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是日本汉文学的鼎盛期，也是日本汉籍文献最丰富多彩的时代，更是“李杜”在日本汉诗史上地位达至顶峰的时代。江户即今日本东京。在早期的奈良、平安时代，日本汉诗以学习《昭明文选》和白居易为主，李白与杜甫两位中国诗歌史上的代表人物，在当时均不受重视。中世日本以学习宋代文学为主，由于宋代文人对杜甫的推重，日本中世文学受杜甫影响颇深。而李白，则到日本中世的后期，才以“李杜”并列的方式开始备受推崇。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明确提出“论诗以李杜为准”以后，明代在文学复古风气下出现了一些李杜合刻、合选本（以下统一称为“李杜合集”）。江户时代受明代复古诗风影响尤深，随着明代典籍大量输入日本，“李杜合集”也成为江户汉文学习者关注的典籍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各种版本的“李杜合集”不仅通过书籍贸易东传至日本，传到日本后再受到翻刻、抽印，衍生出不同版本的和刻李杜合集，为我们留下了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一批“李杜合集”相关文献。本论主要以能确认为江户时代编写、或确认为流传自江户时代的书目和旧藏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贸易记录、旧藏书目和出版记录三个方面的数据，对各种李杜合集的版本进行梳理和溯源，从书籍输入、收藏和翻刻三个角度考察这些文献在当时的传播情况。
一、江户时代李杜合集的传入
在江户时代锁国政策下，书籍文献输入日本的唯一途径就是船舶贸易，当时从中国运到日本的书籍被称为“舶来本”或“唐本”。当时贸易记录方面的相关数据，以日本学者大庭修的《江户时代持渡书研究》和《舶载书目》两部著作的整理成果最为全面、丰富。二书所收的舶来书目，虽然只是江户时代进口书籍记录的一部分，但也反映了当时贸易情况的一端。其中录有李杜合集相关贸易记录七条：元禄七年（1694）《元禄甲戌秋新渡书目》：《李杜诗通》；
正德元年（1506）《商舶载来书目》：《李杜诗通》一部八本；
正德元年（1506）《舶载书目》十三、十四：《李杜诗通》一部八本六十一卷；
享保十年（1725）《六番船书籍改》：《李杜全集》一部二套；
宝历九年（1759）《外船赍来书目》：《李杜合集》一部二套；
宝历九年（1759）《商舶载来书目》：《李杜分体全集》一部二套六本；
天明六年（1786）《舶来书籍大意书》：《李杜诗通》。
时间上来看，最早的输入记录为元禄七年（1694），最晚的则是天明六年（1786）。这些东传的李杜合集中，以《李杜诗通》为最多。载于以上贸易记录而未见于其他旧藏书目的，有《李杜分体全集》一部二套六本和《李杜合集》一部二套。据查，立命馆高木文库现藏有明刘世教编《分体李杜全集》（即《合刻李杜分体全集》李集序首），二十四册，明万历四十年序刊本，其中《李翰林全集》四十二卷、目四卷，《杜工部全集》六十六卷、目六卷，《李翰林年谱》一卷，《杜工部年谱》一卷。而《李杜合集》目前查无藏本，无法确认其文本信息，但此本当时确实传到东土日本。
另一方面，像《唐二家诗钞》这样载于江户旧藏书目而未见于贸易记录的李杜合集的明、清刊本数量颇多。当然，江户时代的锁国令在1633年颁布，而旧藏书目所见李杜合集多为万历年间刊本，从年代上来说，这些文献在锁国令颁布前传入日本的可能性也不小。但参照日本现存的文献，玉几山人校《李杜合集》明刊本在广岛市立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和公文书馆均有藏本，且为十八册、二十册、二十三册和二十四册等不同版本。同样题名为《李杜合集》（又题作《合刻李杜诗集》）的还有许自昌校霏玉轩明万历三十年（1602）序本，现于东京大学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均有藏本。然而，贸易记录中仅见一条《李杜全集》相关记载，明显在数量上不相符。由此可以看出，现存的贸易记录只能反映当时书籍贸易情况的一小端，实际上东传日本的文献在数量及种类上都远不止如此。
二、江户时代收藏的李杜合集
综合考察江户时代旧藏书目所载李杜合集及现存的江户旧藏典籍，可以发现李杜合集不仅数量不少，且版本较多。据笔者调查所得，整理如下：林罗山旧藏，明林兆珂《李杜诗钞述注》，十六册，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李诗钞述注》《杜诗钞述注》各十六卷。
林家大学头（林凤冈（1645-1732））旧藏，录有明梅鼎祚编《唐二家诗钞》，五册，明万历七年刊本，鹿裘石室（跋刊）；《李杜诗法精选》，清游艺编，二册，江户文化三年印本。
水户藩校《彰考馆图书目录》，录有《李杜诗集》九卷，三册，大德癸卯。
福井藩校《改正学问所书目》，录有《李杜诗钞述注》十六本、《李杜诗集补注》六本、《唐二家诗钞》五本、《李杜诗通》十本、《李杜诗法精选》二本。以上五部，版本信息不详。
彦根藩校《彦根藩弘道馆书籍目录》《弘道馆御书物目录》两种目录，均录有《李杜绝句选》一册。
仙台藩《青柳馆藏书目录》，录有《李杜狐白》四册；宫城县图书馆青柳文库，现藏《唐二家诗钞》明余泰垣刊本，四册，李诗钞八卷，杜诗钞八卷。
加贺藩前田家旧藏，尊经阁文库现藏，明何烓《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杜诗评选》万历刊本，李诗评选四卷，杜诗评选四卷。
熊本藩细川家细川重贤旧藏，录有《李杜四声韵选》四卷，一册，江户安永三年刊本。
津藩校《有造馆书目》，录有《李杜诗绝句》四册。
京都曼殊院《曼殊院藏书目录》，录有《李杜全集》二十四册，李、杜各十二册。
高野山释迦文院旧藏，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现藏，明玉几山人校订《李杜全集》，二十四册，明嘉靖二十五年刊本。
古义学伊藤家《古义堂文库目录》下卷“伊藤家旧藏书籍书画之部·汉籍目录”，录有《李杜全集》四十五卷，十六册函，明许其昌校，大庆堂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合校刊版。
梁川星岩《玉巌书堂储藏书目》，录有《李杜合选》六本。
以上所列十九部相关李杜合集，大致能梳理为《唐二家诗钞》《李杜全集》《李杜绝句选》《李杜诗通》《李杜诗法精选》《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杜诗评选》《李杜诗述注》《李杜诗集》《李杜诗集补注》《李杜狐白》《李杜四声韵选》《李杜合选》等不同版本系统。其中，部数最多为《唐二家诗钞》和《李杜全集》，皆为明人所编。以下将就各种李杜合集版本源流进行论述。
1、《唐二家诗钞》
林家大学头本、改正学问所本、青柳文库本均题作《唐二家诗钞》，林家大学头本为五册本，明万历七年刊，鹿裘石室刻本，白口，四周双边，白鱼尾，半叶七行十三字，框高19厘米；改正学问所本为五册，具体版本信息欠缺，从册数上推断应与林家大学头本同版。青柳文库本则为十六卷四册本，明余泰垣刊本，两者卷册数不同。明代余泰垣，明代建阳书坊闽书林自新斋余氏人，具体生平不详，另刻有《重锓增补汤会元遴辑百家评林左传狐白》一书，版本为“明万历三十八年余泰垣自新斋刻本”。据郝润华《明代李白诗选注评点本考录》介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有此书明余绍崖刻本。余绍崖同样为建阳书坊闽书林自新斋余氏人，从年代上看，余泰垣刊本可能是余绍崖本的翻刻本。
陈晨《〈唐二家诗钞〉版本考述》一文认为，现藏于内阁文库的《唐二家诗钞》（即“林家大学头本”）刊刻时间有误。据郝润华介绍，《唐二家诗钞》万历七年本与《唐二家诗钞评林》的不同在于蹇达、史元熙二序落款时间与《唐二家诗钞》不同。蹇达序，《唐二家诗钞》署“万历六载戊寅中冬既望”，《唐二家诗钞评林》则不署时间。史元熙序，《唐二家诗钞》署“万历己卯春季史元熙仲弢父书于的理官览翠亭”，《唐二家诗钞评林》则署“万历己丑岁史元熙仲弢父书于的理官览翠亭”。据查证，林家大学头本前有两篇序，万历六年（1578）蹇达的《唐二家诗钞序》和万历四年（1576）梅鼎祚的《唐二家诗钞小叙》，蹇达序后署“万历六载戊寅中冬既望”，书后有万历七年（1579）史元熙（仲弢）《刻二家钞后序》，署“万历己卯春季史元熙仲弢父书于理官览翠亭”。因此，林家大学头本应为《唐二家诗钞》万历七年（1579）本无误。
2、《李杜全集》
京都曼殊院本、高野山释迦文院本及古义学伊藤家本均题作“李杜全集”。据《中国文学大辞典》，题名为“李杜全集”的有：正德间鲍松编《李杜全集》八十三卷，嘉靖间许宗鲁、邵勋编《唐李杜诗集》十六卷，万历间李齐芳编《李杜诗合刻》十九卷，许自昌编《李杜全集》四十七卷，刘世教编《合刻分体李杜全集》一百二十卷，崇祯间闻启祥编《李杜全集》共四十二卷，计李白诗二十二卷，杜甫诗二十卷。
曼殊院本与释迦文院本均为二十四册，可能为同版。释迦文院本为玉几山人校订本，现藏于日本公文书馆。据笔者所见，释迦文院本《李杜全集》为白鱼尾，四周双栏，白口，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全书分为四部，前二部为《李诗全集》（封面题为《李诗补注》），后二部为《杜诗全集》。目录方面，《李诗》采用的是《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目录，《杜诗》则采用《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的目录。《李诗全集》在内容上也与《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完全一致，卷首标注“大明嘉靖丙午玉几山人校刻”，嘉靖丙午年即嘉靖二十五年（1546）。玉几山人分别校有《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明嘉靖十五年（1536）本和《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本，国家图书馆和内阁文库均有藏。对照刊刻时间与内容，可以判断释迦文院本《李杜全集》即此两种别集的合刻本，只是合刻以后再重新以《李杜全集》的题名刊行，内阁文库目录中所载“嘉靖二十五年”乃取后刊的李白集刊本年份。
古义学伊藤家本《李杜全集》为四十五卷，十六册函，明许其昌校，大庆堂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合校刊版。“许其昌”应为“许自昌”之误。《中国文学大辞典》载许自昌编《李杜全集》为四十七卷。国家图书馆藏许自昌校《李杜全集》明万历三十年（1602）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十册，《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四册，合四十七卷十四册。由于卷数不同，伊藤家本应与国图藏本为异本，详情待考。
3、《李杜绝句选》《李杜诗绝句》
有造馆本《李杜诗绝句》，四册。弘道馆本《李杜绝句选》，一册。二书题名相似，但册数不同。据考江户时代书林出版记录，有山本三径辑《李杜绝句》一册和二册本，《李杜绝句集注》四册本两种，后者编者不详。这两种和刻本《李杜绝句》选本均多次翻印，可想当时在一般读者之间较为流行。从册数来看，有造馆本应为《李杜绝句集注》四册本，弘道馆本则为山本三径辑《李杜绝句》一册本。有关此二本，将在后文关于和刻本的部分详细叙述。
4、《李杜诗钞述注》
林罗山旧藏本《李杜诗钞述注》，明林兆珂著，十六册，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本，四周单栏，半叶八行二十字。其中《李诗钞述注》十六卷，《杜诗钞述注》十六卷。改正学问所本《李杜诗钞述注》，十六本，版本不详。明林兆珂着有《李诗钞述注》《杜诗钞述注》。据国家图书馆藏本，《李诗钞述注》为十六卷八册，万历刊；“全四库”中所收《杜诗钞述注》为十六卷本，万历刻本。林罗山旧藏本与国图本题名、卷册数、刊刻年代均一致，应为同版《李诗钞述注》《杜诗钞述注》的合刻本。
5、《李杜诗通》
改正学问所本《李杜诗通》，十册，版本不详。据内阁文库1890年、1900年、1914年的三版藏书目录，1890年、1900年目录中题作“李杜诗通”，1914年目录作“李杜注通”六十一卷清版，现行数据库中则作“李诗通”十册清版。以上虽题名不一，却均为胡震亨编，清版。对照郝润华研究所载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李杜通》，六十一卷，其中《李诗通》二十一卷、《杜诗通》四十卷，清顺治七年（1650）朱茂时刻本，改正学问所本与之卷数相同，应为同版。此外，日本东洋文库藏有明永历四年（1650）本，八册，《李诗通》二十一卷，《杜诗通》四十卷。
6、《李杜诗法精选》
林家大学头本《李杜诗法精选》，清游艺编，二册，江户文化三年（1806）印本。改正学问所本《李杜诗法精选》，二册，版本不详。二书册数相同，或为同版，或为同版的不同印本。
游艺，字子六，号岱峰，明末清初建阳崇化里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清游艺辑《诗法入门》，四册，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金陵白玉文德堂。据查，林家大学头本《李杜诗法精选》，二卷附《二刻增订李杜诸体诗法》，清游艺编，江户刊（《诗法入门》卷三抽印改题本），文化三年（1806）印。由此可知，此本实际上为《诗法入门》第三卷的抽印本。在江户合刻本中，此类做法十分普遍。日本现存《诗法入门》文本中，还有《诗法入门》五卷首一卷，清游艺撰，元禄三年（1690），大阪芳野屋伍兵卫等刊本；《古今名诗选一卷》（诗法入门卷第四），清游艺辑，江户玉山堂山城屋佐兵卫刊本；《古今名诗选一卷》（诗法入门卷第四），清游艺辑，文政七年（1824），江都须原屋茂兵卫、大阪秋田屋太右卫门补刊本。关于林家大学头本的具体文献信息，将在后文关于和刻本的部分详细叙述。
7、《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杜诗评选》
尊经阁本《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杜诗评选》，明何烓编，万历刊本，李诗评选四卷，杜诗评选四卷。现藏于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一册。据郝润华关于“李廷机《李杜诗选》八卷”的介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录有《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诗评选》四卷、《杜诗评选》四卷，题明何烓辑、明李廷机考正，明万历十九年宗文书舍刻本。从题名、刊年、编者和卷数来看，尊经阁本均与上述《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李诗评选》和《杜诗评选》相符，应为二书合刻本。
8、《李杜诗集》
彰考馆本《李杜诗集》，九卷，三册，大德癸卯。大德癸卯即元大德七年（1303），目前所知李杜合刻本均为明刊本，未见此类元刊本，可能有误，特录待考。
9、《李杜合选》
梁川星岩本《李杜合选》，六册，版本不详。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清人车万育撰有《李杜诗合选》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六册。题名与册数均相符，应为此本无误。
10、《李杜诗集补注》
改正学问所本《李杜诗集补注》，六册，版本不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郝润华《明代李白诗选注评点本考录》等均无著录。据查“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日本现无此书藏本。从题名来看，有可能为《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和黄希、黄鹤的《黄氏补注杜诗》（又名《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杜诗补注》）的合集，但从册数来看，为二家诗抽选本可能性较大。
11、《李杜四声韵选》
细川重贤旧藏本《李杜四声韵选》，四卷，一册，江户安永三年（1774）刊本。据查，此本又称《四声韵选》，为千叶玄之编选，江户须原屋刊，也就是由日本人自编自刊的“准汉籍”。关于此本的详细信息将在和刻本部分叙述。
12、《李杜狐白》
青柳馆本《李杜狐白》，四册，版本不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郝润华《明代李白诗选注评点本考录》等均无著录。据查“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日本现无此书藏本。
题名“狐白”为“精粹”之意，应为李杜精选本。明代万历间，出现了一系列以“狐白”题名的书籍，且大多由福建书林自新斋余氏刊行：
《三元合评选注战国策狐白》三卷，明汤宾尹撰，明朱之蕃详注，明龚三益摭评，明林世选汇编，朝鲜肃宗英祖间，据明余良木自新斋刊本钞。
《新刻汤会元精遴评释国语狐白》四卷，明汤宾尹撰，万历二十四年，自新斋余良木刊本，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重锓增补汤会元遴辑百家评林左传狐白》四卷，明汤宾尹撰，明林世选编，明自新斋刊，现藏于公文书馆。
《鼎镌金陵三元合选评注史记狐白》六卷，明汤宾尹精选，明朱之藩详注，明龚三益摭评，明林世选汇编，明万历版，现藏于前田育徳会。
《新刻韩会状注释庄子南华真经狐白》四卷，明韩敬撰，万历四十二年，余氏自新斋刊本，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现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研。
明代以后，东传日本的书籍中仅见《传家宝狐白》以“狐白”题名。《传家宝狐白》，二卷，清石成金撰，宝历刊（此“宝历”应为日本桃源天皇年号，1751-1764），现藏于静嘉堂文库。由此大致可以猜想，《李杜狐白》为明万历间福建书林的刊本，或是江户书商蹈袭“狐白”系列之名自行刊印的准汉籍。
以上，对江户时代旧藏李杜合集十八部、十三种进行了整理与初步考述。由于大部分文献难以接触原本，更详细的文献信息还待进一步调查。这些旧藏李杜合集大部分是从中国输入的舶来本（唐本），也有部分是日本本土成书的“和刻本”。
三、李杜合集在日本的翻刻
江户时代在日本本土出版、翻刻的书籍文献，都属于“和刻本”。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李杜合集，主要通过书林书商出版印刷。同时，也有不少由日本书商从李白、杜甫别集中抽选合刻，甚至由日本学者自行编选、笺注加训点的李杜合集。狭义来说，这类不见于中国、完全由日本人制作的汉文文献属于“准汉籍”，但从广义上来说，只要刊刻于日本的汉文文献一般都统称为“和刻本”，本论采用后者进行论述。《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一书辑录编于江户时代宽文十年（1670）至明和九年（1670-1772）百年之间的多种出版书籍目录。其中，九种目录中录有和刻李白诗文集的相关资料，抄录如下：
宽文十年（1670）刊《增补书籍目录》：《李杜绝句》一册
宽文十一年（1671）山田市郎兵卫刊《增补书籍目录》：《李杜绝句》一册
延宝三年（1675）毛利文八刊《古今书籍题林》：《李杜绝句集注》四册，《李杜绝句》山本三径编一册。
延宝三年（1675）江户刊《新增书籍目录》：《李杜绝句》一册，《李杜绝句注》四册
天和元年（1681）江户山田喜兵卫刊《书籍目录大全》：《李杜绝句》一册，《李杜绝句注》四册
元禄五年（1692）刊《广益书籍目录》：《李杜绝句集注》四册，《李杜绝句》山本三径编一册。
元禄九年（1696）河内屋喜兵卫刊《增益书籍目录大全》：《李杜绝句集注》四册
元禄九年（1696）刊，正德五年（1715）修，丸屋源兵卫刊《增益书籍目录大全》：《李杜绝句集注》四册
元禄十二年（1699）京都永田调兵卫等三名刊《新版增补书籍目录》：《李杜绝句集注》四册，《李杜绝句》山本三径编二册。
以上所录十三种和刻李杜合集，均刻于1702年以前。据调查日本现存的和刻本李杜合集及前述旧藏本中的和刻本，尚有数种未见于以上出版书目，补充如下：
《李杜绝句集》，四卷，一册，中野小左卫门，宽文二年（1662）刊。
《李杜绝句》，宽文二年（1662）刊后印本，四卷四册大本。
《李杜绝句》，一卷，山本泰顺辑，宽文六年（1666），京都菱华堂山本五兵卫刊巾箱本。
《李杜绝句》，四卷，山本泰顺辑，宽文六年（1666），京都芳雪斋山本五兵卫刻本。
《李杜四声韵选》，四卷，一册，江户安永三年（1774）刊本。
《李杜诗法精选》，清游艺编，二册，江户文化三年（1806）印本。
《笺注李杜绝句集》，文政三年（1820），大阪吉田善藏等刊。
通过以上数据，江户书林出版的和刻本可以归纳为《李杜绝句》《李杜绝句注》《笺注李杜绝句集》《李杜四声韵选》《李杜诗法精选》等五种版本系统。其中，《李杜绝句》和《李杜绝句注》在1670年至1699年的三十年间多次被翻印，可见在当时销售情况及需求量十分可观。山本三径辑《李杜绝句》、编者不详的《李杜绝句集注》《李杜绝句集》及《笺注李杜绝句集》均是以“李杜绝句”题名的和刻本，实际上属于由不同编者所著的不同版本系统。以下将就各版本的和刻本李杜合集逐一介绍。
1、山本三径辑《李杜绝句》
此版本为江户学者山本三径自行编选，属于日本自编“准汉籍”一类。山本三径，即江户前期的儒者山本洞云，名泰顺，字三径，别号梅室。学于宇都宫遯庵，曾于1682年与朝鲜通信使团进行汉诗赠答，著有《诗律初学钞》《老子谚解》《浪华十二景》《洛阳名所集》等。最早的《李杜绝句》为1666年刊的一卷巾箱本和四卷刻本，1670年以降出版的均为一册本，是为翻印次数最多的版本。直至1699年，《李杜绝句》才出现册数上的变动，成为两册本。
一卷本现于宫城县图书馆伊达文库有藏本，一卷一册，“伊达伯观澜阁图书印”。四卷本则于饭田市立中央图书馆日夏耿之助文库有藏本。
2、《李杜绝句集》
笔者所见茶之水女子大学图书馆藏《李杜绝句集》，又题为《李杜绝句集注》，四卷，一册，高25厘米，宽17厘米，中野小左卫门，宽文二年（1662）刊。此本为手写题签，花口，四周双栏，双鱼尾，行二十字双行注，框高18.2厘米、宽12.3厘米。内有红笔笔记，附日文训点和训读假名。内容实际上为杨齐贤集注、萧士赟补注、明许自昌甫校《李太白绝句》二卷和明邵宝集注、过栋参笺、周子文校《刻杜少陵先生诗集注绝句》二卷的合刻本。
《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于国家图书馆无藏本，但收于黄永武主编、台北大通书局1974年刊《杜诗丛刊》中。此外，庆应大学藏有和刻《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二十三卷首一卷和训本，江户明历丙申（1656）年刊，石庵鹈信之训点，万历壬辰周子文《刻杜诗分类集注序》，太原王稺登《刻杜诗分类集注序》。石庵鹈信之（1615-1664），即江户前期儒学者鹈饲石斎，字子直，号石斎、心耕子。鹈饲石斎曾参与大量汉文典籍校点，如《朱子语类》《论语集注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孟子集注大全》《新刻事物纪原》《唐韩昌黎集》《唐柳河东集》等。《李杜绝句集》中的《刻杜少陵先生诗集注绝句》即从《刻杜少陵先生诗分类集注》第十五卷“五言绝”和“七言绝”抽取而来。《李杜绝句集》虽未标明点校者，但从茶之水女子大学本的和文训点来看，该本并非直接以明刊本为底本翻印的。值得注意的是，同1662年，邵宝注《邵二泉先生分类集注杜诗》，也就是周子文校本以前的版本，以及许自昌校《李太白绝句》也单独被翻印成和刻本。现藏于九州大学的《刻杜少陵先生诗集注绝句》，为宽文二年（1662）壬寅夏刊本的后印本，二卷，四周双栏，高18.4厘米，宽12.5厘米。《李太白绝句》则于静嘉堂文库、日本国士馆、山口大学、东北大学、佐贺县图书馆、立命馆大学等有藏本，均为二卷。据查，国士馆本与立命馆大学本均为宽文二年刊《李杜绝句》中的李白绝句部分，属于抽印本一类。
3、《李杜绝句注》
《李杜绝句注》（又题作《李杜绝句集注》）四册本在1675-1699年之间多次翻印。日本立命馆大学高木文库和静嘉堂文库均藏有《李杜绝句》四册本。据查，高木文库本为四卷大本，宽文二年（1662）刊后印本。
4、《笺注李杜绝句集》
文政三年（1820）本，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据查实为《李杜绝句集注》二卷。
5、《李杜四声韵选》
又题作《四声韵选》，千叶芸阁编，安永三年（1774）刊。千叶玄之（1727-1792），字子玄，号芸阁，江户中后期儒者，学于秋山玉山。《李杜四声韵选》现于日本九州岛大学中央图书馆、群马大学附属图书馆新田文库、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大宫分馆写字台文库和弘前市立图书馆有藏，均为一册本。九州岛大学、新田文库和写字台文库本均为“江户须原屋市兵卫”刊，弘前本为小册本。九州岛大学本，四卷一册，关修齢（松窗）序，有“芸香园”藏书印，缺题笺，框高16厘米，宽11.5厘米。
6、《李杜诗法精选》
此为清游艺编《李杜诸体诗法》之抽印本，二册，江户文化三年（1806）印。笔者所见为日本公文书馆藏林家大学头本。花口，四周单栏，无鱼尾，行十八字，框高24厘米，宽15.75厘米，二卷。卷一封面题名《李太白诗选》，内为清本原题《李青莲诗选》。卷二封面题名和原题均为《杜少陵诗选》。“闽潭游艺子六氏辑、书林余明汝正氏梓”，大阪星文堂刻。卷首有东都松元修于文化乙丑（1805）八月撰《李杜诗法精选序》，书后附原清本《二刻增订李杜诸体诗法》的《二家诗总评》。松元修生平不详，《李杜诗法精选序》全文于前人研究中未见，特抄录全文如下：
图一 茶之水女子大学图书馆藏《李杜绝句集》书影
李青莲、杜少陵以绝特伟杰之才，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尔来作者，大域以李杜为正鹄矣。然而青莲有青莲之诗，少陵有少陵之诗。一时而彼此不同调，一人而前后不同体。要之，其究精入神以感人者，彼此一揆。故古人以二家为正鹄者，不必字字句句效其膑，取法度于彼，求新奇于我，各就才性之所长驰骋，此所以得其真也。盖法度不法前轨，则不能精整庄严也。亦绳约乎其法，一意效其膑，则不能气韵清高也。有法由焉而可致其才也，不可以绳约其才矣。有游子六所著《诗法入门》者，其中有《李杜诗选》一卷，浪华书肆星文堂欲表出行世，就余谋焉。乃披读之，其于近体莫不备焉，且妙句、变体等处间注于其旁，此大有益于学者。凡泳学海憩执林者，取法此书，驰骋则可以至其才之美。
松元修的序文中先是表达对李、杜二家的推崇，盛赞二人是“绝特伟杰之才”“凌跨百代”。接着，从“才性论”的角度论述取法李杜的要点为“取法度于彼，求新奇于我，各就才性之所长驰骋”。当时的江户诗坛正处于格调、性灵、神韵“三诗说”鼎立、诗风折衷化的阶段，松元修之论重视“调”“体”“法”，推重李杜，具有格调派诗论的特色。同时，他又反对外在的摹拟，追求“精神”“气韵”之清高、内容之新奇和“才性”之真，这些观点完全符合当时有折衷倾向的格调派诗论。之后，他又对《李杜诗选》一书的出版缘由进行了说明，明确《李杜诗选》为游艺《诗法入门》中的一卷。最后评价该书于近体尤备，游艺注释对学诗者大有裨益。
关于《李杜诗选》的内容，《李青莲诗选》选录李白古乐府19首、五言古诗18首、七言古诗12首、五言律诗13首、七言律诗2首、五言排律6首、五言绝句10首、七言绝句18首，共计98首。《杜少陵诗选》选录杜甫五言古诗24首、七言古诗9首、五言律诗19首、七言律诗12首、五言排律4首、七言排律1首、五言绝句7首、七言绝句5首，共计81首。诗歌后面有小字注释，多为对诗体、平仄、地名的解释。但诚如松元修所说，游艺对于诗歌审美层面的评价才是此书的精彩之处。试举《李青莲诗选》中的若干例子：《长相思》评注曰“如泣如诉，怨而不诽”；《扶风豪士歌》评注曰“读此令人挥涕如雨”；《思边》评注曰“妙在‘何时’字，正思之茫然处”。对学诗者而言，既具有诗法教科书的功能，又能享受阅读诗话作品般的乐趣。与很多和刻本相比，此本印刷排版清晰、未见明显错漏、字体优美，虽无法与昌平坂学问所出版的“官版”比拟，但在江户书商制作的和刻本中实属优质之作。值得注意的是，卷末“书籍铺”处标注了“京二条富小路西（京都）林伊兵卫、江户下谷中町（东京）北泽伊八郎、大阪高丽桥一町目浅野弥兵卫”等分布在日本三个主要书籍出版要地的书铺及负责人名称。可见，这部书在当时销售和传播范围广泛分布在不同地区。
以上关于江户书林的出版记录数据主要集中在1662-1700年之间，十八世纪以后的相关记录相对缺乏。江户安永八年至文化十二年间（1779-1815）的江户本屋出版记录，集部以总集类为主，《唐诗选》的不同版本、种类和衍生本基本每年都会出版，其中并未录有任何李杜合集。上述和刻本中，1774年刊的《李杜四声韵选》和1806年刊的《李杜诗法精选》目前均未见于相关出版记录的文献中，说明十八世纪以后出版的和刻本仍有调查的空间，留待今后发掘出更多的新资料进一步完善。
四、李杜合集在江户日本的文献意义
图二 日本公文书馆藏《李杜诗法精选》书影
综上，可以看到不少明代、清代的李杜合集传入日本，其中一部分被翻刻为和刻本得以广泛流传。除此以外，还出现了日本人自编、自选的李杜合集，证明了这种合集在江户日本具有一定的需求量和普及性。最后，笔者在本次文献整理过程中总结出李杜合集在江户日本这一独特语境下体现出的几个文献功能与意义。
首先，“李杜”是盛唐诗风的代表，也是江户诗坛“宗唐”的文学意识形态的象征，李杜合集正是这种诗学观念在文献上的表现形式。李杜合集和刻本集中在1661-1700年间刊刻，实际上与江户诗坛的“宗唐”诗风发展并逐渐得以确立的时间相符合。江户初期诗名最高的石川丈山（1583-1672）在《北山纪闻》中谓：“名人古今先推李杜，李白为诗神，杜甫为诗圣。”1677年，林家的第二代学头林鹅峰在《唐宋百花一诗》的凡例中，明确主张“以李杜为最首者，以为诗家之冠也。”久保善教《木石园诗话》称：“及元禄（1688-1704）之际，锦里先生者出，始唱唐诗，风靡一世。”这里指的是木下顺庵及其门生（通称“木门”）在元禄时期明确提倡、鼓吹唐诗的诗学主张。日本学者松下忠曾对木门如此评价：“木门在江户时代的诗论史上的意义在于，唐诗鼓吹是木门的主张，且木门是唐诗鼓吹的主流。”可见，和刻本李杜合集的集中出版与木门鼓吹唐诗是同时进行的，这说明了这一时期受到木门的影响，人们对李杜合集的需求急剧增加，刺激了李杜合集和刻本的出版与销售。
其次，在李杜合集的和刻本中，九成都是绝句选本，且这些绝句选本都出现在18世纪以前。这说明，至少在江户中期之前，人们对李白和杜甫的绝句有较大的文献需求。在历代关于李、杜近体诗的评价中，一般都认为杜甫最擅七律、李白最擅七绝。在江户日本流行的杜诗集子以“杜律”为主，其中以明代邵傅《杜律集解》为最，这部仅有六卷的通俗书在江户日本多次被翻刻，还有著名儒者宇都宫由的标注的《杜律集解详说》、大典显常的札记《杜律发挥》、津坂孝绰（东阳）撰写的《杜律详解》等日人自编、自著的衍生通俗本陆续出现。另一方面，绝句集只有明代邵宝集注、过栋参笺的《刻杜少陵先生诗集注绝句》一种，也就是《李杜绝句集注》中的杜诗部分。杜甫的绝句集在版本数量、流行度还有衍生书籍的数量上都无法与律诗集比拟，是杜诗在江户日本传播的一点不足。因此，李杜合集可以弥补杜甫绝句在文献上的不足，满足对杜甫绝句感兴趣人们的需求。
最后，李杜合集实际上对李白诗歌在一般读者之间的流传度和普及性的提升有较大贡献。与杜诗的传播情况不同，李白的诗文集由于不属于江户日本教育的必读书目，缺少权威的、流行的通俗注解本等种种原因，无法单靠诗文别集一种媒介来达到广泛的传播与普及。据笔者统计所得，李白别集和刻本有十五种版本，其中体量较大的《李太白诗集》二十册本和《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本占三分之二，不便于在一般读者之间的广泛传播。而李杜合集和刻本有二十种，若按一版五千部来粗略估算的话，李白别集的总量大概是七万五千部，而李杜合集和刻本总数则高达十万部。因此，从传播和影响的广度来看，李杜合集体量较小、成本较低、便于传播，加上“李杜”在诗坛的影响力，比李白别集更符合汉诗素养较低的一般读者和初学者的需求，有助于李诗在这类读者之间的普及与渗透。笔者才学粗浅，对文献学所涉不深，以上考论恐有错漏、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点。
注释：
①［日］大庭修：《江戸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
《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研究丛刊》，1967年，第249、422、672、674页；［日］大庭修编：《舶载书目》，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昭和四十七年（1972），其所收古目录太多，基本上按目录名和年份排列，不再标注页码。
②据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现存“林家大学头旧藏本”数据。
③据彰考馆文库编：《彰考馆图书目录》（内部刊行），大正七年（1918），日本国会图书馆。
④据《改正学问所书目》集部·乾·别集类，朝仓治彦监修、膽吹觉解题：《福井藩明道馆书目》第二卷（全九卷），东京：ゆまに書房，平成十五年（2003）。
⑤据［日］朝仓治彦监修、膽吹觉解题：《彦根藩弘道館書籍目錄》，東京：ゆまに書房，平成十七年（2005）。
⑥《青柳馆藏书目录》，江户写本（具体年代不详），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⑦据2019年5月15日《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搜索结果。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010744/tagged/4145007.dat&back＝1。
⑧侯爵前田家尊经阁编：《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集部（内部刊行），日本国会图书馆藏，1934年，第557页。
⑨据［日］山田尚子：《細川重賢の蔵書と学問》，载［日］森正人编：《細川家の歴史資料と書籍：永青文庫資料論》，東京：吉川弘文館，2013年。
⑩据《有造馆书目》四卷（内部刊行），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玉里文库，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
?据［日］佐竹昭广编：《曼殊院藏书目录》“百家集苑”部，京都：临川书店，昭和五十九年（1984）。
?天理图书馆编：《古义堂文库目录》下卷（内部刊行），《天理图书馆丛书》第21辑，1995年4月，第323页。
?据梁川星岩题：《玉巌书堂储藏书目》，江户写本（年代不详），日本公文书馆。
?郝润华、莫琼：《明代李白诗选注评点本考录》，《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0辑，2018年5月，第247-258页。
???陈晨：《〈唐二家诗钞〉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第68-73页。
?据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东京：井上书房，昭和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1962-1964）。
?［日］林鹅峰：《唐宋百花一诗》凡例，江户写本，一册，林家大学头旧藏本，日本公文书馆，第7a页。
?［日］久保善教：《木石园诗话》，马歌东编校：《日本诗话二十种》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第40-49页。
?［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据蒋寅先生，通常一付木版印刷五六千部就漫漶不清，必须重刻，本论刻本“总数”为沿用蒋寅先生以一版五千部来估算的粗略数据。蒋寅：《旧题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国学研究辑刊》第十二卷，2003年第12期，第363-386页。
责任编辑 陈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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