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关于诗学的思考散见于其诗歌作品中。目前的研究基本是把这些作品纯粹地作为反映杜甫诗歌理论的材料，从中抉取“有神”“兴”“苦思”“转益多师”等诗学范畴进行讨论，对它们作为诗歌作品这一基本性质注意得不够。事实上，这些论诗之作首先是杜甫穷愁生活中摅怀娱志的产物，它们的出现与杜甫重视诗歌事业、强调诗歌的遣兴功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曾明确地说过：“遣兴莫过诗”，并创作了大量的以“遣兴”为标题的作品，充分说明“遣兴”是认识杜甫诗学的一个重要入口。作诗自遣的意识与言志缘情的观念相比，更突出地体现了诗人对自身创作活动的自觉意识，杜甫关于自己及他人创作的诗学思考正是在这种作诗自遣的活动及相应的观念中产生的。这与其他在史论、集序、诗格类专著中表达的诗学观念有明显的不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与价值，值得作深入探讨。
一、杜甫的遣兴意识与创作实践
在古典诗学中“兴”最早是作为“诗六义”之一在《诗经》学领域得到丰富的诠释，随后在创作领域它又与“比”并举，形成“比兴”的范畴，主要指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汉魏以来诗论家无不奉为圭臬。杜甫也强调过诗歌创作的“比兴体制”，甚至用“比兴”直接指代诗歌。值得注意的是，“比兴”是“兴”这个词汇的本义“兴起”在诗歌批评领域形成的概念，而“兴”作为日常语词，它的“兴起”与“兴致”的意思，也渐渐在诗歌创作中得到体现。特别是南朝至初盛唐山水田园诗中所表现的“兴”，即指诗人对山水林泉的欣赏及表现出的兴致。杜甫的诗歌作品中也写到了各种各样的“兴”，山水林泉之兴是重要的内容，如早期的游宴之作较多提及的“幽兴”“江湖兴”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中就有三首以这种“兴”结尾，如其一：“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突出了诗人对山水幽兴强烈的爱好。而在安史乱后的漂泊旅途中，对造物的兴致仍是杜诗热衷表现的一种题材，如入蜀途中所作的《万丈潭》一诗中明确说到寻访幽境的兴致：“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作于成都时期的《春日江村五首》其二曰：“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夔州时期的《秋野五首》其三曰：“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直言山林之娱情，同样体现出杜甫时时不忘山水林泉对他情绪的激扬。应该指出的是，杜甫的这些诗句在字面上写的虽然是游赏山水自然的兴致，但无疑也引发了他的诗兴，从而产生了这些山水游赏之作。对此，杜甫是有明确的意识的，如其《假山》一诗小序中交代作诗的缘由，说自己欣赏假山、慈竹交相辉映、有尘外之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可以看到，杜甫十分重视诗兴的发生。另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以“遣兴”为标题的作品，在标题上就展现出创作活动是为一时兴致而发。杜集现存的诗作中纯粹以“遣兴”为题的作品有二十首，其中除了两首单篇作品以外都为组诗的形式，另有五首题目中包含“遣兴”的寄赠之作，共计二十五首之多。综观这些“遣兴”作品，“兴”所指示的内容非常丰富，创作的契机亦各有不同，向我们展现了杜甫将日常生活中一切引发创作冲动的兴致都表现在诗歌中。
杜甫直接以“遣兴”为题的创作集中在遭贬任华州司功及弃官后流离至秦州谋生时期，内容包括思念亲友、怀念故土、咏写前贤时秀的才德与仕途遭遇、自伤凄凉境遇、评论时事等等。如作于华州的《遣兴三首》“我今日夜忧”“蓬生非无根”“昔在洛阳时”组诗表达因战事阻隔而兄弟失散、故土难归、与好友洛阳遨游之盛事难以重现的悲伤；《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回忆昔日为天子近臣的情景，表现今日谪官、独处寥落山城的愁绪；《遣兴五首》“蛰龙三冬卧”这一组诗分别赋咏诸葛亮、庞德公、陶渊明、贺知章、孟浩然的事迹，落在其才德与出处遭遇的关系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时候是不同内容的“兴”被囊括于同一组诗中，比如从华州至秦州的行旅途中，诗人因一时所见之景即目书感，创作《遣兴三首》，但每一首感怀的具体情事却不尽相同。其一曰：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
此诗通过描写古时战场阴森萧条的现实景象批评边将邀功而无谓征伐，借古讽今，古有廉颇能安边而不生事，天宝军却无此能将，结句哀叹深至。其一乃喟叹往事，其二则是因安史战乱这一时事而发，具体地由眼前少数民族部落的壮士也被征调去抗击安史乱军，想到当时唐军与叛军在邺中战事的反复，表达出强烈的忧国之情：
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邺中事反复，死人积如丘。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
其三则是由秋禾晚成之景兴士之晚遇：
丰年孰云迟，甘泽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颜色同日老。劝汝衡门士，勿悲尚枯槁。时来展材力，先后无丑好。但讶鹿皮翁，忘机对芳草。
《杜臆》论及此诗曰：“‘劝汝衡门士’，盖自谓也，其遣兴以此。”指出组诗中与诗人自身最为关切的是士人的出处问题。杜甫此时弃官至秦州谋生，“劝汝衡门士”几句，意谓士人之遇不遇无关早晚，既是对天下士人的劝勉，同样也是自我遣怀。而篇末又以鹿皮翁自比，言其如今流离至偏远的秦州类于隐居，又是自我解嘲，杜甫表达对自身境遇复杂的感受。忧心时事与感怀出处遭遇统一在一组诗中，充分反映出杜甫所遣之兴的多样性。这一特点在《遣兴五首》“朔风飘胡雁”这一组诗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其一由边地惨戚肃杀的北风中富家宴会之盛对照出自己贫困潦倒的境遇。而其二“长陵锐头儿”乃是忆及长安见闻而感讽勋戚豪势之家，其三“漆有用而割”、其四“猛虎凭其威”则意在讽兴朝廷重臣，而其五“朝逢富家葬”因一时所见富家丧葬的景象，表达对富贵贫贱以及生死之事的思考，突出呈现了在杜甫这里一切景、一切事引起诗人情绪变化者都可以成为诗歌表现的兴致。
在表现山水之兴的作品中引起诗人创作冲动的正是山水景物本身，但杜甫的“遣兴”诗内容丰富多样，创作契机不尽相同，或有感于一时所见所闻，如上文所举《遣兴三首》“下马古战场”这一组诗；或因追忆旧事而起，如《至日遣兴》组诗中的两首作品。又如《遣兴五首》“朔风飘胡雁”这一组诗中的其三、其四两首诗，用谚语所说明的道理比拟人事，其三曰：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兰摧白露下，桂折秋风前。府中罗旧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
此诗开篇连用四种事物生命摧折的情形起兴，托喻盛衰倏忽之理。仇注认为是慨叹趋炎附势之徒，诗中萧京兆的所指，古人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与朝廷旧事相关。再如其四：
猛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忽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
通篇用猛虎凭威而终被人所制服的道理作比，仇注以之为戒当时凭威肆虐者，但“元恶”一词往往指大逆，此诗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当时叛乱的安、史等人。这两首作品兴起主旨的方式都为取物譬喻，是比兴的创作手法，与前面即事抒感显然不同。再如《遣兴二首》“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也是用比兴的方式，二诗分别借用《史记·平准书》：“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中的两个句子起兴，由一般的物情事理引出对才命关系的思考。“比兴”是汉魏古诗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而杜甫题作“遣兴”，体现出“遣兴”之“兴”与“比兴”之“兴”在词义渊源上的一致性，都是指对诗兴的引发。再如《遣兴五首》“蛰龙三冬卧”一组诗是仿效传统诗歌中咏史的作法，直接继承陶渊明《咏贫士》、颜延之《五君咏》的体例，通过咏写古代和本朝人物的出处遭遇来观照自身的境遇。但杜甫不取他们的命题方式而以“遣兴”为题，强调了因有感于历史人物的命运而成兴，通过创作来排遣。
葛晓音先生指出，杜诗中对“兴”的使用不仅限于云山林泉之兴，还扩大到一切创作冲动。杜甫“遣兴”诗呈现出的丰富内容、多种情形的创作缘起，正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恢复了“兴”这个词本来的使用范围。“兴”指的就是生活中引起人们各种行为的冲动，它具有突然而起、随时而发的特点。盛唐的其他诗人如李白《感兴》组诗，李颀、王昌龄的《杂兴》的命题方式也已展现出对“兴”的使用贴近其本义。然而，杜甫题作“遣兴”，强调的是这些诗作是遣一时所感，而不是单纯地指示作品表现了各种各样的兴。这反映了他重视诗兴之所起，对引发创作冲动的诗兴有清晰的认识，甚至他也直接把诗兴当作题材来表现，《绝句漫兴九首》正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组诗以春夏景事为题材，但与同样写为春花所感而吟赏风光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不同，与其说它是为刻画景物而作，不如说是重在表现深怀客愁的诗人被烂漫春光激起了浓烈的诗兴。如其一前两句“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故作嗔怪之语，奠定了整组诗所要表现的客愁。在这样一种情绪的笼罩下，诗人自春及夏随所遇之花木禽鸟而成咏，所得九首程度不同地流露出羁旅孤独、人情萧疏的牢骚。作者将它们题作“漫兴”，正如王嗣奭所云“兴之所到，率然而成”，强调的正是诗人的情绪与外界景物猝然相遇引发诗兴，这组诗客观上展现了诗兴的发生情形。
《遣兴》诸作的内容说明了引发诗人创作冲动的虽是一时所见所感，但郁积于心头的家国之愁与穷困漂泊是生发诗兴最根本的原因，《绝句漫兴九首》明确地以“客愁”为组诗之纲领，也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再如杜甫作于夔州的《峡中览物》一诗中说到：“忆在潼关诗兴多。”潼关即指华州，仇兆鳌解释曰：“向贬司功，而诗兴偏多，以华岳、黄河足引壮思也。”此说并不全面，杜甫在华州时期较少有游赏山水的创作，所谓“诗兴”主要是有感于时事与个人遭遇的愁绪。这种愁绪在漂泊西南期间得到更明确的表现，这期间杜甫作有大量以“释闷”“拨闷”“遣遇”“遣怀”“遣意”等为标题的作品，这些作品体制各异，具体的创作契机、表现对象亦各有不同，但大多在开篇便言明为羁旅或家国之愁而作，如《遣怀》：“愁眼看霜露”、《遣愁》：“养拙蓬为户，茫茫何所开”、《散愁二首》其一：“久客宜旋旆，兴王未息戈”、《释闷》：“四海十年不解兵”，可以看到杜甫用愁、闷等更直接指示情感倾向的词汇代替了“兴”。而事实上在杜甫这里，“兴”与“愁”是有密切联系的，华州时期作的《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题为“遣兴”，诗中却都以愁绪结尾，其一曰：“何人却忆穷愁日，日日愁随一线长”，其二是：“孤城此日肠堪断，愁对寒云雪满山”。故而可以说，《遣愁》《散愁》《释闷》等是杜甫遣兴创作的延续，而此时诗人在标题里较少使用“兴”，大量地使用愁、闷这些情感倾向性更强的词汇，说明在长期的客居境遇下，诗人的愁绪日益浓重了。
二、“遣兴莫过诗”：杜甫诗学思考活动的展开
唐汝询认为杜甫的《遣兴》有建安风骨，是对《杂诗》的继承。这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杜甫以“遣兴”为题而不取“杂诗”，强调了创作对诗人的情绪有很重要的排遣作用。对此，他自己也有明确的认识，他明白地说过“遣兴莫过诗”。《江亭》一诗的结尾诗人又说到“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旅居的无聊惟有作诗才可以排解，这两句正可说是对以“遣兴”为题作品最好的说明。事实上，杜甫以“兴”指称自己的一切创作冲动，在穷愁生活中对日常引发他创作的诗兴有越来越清晰的自觉，如其诗曰：“老去才难尽，秋来兴更长”，秋来勃发的诗兴不仅为风物可喜，更为纾解穷愁老病的苦闷。杜甫在题下自注云：“时患瘧病。”充分说明他认识到诗歌写作疗慰身心的作用。再如他《秋日夔府咏怀》一诗中也说到：“登临多物色，陶冶赖诗篇”。而《归》一诗的结尾云：“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同样表达出客居、老病的境遇中惟有诗歌能振作精神的认识。这些作品都作于漂泊西南时期，日益穷困的境遇使他更加深切地意识到了诗歌创作的冲动对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杜甫的论诗行为，或者说诗学思考，正是在他对自己以诗遣兴的创作认识下产生的。《至后》一诗尾联云：“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可见穷愁之际作诗自遣后杜甫还不断吟咏这些遣愁之作，这正体现出杜甫的遣兴创作促成了他的诗学思考。杜甫本来就有跟时人论诗、论文的习惯，他在寄赠、思忆好友的作品中经常表达出这一兴致，如《春日忆李白》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赠毕四曜》也说到：“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再如《寄高三十五书记》：“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杨伦注曰：“即欲与细论文意。”寄赠高适、岑参的长韵诗亦以论文的邀约结尾：“会待祅氛静，论文暂裹粮。”《别崔潠因寄薛据孟云卿》一诗中思及薛、孟同样强调论诗的兴致：“荆州过薛孟，为报欲论诗。”而《解闷十二首》中感怀孟云卿时说到：“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好友的论文妙解也是诗人以论诗解闷的重要内容。这里很清晰地说明了诗人穷愁生活中以论诗来排遣日常忧闷，这是他与朋友论诗、论文习惯的延伸，反思自己诗学、评论他人创作也发展为杜甫“诗兴”的一种。上文所举的“遣兴”诗更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如《遣兴五首》中评论陶渊明、孟浩然的才命遭遇和其诗歌创作。其三论陶渊明曰：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诗中借用陶渊明《饮酒》诗对颜渊的评论“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感叹其诗集中有命运枯索之语，又联系其实际境况，体现出杜甫切实地从诗人的人生遭遇中去认识他们的诗歌特点。此时杜甫因弃官而流离失所，与陶之穷困相似，故涵咏其诗歌也是对自己愁绪的排解。
再如《解闷十二首》，其三至其八都以评论诗人、反思作诗为题材，前两章则表现诗人寓居夔州的见闻，后四章都围绕进贡荔枝之事而发，由眼下时事忆及玄宗朝之事，从不同的角度讽喻朝政之失。即景抒感、论诗与评论时事统一在一组诗中，看似庞杂，但正反映了杜甫兴之所至的创作情态，“解闷”标题正指示出这组诗也是遣兴的创作，说明论诗亦是杜诗中诗兴的一种。组诗从第三首开始感怀诗人，乃是因诗人自己辞别故国十年的愁绪而起：
一辞故国十经秋，每见秋瓜忆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为觅郑瓜州。
前两句即景抒情，表达自己见秋瓜生眷恋故土之情，后两句言郑审今日谪居南湖，瓜州故里亦寂寥无人矣。因秋瓜、故土而思及郑审在长安的旧居瓜州，二人此时又同沦落天涯，可谓悲己复悲友。以下评论的薛璩、孟云卿、王维、孟浩然，除孟浩然以外都是诗人在京城交游的诗友，而孟浩然之诗才、事迹也当是在京听闻，故评论这些诗人可说是连类而及，但也鲜明体现出杜甫的论诗是与感怀身世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王维，其八曰：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
诗中先惋惜王维高风已逝，旧居萧条，但佳句堪传、其弟王缙亦能接续文采风流。杜甫与王维同为僚友，一同参与了著名的《早朝大明宫》的唱和，又都因“安史之乱”而遭逢不幸。如今王维虽殁，但其隐士高义、秀句诗名永远流传，杜甫此时却是客居寥落，对照下多少有自伤之意，似乎也反映出杜甫对自己生前境遇与身后诗名的关心，心态颇为复杂。下面四章忆及致乱之由，更突出体现了杜甫的论诗之兴与家国之愁联系在一起，而最根本的还是缘于他随兴而发的遣兴的创作状态。
杜甫的论诗是他在日常遣兴创作中兴到自然的产物，还突出体现于在一些缘情体物、应酬赠答的作品中，诗人一时对诗歌写作有所领悟，便直接在作品中表达他关于创作的思考。《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诗在描摹江水上涨中谈及诗人关于“苦思”的独到理解，便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由诗题可知此诗原为即景写意之作，但作品所呈现的，却是抛开题面说自己的作诗家数。五六句方正面着题，而且也是侧笔描写面对江涨的遐想。最后因为一时诗思滞涩而想到陶谢在游赏题材上的造诣，并想象邀其同游，绾合诗题。此诗融合了创作、评论与诗法反思，自遣之中又见出杜甫突破常法、别致的立意，全面地向我们展现了杜甫以创作为戏，同时又认真地体味前人之长、反思自己得失的实际情形。再如《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唯吾最爱清狂客，百遍相看意未阑。
前二联就眼前景事作客观描摹，第五句却转向诗法反思，这说明诗人的思考是由前面四句对物色的刻画中体会出来的。以往的研究一般都摘出“晚节渐于诗律细”一句，讨论杜甫晚年是否细于诗律的问题，但这一句在全诗中正明白地说出了杜甫在创作中随时反思艺术问题的情状。题中“遣闷”“戏呈”，突出说明了杜甫亦以一时诗法的颖悟为遣兴的一个内容。这首诗的写作很清晰地体现了杜甫在创作中认真思考自己诗法的遣兴状态。杜甫更直接在即事抒情的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创作经验，如《独酌成诗》第二联曰：“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诗人感觉到这次对情景的表现如有神助，便直接把它作为诗歌的内容，正如古人注云：“杜每自道得意。”“得意”即诗艺之自得。再如《长吟》一诗，标题取自尾联“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此诗本是吟赏春郊佳景，足以祓除形骸之累，结尾却转向对此次创作的评论，并以之为题，堪怡情者不仅是佳景，还有赋咏佳景的创作活动，体现出论诗之兴与缘情体物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具有相同的功能，同是诗人排遣日常忧闷的有机组成部分。
《戏为六绝句》是杜集中比较纯正的讨论诗歌的作品，这组诗批评当世鄙薄庾信、四杰创作成就的现象，并阐明自己诗学要义，在初盛唐诗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古人在讨论这组诗的创作缘起及命题方式时，都认为标题中“戏为”一词寓意深远，但卢世?指出：“以如是大文章大议论，第于断句小诗悠然寄兴。”他认为这组诗谈诗论艺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是杜甫仅仅采用绝句的形式、以寄兴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指出了这组论诗之作的遣兴的性质。因杜甫在缘情体物的创作中形成自觉的反思他人及自己创作的意识，诗学思考自然地成为他的一种诗兴，故《戏为六绝句》可以看成是杜甫在遣兴的诗学观中自然产生的，“戏为”或可理解成是严肃的、正式的论诗形式的对照。
《戏为六绝句》由评论他人的创作转向对自己诗法的思考，《解闷十二首》其七自叙诗学，也是在思考时人的创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偶题》一诗更加突出体现了杜甫对自己诗法的自觉反思。作品前半部分完整而脉理清晰地谈论诗歌代变、自述诗学渊源，后半部分回忆生平遭际，“缘情慰飘荡”串联起创作与人生境遇二事。最后“稼穑分诗兴，柴荆学土宜。故山迷白阁，秋水忆黄陂。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六句，绾合前面论诗、飘荡境遇两个主题，“稼穑分诗兴”精当地概括出诗人晚年漂泊中最关心的生计与创作二事，更反映出诗人把论诗当作飘荡境遇中重要的事业。《偶题》的标题同样明确地体现出杜甫的论诗是兴到而发的产物。
“偶题”“解闷”与“遣兴”这些标题的意思是相通的，都意在强调随兴而发的创作状态。在缘情体物的创作中谈到诗法，也是兴之所至。当然，这些论诗的作品无疑都与诗人长期思考的诗法问题有关，但引发诗人创作的契机却是十分偶然的。同时，正是这类不经意的诗论，鲜明地体现出杜甫遣兴的状态下随时地、自觉地观照诗史流变、反思自己的诗学与创作的价值，故杜甫的诗学思考带有强烈的遣闷摅怀及砥砺诗艺的作意。
三、杜甫诗学思考的特征与价值
山水林泉、家国之愁、诗学思考，是杜诗中三种主要的诗兴，而且，在诗人流离失所、穷困贫病的境遇中，这三者已没有那么分明的界限。尤其是论诗之兴，都是在忧世伤己的遣兴状态中产生，使得杜甫在认识自己诗学、评论他人诗歌时能够切实地从创作本身出发，贴近创作的具体情境去理解诗歌风貌的特点，对诗歌史、诗人的创作成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杜甫对诗歌的独到见解首先体现在他能突破一般人的认识，对诗人的诗风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如杜甫之前的诗论中对庾信的阐述基本都落在他的绮艳诗风，杜甫则辨证地看到他有“清新”“老成”两种风格。应该注意的是，杜甫超越前人认识到庾信有“老成”的一面，是因为自己在相似的漂泊遭遇中诗律渐熟的创作体会。故而杜诗中对庾信的表现大多含有诗人对自己遭遇、怀抱的摅发，《咏怀古迹五首》其一鲜明地体现出杜甫将自己的命运与庾信联系到一起：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诗歌以直叙诗人十年流离失所的遭遇开篇，后半篇吟咏庾信滞留异国与他暮年诗赋成就的关系，庾信入北后创作《哀江南赋》排遣乡关之思而才名震动江关，他在诗坛上的声名正因羁留的境遇而获得。题为“咏怀古迹”，后面四首都有古迹为抒情的依托，而庾信行踪未及蜀地，王嗣奭认为是杜甫思有江陵之行，因江陵有庾信宅，流寓之境况等同于庾信，故以感怀庾信为五章之总冒。这一解释也说明了咏写怀抱是诗人更根本的诗兴所起。杜甫亦在其他作品中用庾信之“哀”来比喻自己在漂泊境遇中即事抒感的创作，《上兜率寺》云：“庾信哀虽久，周颙好不忘。”《风疾舟中伏枕抒怀》云：“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初盛唐的儒家诗论中对庾信为代表的哀与丽的六朝文学贬抑者多，杜甫却能切实地联系自己的漂泊遭遇与创作经验，从庾信的遭际中去认识其诗风的形成。
再如《戏为六绝句》中紧接着庾信之后评论四杰、屈宋的诗歌成就。杜甫直接批驳当世轻薄子对“王杨卢骆当时体”的讥笑，肯定四子的诗歌有宏大雄伟的气魄，今人未必能超越，他们的创作实能像江河一样万古流传。而事实上，杜甫对四杰诗风成就的认识也是在共通的才命遭遇下形成的，他在寄赠高适、岑参的长韵诗中写到：“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似尔官仍贵，前贤命可伤”，叹惜卢王才高而无命。而诗歌开篇是诗人自叙身世凄凉，惟有创作助兴：“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更长。”故叹惜卢王正是对自己命奇的哀叹。而关于屈宋，杜甫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的观念，他在诗中也从正面的意义上使用“风骚”“骚雅”一词，如《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称美许十一所诵诗篇“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再如他肯定陈子昂所作《感遇》“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对于陈氏复古的赞许，一般都从恢复雅正诗风的层面说，杜甫则指出其中亦有楚骚怨刺的特点。杜甫对楚骚的肯定也是出于同情的理解，宋人张方平《读杜工部诗》指出杜诗同时继承了《诗经》与《离骚》：“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当是十分恰切的，杜甫的“遣兴”不离世积乱离与个人的失志漂泊，最贴近“骚怨”本质。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在即事摅怀的创作中评论的诗人大多才高位卑，但是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给予了很大的赞赏，如《解闷十二首》所论薛璩、孟云卿、孟浩然。其四论薛璩曰：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待薛郎中。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
诗中借何逊比照，慨叹薛璩有何逊之才却不似其有知遇之人，并引用薛璩诗句称赞他出处皆能自如的洒脱意气。其五称赞孟云卿论文高妙、为人有高节，诗风亦得苏李之高古：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
“一饭”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联系他的性格论其复古诗风的形成。《唐才子传》记载孟云卿：“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志亦高尚，怀嘉遁之节。”正与杜甫之论相互说明。再如杜甫对孟浩然的评论，《遣兴》其五、《解闷》其六首先都肯定其诗才，才凌鲍谢、清诗丽句堪为世人法则，但《遣兴》中明确说到对他有才无命的嗟叹，生前不遇：“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而身后寂寥空有诗句流传“清江空旧鱼，春雨余甘蔗”，故《解闷》中“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两句同样意味复杂。可以看到，杜甫所论中，庾信为前朝诗人，但生前与身后的创作才名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四杰等都为同朝诗人，或为诗人前辈，但在当时的诗名影响不同；或为诗人同辈好友，而杜甫对他们的创作风格都能作出恰当、准确的品评，堪为诗史不刊之论。
杜甫在遣兴状态下产生的以诗论诗，除了具有全面、准确的特点外，也使得他在与其他诗人相通的命运观照中，对创作的价值有更透彻的认识，如前文所举他对四杰的充分肯定。而杜甫毕生挂念的好友李白，一生的宠辱浮沉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的天仙之才，故杜甫对李白的评论中更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以类似传记的笔力备述了李白一生的履历，叙述其早年因诗才而声名大噪：“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而《天末怀李白》又指出才与命有天然的矛盾：“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哀叹李白因才高而不为世人所容，流露出对文章才名的怀疑，正如杜甫回忆当年献赋之事，以“名岂文章著”自解。而当李白坐污长流夜郎、世人多唾弃的时候，杜甫仍念其敏捷诗才：“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再如《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感怀宋玉：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诗人感慨宋玉宅的荒废，楚宫则久已湮灭、难识其真貌，宋玉之文藻风流却足以千载流传、感动后人，同样反映出杜甫对文学创作价值的高度肯定。宋玉之才受到贬低很大程度上因为其“文学弄臣”的身份，为君子所不耻，杜甫对儒家忠恕观念的接受是毋庸置疑的，但他能超越世俗偏见客观地评价诗人的创作才华，正是因为在以创作排遣愁闷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诗歌艺术的重视。
杜甫之前，刘勰已明确指出认识诗人诗歌成就当联系其所处时代考虑，《文心雕龙·才略》专门谈论才性与文风的关系，《序志》进一步说明：“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但《文心雕龙》是论文专著，而杜甫因在自己舒忧拨闷的创作中观照诗歌的相关问题，故而能推及他人，联系诗人的性情、境遇以及所处时风来认识他们的诗歌特点，用诗的语言把刘勰的批评观念展现出来。也正因此，杜甫能充分认识到各个时代、各种诗风本身的价值，对前代诗歌与并时诗人皆以褒扬为主。事实上，他的“遣兴”之作内容丰富、表现手法也各有不同，同样突出体现了杜甫对前代各种艺术形式的广泛吸收，他自己也明确说到“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每个时代都有它相应的诗学法则。与此相映的是，杜甫常在诗歌中表现出努力地揣摩艺术的情状，他的诗论中也提到很多具体的艺术方面的问题，如“苦思”“有神”“诗律”等等，关于这些艺术范畴的具体内容学界已有较多的讨论，而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正因为杜甫以创作为排忧解闷的日常之事，他才深切地关注这些艺术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六朝文学中研揣诗律的现象也正面地称赏，肯定六朝诗人的诗学成就并积极学习。
四、结语
在自觉的诗学理论发生、兴盛的六朝至初盛唐，论诗主张较多在史论、集序、书信及专门的诗格类著作中提出，这类论诗形式其目的在于树立最高诗学标准，带有程度不同的规范意义，故有些论断难免有失偏颇。而杜甫在遣兴的创作状态中形成自觉的诗学思考，其诗论的最大特点即是从创作的具体实际出发去观照诗歌的本质、手法、艺术流变以及他人诗风的形成，故而能够准确地认识前人的诗歌成就，能在创作过程中对诗歌艺术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有最直接最体贴的感受，提出与艺术本体相关的范畴。杜甫总结自己创作心得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体现出他对文章微妙至理的感悟，非以文章为己任者不能，正如王嗣奭论《咏怀古迹五首》曰：“怀庾信、宋玉，以斯文为己任也。”指出杜甫对文学事业怀有使命感。政治理想破灭后转向述作之事，是古今诗人共同的抱负，如曹植、李白，都有明确的表述。杜甫遣兴状态下的诗学思考无疑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可以说，他的文章理想时时地寓含在寄赠酬唱、即景抒情等各种具体场合的创作中。注释：
①（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可惜》，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3页。本文凡引用杜诗，均出自此书，后文不再一一出注。
②学界对杜甫的“遣兴”诗也有所关注，如曹辛华以这些作品为基础提出“遣兴体”的说法，参见曹辛华：《论杜诗“遣兴体”及其诗史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
③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称赞元结所作《舂陵行》曰：“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杜诗详注》卷十九，第1691页。
④⑩（明）王嗣奭：《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第120页。
⑤苏轼等古人认为诗中“萧京兆”指萧至忠，钱谦益不同意此说，并联系时事对此作了详细的辨证，参见《钱注杜诗》卷三，（唐）杜甫著，（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0-91页。
⑥??（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0页、第1289页、第2304页。
⑦参看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余论《杜甫的诗学思想与艺术追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0-342页。
⑧王嗣奭也指出：“《漫兴》殆有深意，其《江畔寻花》绝句，与《漫兴》意别。”《杜臆》，第121-122页。
⑨仇兆鳌总结这组诗曰：“自春入夏，所咏花木禽鸟，俱随时托兴者。”《杜诗详注》卷九，第792页。
?杜甫任华州司功时吟赏山河风光的大致有《望岳》以及《崔氏东山草堂》，其他除了朋友间的酬唱赠答外，多为与战乱相关的即事抒感之作，“三吏”“三别”即作于此时。
?唐汝询曰：“《遣兴》诗，章法简净，属词平直，不露才情，有建安风骨。《杂诗》六首之遗韵也。”转引自《杜诗详注》卷七，第572页。
??（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第155页。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十一。（东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3页。
??参看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郭绍虞编：《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转引自《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4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杜臆》与此不同。
?（元）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第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32页。
?（南朝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7页。
?转引自《杜诗详注》卷十一，第14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杜臆》未见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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