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祥

　　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一样，是唐代重大的文学革新运动，而主张诗歌因事立题、讽喻现实、不求入乐的新乐府运动，尤与表达唐代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的现实需要契合。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说起唐代乐府，人们可能会想到李白、杜甫，说起新乐府运动，首先想到的是白居易、元稹，还有张籍、王建、李绅等著名诗人。其实，在新乐府运动中，有两个当今容易被忽视的人物，他们在新乐府体裁拓展、题材创新、体制完善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地位和贡献不容忽视，这两个人就是汉中人刘猛、成都人李馀。

一、乐府诗与新乐府运动

乐府诗亦简称“乐府”，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语言朴实、叙事生动、押韵灵活、每句字数无严格限制的古体诗。乐府本是汉代的音乐机关，后来才演变为一种文学体裁。

　　早期的乐府诗为乐府机关采摭、演唱的从民间兴起或从西域传来的新兴俗乐的歌词，每类歌词均被冠以基本固定的题目，后世称之为“乐府旧题”。由于这些歌词实质是诗，至南北朝萧梁时，开始把那些曾经在乐府里合过乐的诗叫做乐府，以区别那些未经合乐的所谓“徒诗”。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设《乐府》专篇，并论曰：“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强调音律协调、文辞端庄，以裨教化。在此，刘勰就是根据六朝人的习惯，把“乐府”作为一种诗体来定义的。梁《昭明文选》、陈《玉台新咏》、唐《艺文类聚》，直至清人《唐诗三百首》，都将乐府列为一种诗歌类型。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先秦至五代的5000多首乐府歌辞、歌谣分为12类，并对每一种类和主要诗题写了题解，成为研究乐府诗的重要著作。

　　唐代贞元、元和年间，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造成的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因而有识之士表达诉求、希冀变革的愿望强烈。反映在诗坛上，白居易、元稹等诟病于六朝以降乐府诗创作“沿袭古题，唱和重复”，多“嘲风月，弄花草”而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病，发动了一场被后世称为“新乐府运动”的诗歌革新。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初唐、盛唐诗人陈子昂、杜甫等人探索的基础上，倡导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作诗，“刺美见（现）事”“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类诗“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新乐府诗“因事立题”，“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不受古题古义的限制，使乐府诗便于贴近生活，反映社会现实和世道人心。

　　元和四年（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二十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标志着“新乐府”的正式命名和新乐府诗群体的诞生。除了白居易、元稹和李绅，张籍、王建、唐衢、刘猛、李馀等也是新乐府诗派中的成员。其中，刘猛和李馀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刘猛、李馀之生平及交游

刘猛、李馀主要因与元稹的诗歌唱和而得以享誉诗坛。元和十二年（817），时任通州司马的元稹因治病而寓居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见到了刘猛、李馀所作的古乐府诗几十首。这对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乐府诗革新的元稹来说，乃十分惊喜之事，于是毅然选而和之。元稹《乐府古题序》曰：“昨梁州见进士刘猛、李馀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选而和之。”在《全唐诗》中，元稹有和刘猛诗10首，和李馀诗9首，反映了他们之间唱和之一斑。元稹在《古乐府题序》中，只表明他是在梁州（今陕西汉中）“见到”刘猛、李馀，并未申明他们一定是梁州人，也未涉及他们其他的生平事迹。唐末张为撰《诗人主客图》，刘猛、李馀名列其中，但现存《主客图》无二人的籍贯等生平介绍。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朱东润先生《历代文学作品选》以刘猛、李馀为“梁州进士”，应该说不够严密，因为其二人的属地还需考查，李馀并非梁州人，而为成都人。

　　根据现有资料考证，刘猛为兴元府人，而其生平事迹不详。清初在唐、宋、元、明各种唐人别集、选集、总集的基础上编纂《全唐诗》，依据杂史、地志、笔记、诗话等素材，撰有简略的诗人小传。其卷四六三曰：“刘猛，梁州进士。与元稹同时”，考定刘猛为梁州人。此后，清雍正《陕西通志》、嘉庆《汉中府志》皆有梁州进士刘猛之名。但是，周祖譔《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却曰：“刘猛（生卒年不详），郡望彭城（今江苏徐州），元和十二年客居梁州。”王增学《唐代徐州籍作家生平创作述略》亦曰：“刘猛，郡望彭城。”以刘猛郡望为彭城，可能是清代出版家刘云份《八刘唐人诗集》中的观点，但不能像有的学者那样视刘猛为彭城人。彭城固然为刘氏郡望，唐人也善言郡望，但郡望并非本籍，不得用来判断属地。曾大兴论曰：“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文学家籍贯，是指其出生成长之地，即指其本籍。这个本籍有可能是其祖籍，也有可能不是。但肯定不是指其客籍，更不是指其郡望。”明代《徐州志·选举志》曰：“其时徐人之举进士者，若唐则刘延祐、刘知几、刘商、王驾、刘轲”，也无刘猛之名，不以刘猛为彭城人。至于《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曰刘猛“元和十二年客居梁州”云云，显系据元稹《乐府古题序》相关内容，在“郡望彭城”观点之下为自圆其说的推断，其可靠性大打折扣。刘猛应为梁州人无疑。需要说明的是，梁州早在兴元元年（784）因唐德宗驻跸而升为兴元府，所以严格地说，刘猛为兴元府人。元稹曰梁州，乃用其旧名，后人往往承袭不改。唐代的梁州或兴元府，其辖境略小于今天的汉中市。所以，刘猛为今天的汉中人。但属县难以详考。

　　刘猛之生平，仅见于他与元稹的交际。其进士及第年代亦不详。元稹《乐府古题序》自注：“丁酉”，丁酉为元和十二年，元稹既然此年“见进士刘猛”，史料中又未见刘猛及第之具体年份，后世遂以刘猛为元和年间进士。在刘猛、李馀之间，刘猛与元稹的关系可能更密切一些。元和十二年九月元稹离兴元，刘猛以诗送行（原诗已佚）。元稹《酬刘猛见送》诗有“持此慰远道，比之为旧交”等句，可见二人友谊之深。故蹇长春在《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一文中论曰：“（元、刘）二人交情非同泛泛。”除了与元稹、李馀的短期交往，史籍中再未见刘猛的生平记录。与古代汉中众多士人一样，刘猛大概也是一个淡泊名利、不愿受世事羁绊之人。元稹《酬刘猛见送》诗“伊余狷然质，谬入多士朝……一为毫发忤，十载山川遥”表达的官场凶险也会促使刘猛产生遁世思想。“古代读书人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汉中许多人虽然未‘穷’，却也选择隐而不仕、终老田园。”汉代的郑子真、卫衡、祝龟就是这些人的代表。而与刘猛同属于中唐时期的汉中人陈七子隐居嶓台山，“家在碧潭深处住”；崔觐“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皇帝征召而不就，更是上述特质和行为的体现。刘猛很可能与他们禀赋相近，且遥相感染，平淡、默然度过一生。

　　李馀属地争议不大，交游则较刘猛复杂，进士身份还须探究。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六有“（李）馀，登长庆三年进士第，蜀人也”之记载，《全唐诗》卷五〇八亦曰：“李馀，蜀人。工乐府，登长庆三年进士第。”李馀中进士后返乡，张籍、贾岛、姚合、朱庆馀等都有送别诗，而其中皆有“归蜀”字样。故李馀无疑为蜀人而非梁州人。“蜀”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它可以指古代的巴蜀，即今天的四川和重庆，也可以指前代的蜀郡和唐代至德以后的成都府（治所在成都县，今成都市）。明人《玉芝堂谈荟》以李馀为成都人，清《重修成都县志·选举志第七》“进士”中也有“李馀，成都人”之说；而贾岛《送李馀及第归蜀》诗中“云当绵竹叠，鸟离锦江飞”的描写，也是成都一带的风光。故，李馀应为成都人，但此成都指成都府（辖成都、新都、郫、双流、广都等多县），不必局限于成都县。

　　尽管元稹有元和年间“梁州见进士刘猛、李馀”语，但史料显示，李馀非元和之前的进士。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一据《唐诗纪事》，将李馀列入长庆三年（823）进士及第者，而《唐摭言》卷二《等第罢举》中恰有“李馀长庆二年”之记载。看来，李馀是在长庆二年（822）等第罢举后，于次年登进士。但是，元稹既曰元和十二年“见进士刘猛、李馀”，李馀怎么会在6年后方中进士？此其一。其二，《登科记考》既将李馀列入长庆三年进士，却又根据《玉芝堂谈荟》中“大和八年状元李馀，成都人”之说，记李馀为大（太）和七年（833）状元（因八年状元为陈宽），并注：“李馀已见卷十九长庆三年”，意为长庆三年进士李馀和太和七年状元李馀为一人。也就是说，元和十二年时李馀还不是进士，他长庆三年进士及第，太和七年再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成为状元。元稹在文中于进士刘猛后带出李馀，可能的原因是，或一时未弄清李馀身份，或行文有疏漏。那么，会否元稹所见之李馀与长庆三年进士李馀非一人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全唐诗》对长庆三年进士李馀有“工乐府”的定性介绍，与元稹的表述一致；《唐诗纪事》等古代典籍对李馀的记述都是与刘猛以及元稹的《乐府古题序》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前人认为长庆三年进士、太和七年状元李馀即元稹在兴元府所见之李馀。

　　进士及第前，李馀曾在长安一带盘桓10年，所以张籍《送李馀及第后归蜀》诗中有“十年人咏好文章”之誉，姚合《送李馀及第归蜀》诗中有“十年作贡宾，九年多邅逥”之叹。元稹与他相遇，很可能就在其盘桓长安期间偶至兴元（或为拜会刘猛）。进士及第后，李馀曾在湖南做过州县官吏，有贾岛《送李馀往湖南》诗章为证。蹇长春考证：“李及第后，曾辟为湖南州县佐吏。在从其所交游，多是门第不高、名位不显的落拓者这一点来看，李馀显然也是一个出身寒微，有诗才，而功名仕途均不得意的人物。”也许是为官不顺，促使他多年后再次进入科场，尽管喜中状元，但也未彻底改变命运。状元及第后的李馀，没有留下可供研究的履历，很可能郁郁而终。

　　与刘猛不同，李馀与当时诗人们交游更广泛一些。史料显示，李馀、张籍、贾岛、姚合、朱庆馀5人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他们之间交往的“纽带”很可能是张籍，因张籍年宦最长，且驰名诗坛，“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白居易语）。李馀擅长乐府，与张籍为同道；姚合有“与……张籍游”的经历；朱庆馀则“受知于张籍”，并“得张水部诗旨”；而落拓不羁的贾岛曾“袖有新成诗，欲见张韩老”（带着新诗拜访张籍、韩愈），留下了《投张太祝》《携新文诣张籍韩愈途中成》等诗作。姚合与贾岛又有“姚贾”之合称。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5人常常郊游、互访、剧谈，留下了大量赠答、酬谢、送别、寄怀的诗篇。张籍、贾岛、姚合、朱庆馀除了皆有“送李馀归蜀”诗外，还有数量不等的记录他们交游的其他诗篇。张籍有《与贾岛闲游》《过贾岛野居》《酬朱庆馀》《送朱庆馀及第归越》《赠姚合》《赠姚合少府》等近10首，姚合有《赠张籍太祝》《酬张籍司业见寄》《送朱庆馀及第后归越》《送朱庆馀越州归觐》《送贾岛及锺津》《别贾岛》《寄贾岛》《哭贾岛二首》等20多首，朱庆馀有《近试上张籍水部》《贺张水部员外拜命》《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寻贾岛新居》《与贾岛顾非熊无可上人宿万年姚少府宅》《夏日题武功姚主簿》等多首，贾岛有《酬姚少府》《寄武功姚主簿》《送朱兵曹逥越》《题朱庆馀所居》《酬张籍王建》《哭张籍》等10多首。其中，姚合、贾岛与李馀似乎交往更频繁、友谊更持久一些。李馀远行、返京、患疾，或大自然季节变换，他们都赋诗抚慰。姚合的《别李馀》《寄李馀卧疾》《闻新蝉寄李馀》、贾岛的《送李馀往湖南》《喜李馀自蜀至》等诗篇，就是这种情谊的真实记录。贾岛还有“乘闲策蹇访李馀幽居”之举，并得句“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成就了流传千载的关于“推敲”的故事。令人惋惜的是，李馀没有留下与上述4人交际、唱和的诗文。《全唐诗》收存刘猛诗3首，李馀诗2首，另有五言诗3联（句），皆为抒情之作，内中没有他们的交游线索。张为《诗人主客图》以李馀、刘猛为“高古奥逸主”孟云卿的入室，与李贺、杜牧、李涉、胡幽贞同列，同时孟云卿还有“上入室”韦应物，“升堂”李观、贾驰、李宣古、曹邺、刘驾、孟迟6人，“及门”陈润、韦楚老2人，但也看不出李馀、刘猛与孟云卿及其他13人的交际，诚为憾事。

三、刘猛、李馀对新乐府运动之贡献

刘猛、李馀因乐府诗而引起元稹的注意，但他二人的乐府诗却没有流传下来。从元稹的和诗窥知，刘猛作有《梦上天》《冬白纻》《将进酒》《采珠行》《董逃行》《忆远曲》《夫远征》《织妇词》《田家词》《侠客行》，李馀作有《君莫非》《田野狐兔行》《当来日大难行》《人道短》《苦乐相倚曲》《出门行》《捉捕歌》《古筑城曲》《估客乐》。他们的这些诗作，“咸有新意”“极意于斯文”“粗明古今歌词同异之音”，起到了革新旧题乐府、充实乐府理论、推动新乐府运动发展的作用。

　　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概括了刘猛、李馀乐府诗“咸有新意”的两个方面，一曰“虽用古题，全无古义”，一曰“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他说：“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词同异之音焉。”有鉴于乐府旧题意旨对作诗之束缚，白居易、元稹等人曾表示全用新题，“不复拟赋古题”，即不再用乐府古题赋诗，使那些题目消亡。这当然是诗歌革新中的一种极端行为。刘猛、李馀探索“虽用古题，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即可以使用乐府古题，但不受其定义的限制，如采用《出门行》这个古题，但不描写离别之事（元稹和李馀《出门行》，即借兄弟二人的遭遇叙写人生的艰辛及变幻无常）；也可以利用古题的定义，但在写作方法上创新，如《田家》本为描写一般农事的诗题，可以用它来反映向前线输送粮草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这种创作尝试，拓展了乐府诗的范围，给乐府旧题注入了新的元素。刘猛、李馀的创作在得到元稹的肯定和唱和后，避免了新乐府运动走向歧途，从一定意义上保证了乐府古题既得革新，又益延续。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把从杜甫到元稹、白居易、李绅，再到刘猛、李馀的乐府诗创新，视为新乐府诗发展的几个既有联系又具有独立性的阶段，并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风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

　　元稹唱和刘猛、李馀而作旧题乐府，客观上促进了新乐府运动的高涨。作为乐府诗革新的倡导者，元稹先有新题乐府之作，白居易却后来居上，以《长恨歌》《琵琶行》等享誉诗坛，而元稹的《连昌宫词》则稍逊一筹。两人的同题乐府诗《上阳白发人》《法曲》《阴山道》等，似乎也元不如白。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论述：“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元白诗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元稹为不示弱，另觅创作路径，以求补救。这个路径就是仿效（唱和）刘猛、李馀。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论曰：“微之于新题乐府，既不能竞胜乐天，而藉和刘猛、李馀之乐府古题之机缘，以补救前此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即不改旧时之体裁，而别出新意新词，以蕲追及乐天而轶出之也……故微之之拟古，实创新也。”元稹“补救”的结果如何呢？“读微之古题乐府，殊觉其旨趣丰富，文采艳发，似胜于其新题乐府……取较乐天新乐府之明白晓畅者，别具蕴蓄之趣。”看来，受刘猛、李馀之启发，元稹于旧题乐府之创作，开辟了一条新颖之路，并在此路径上胜过了白居易一筹。文学创作中的这种“竞争”现象，当然是有益于事业繁荣的。而就刘猛、李馀来说，“无意中”为这种繁荣做出了贡献。蹇长春在《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中，把新乐府诗派的9位诗人分为三个层次，刘猛和李馀是“作为元稹的追随者和新乐府运动的支持者”而跻身于第三个层次。这当然没有大错，但就他二人在乐府古题创新和启发元稹这些方面来说，恐怕不单是“追随”与“支持”，多少还起了“推动”与“完善”作用，如郭茂倩论述的那样。

　　除上所论，刘猛、李馀的诗歌作品，还对元稹诗的结构产生了影响。从元稹和刘猛之乐府诗推断，刘猛诗之句律，兼具元白之特点。陈寅恪曰，在和刘猛诗之前，元稹“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大约受刘猛诗之启迪，元稹和诗的句式和内容均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反七字句之常则，出现了三七句式、三三七句式。《将进酒》上节首句“将进酒，将进酒，酒中有毒鸩主父”，三三七句式开头，下节“将进酒，酒中无毒令主寿”，三七句式开头，述女子因替下毒鸩父的母亲掩饰受到责罚而又替母亲求情之事；《田家词》首句“牛吒吒，田确确，旱块敲牛蹄趵趵”，三三七句式开头，咏田家辛勤劳动的果实化作无穷无尽的军粮，“意至沉痛”，与元稹自述刘猛“《将进酒》特书列女”，“《田家》止述军输”素材契合，其句式也很有可能是刘猛原诗的形式。《田家词》《织妇词》是元稹的乐府名篇，而它们恰好是和刘猛之作。蹇长春论曰：“同刘猛相比，李馀的才名似稍胜一筹。”的确如是，毕竟李馀有过“十年人咏好文章”之声誉，但以对乐府诗的革新而言，刘猛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毋庸置疑，刘、李在新乐府运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故胡适称李馀、刘猛等为白居易和元稹的“同志”，罗根泽在引述元稹评述刘猛、李馀的文字后说：“故唐代依旧曲、制新词事业，至此遂告终止，唐代以乐府为诗事业，至此遂告大成。”?其评价可谓中肯，是刘猛、李馀为新乐府运动划上了“句号”。

四、刘猛、李馀在文学史上之地位

刘猛、李馀在古代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台静农先生在论及以讽喻为主的乐府诗时说：“即这种以讽喻时事为主的作法，在当时并不止元、白两人，如李绅、刘猛、李馀都是这一派诗的作者，可是他们的作品今都不存在了。”确实，如果刘猛、李馀等人的作品能传世更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将更容易书写。

　　仅就现有的史料看，刘猛、李馀不单在乐府诗革新中做出贡献，在古诗创作中亦有建树。《全唐诗》刘猛存诗三首，即《月生》《苦雨》《晓》，皆为古诗。这三首诗，在张为《诗人主客图》和计有功《唐诗纪事》中皆注为“句”，即诗中的句子而非完整的诗。无论是诗句还是完整之诗，还是能看出刘猛诗之特点。《月生》诗曰：“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圆；月满十五后，日畏光彩瘦。不见夜花色，一尊成暗酒，匣中苔背铜，光短不照空。不惜补明月，惭无此良工。”意境深邃，风格清新，语言明快。《苦雨》诗曰：“自念数年间，两手中藏钩。于心且无恨，他日为我羞。古老传童歌，连淫亦兵象。夜梦戈甲鸣，苦不愿年长。”借淫雨描述抒发当时士人普遍具有的忧患意识。《晓》诗曰：“朝梳一把白，夜泪千滴雨。可耻垂拱时，老作在家女。”怀才不遇、虚度年华之叹跃然纸上。贾岛在《喜李馀自蜀至》中称李馀“词体近风骚”，可见其风格及造诣。李馀的两首七绝《寒食》与《临邛怨》，均被选入号称抉择精严的闻一多《唐诗大系》。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遴选以中晚唐为主的诗人84人，“（所收）于唐代诗人中未及十分之三四”，而刘猛、李馀能跻身其中，可见他们在当时具有影响力。《诗人主客图》以李馀、刘猛为“高古奥逸主”孟云卿的入室，而孟云卿确以“高古”著称，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五诗赞孟云卿：“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显然，刘、李二人当时在创作古诗、弘扬古风方面是得到承认的。

　　刘猛、李馀对新乐府运动之贡献，也得到了当今学界一定程度的认可。除前举胡适、陈寅恪、台静农、罗根泽之论，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周相录《元稹集校注·前言》和王辉斌《唐后乐府诗史》等著作，都论及刘猛、李馀乐府诗的地位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也有吴汝煜撰写的“刘猛”“李馀”词条，应该说肯定了他们的文学家地位。因此，可否这样定义：刘猛、李馀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致力创新者、最终完善者，在乐府、古诗创作上成绩斐然，是得到当时和后世普遍认可的诗人。当然，由于他们的作品大多散失，对后世研究探索增加了难度，因而也有被人遗忘的现象。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失收刘、李。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据谭著所录，列有含726人的《隋唐五代诗人之地理分布表》，刘猛、李馀也只能阙如。看来，确立刘猛、李馀在文学史上地位之工作还有待学术界继续努力。

　　注释：

　　①学术界对是否存在新乐府运动还有争议，持肯定态度并将其与韩愈主导的古文运动对比论述的主要学者及其论点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第125页）；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白居易《与元九书》）是一篇最大胆最有力的文学运动的宣言……这正与陈子昂、李白反六朝诗风，韩愈反骈文的气概与决心相同……（白居易的诗）继承了《诗经》的风、雅，汉代的乐府歌辞以及李白、杜甫作品的精神，有意识地造成了一个有力的新乐府运动”（第500-504页）；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经中唐前期到贞元、元和年间，现实主义已逐渐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散文方面有韩柳的古文运动，小说方面则传奇达到空前的繁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歌方面出现了白居易诸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第115页）；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白诗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受到高度评价，白氏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被视为唐代诗坛现实主义精神高涨的产物，并成为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公认的常识”（第480页）。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无“新乐府运动”之提法，但他将“韩愈与白居易”作为大历后两位伟大的诗人列专章论述，并曰：白居易的诗，“最重要者则是他的‘新乐府’辞……这样彻底的人生的艺术观（按，指白氏“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之诗歌主张），是我们唐以前的文学史上所极罕见的”（第351-359页）。

　　②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③（唐）白居易：《与元九书》，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2页。

　　④（唐）白居易：《新乐府·序》，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五，第136页。

　　⑤《全唐诗》卷四一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605页。

　　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六章《古题乐府》，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5页；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⑦?《全唐诗》卷四六三，第5269页。

　　⑧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0页。

　　⑨王增学：《唐代徐州籍作家生平创作述略》，《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⑩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7页。

　　?梅守德、任子龙等修：《徐州志》卷二《选举表》，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蹇长春：《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西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第41页。

　　?孙启祥等著：《文化汉中》，三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8页。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九〇《利州路·洋州·仙释》，文选楼影宋钞本。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崔觐》，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本（影印）。

　　?（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57页。

　　?《全唐诗》卷五〇八，第5772页。

　　?张籍诗题为《送李馀及第后归蜀》，姚合、朱庆馀、贾岛3人诗题皆为《送李馀及第归蜀》。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历代状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李玉瑄等修、衷兴鉴等纂：《重修成都县志》卷四，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同卷还有“刘猛，成都人”之文，应系编纂者据元稹《乐府古题序》、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的臆断。

　　?《全唐诗》卷五七二，第6640页。

　　?（五代）王定保撰，黄寿成点校：《唐摭言》，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宋）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9页。

　　?《全唐诗》卷三八五，第4332页。

　　??《全唐诗》卷四九六，第5625、5615页。

　　?张籍约生于766年，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贾岛生于779年，终身未第；姚合约生于781年，元和十一年（816）进士；朱庆馀为宝历二年（826）进士，李馀为长庆三年（823）进士。

　　?《全唐诗》卷五一四，第5864页。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册，第190、124页。

　　?（唐）贾岛：《携新文诣张籍韩愈途中成》，《全唐诗》卷五七一，第6624页。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第325页。

　　?（唐）元稹：《乐府古题序》，《全唐诗》卷四一八，第4605页。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2-1263页。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26、121、125页。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六章《古题乐府》，第311、312、312页。

　　?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册，第326页。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40页。

　　?《全唐诗》卷五七三，第6674页。

　　?（清）李调元：《诗人主客图叙》，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0页。

　　?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47-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