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以下简称《蓟丘览古》）诗前有序交代写作的缘起：“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遗迹也。”陈子昂集并无旧注本，今人彭庆生有《陈子昂集校注》行世。故题目及序言中蓟门、蓟丘的所在，很难找到更多的直接的注解。参之以唐代其他诗人注本中关于蓟门、蓟丘的注释，我们发现研究者多将蓟门、蓟丘与蓟城的位置相关联。古蓟城在今北京西南，这一点没有疑问，蓟丘的位置则各家说法略有不同。或认为在今北京市德胜门外，或认为在今北京市西南，总之都在唐时的幽州即今天的北京市附近。但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中称陈子昂随武攸宜北征，军次渔阳，陈子昂因进言不被采纳反而被降职，郁闷而登蓟北楼。渔阳与幽州的距离大约有两百里，陈子昂如何能远登幽州蓟北楼？是卢藏用的叙述有误?还是我们对蓟丘的地理定位有误？
陈子昂此诗中所涉蓟丘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关涉到卢藏用对此诗写作背景的描述是否准确，并影响到我们对陈子昂《蓟丘览古》这一组诗的准确解读，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一、“蓟”与“蓟州”
先从“蓟”谈起。据古文字学家及考古学家的研究，古“蓟”地是从事稻作和渔业的蓟族所居之地，蓟族长期聚集生活的中心地带的山丘，即蓟丘。但原始蓟族聚居的蓟地和蓟丘都是难以确指的。地名随主人迁移的习俗也使得与蓟相关的名称在今北京城附近有多处。自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以来，“蓟”地的名称、具体所指地域以及行政级别都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大要来说，与陈子昂此诗相关的“蓟”有两地，其对应的大概地理位置，一是今天的北京，一是今天的天津蓟县。与北京对应的“蓟”，历史悠久，是称名较久的蓟地、蓟城的所在。《礼记·乐记》第十九：“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索隐》：“后武王封之（按：召公）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蓟城今府治东。古燕都也。《记》曰：武王克商，封帝尧之后于蓟。其后燕并蓟地，遂都于蓟。以城西北有蓟丘而名。”据此，周武王灭商纣后，则封黄帝后人于蓟地；一说封召公于蓟县故城。总之，西周时候北京附近已有蓟城，后来蓟城成了燕国的都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北直二》“大兴县附郭。在城（按：明北京城）内东北隅。秦置蓟县。汉以后因之。州郡皆治此。辽改曰蓟北县，寻又改为析津县。”“秦始皇二十一年，王贲取燕蓟城，因置蓟县，属上谷郡。项羽封臧荼为燕王，都蓟。汉卢绾亦封焉。后为广阳国治。更始二年，光武以王郎新盛，北徇蓟。其后为刺史治。自魏、晋及唐，皆曰蓟县，州郡皆治此。”则秦汉历魏晋讫唐，都设有蓟县，蓟城一直是州郡治所。“《禹贡》冀州地，其在颛顼时曰幽陵。帝尧时曰幽都。帝舜时为幽州地。夏商时皆为冀州地。周亦置幽州。春秋战国时为燕国。秦为上谷、渔阳二郡地。汉初为燕国，又分置涿郡。元凤初，改燕国为广阳郡。本始初，更为广阳国。东汉省广阳入上谷。永平八年，复置广阳郡郡治蓟。又幽州亦治此。魏晋皆因之。三国魏改为燕郡。晋为燕国。建兴二年，石勒入蓟，执幽州都督王浚，以故尚书刘翰行幽州刺史。翰以幽州入于段匹磾，其后复并于石勒。慕容隽尝都此。其后苻坚、慕容垂代有其地。后魏亦为燕郡，兼置幽州。北齐置东北道行台。后周亦置燕郡，兼立总管府。隋初，郡废，仍曰幽州，仍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改曰涿郡。唐初复为幽州，初置总管府，寻为大都督府。天宝初曰范阳郡范阳节度治此。上元中，史朝义伪改郡为燕京。乾元初，复为幽州，亦为卢龙节度使治。李怀仙等据其地亦曰幽州节度。唐末为刘仁恭所据。后唐亦曰幽州。石晋初，归于契丹，改为南京幽都府，又改为燕京析津府”由以上材料可知，北京“蓟”就行政归属而言，其地域在不同朝代所归属的侯国、州县、郡府之名称，择要而言，有幽、蓟、燕、范阳等，蓟城基本都是治所。陈子昂的时代，北京“蓟”属幽州，因为地理沿革、行政归属以及创作习惯的原因，文学作品里用“幽”“燕”“蓟”字样来指称这一地域，也是比较常见的。
与天津蓟县对应的“蓟”，主要是指开元十八年后设立的“蓟州”。蓟州“春秋至战国俱属燕。秦于此置渔阳郡，二汉因之。魏晋以降，陷于河北，只为幽州属邑。燕慕容雋、后赵刘渊所都。至隋开皇初徙玄州于此，并立总管府。炀帝初府废，置渔阳郡。唐武德以后废郡，复为幽州属邑。至开元十八年，析幽州之渔阳、三河、玉田三县置蓟州。取古蓟门关以名州。天宝元年改为渔阳郡，乾元元年复为蓟州。”在陈子昂的时代，天津“蓟”作为城邑还没有被冠之以“蓟”名，但其属幽州辖地，由于历史沿革和行政归属的原因，文学作品中亦可用“幽”“燕”“蓟”来泛称。
总之，两“蓟”均可以用“幽”“燕”“蓟”泛称之。但如果称渔阳，则两蓟中当指天津“蓟”，即后来的蓟州。
两“蓟”地理位置相距不远。《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渔阳，秦右北平郡所治也。隋为渔阳县，属幽州，在幽州东二百一十里。”《旧唐书》：“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日下旧闻考》：“蓟州明初属顺天府，本朝因之，在府东一百八十里。”梁思成《独乐寺史》：“蓟县在北平之东百八十里，汉属渔阳郡，唐开元间，始置蓟州。”地理位置的相近，也为两者在泛称上的混一提供了合理性。
二、“蓟门”“蓟丘”“蓟楼”
那么蓟门和蓟丘又位于何处呢？《水经注》：“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读史方舆纪要》称：“蓟丘在旧燕城西北隅，古蓟门也。”《日下旧闻考》引《太平寰宇记》称：“开元十八年，析幽州之渔阳、三河、玉田三县置蓟州，取古蓟门关以名州。”修书文臣并下按语：“古蓟门关在州城东南六十里，一名蓟丘，今遗址尚存。”则京津两“蓟”都有蓟丘、蓟门，蓟丘即蓟门，且在开元十八年设蓟州之前，天津蓟附近已经有古蓟门关。另一说谓蓟门即居庸关。《唐六典》：“渝关在平州东，蓟门在幽州北。”《读史方舆纪要》：“蓟门，即今居庸关。”但蓟门也并非只有确指蓟门关这样一种指称功能，它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泛指幽燕之地的。蓟门所以名之以门，是因为幽蓟一带多崇山峻岭，似门户隔绝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之路，屏障内地，故幽燕一带亦可泛称蓟门。陶翰《送萧少府之幽州序》：“顷，林胡大寇边，杀右将军，于是幽蓟之北门不启。”白居易《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敕：幽州节度判官卢众等：幽蓟重镇，卢龙旧军，是吾北门，委在上将，实资寮佐，以济谋猷。”《续资治通鉴》：“盖当日幽蓟为唐北门，命帅屯兵，阨其险阻，是以边马不敢南牧。”门户屏障可大可小，具体的关塞可以是确指的蓟门，山脉连绵的幽燕之地也可以是泛称的蓟门。
就诗文中的具体用例而言，蓟门、蓟丘都有具体指称某地以及泛指今北京附近，即古幽燕之地的用法。如李世民《仪鸾殿早秋》：“寒惊蓟门叶，秋发小山枝。”杜甫《诸将五首》（三）：“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卢象《杂诗二首》（二）：“死生辽海战，雨雪蓟门行。”王昌龄《寄穆侍御出幽州》：“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上举数例中蓟门都是泛指古幽燕之地或者幽州城，这种用法是最为常见的。知宗《盘山上方道宗大师遗行碑》：“元和九秋，师年弱冠，于燕庭金阁寺受戒，礼志敬寺如琳为师。后至永泰大师所，与师契合，谓师曰：‘蓟门旧里田盘灵山，可构净居。’师蒙指教，惊喜难名。”盘山离天津蓟距离更近，这里的蓟门当指天津蓟，也就是蓟州。当然，此种用例多是在唐设蓟州之后才有的。卢照邻《悲夫》：“遥兮远，山谷萦回兮屡转，状若登蓟门兮望胡苑；断兮连，井邑邱墟兮知几年，又似登陇首兮见秦川”，卢藏用《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游旧》：“负剑登蓟门，孤游入燕市”，两处的“蓟门”都是可以登临的，应当落实到具体的关塞，当然这个关塞可以确指蓟门关，也可以模糊指称蓟地的某一处关塞。
蓟丘，“因丘以名邑”，其在诗文中的用例也是有泛指唐时的幽州与确指蓟丘两种情况。沈亚之《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今幽、蓟之兵，其犹病者之再病也，乘虚而强履，独有立势而诛之。立势之急，在于聚威于深棣，实力于沧、定。然后以赵、魏临常山，环兵而攻之。则冀马之踪，不望合于燕蹄矣。以太原之师入蓟邱，则易水之东，左臂不能傍运矣。此拘燕囚蓟之方也。”贾至《燕歌行》：“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制北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擒单于。前临滹沱后沮水，崇山沃野亘千里。昔时燕王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侯。”这两例中“蓟丘”都应泛指唐时的幽州。高适的《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適远登蓟丘，兹晨独搔屑。贤交不可见，吾愿终难说。迢递千里游，羁离十年别。才华仰清兴，功业嗟芳节。旷荡阻云海，萧条带风雪。逢时事多谬，失路心弥折。行矣勿重陈，怀君但愁绝。”张谓《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昔在五陵时，年少心亦壮。尝矜有奇骨，必是封侯相。东走到营州，投身似边将。一朝去乡国，十载履亭障。部曲皆武夫，功成不相让。犹希虏尘动，更取林胡帐。去年大将军，忽负乐生谤。北别伤士卒，南迁死炎瘴。濩落悲无成，行登蓟丘上。长安三千里，日夕西南望。寒沙榆塞没，秋水滦河涨。策马从此辞，云山保闲放。”上述两例中“蓟丘”都是登临的对象，应该是确指作为山丘的蓟丘。张诗中所涉及的地名，如营州、榆塞，地近辽东，与蓟州的地理位置更相近，所以这里的蓟丘似以指称天津蓟的蓟丘更合理。杨炎《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李楷洛）封蓟郡开国公，又加云麾将军”，“追赠营州都督”，“亦诏蓟邱，下宠明神。左凿贞石，垂于将来。矧我洪勋，上悬云台。彼邱之颓，此泽之堆。悠悠令惠，万古不回”。其《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并序）》称：“其生渤碣”，曾“覆林胡于榆关之外”，“天宝元年五月二十日，自河源薨于怀远县之师次，春秋六十七，赠营府都督”。铭文中亦有“亦诏蓟邱，下宠明神。彼邱之榛，此石之磷。悠悠令德，万古清尘”字样。上引铭文中的蓟丘，后文中又分别提到“彼丘之颓”“彼邱之榛”，所以应该是确指的山丘。李楷洛生于渤碣，曾在榆关一带打过胜仗，被封为蓟郡开国公，追赠营州都督府，这些地域都与蓟州关系更加密切，且他去世时蓟州已设立，所以上引铭文中的蓟丘应该是在天津蓟即蓟州附近。
蓟楼即建在具体的蓟丘之上的城楼或者关楼。陈子昂《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诗中有“暮登蓟楼上”字样，上引张谓《同孙构免官后登蓟楼》一诗题目中的“蓟楼”与诗句中的“行登蓟丘上”对应，都是显明的例证。陈子昂《蓟丘览古》序文中“因登蓟丘”一本作“因登蓟楼”，也可说明两者的关系。
综上，蓟门与蓟丘都可以泛指，也可以确指。泛指时蓟门的应用范围更广，使用频率更高，主要泛指幽燕之地；蓟丘也可泛指幽州。确指时蓟丘应该指蓟地的一座山丘，上有蓟门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蓟丘即蓟门。无论蓟丘位于何处，其上所建城楼或者关楼都可称之为蓟楼。泛指和确指的蓟门都有与北京蓟和天津蓟对应的用例。但泛指的蓟丘用例很难坐实到天津蓟，现存天津蓟的用例基本都在开元十八年唐设蓟州后创作的诗文中。
三、“军次渔阳”与“登蓟北楼”
陈子昂《蓟丘览古》，序言中提及“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似乎蓟门、蓟丘就与燕之旧都有了直接的联系。但结合当时的军事情况以及卢藏用在《陈子昂别传》中叙述的这一组诗的创作背景，我们不得不认为这里面尚有疑窦。卢藏用《陈子昂别传》称：“属契丹以营州叛，建安郡王攸宜亲总戎律，台阁英妙，皆署在军麾，特敕子昂参谋帷幕。军次渔阳，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三军震慑。子昂进谏曰：‘主上应天顺人，百蛮向化，契丹小丑，敢谋乱常？天意将空东北之隅以资中国也。大王以元老懿亲，威略迈世，受律庙堂，吊人问罪，具精甲百万，以临蓟门。运海陵之仓，驰陇山之马，积南方之甲，发西山之雄，倾天下以事一隅，此犹举太山而压卵，建瓴破竹之势也。’”“建安方求斗士，以子昂素是书生，谢而不纳。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尝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
“军次渔阳”“兵临蓟门”“登蓟北楼”这三个地点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需要理清。依照我们前文考辨的结果，蓟门可以泛指古幽燕之地，“军次渔阳”与“兵临蓟门”并不矛盾。但蓟北楼这样的地点如果落实到当时的幽州虽然更合乎语言习惯，却不合乎情理：子昂独自离开渔阳军帐驰回幽州？在渔阳与主帅不合，待回军幽州才登蓟楼作诗抒怀？这两种情况可能性都不大。那么只有另外的两种可能：“军次渔阳”不准确，应该是军次幽州；或者这个蓟北楼就是渔阳附近的古蓟门关。
关于武攸宜军次渔阳的记载，卢藏用的这篇《陈子昂别传》应该是最早最明确的表述。赵儋《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所述与卢藏用基本相同。《新唐书·陈子昂传》：“会武攸宜讨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参谋。次渔阳，前军败，举军震恐。”民国《蓟县志》：“武攸宜军渔阳，震恐不敢进。”这些记载的源头可能都可以追溯到卢藏用所作别传。卢藏用为陈子昂故交，对他相知甚深，所作别传“识者称其实录”，所载应该比较可靠。
武攸宜此次北征的路线，大约是先到过幽州，然后到渔阳，后来又返回幽州。武攸宜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受命讨契丹。“冬十月，孙万斩攻陷冀州”，“十一月，又陷瀛洲属县”，“河北震动”。陈子昂《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文中称：“愤胡孽之侵边，从王师之出塞”，“仲冬寒苦，幽朔初平”，“白羽一指，可扫丸都；赤墀九重，伫观献凯”。诗中亦称：“仲冬边风急，云汉复霜稜。”由“仲冬”“蓟城”字样可知，十一月武攸宜军在幽州。所谓“幽朔初平”，当是指上述内寇的契丹军基本平定。此时军中士气高涨，军队尚未遭遇重创。由陈子昂代武攸宜所拟军中文书可知，一直到次年二月武攸宜军帐应该都在幽州。《为建安王答王尚书送生口书》有“幽州士人，尤以称快”，“初春犹寒，愿保休圣”字样。《为建安王与辽东书》称：“初春向暖，愿动静胜常。”《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称：“初春犹寒”，“大军即以二月上旬六道并入（营州），指期尅剪（孙万斩军），同立大勋。”《为建安王答王尚书书》称：“使至辱书，知初出黄龙，即擒白鼠。”《奏白鼠表》：“臣某言：今月日，臣等令中道前军总管王孝杰进军平州，十九日行次渔阳界，昼有白鼠入营，孝杰捕得笼送者。”如果武攸宜言行一致，则二月份军队经渔阳向营州方向进发，王孝杰的前军二月十九日经行渔阳界。三月份，前军陷没。“三月庚子，王孝杰及孙万斩战于东硖石谷，败绩，孝杰死之。”武攸宜军次渔阳，不敢进。待回军幽州时，大约天气已经转暖。陈子昂为苏宏晖所作《谢衣表》中称：“臣今月日，千骑田楷至，伏奉恩敕，赐臣紫衫旱衫袴等一副”“今月六日至幽州，即囚系狱户，延颈戢魄，惟待严刑，汤镬在前，分委灰土。”所赐衣物为单衫，此时天气应该已经转暖。且苏宏晖“三月庚子”即三月四日战败，“今月六日”至幽州，则到幽州最早的时间也在四月六日。因此前军战败后，武攸宜应该在渔阳停驻过一段时间。
由当时的军事情势来看，武攸宜军次渔阳也是比较合理的。武攸宜“令中道前军总管王孝杰进军平州”。“（697）春二月，王孝杰、苏宏晖等率兵十八万与孙万斩战于硖石谷，王师败绩，孝杰没于阵，宏晖弃甲而遁。”《新唐书》：“王孝杰及孙万斩战于东硖石谷，败绩，孝杰死之。”陈子昂为此次兵败作了《国殇文》，序中称：“丁酉岁三月庚辰前将军尚书王孝杰败王师于榆关峡口，吾哀之，故有此作。”则东硖石谷的位置在平州与营州交界处的榆关，就距离远近而言，武攸宜的军帐如驻扎幽州则离前军太远，应以驻渔阳为是。《资治通鉴》：“武攸宜军渔阳，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契丹乘胜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将击之，不克。”契丹寇幽州，应该是绕开武攸宜军队以抄掠，武攸宜其时确应在渔阳。
至于蓟北楼的称呼，陈子昂《蓟丘览古》诗序里并没有出现，只是出现了军队“出自蓟门”“因登蓟丘”字样。蓟北楼这样的用法，也是始自卢藏用别传，并为赵儋在旌德碑中袭用，除此之外，现存文学作品中并无其他用例。赵儋在同一篇碑文中，同时也用了蓟楼字样来对应蓟北楼：“忠言不纳，前军欲覆。遂登蓟楼，冀写我忧。”则蓟北楼也就是蓟楼。
如此以来，陈子昂《蓟丘览古》诗题目、序文中的地名都可以落实到渔阳附近的古蓟门关。卢藏用别传中“军次渔阳”和“登蓟北楼”两处地名并现也可以讲得通。
四、蓟丘人物故事范型与陈子昂人生轨迹重合的节点
将蓟丘定位到渔阳附近的古蓟门关，是否与陈子昂《蓟丘览古》诗序中提及的燕都旧迹和人事矛盾？陈子昂诗序中称：“历观燕之旧都”，则燕都只是经行观览之地而非驻足之地。且“其城池霸迹已芜没矣”，所谓燕之旧都已经荒芜湮灭了，并没有具体的遗迹可以凭吊。但诗人由此经行历览联想起了燕国旧事。他带着这种感慨登上了蓟丘。渔阳在春秋战国时期亦属燕国，陈子昂在渔阳附近的蓟丘忆念燕国往事并不牵强。陈子昂《蓟丘览古》诗中涉及的另外几个地名：轩辕台、碣石馆、黄金台也都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渔阳附近亦有轩辕遗迹。《蓟县志》：“崆峒山，一名翁同山，以上有崔府君庙又名府君山。在州北五里，形势峭峻”，“旧有日照寺，后改为地藏殿。昔传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之处。按：岷州、原州、肃州、汝州、赣州皆有崆峒山，未知孰是。但黄帝都于涿鹿，去蓟甚迩，则是此亦未可定”。《轩辕台》：“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则诗人身在蓟丘，对轩辕台只是遥想。碣石馆与黄金台也只是遥想或者曾经登临其遗迹。《燕昭王》：“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蓟丘与碣石馆明为两地，此处是叙述所历览。（黄金台，当诗人登碣石馆时所遥望，目下在蓟丘更是遥想了。）《郭隗》：“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黄金台只是因对郭隗的忆想连带而出，实则人事近而高台远。
陈子昂的忆念燕国旧事具有鲜明的指向，《蓟丘览古》这一组诗中写及的人物都有明确的共性：在君位者，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处臣下者都是一时大才，因才能而得到君王礼遇眷顾。君臣遇合共同成就千古佳话。如燕昭王之于乐毅、邹衍、郭隗，燕太子丹之于田光。
值得注意的是，君臣遇合虽只一事，诗人却是从君臣双方不同的角度分咏的，君上的重才识才，臣子的不负所望生死以报，在诗人心目中是缺一不可的。所以这一组诗既有《燕昭王》，也有《乐生》《邹子》《郭隗》，既有《燕太子》，也有《田光先生》。
燕昭王和燕太子丹都是既能识人用人，又能礼贤下士的君上形象。《燕昭王》中的“遥望黄金台”“昭王安在哉”，体现了诗人对贤君的期盼向往与现实中贤君无从求觅的怅惘之情。《燕太子》的“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则生动写出了太子的求贤若渴与重才轻币。能遇到贤明的君主并为之效力，是臣子的幸运，郭隗是难得的好运气的贤臣。《郭隗》一诗中，陈子昂对其羡慕不已：“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
在君臣遇合风云际会之外，这组诗中也透露出臣下忠心而被君上所疑的感慨。如《乐生》：“乐生何感激，仗义下齐城。雄图竟中夭，遗叹寄阿衡。”燕昭王礼贤下士的背景是“齐大败燕”，而“燕国小，辟远，力不能制”，所以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自魏来归，后为上将军，率军大破齐。“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燕昭王者。但昭王去世，燕惠王中了齐国的离间计，对乐毅生疑，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惧祸而降赵。“齐田单后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于即墨下，而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临菑。”乐毅有大功于燕，完全当得起燕昭王对他的礼遇。陈子昂赞叹乐毅的感激仗义，神往他的英风豪气，战功卓著，但同时也叹息他功亏一篑，雄图中夭，毕竟不如伊尹的善始善终，既辅佐商汤，报了知遇之恩，又能进一步约束、成就太甲，功德圆满。陈子昂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乐毅的出走，责任在于燕惠王，但诗人笔下却未加挞伐，只止于惋惜，且引入伊尹以作比衬，隐隐有责备乐毅之意。不肯直言苛责君王，这也是诗人身处下僚的社会身份决定的。《田光先生》：“自古皆有死，循义良独稀。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陈子昂这里一方面高度赞美田光的以身殉义，一方面也感叹忠而见疑的无奈事实。但诗人并没有直指燕太子丹对田光的不信任，而是反过来说像燕太子这样“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对贤士倾心相交以家国性命相托的君上，也会使田光先生自疑不被君上信任，从而以死明志。诗歌所持的立场观点与评价古人的分寸把握与《乐生》一致。
从诗歌对君臣遇合的赞美与忠而见疑的感慨中，我们可以窥见陈子昂作诗时的心态：渴望遇到欣赏重用自己的贤明之主，希望能被主上信任，放手一搏，成就一番功业，哪怕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即便不被重用，也难以自明心志，不能讪谤君上，只能忍隐而已。
这与卢藏用别传中所写的情形非常吻合。“建安郡王攸宜亲总戎律，台阁英妙，皆置在军麾。特敕子昂参谋帷幕”，陈子昂最初以有才略而入武攸宜军幕，是受礼遇受重视的。但在前军覆没，武攸宜逡巡不敢进的情况下，陈子昂一再进谏希望武攸宜整饬军队拣选士卒把握时机攻敌，并请命帅万人为前驱。但意见不被采纳，还被“署以军曹”，被降职疏离了。陈子昂只能“箝默下列”，郁闷中登楼赋诗。这种心境下，诗人所思所写所叹应该都是君臣遇合的主题。当然，不能见用的痛心惋惜可以表达，在上位者的愚暗不明则难以出口谴责，但史书见在，燕国君臣事迹清楚明白，他们的故事范型与陈子昂此次从军的遭际有很高的契合度，陈子昂咏燕国人事的这一组诗的确是应该写在卢藏用别传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燕国旧事夥矣，特出的人物亦众，如刺秦的荆轲、高渐离，再如与乐毅、邹衍、郭隗同为黄金台系列人才的剧辛。他们都未被选作吟咏对象，也是因为其故事范型与陈子昂此时心境不合。由《邹子》“大运沦三代，天人罕有窥。邹子何寥廓，漫说九瀛垂”可知，陈子昂对邹衍的廓落无当之说并不赞同，但燕昭王当初求才时对邹衍甚为恭谨：“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邹衍后来也有忠而蒙冤的经历。其故事范型与子昂的倾诉需求吻合，所以也被选入。
五、余论
综上，就地理沿革与语言使用的实例而言，渔阳附近的古蓟门关也可能是陈子昂《蓟丘览古》诗所提到的“蓟丘”所在。王孝杰前军陷敌，武攸宜军次渔阳震恐不前，陈子昂劝谏请战但意见未被采纳反而被降职，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诗人在郁闷中登高怀想一系列君臣遇合以及忠而见疑的燕国往事，并写下《蓟丘览古》组诗的恰当时间。事件、作者心态背景也与创作内容有着高度的关联性，诗歌所咏燕国人事的故事范型正与陈子昂此时的心境吻合。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蓟丘览古》组诗中的“蓟丘”即渔阳附近的古蓟门关。
注释：
①彭庆生：《陈子昂集校注》，黄山书社2015年版。
②如彭庆生认为蓟丘“在今北京市西南”（《陈子昂集校注》，第249页）；刘开扬认为蓟丘在“今河北省宛平县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页）；霍松林、陈铁民认为蓟丘在北京市“德胜门外”（霍松林：《唐诗精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陈铁民：《高适岑参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金性尧、赵昌平未确指蓟丘所在，但将蓟丘和蓟城关联在一起来加以认知，认为蓟丘、蓟北楼、幽州台、燕台、黄金台为一，而唐时幽州治所为蓟，故城在今北京西南（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2页。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③韩光辉：《从幽燕都会到中华国都——北京城市嬗变》，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3页。李江浙：《“蓟城”前史初探》，苏天均主编：《京华旧事存真》（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9页。
④（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乐记》卷三九，第314页，（清）阮元等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1542页。
⑤（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册，第1549页。
⑥（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北直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册，第443页。
⑦（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北直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9-440页。
⑧（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9册，第569-570页。
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二百六，第6515页。
⑩（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册，第4814页。
?（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一一四《京畿·蓟州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册，第1878页。
?梁思成：《独乐寺史》，仇锡廷等纂修：《蓟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卷十，第722页。
?（北魏）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卷十三《漯水》，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261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北直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45页。
?按：（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制下”“河北道”条下：“蓟州，开元十一年闰六月一日，割渔阳、玉田、三河置。”《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开元）十八年，割渔阳、玉田、三河置蓟州。”
?（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一一四《京畿·蓟州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45页。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尚书户部》，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三，第67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历代州域形势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9页。
?陶翰：《送萧少府之幽州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三三四，第4册，第3380页。
?白居易：《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五二，第1101页。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二一《宋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本文所引唐诗，如未特别注明，均引自《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下文不再一一出注。
?（唐）知宗：《盘山上方道宗大师遗行碑》，（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九二O，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册，第9589页。
?（唐）卢照邻：《悲夫》，（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一六七，第14册，第1703页。
?（唐）沈亚之：《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七三四，第8册，第7581页。
?（唐）杨炎：《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清）董诰等编：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四二二，第5册，第4309-4310页。
?（唐）杨炎：《唐赠范阳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铭（并序）》，（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四二二，第5册，第4310-4311页。
?（唐）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6页。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七《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77页。
?仇锡廷等纂修：《蓟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卷八，第578页。
?孙万荣、李尽忠谋反后，万岁通天元年秋七月，“制改李尽忠为尽灭，孙万荣为万斩”。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125页 。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六，第1册，第126页。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二百五，第6510页。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97页。按：《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126页：
“春二月，王孝杰、苏宏晖等率兵十八万与孙万斩战于硖石谷，王师败绩，孝杰没于阵。”
?旱衫，疑为“汗衫”。
?（唐）陈子昂：《进白鼠表》。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126页。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卷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97页。
?按：丁酉岁三月无庚申日，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此处应为“庚子”。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第48-49页。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册，第6515页。
?（唐）赵儋：《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七百三十二，第7549页。
?仇锡廷等纂修：《蓟县志》，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卷一，第35-36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册，第2427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册，第2431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册，第2430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伊尹名阿衡。”伊尹事见《史记·殷本纪》第1册，第93-99页。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之《燕太子》。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册，第2345页。
?（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感虚篇》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传书言：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二《天部下·霜第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页：“《淮南子》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为之下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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