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韫琪

　　现存杜诗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涉及饮酒，郭沫若先生曾统计出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与饮酒相关的共计300首，占总量的21%①，这确实是不可忽视的现象。目前学界关于杜甫饮酒诗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通过细读单篇作品或诗人特定时段的创作来解析作者心态②，二是将杜甫饮酒诗置于魏晋以来的酒文化序列中，讨论杜甫对酒文化的继承与创新③。以上两种思路为我们理解杜甫饮酒诗提供了微观与宏观两种视角，但笔者认为，杜甫的饮酒诗在艺术表现、审美内涵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饮酒与醉酒，是最为切肤的、直接作用于身体的生命体验，这不禁使我们思考，杜甫一生前后关于饮酒的表述是否存在不同阶段的差异、这是否与其不同阶段的境遇相关？醉与醒、清与浊之于作者有怎样的意义？本文试从诗歌艺术角度探讨杜甫饮酒诗中反映的创作心态与生命体验，以期有所突破。

一、醉醒交错的孤独感

孤独感是人生在世经常面临的情感体验，诗人的独到之处就在于能够将内心的觉察用诗的形式精准表达，将无形的感受凝固为韵致深隽的诗行，从而产生触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葛晓音先生《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一文梳理了杜甫对孤独心境的艺术提炼及“乾坤一腐儒”的自我定位，揭示出文儒的时代悲剧与傲岸的精神，极具启发价值④。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一系列饮酒诗中流露的孤独感更能从细节层面展示诗人心态的交战与犹疑。在酒精对身体的作用下，杜甫关于人生最深刻的体悟、最矛盾的心态都体现在诗行间，“醉言”皆是他埋藏在心底的疑问。醉醒交错之际，无疑是他心灵最脆弱的时刻，随着人生经历的沉淀与遭际境遇的转换，诗中表露的孤独感更被赋予厚重的层次与深远的内涵。

(一)醉中见醒

醉与醒，是杜甫饮酒诗的一体两面。醉必然伴随着醒，醉可以“群”，醒却往往是独醒。他人眼中酒后的杜甫是风流放诞的形象，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其“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⑤。然而旁人只见醉，却不见醒，醒后的悲凉唯有自知。事实上，“醉舞”“狂歌”的背后潜藏着深重的孤独，杜甫在早期的创作中就意识到“醒”的残酷意涵，他努力捕捉这种情感张力，作为诗歌的艺术表现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友人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⑥(《赠李白》)的醉态描写正是基于对李白在现实中“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寂寞身后事”的深刻体认。杜甫与李白所面临的具体境遇或许不同，但正是杜甫对肉身经验的精微体察使他能够以己度人，准确刻画出李白的神与形，创作出传诵千古的名篇。可以说，早年漫游时期的饮酒诗已体现杜甫关于醉、醒辩证关系的初步思考。

　　随着人生经历和诗歌技艺的沉淀，诗人逐渐将“醉”与“醒”并置，杜甫笔下的“醉”很少是李白“一醉累月轻王侯”⑦(《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式的直截狂放，而是醉醒交错，回环缠绵，情感在两极间不断延宕，余韵无穷。困守长安期间，杜甫因久不得志而产生对流寓生活的厌倦，达官贵人席上觥筹交错的喧哗声终究难以掩盖内心的抑郁和失望。天宝十载(751)，杜甫落第后干谒权贵以求汲引却无果而终，投匦献赋虽获皇帝称赏，却为宰相所忌终不得用。是年所作《乐游原歌》中，诗人在“醉”与“醒”之间流露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凉感：“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⑧。园林、华筵之盛愈发衬托出诗人伫身天地的孤独感，光阴催生出数茎白发，怎能不使人“未醉已先悲”？欲醉还醒之中，诗人不得不直面登第无望、干谒无果、献赋乏成的惨淡生涯。四年后(755)，杜甫送别从侄落第所作《醉歌行》中“众宾皆醉我独醒”⑨既是对屈原的追缅，也是自身功业无成的写照。杜甫惜侄不遇又羡其风华正茂，“汝伯何由发如漆”的反问饱含光阴蹉跎之憾。此时酒并未使诗人获得精神的安顿与超脱，而是加深了他的焦虑，当离别之痛、贫贱之苦一并涌上心头，落魄的贫士形象跃然纸上。

　　如果说前期诗作中的醉与醒主要指涉个人遭际，那么杜甫遭逢安史之乱后的思考则流露出更为深广的悲悯情怀。身经战火流离的杜甫对“醒”的残酷有了更充分的体察，并触发了他对世间万物的由衷怜悯。宝应元年(762)多病而生计艰窘的杜甫寓居成都草堂，《三绝句》中他借咏楸树花发出“不如醉里风吹尽，何忍醒时雨打稀”的深情呼告。草木本无情，诗人将自身遭际融入楸花，自然界的风雨如同残酷现实中个体飘摇无定的宿命，怜花亦是杜甫对命运的反思与祈愿。正如吴瞻泰指出，“一唱三叹，以明醒时世界，不如醉里乾坤也。一语括尽渊明《饮酒》二十首，杜公可人哉！”但需注意的是，陶渊明更强调遗象而得意，醒与醉似构成对立的状态，如《饮酒》其十三以“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寓指两种人生选择，陶诗中亦很少涉及醉醒之际的肉身体验。杜甫关于醉与醒的书写并未采用“非此即彼”或“A优于B”式的二元判断，而是重在发掘醉与醒之间的张力，努力呈现饮酒后真实的肉身体验。杜甫无法在醉中彻底地遗世忘情，正如他在直谏遭贬后依然“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这既是他心绪的坦陈，更是其人其诗的魅力所在。

(二)独立乾坤

漂泊西南期间，频繁的迁居与暮年多病的苍凉感使杜甫关于醉与醒的关系有着更精微的体察，他领悟到“哀乐本相缠”(《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的人生底色，对生命的短暂怀有更加敏感的体悟。晚年杜甫抚今追昔的情绪愈为浓重，他还试图在醉醒之际对坎坷的生命历程加以总结。作于上元二年(761)的《所思》中杜甫苦忆因酒遭贬的吏部郎中崔漪，遥想其谪居生涯的寂寥与醉态。“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以日落独醒的茫然无依、江畔醉眠的自我放逐映照出现实的残酷，一醒一醉间，无人可解的苦闷尽收眼底。相较于早年《赠李白》等怀人之作，此诗中醉醒往复的悲剧色彩倍添寥落。广德二年(764)杜甫归成都所作的《春归》中，他关于“世路虽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的自遣不同于苏轼笔下“此心安处是吾乡”式的洒脱放达，而是行至暮年不得还乡的无奈慨叹。当有限的生命承受着离乱的消磨，似乎也只能在醉与醒的交替之间度过余生，“家”不再是稳定的物理居所，而成为一种精神归宿，诗人语调越是轻松，越添沉痛。如杨伦《杜诗镜铨》所评，“末四自伤自解，不堪多读。”

　　需要注意的是，后期杜诗中描绘醉醒之际的背景渐渐由宴席、园林转向烽烟弥漫的天地九州，境界苍茫悲凉，孤独感愈发浓重。作于广德元年(763)的《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写世乱穷途之恨，是年七月吐蕃入寇，又逢徐知道叛乱，杜甫在梓州留后章彝宴上借“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感叹“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醒与醉之间，诗人但闻鼓角征伐，栈北遭焚，不甘醉，亦不忍醒。杜甫透过眼前欢宴看到山河破碎之景，这种醉醒交织却无人可诉的心态使其备尝苦涩寂寥。正如单复所言，“末二章虽皆若自宽之词，而有至悲之意寓焉，其爱国忧君之心，真一饭不忘君者与！”李商隐模拟杜甫口吻所作《杜工部蜀中离席》中“座中醉客延醒客”句正是关注到杜甫宴席上心系国事而醉醒交织的复杂心态，并提炼为嘈杂劝酒声中杜甫忧国伤乱的“独醒”之心，强化其无人可解的孤独形象。

　　乱离之中，杜甫自觉将个体放置在宇宙乾坤中，广阔天地与渺小个体的反差使诗中孤独感愈发厚重，这种艺术思维往往伴随着作者关于醉与醒的辩证思考。宝应元年(762)，二帝先后驾崩，诗人李白逝世，杜甫于重阳登高把酒，以白发老翁之身痛叹“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的家国之殇，写下“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九日登梓州城》)。大历二年(767)暮春，杜甫自赤甲迁居瀼西，暂居于新赁草屋。“哀歌时自短，醉舞为谁醒”的反问进一步抒发无人可诉的孤独，何况身兼老病，似乎不必醒来。杜甫晚年饮酒诗中常弥漫着飘零之叹，但诗人超越了叹老嗟贫的基调(“战伐何由定，哀伤不在兹”)，他内心深处不甘就此沉醉，诗中之悲正源于其身居江湖却心忧其君的责任感，自有一股高迈气象，正如邓献璋所评，“性情气色眼泪都有，真前无古后无今也。”此处诗人“醉看乾坤”的姿态在个人遭际与家国乱象之外，更指向对人生理想的追问。当“欲陈济世策”的文儒理想在现实中已无用武之地，追寻直道而不得的困顿与痛苦注定成为杜甫的悲剧宿命，“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的对比既揭示出诗人不能用世的幽独处境，更塑造了他坚守本心、独立乾坤的傲岸形象。

　　综上所述，通过醉醒交错的视角以渲染孤独感作为杜诗中惯用的艺术手法，不仅体现在前辈所论《饮中八仙歌》中杜甫以一个醒者写八个酒徒的醉态，还见于诗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反思，是后世读者把握诗人心态的重要途径。杜甫关于“醉”与“醒”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随其自身遭际的转换而呈现出阶段性特色，体现了诗人艺术思维的逐步精深，特别是其中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和文儒理想的坚守流露出浑厚深远的诗家之心。

二、“浊醪有妙理”

“浊醪有妙理”一句出自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诗，苏轼受此启发创作《浊醪有妙理赋》，试图从酒中寻得恢复本心的超越性力量。辛弃疾在《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中直言“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批判自命风流的追名逐利之徒。“浊醪”“妙理”在唐以后文学作品中成为固定语典并延续至今，历代作者在杜诗基础上不断翻新，寄寓酒中理趣，如宋人有“浮光寄流水，妙理付浊醪”(《次韵景仁丙辰除夜》)、“一樽浊酒有妙理”(《冬夜独酌》)，近人陈寅恪亦有“浊醪有理心先醉”句。

　　“浊醪”相对于“清酒”，自汉魏以来即有明确的划分，浊酒的酿造工艺较为简单，酒液较浑浊，唐代酿造技术较之汉魏已有大幅提高，但仍以浊酒为主。这种未经精细加工的酒在诗文中往往被赋予质朴自然、未经矫饰的文化品格，陶渊明“葛巾漉酒”的风流形象更影响了后世作家的饮酒诗创作。如杜甫“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漫成二首》其一)、“谢氏寻山屐，陶公漉酒巾”(《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足见其对渊明洒脱意态的向往与追摹，“浊”反而映衬出胸次之清、襟怀之广。那么，“浊醪”在杜诗中有何深意？杜甫从“浊醪”中领悟到的是何种“妙理”？ 他的艺术表现对后世是否有所启发？

(一)任真之境

据仇兆鳌《杜诗详注》系年，《晦日寻崔戢李封》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岁初，是年七月安禄山称帝，玄宗奔蜀，杜甫丧乱流离的生涯就此开始。此诗恰为我们呈现了战乱来临前长安城片刻的宁静与阴云密布的晦暗氛围，这种张力也体现在诗中前后半段情绪的强烈反差。

　　诗人从晨光入窗写起，纡余委备地叙述初春清晨寻友的具体过程，“出门无所待”、“杖藜复恣意”二句用《庄子》典，一派悠游自得之意。诗人将“公侯之交”与“会心之俦”对照，感叹“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杜甫在与挚友共饮中发现人之“至性”，这是他在达官显贵的华宴上难以体会的，“春酒杯浓琥珀薄”(《郑驸马宅宴洞中》)的清酒美器，终不若与知心人共饮浊醪，“尽醉摅怀抱”(《雨过苏端》)。如果我们将杜甫饮酒诗的创作背景作一梳理，会发现他在与显贵周旋的宴会上所作多属对精工、格律谨严，视角以客观摹写为主，如“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崔驸马山亭宴集》)。而在那些与二三会心人把盏言欢的聚会上，诗人能暂时摆脱名利规矩的束缚，往往有真情的流露，体现在诗中是对饮酒细节更为丰满的描写。诗人与郑虔“忘形到尔汝”(《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地痛饮高歌，同羌村父老倾榼浊酒后仰天长叹，劝毕曜立沽浊酒而暂游方外。杜甫晚年常深情追忆的，正是“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寄薛三郎中璩》)、“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遣怀》)的快意生涯。可以说，“浊醪”承载了坦诚真淳的情谊，映照出与虚与委蛇的名利场对立的忘机之交，也是杜甫毕生追怀的纵心所欲的诗酒时光。

　　然而在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下，杜甫关于诗酒生涯的憧憬被现实无情割裂。不久前奔赴奉先的途中所见已敲响亡国的警钟，岁暮丧子的遭遇更添哀恸。吴瞻泰评《晦日寻崔戢李封》诗后半段“一变为鲸波怒浪，将家国兵民一齐驱入腕下，使人动魄惊心，莫知其笔之所底。”诗的结尾落在烽烟四起下，诗人俯仰歌哭于斗室之内，终以“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自遣。“浊醪”既是诗人理想交往模式的象征，也是他在困顿中获得精神超脱的重要依赖。

　　杜甫的恋阙之情贯穿毕生，葛景春先生曾指出“杜甫之醉是为忧国忧民”，且善于在饮酒诗中描写他人，这一概括固然可采。但笔者认为，杜甫在“醉”中追求的不仅是神经的麻痹和对家愁国恨、仕途不遇的暂时排解，他还试图探寻和构建一个真淳惬意的精神园地、任情舒展的自适之境，这在杜甫作于成都草堂时期的饮酒诗中有更鲜明的呈现。

　　定居成都草堂之初，杜甫获得了难得的安顿，尽管信息较为闭塞，诗人心境却相对平和愉悦。与前作相比，杜甫此时的饮酒诗更关注内心感悟，且融入较多细节描写，关于酿酒过程、饮酒情状的叙述更加生动可触，酒进一步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入蜀后杜甫的生活方式向世俗乡村靠拢，他种竹植树、卜居林泉，享受自酿自饮的劳动乐趣，于“衰年催酿黍”(《遣意二首》其一)、“常从漉酒生”(《漫成二首》其一)中获得心灵的超然闲适，诗人试图忘怀荣禄与礼法束缚，甚至“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浊醪”中的“妙理”，还体现在风尘干戈之际，诗人对世俗生活的由衷眷恋。作于广德二年(764)的《归来》“洗杓开新酝，低头拭小盘。凭谁给麹蘖，细酌老江干”的细节描写更是温馨而有情致，诗人初归成都草堂即满怀希望地洗涤酒具、准备酿酒，这既象征着对日常秩序的回归，也凸显世路多梗之际人间烟火的可贵。相较于陶渊明“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的洒脱，杜诗中更有一种关于生存的坚韧信念。乾坤之内的一椽草庐虽渺小，但浊酒的陪伴赋予诗人与衰老、战火、穷困相抗衡的勇气(“浩荡风尘际，谁知酒熟香”)，诗人通过酿酒、醉酒获得心灵的安顿与自由(“赖有杯中物，还同海上鸥”)，构筑了一方自适的精神天地。

　　杜甫成都草堂时期的饮酒诗对“浊醪”有格外的强调，这是经过提炼后的艺术自觉，其中既隐含着穷困的自嘲，也是对贫士身份的坦然认同、对和光同尘境界的向往。“樽酒家贫只旧醅”(《客至》)见贫家真率之趣；“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落日》)含身世偕忘之意。“苍苔浊酒林中静”更是将酒置于春林之中，浊酒与山水皆质性自然未经雕琢，颇见超然之思。乡村贫居生涯使诗人在浊醪中获得“渐近自然”的任真生命体验，这正是他一直向往的境界。杜甫称赞四兄“一生喜怒长任真”(《狂歌行赠四兄》)，更饶有兴致地刻画田家野老醉后狂态。广德二年(764)，杜甫居严武幕中，却身感拘束而不乐，在繁冗官事的对比下，田家自在的生活显得愈发美好。《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诗人受偶遇的田翁之邀品尝春酒，却从天明饮到日暮，他以亲切细致的笔调写田父酒后由兴奋期(“语多虽杂乱”)到共济失调期(“欲起时被肘”)的泥饮举动，指顾之状跃然纸上。田父所谈粗浅，举止亦粗放无礼，杜甫却能泯灭贵贱贤愚，从中见出人性的真率可爱，故而“未觉村野丑”。

　　杜甫在与邻翁对饮中领悟的深意或受到陶渊明的启发，他在立意与构思上继踵《饮酒》诗：“父老杂乱言，酌觞失行次……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并将田父的音容笑貌描摹得更加细致；“只作披衣惯”更是对陶诗“相思辄披衣”的致敬。杜甫本人也将陶渊明视为异代知己，直言“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葛立方《韵语阳秋》中“贤者豹隐墟落，固当和光同尘……陶渊明、杜子美皆一世伟人也，每田父索饮，必使之毕其欢、尽其情而去”之评确为至当。

　　陶渊明在酒中养性求真，重视饮酒的精神意趣，杜甫则详写饮酒过程，从细节落笔抒发对于生命本真状态的向往。这一时期诗人饮酒的场合由华堂酒肆转向江畔田间，或醉卧软沙冷石(“软沙欹坐稳，冷石醉眠醒”)，或栖身楠树浓阴(“寻常绝醉困，卧此片时醒”)，畅享与自然的亲密无间，如同徜徉于庄子笔下的无何有之乡，酒醒后亦无怅惘悲凉。诗人所饮之酒为浊酒，酒具也充溢乡土气息，如《草堂》中的葫芦、《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的大瓶与盆、《少年行》中的“田家老瓦盆”，一派粗率自然气象。此外，这一时期诗人饮酒多求自适，非为刻意求醉之颓放。《独酌》中诗人徐步深林而开樽独饮，从容把玩仰蜂行蚁，畅享“幽偏得自怡”之乐，“此时逸兴自娱，可以忘情荣禄矣”。

　　杜甫夔州期间的饮酒诗则在“醉”与“醒”之外更见人间温情，饱含深沉丰厚的内蕴。酒延伸了诗人感受世界的心灵触角，《宗武生日》中杜甫深情追忆爱子出生情景，勉励其学业精进有所成就，结尾“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倾”尤为动人，所倾之酒既是涓滴父爱的凝聚，“徐倾”的动作似又暗含着诗人希望岁月缓慢流逝，细细体味亲子时光的温情祈愿。如果说名利场中的诗人不得不面对被拉扯的、破碎的自我，那么此刻出于人性自然的父子之情在酒的映衬下，帮助杜甫实现了自我的和谐，这种返璞归真的人伦关系亦可理解为一种关于“真”的生命实践。除了亲亲之情，杜甫的饮酒诗中更蕴含着仁民爱物的天地情怀。面对舟前引颈啁啾，展翅欲飞的鹅雏，诗人把盏时别生奇想，随口吟出“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舟前小鹅儿》)，于是杯中之物仿佛有了跃动的生命，人与自然生灵的距离亦无限拉近，酒似跃于池中，鹅儿似入掌内，诗人构筑的物我偕忘的真淳境界使人心生向往。酒中“妙理”，于此可见一斑。

(二)独醒之乐

夔州时期是杜甫创作的高潮，诗人虽衰老多病，却洋溢着强烈的生命精神，酒中“妙理”在杜甫夔州时期的饮酒诗中有了更深一步的阐发。前文已述，杜甫在前期创作中已能自觉运用醉与醒之间的张力呈现主体心绪，到了夔州时期，这种醉醒交错的艺术手法除了表现孤独感之外，还衍生出醒看他人之醉的自适。杜甫晚年因患疾病而不能畅饮，这一方面导致其愁绪难以排遣，不得不直面潦倒惨淡的现实，如“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九日五首》其一)。但另一方面，杜甫也在欣赏他人之醉中获得心灵的暂时安顿。《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作于大历二年(767)，是年秋杜甫左耳始聋，又饱受多种病痛的折磨，身体机能的衰退使他很难获得昔年痛饮的愉悦，却并未剥夺他与众同乐的情怀。诗中历述夜景之奇、相逢之喜、时节之变，结尾却说“老人困酒病，坚坐看君倾”，正如陈式所评“说尽种种当饮，然后告以己之不饮为病酒。不饮虽不饮，必坚坐看饮”。尽管有不得饮的遗憾，此时诗人却并未流露过多消极情绪，而是从容地欣赏江光月色下宾主尽欢、推杯换盏的场景，并被诸君豪兴和筵上所奏之乐感染。酒宴的高潮过后，诗人“尽怜君醉倒，更觉片心降”，与宾主一同沉醉于清夜欢宴的氛围中，获得内心的片刻安宁，可谓虽醒而胜醉。正如王嗣奭所评“则何必自饮而后快哉！使君等尽醉倒，景若可怜，而我心更以自慊也。”笔者看来，杜甫的“怜君”之情既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慈爱，体现诗人历尽沧桑的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也是其对酒中“妙理”的深层体悟。得醉未必真饮，相知即可自适，宾主心若相契，醒看他人之醉未尝不是一种遣怀方式。

　　这种酒中求适、醒中得醉的“妙理”在苏轼笔下得到进一步阐扬，他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中说自己“饮酒至少，而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可见苏轼所追求的是一种清醒的醉，一种“把盏欢意足”的旷达，正如其好友李公择所言，“人知醉眠尽以酒，不知身醉心长醒”。苏轼将杜甫“更觉片心降”的“妙理”作了哲理的升华，他认为酒中之趣主要在于主体的闲适愉悦，对内心的觉察、体认未必需要酒精对身体的刺激，这也是其《浊醪有妙理赋》中“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之理。值得注意的是，东坡通过欣赏他人醉态获得酒中至乐，他“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这无疑是对杜甫“尽怜君醉倒”的深入阐发。苏轼以圆融达观之眼醒看醉客而自醉，既是对他人感受的深切体察，也是一种自我超越。他将酒中之趣上升到“得意忘形”的超远境界，不禁让人想起陶渊明“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的无弦琴，这种超越物质本身的“妙理”丰富了醒与醉的关系，开拓出不凡的文化品位。

　　综上所述，杜甫在各个时期的饮酒诗中通过探索醒与醉、清与浊之间的张力，形成独特的艺术表达，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解读酒中所蕴含的妙理，分析诗人寄寓其中的生命体悟，试图还原更加丰富的诗人形象。“嗜酒见天真”是杜甫对李白的赞颂，亦未尝不是杜甫本人的写照，杜甫既是独对秋风、举杯洒泪的乱世“腐儒”，也是酣卧江干、醉为马坠的快意酒徒。陶渊明说“酒中有深味”，杜甫说“浊醪有妙理”，历代文人始终试图从酒中获得超越性的启示，酒之于杜甫，正是琐碎红尘中的一抹微光，透出坚韧光明的生命底色，潜藏着人性舒展的无限可能。

　　注释：

　　①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06页。

　　②参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第145-155页；杨挺：《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杜甫草堂栖居时的酒与物及其“日常生活”》，《杜甫研究学刊》2014年第1期，第35-43页；孙少华：《诗与酒——〈饮中八仙歌〉与杜甫在长安的“快意”生活》，《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第10-18页。

　　③参张志烈：《浊醪有妙理──论杜甫与中国酒文化》，《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第1-9页；姜玉芳：《愁与醉无醒——杜甫与唐代酒文化》，《江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8-98页。

　　④葛晓音：《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94-98页。

　　⑦(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十三，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63页。文中杜诗系年皆以《杜诗详注》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