吐蕃陷京、代宗出奔的时局中，诗人感愤而发，尤其是其三与其五两首诗借“幽人”口吻对君心蒙蔽、佞臣在位、贤臣失位的形势予以批判。其三云：“……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 关于佞臣所指，历代注家皆以为是程元振。结合历史，程元振对吐蕃犯京一事确实起到了不可饶恕的负面作用。《资治通鉴》记载：“广德元年，吐蕃之入寇也，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⑨而对于宦官之专权与骄纵，代宗并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遏制，《旧唐书》记：“十一月辛丑朔，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蕃寇犯京师，罪由程元振，请斩之以谢天下。上甚嘉纳，以元振有保护之功，削在身官爵，放归田里。”⑩在奸人得位、君王退位、贤者失位的背景中，诗人对君王的德性期盼愈加强烈，这一点，在《其五》中体现得更明了：

　　闻说初东幸，孤儿却走多。难分太仓粟，竞弃鲁阳戈。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萝。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出逃，肃宗登基，花费长达八年的时间才平复安史之乱。可好景不长，吐蕃开始侵扰边境。如诗人所描述，吐蕃的入侵带给唐王朝的冲击不容小觑。在诗人看来，其主要原因乃君臣存有间隙。仇兆鳌注曰：“幽人当春而泣，公念不忘君也。”《资治通鉴》记载：“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上发诏征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时局的逆变与动乱再次引发诗人对于家国命运的关注及君臣修好之义的期许。《杜臆》言“得无”二句，“隐然伤其有臣无君，故下有君臣修德之句”?。如仇兆鳌所言：“君能去佞亲贤，则将士皆思效力。”同肃宗时期一样，站在贤臣的立场上，杜甫希望代宗恢复贤明之治。

　　在大历元年（766）初至夔州时所作的《古柏行》中，“幽人”同样是怀才无位的“志士”，选取孔明庙前的古柏来进行跳跃的双关托喻。诗人身在夔州，与孔明庙前“老柏”相比，漂泊流落，处于失位的困境中；由此联想到成都武侯庙前“孤高”“正直”的“落落”长松，因“神明力”“造化工”而饱受“烈风”与“蝼蚁”之摧残。诗人与之发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发出“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悲慨之叹。孔明作为古柏曾经的拥有者，也是诗人所倾慕的主体。所谓“君臣已与时际会”，诸葛亮毕竟有过被赏识的机遇，而杜甫却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赏识。在《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钧》中，诗人以更加沉痛的笔调诉说“自古幽人泣，流年壮士悲”的不甘与悲慨。

　　结合以上几首诗，“幽人”多与壮士、志士、猛士等具有承担意识的形象并列出现，同时赋予其“悲”“恨”“泣”“怨”等带有幽愤情感体验的修饰语，折射出诗人壮志未酬与失位现实无数次冲突后的不甘与苦楚。值得指出的是，“幽人”作为诗人在失位时创作的一个文学形象，其“不在其位” 而“谋其政”的执着并非简单的因为“每饭不忘君”。虽然诗人一生的大部分光阴是在壮志未酬的失位境遇中度过的，但他忧国忧民的初心从未改变。诗人以自设的贤臣之位去呼唤贤君的出现，更多的时候是出于民生的考虑，其关心民生疾苦的儒者仁心与位卑而不忘忧国的承担意识是不容置疑的。

二、退避而持守的志节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行经昭陵之后，于凤翔谒见肃宗，求得拾遗一职。但做官不久，他便因疏救好友，直言犯上，招致贬谪之祸。乾元元年（758）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冬天便弃官离京。如果说杜甫早年的干谒之举是因热衷功名而太过激进，那么杜甫在被贬之后逐渐远离政治中心的退避之举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诗人柔和隐忍的另一面。乾元二年（759），杜甫携家人客居秦州。《苦竹》即是诗人离开华州、初到秦州时所作，诗云：

　　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轩墀曾不重，翦伐欲无辞。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

　　仇兆鳌认为：“苦竹，嘉君子之避世者。”苦竹因结根在“幽人屋”旁，而具有了与“幽人”相通的心性与气质。“幽人”与苦竹一样，皆指避世之君子。张溍言：“此见甘贫节者，宜知所依也”，“苦为物避，卑为物疑。可见世之耐苦，而安卑者亦甚难也”?。诗人由长安被贬至华州，再至秦州，生活确实处于困苦之境，其情形时常会体现在诗歌中：“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徒步归行》），“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空囊》）。物质生活层面的窘迫是诗人客居秦州的诱因之一。但真正促使诗人放弃华州参军一职的原因，乃是其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清醒认识。在《独立》一诗中，诗人托物兴感、忧谗畏讥，以鸷鸟比小人之心怀嫉妒者，以白鸥比君子之被迫幽放者；“天机近人事，独立万端忧”，隐括了诗人对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忧虑。

　　秦州作为杜甫由入仕而转向退避、由政治中心而漂泊至政治边缘的“托身”之处，其幽僻的地理环境为诗人提供了新的生活空间。杜甫在此处客居不到半年的时间，其政治倾向发生了极大转变。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开篇便言：“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当诗人正直而执着的理想缺乏可以实现的要素时，诗人不会违背初心，在浑浊的政治环境中委曲求全。在不容乐观的政治形势下，杜甫时常托物言志，以物之“失志”与“失节”来讽咏时事、警醒自我。在《佳人》一诗中，诗人塑造了类似于《苦竹》中的“幽人”形象。诗云：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世情”两句是诗人对世事的慨叹与伤感，而“在山”两句则是其基于本性而对安身立命之地的重新权衡。“佳人”与《苦竹》中“幽人”类似，皆在幽僻之地选择与竹为伍。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传统而常见的意象，其中所蕴含的“物情”之一便是气节。“佳人”“幽人”这些幽居于山野、具有“孤”“贞”之特质的文本形象因有竹的陪衬而具有了守节的文化性格，诗人之思想境界与个人价值也由此而得以重新构建。

　　杜甫于入蜀第二年（762），在浣花溪畔即景而作组诗《江头五咏》。同样是托物寓意：《丽春》之以稀为贵、《栀子》之孤芳自赏、《鸂鶒》中鹰隼之志、《花鸭》之独立分明，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诗人幽隐于一方的独守与孤傲。其一《丁香》因有“幽人”的存在而使这种情怀尤为突出。其诗云：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近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

　　诗人因时局动乱而奔逃至蜀，与秦州相比，蜀地更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偏远之地。“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风断青蒲节，霜埋翠竹根”（《建都十二韵》），诗人因苍生罹难而生发衰老摧残之感慨。在这首诗中，丁香与苦竹一样，都是能够引发“幽人”身世之感的陪衬之物，亦是“止堪与幽人作缘”的品性相侔之物。卢元昌认为丁香乃“喻柔弱者当知自守”?。的确，长时间的流离困走加深了杜甫失身之惧与守节的决心。“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一句托物寓意，诗人不愿与如“兰麝”一般煊赫的为官之流为伍，更不愿因为时局的动乱而招致失节之祸。杜甫在梓州时追思成都草堂而作《寄题江外草堂》，其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幽居于草堂而坚守自身品性的缘由与所得，兹录几句作为引证：

　　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古来贤达士，宁受外物牵。顾惟鲁钝姿，岂识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惨澹凌风烟。事迹无固必，幽贞贵双全。与“因人作远游”的秦州之行相比，因“遭乱”“卧疴”“干戈”而至蜀的经历则更显悲惨。幸好杜甫在各方好友的帮助下搭建了可以暂时栖身的草堂，这里承载了杜甫在蜀时期特殊的生活态度与政治情感。正如其诗歌所言：“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对于杜甫而言，“幽居”之地难以轻易符合心性，其择定之标准不在于隐逸的旨趣，而在于与“物情”的相访与共鸣。“幽人”与秦州之苦竹、佳人以及成都之丁香、栀子所共有的“情”便是“幽贞”，此乃诗人所要坚守之“道”，亦是诗人志节的一种体现。

　　如前所述，杜甫的一生，以短暂的拾遗任期为分界点，其前的青年干谒求职时期，其后的漂泊流转时期，虽然未在其“位”，但始终以贤臣的视角去关注君王与家国。当贤臣之位为外界不可抗力因素所裹挟时，诗人的政治诉求逐渐由外而内，一方面，通过“幽人”之承担意识来呼唤贤君的再现；另一方面，则通过塑造“幽居近物情”的“幽人”形象来曲笔言志。其对于志节的反复申述与守护，在此前及同时期文人作品中的呈现度几近为零。宋代程颐对于士人退避而“自守”之分析切中肯綮：“不屈道以徇时，既不得施设于天下，则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节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象》所谓志可则者，进退合道者也。”?从《苦竹》《丁香》两首诗中所体现的“幽人”形象来看，杜甫“不屈道以徇时”之“幽居”，属于“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

　　从弃职离京后，经秦州至成都，以与政治中心长安渐行渐远的距离来看，杜甫确实选择了一种退避的生存方式。但是杜甫并没有在退避中丧失一个儒者的担当与持守。相反，他总在幽居一处时竭力保全自己的人格与志节。儒家先哲强调：“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博”?。其中本然蕴含了在退避中保全志节的处世之道。如杜甫所言“仲尼甘旅人，向子识损益”，其在退避中“甘贫节”与“贵幽贞”的思想渊源得益于儒家原初的道德指向。

三、“越界”而回归的意志

清代刘熙载对杜甫“一生只在儒家界内”的评判可谓是对杜甫儒者形象定调的典范。也正如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中所言，杜甫之一生所表现乃“醇儒”之形象。然而，诗人一生偃蹇多难，其思想也会偶尔跳出“儒家界内”。当政治失位、生活失意成为诗人一种生命常态时，其内心的主体信念难免动摇而生发“越界”之联想。大历二年（767），杜甫对雨抒闷而作《雨》（山雨不作泥），诗云：

　　……浮俗何万端，幽人有高步。庞公竟独往，尚子终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潇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齿发暮。

　　诗歌由雨景发端，围绕一个“闷”字层层展开：眼前之景——生存现状——时局动乱——身世之感。最后八句笔锋一转，诗人要抛开万端浮俗，追步“幽人”；摆脱现状、出峡以豁拘闷。对此，浦起龙似深得诗人之诗心：“发端写微雨乍开乍暝之景，非绘画能到。‘拘闷’，暗领中段。‘旷绝’，暗伏末段。中十六句，历叙卧病离乡，淹留寡欢，薄俗不投之苦，所谓‘拘闷’也。篇尾志在出峡，所谓‘旷绝’也。‘浮俗’二句，转笔洒落。‘竟独往’，‘终罕遇’，正欲同往而相遇也。将为洞庭潇湘之游，此物此志也。”?在这首诗中，“幽人”形象因自然环境、时事记录与诗人经历这三重背景的烘托而更加立体化。表面来看，“幽人”乃似尧帝时期的许由、汉代的庞公及尚长一类高洁出世的隐士，实则是对自我形象的一种暗喻。孟浩然《夜归鹿门寺》中也有类似的将“幽人”与庞公对举之诗句：“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此中“幽人”既指庞公，也是诗人自指。与孟浩然躬身实践庞德公“采药不返”“遁世无闷”的行为相比，杜甫也曾想尝试“幽人” 果敢的超脱之举，以此来弥补自己暮年的彷徨无措之遗憾。但诗人终究还是没有践行如同庞公、尚子等辈的高蹈之步，即便此后出峡入潇湘，通过归隐以释闷的意念并未付诸实践。诗中的“幽人” 也因此暗含诗人对时局动乱而未息的忧虑以及对自身老大而无成的苦闷之情。

　　诗人从乾元二年（759）弃官入秦州，一路漂泊辗转南下，生活愈加困窘，精神愈加困顿。在身心的双重困境中，诗人对于一生之经历进行反复回忆，“仕”与“隐”之冲突是其不断思索与调和的重要主题。如果说《雨》是杜甫在现实中无路可投时意欲突破儒家规范之界的片刻逃离，那么《幽人》则是诗人于晚年之际回溯一生中对“仕”“隐”之心路历程，在体现其矛盾心境的同时，最终将自身思想倾向回归到“儒家界内”。兹录全诗如下：

　　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灵凤在赤霄，何当一来仪。往与惠询辈，中年沧洲期。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内惧非道流，幽人见瑕疵。洪涛隐笑语，鼓枻蓬莱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风帆倚翠盖，暮把东皇衣。咽漱元和津，所思烟霞微。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五湖复浩荡，岁暮有余悲。

　　诗歌开头为诗人当时境况的象喻。蔡梦弼对此解释：“尝一作当‘神物’谓龙也，龙翔而云从，喻恶人出而贤人应之。《舜韶》九成，而凤凰来仪，盖凤之为物，有道则见。今云之未遇神龙，凤不遇有道之君。云则无所归，凤则不来仪。是以贤人幽隐，此其时也。”?此诗为杜甫于大历四年（769）至潭州所作，当时诗人独自漂零，贫病交加，他以“真成穷辙鲋，或似丧家狗”《奉赠李八丈判官（曛）》，“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地隅》）来自伤当时之情形。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诗人时常作孤高而不愿从俗之语，作于同时期的《朱凤行》中有言，“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诗人呼唤的是如“灵凤”一般具有贤良品质的同道中人。孤独而失志的现状促使诗人追忆曾经闪现却未曾实现的“越界”之举。与“惠询辈”的“中年沧洲期”正是在此种情形中的一种跳脱式回忆。

　　“洪涛”八句，注者多认为是神仙口吻，表达诗人对游仙的向往之意。钟惺称赞此诗为：“绝妙游仙诗，非惟无飘笠丹药气，并无云霞气矣。”?其实不然。结合诗歌创作语境、诗人内心经历以及一生思想变化来考察，此诗“绝妙”之处不在于诗人的游仙之意，而在于诗人以“不即不离”?的诗境表达对时局与人生的思索。不可否认的是，在未入仕之前，杜甫确实有过对求仙访道的向往与实践，但这并不能说明杜甫对道教有强烈的信仰。陈贻焮认为，杜甫青年时期在诗歌中流露出的弃世高蹈之志，“不过是初出茅庐、稍受挫折的人一时的冲动而已”?。对于早年这一段朦胧而又短暂的求仙经历，杜甫也时常在抒发悲郁之情时有所追忆。在夔州时期，他在《西阁二首》其二中同样有服食引年、如海求仙之意，其诗曰：“懒心似江水，日夜向沧洲。……豪华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诗尽人间兴，兼须入海求。”仇兆鳌注曰：“公尝云：‘到今有余恨，不得穷扶桑。’又云：‘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其语谆谆，似欲为长生之学者，然实不得志于时，而托言遁世耳，犹孔子乘桴浮海之叹欤。”可谓道尽杜甫之忧国忠义与忧世之苦心。就在杜甫感慨年华易逝、似有托生沧洲之意的同时，他依然在担忧时局、惋惜时不我待，比如：“古来遭丧乱，贤胜尽萧索。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西阁曝日》），“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正如仇兆鳌所言，杜甫诗歌中时而表现出对于求仙之道的追慕之情，并非其本心使然，而是其忠厚之志无从实现，忧世心切而借助不得已的反语来纾解内心的一种表达方式。

　　诗人由对早年与“惠荀”的沧洲之约自然联想到他人游仙实践之场景，其中确实隐含一定成分的遁世思想，但这只是对早年出世思想的再现而已。长安时期的杜甫，年少轻狂，一心求仕，纵然偶有类似于“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老夫怕趋走，帅府且逍遥”的遁世之念，也是因为壮志难酬而故作豪放之语，其内心对于出仕的执念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减弱。诗人离开长安之后，理想中的政治诉求不如从前强烈，却并未因此而步入逍遥遁世之列。相反，在诸多可以实现其早年“沧洲”之愿的际遇中，诗人内心挂念仍然是家国的安危，坚守的仍然是自我的性分与操守。正如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所言，自己忧心忡忡并不是“非无江海志”，而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也正是此诗中“幽人”被遗弃、被“瑕疵”之根本原因。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其超现实的想象世界基于“幽人”所处现实环境而蔓衍，在与现实生活世界交织而成的矛盾中，诗人将最终情感的着力点重新回归现实。结尾处商山四皓与范蠡泛舟五湖之典便是隐含了诗人对现实的关怀与感悟。与惠荀辈之高蹈出世的避世方式相比，杜甫更愿意实现的是如同商山四皓、范蠡一般功成身退的生存范式，其得以“潇洒送日月”的前提条件是切实的救乱济时。故而，“岁暮有余悲”之“悲”，并非因“沧洲之志不遂”，也不只是因为羁旅迟暮。其原因之所在，是“幽人”一生政治理想破灭的不甘，功业未成的失落以及对政局的失望。这一“悲”是诗人在反复的仕隐矛盾中由向外的执着于仕，转为向内关照本性的一种悲痛体验。而其心性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根本原因在于其与生俱来的儒者性分。

四、杜诗中“幽人”品格的当代意义

综观杜甫一生有关“幽人”的诗歌创作地点，可以大致勾勒出诗人十年长安生活之后几处关键的节点：长安—凤翔—秦州—成都—夔州—潭州，“幽人”的创作与诗人的人生轨迹总有重合之处，由此，“幽人”形象成为诗人诉说人生经历的一个典型标签。而“幽人”所携带的忧国志向、刚正风节、持守品格正是诗人“奉儒”之“素业”的践行与诠释。宋代黄彻在《?溪诗话》中说杜甫：“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早谋先定，出处一致也。”?这一点，可以由杜诗中“幽人”之文化性格去深入体味。?在其几近一生的失位境遇中所呈现的“幽人”形象，剥离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幽隐之色彩，于困顿潦倒的生存境遇中彰显其儒者文化性格。

　　虽然杜甫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其生活的封建社会已沉沦于历史的河流，其诗中所记载的生活经历与人格品性也成为文学长廊中的过去式，但杜甫其人其诗所散发的思想与文化之光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暗淡。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言：“杜甫是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文学领域内的闪光点”，“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幽人”之文化性格，恰好折射了诗人及其诗歌的思想与文化意义。于当代之公民，仍然具有极大的传承借鉴意义。从个体人格意义来讲，虽然杜甫所处的偃蹇难行的困苦时代已不复存在，但今人需要于逆境中保留持守与慎独之品格。要在充满诱惑的“迷局”中保持清醒，尽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牢记自己的原初之心与使命之感；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坚定立场，坚守原则，坚持志节；在失意独处时要回归本心，反躬自省，知行合一。从社会道德来讲，杜甫诗中“幽人”以天下为己任及其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与承担意识符合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其舍己为人的淳厚品格对于今日树立以集体利益为重的价值观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如果说“幽人”形象是诗人在某种机缘下，展现自己感情的替代，那么其上负载的“在道德上的感悟能力”则是更需值得关注的焦点。由“幽人”形象至诗歌阅读再至诗人文化性格，是一个层层生发的审美认知过程。如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所言，杜甫在他的诗歌中“构建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他用汉语中最伟大的语言，阐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杜甫诗歌的当代意义，不仅局限于对国人的熏陶与感化，其人格魅力与文化感染力是属于世界的。

　　注释：

　　①（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页。

　　②（清）惠栋著，郑万耕点校：《周易述》，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35页。

　　③潘教授采用追本溯源之法，以易经之义来注解杜诗中“幽人”之品质与诗人之情结，具有较高的立意。但稍显不足的是文章以《周易》中“幽人”之义来对应杜甫诗中“幽人”之内涵，使人误认为杜甫诗中之“幽人”只是对《周易》语词的援用，而相对忽略了“幽人”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而“幽人”在文学作品中不断生发的文本意义以及思想意义也随之被淡化。（潘殊闲：《论杜甫的“幽人”情结》，《杜甫研究学刊》2015年第2期）

　　④（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奏拟：《奏定学堂章程·全国学堂总要》，清光绪湖北学务处刻本，第15b页。

　　⑤（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9页。

　　⑥（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341页。本文凡引用杜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⑦宋代黄鹤认为此诗作于天宝五载，今人吉川幸次郎、何振球也认为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前；清代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等人则否定黄鹤之观点，认为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后，今人房文本从路线进行考证，也认为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后。比较这两种观点，持安史之乱前者，只是就诗歌本身理解而断定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前，但具体的时间路线皆不确定；持安史之乱后者，清代的注杜家把此诗编在《北征》后，然考杜甫从凤翔之鄜州路线图，昭陵并不在其中。今人房文本则认为此诗乃安史之乱后从长安之凤翔投奔肃宗时所作，本文同意此说。

　　⑧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图六。（书中单页插图，无页码）。

　　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150页、第7155页。

　　⑩（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274页。

　　?（清）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清）张溍著，聂巧平点校：《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345页。

　　?（清）卢元昌：《杜诗阐》，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7页。

　　?（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周易程氏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6页。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2页。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4页。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180页。

　　?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86页。

　　?（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箋·杜诗补遗卷十》，《古逸丛书》覆宋麻沙本，第14a页。

　　?（明）钟惺：《唐诗归》卷十九，明刻本，第6b页。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93页。

　　?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66页。

　　?（宋）黄彻：《?溪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00页。

　　?杜甫涉及“幽人”的诗作，除以上几类不同寻常的诗歌外，还有两首诗歌借“幽人”以比友人，述朋友之情。比如：《野望因过常少仙》中的“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八哀诗》中的“洒落辞幽人，归来潜京辇”，在这两首诗中，杜甫借“幽人”分别指代常少仙和苏源明，表现了诗人对于友人的赞赏之意，其中所体现的是与传统相类似的超脱适意的“幽人”形象，并未包含诗人自身的人格特质与政治情怀，这也可进一步证明杜甫借“幽人”言己之情感的独特意义。

　　?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第11页。

　　?［英］迈克尔·伍德：《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https：//haokan.baidu.com/v?vid＝6239099524238223105&pd＝b jh&fr＝bjhauthor&type＝vid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