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环

　　民国诗话中的杜甫评论

　　孔令环

　　民国诗话中留存着大量关于杜甫及其诗歌的评论，涉及杜甫及其诗歌的方方面面，评论内容大致可分为杜诗注解、校勘与评点、杜诗渊源与影响、杜甫生平考证、杜甫与他人之比较、后人的杜甫评论五类，有的高屋建瓴，有的细致入微，有的陈陈相因，有的新见叠出，呈现出新旧交织、褒贬不一、众声喧哗的批评景象。

　　民国诗话 杜诗 评论

　　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用生命创作的伟大诗歌穿透了历史的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对于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历久不衰，逐渐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杜诗学。20世纪前五十年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封建社会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中华民国。杜甫在民国时期的命运就像民国的政局一样沉浮不定，不同文化阵营中的人们对于杜甫都力图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新文学阵营的杜诗研究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是旧文学阵营中的人物并没有缄口不言，而是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唯有平等观照新旧两派的杜诗评论，方能更为客观地再现近、现代杜诗学的完整面貌。诗话作为中国传统诗歌批评的重要载体，是旧文学阵营进行杜诗评论的一个重要阵地，民国诗话中留存着大量关于杜甫及其诗歌的方方面面的评论，是近、现代杜诗学中的重要一维，理应纳入杜诗学研究范畴。由于目前学术界对此关注较少，希望能借拙文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的关注。

一、诗话的界定及民国诗话概况

关于诗话，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宋人许顗在其 《彦周诗话》 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清人吴琇说：“诗话者，以局外身作局内说者也，故其立论平而取义精。”陈柱在 《偷闲庐诗话·序》中说：“诗话昉于 《诗品》， 然与 《诗品》 异。《诗品》在评鉴得失，溯考源流；而诗话则旁搜故实，体兼说部。故一曰 ‘品’ 而一曰 ‘话’。循名责实，二者各有其主旨所在，惟话则亦有时及于品耳。大抵采摭群华，取证己见，汇萃众说，并资谈助而已，固不必定如 《诗品》之整饬而谨严也。”蔡镇楚认为诗话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书记跋序中的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第二，必须属于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第三，必须是诗之 ‘话’ 与 ‘论’ 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笔者认为，前三人是从内容和作者两个角度为诗话下定义，都点出了诗话的一些基本特征，却还不够全面，蔡镇楚先生的定义更为全面，因而本篇即以此为标准进行论述。

　　从总量上看，民国诗话虽然不及清诗话那么繁盛，却也颇为可观。张寅彭 《新订清人诗学书目》附有1912—1949年一百六十六种旧体诗诗学著作书目；据傅宇斌 《晚清民国报刊所见诗话书录》所列书目统计，民国诗话有479种，以诗话命名者有222篇；彭继媛在 《试论民国旧体诗话的入世情怀》中说：“据笔者的收辑，粗略估计目前自1912至1949年三十七年间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民国报刊诗话高达四百余种。”由于 《晚清民国报刊所见诗话书录》将诗选、诗体、诗学、论诗绝句、笔记、随笔等一并收录，而且没有见到彭继媛列出的民国诗话书目，再考虑到还有一些诗话尚未被发现，民国诗话的总数还很难确定，根据以上资料，保守估计至少在300种以上。

　　从作者构成来看，民国诗话的作者大致属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比较浓重的心理依恋，对新文学大多持否定或怀疑态度。从传播路径看，大多发表在各类文艺刊物上，《学衡》《同声月刊》《学生文艺丛刊》《民权素》《小说丛报》等刊物发表诗话数量较多。因为时代的变迁，在新旧文化激烈碰撞交流的文化背景下，虽然民国诗话作者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固守，而相对于同时期新派诗学研究来看显得比较滞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却也显示出新旧交织的特点，其中不少诗学观点恰可作为新诗学的对照与补充。

二、民国诗话评杜内容

由于民国诗话关注的重点是清代、民国旧体诗人及其诗作，因此对于杜甫的关注程度远不及由宋至清的时段。从诗话中涉及杜甫及其诗歌的多寡来看，陈衍的 《石遗室诗话》、钱振锽的《谪星说诗》《名山诗话》、袁嘉榖的 《卧雪诗话》、邵祖平的 《无尽藏斋诗话》等诗话评论杜甫稍多。与以往诗话中的杜甫评论相类似，民国诗话中的杜甫评论范围也相当广泛，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民国诗话中的杜甫评论大致分为杜诗注解、校勘与评点、杜诗渊源与影响、杜甫生平考证、杜甫与他人之比较、后人的杜甫评论五类进行论述 （从具体条目看，同一条目内经常会含有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内容，为了叙述便利，姑且以其最突出的特点进行归类）。

　　（一）杜诗注解、校勘与评点

　　关于杜诗的注解，自宋以来就是杜诗学中的重点，宋代曾有 “千家注杜”之说，虽然具体数目并没有那么多，但却也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注杜一事的热忱。清代仇兆鳌的 《杜诗详注》更是集大成之作。民国诗话中的杜诗注解，相比较而言，数量并不多，有的对以往的漏注进行补充，有的对前人的注释提出不同的见解，还有一些只是对前人注释的简单重复。如：

　　陈衍 《石遗室诗话》：“少陵 《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至》诗，言唐负经济才，九载相逢，仍旧未遇，岂甘槁饿老死？设其此举一虚，势必干谒镇帅，谋以他途进身。 ‘胡星’六句，所以著骄将悍师之夥，末 ‘念子善师事，岁寒守旧柯’二句，祝其遇合。如其不然，不可改操。”串讲诗意，注意前后照应，解释得细致妥贴。

　　沈其光 《瓶粟斋诗话》：“子美 《清明》 诗：‘著处繁华矜是日。’ ‘著处’犹云到处，盖当时方言也，子美屡用之。如云： ‘贱子何人记，迷方著处家’‘末成游碧落，著处觅丹梯’，而浦氏解为 ‘然着’ 之 ‘着’，以为状樱桃之红，误矣。唐人以方言入诗甚多，如 ‘遮莫’‘格是’‘能箇’‘劣能’‘赤憎’ 等语皆是。又此诗下云：‘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明眉’说柳，‘啮膝’ 说马，各有关合。而注家以为‘柳眉’喻游女也，然则 ‘啮膝’ 何喻乎？余谓起首 ‘长沙千人万人出’已包括士女在内，二句只状当时景物耳。”从唐代方言的角度释 “著处”，对于 “明眉”“啮膝”二词的解释注意上下文的关系，从具体语境中寻求解释，比较合理。

　　钱振锽 《名山诗话》：“少陵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窃以兰苕高拔，正未可轻，世以盆景视之，误矣。《太平寰宇记》：苕溪两岸，多生芦苇，故名。可见 《尔雅》 陵苕正以别于水苕。景纯 《游仙》：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诗内两言陵苕，可知兰苕之苕即陵苕，而兰亦决非泽兰矣。”此处将兰、苕作为两种植物， 认为 “苕” 为 “陵苕”，“兰” 非“泽兰”，似乎搜求过深。

　　也有对杜诗异文进行校勘的，如：

　　赵元礼 《藏斋诗话》：“杜少陵 《石壕吏》起四句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墙走，老妇出门看。’ 施愚山 《蠖斋诗话》 谓‘看’ 字乃 ‘首’ 字之误，此解未经人道。”

　　由云龙 《定庵诗话》：“杜诗 ‘犬迎曾宿客’，唐顾陶本作 ‘犬憎闲宿客’。又 《对月》 诗 ‘斫却月中桂’， 陶本作‘折尽月中桂’。 均不可从。”

　　沈其光 《瓶粟斋诗话》：“杜诗：‘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芧栗未全贫。’ 此正用 《徐无鬼》篇 ‘先生居山林，食芧栗’ 故实。‘芧栗’，小栗也，而刻本多作 ‘芋’，应改正。”

　　这一时期诗话中的杜诗注解、校勘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前人相比，这是因为前人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没有新出土文献提供新的资料，且延续前人研究思路的话，在这两方面已经没有太多余地了。

　　民国诗话中对于杜诗的评点从数量上看，占总体比重相当大，评点的范围包括杜诗思想内涵、艺术形式、题材、诗题等。

　　1．思想内涵

　　杜诗的思想内涵曾经是传统杜诗学关注的重点，其主流观点主要是忠君爱国、仁人爱物，而民国诗话则很少关注，论及者并不多，有的重复前人的观点，也有提出质疑的。

　　沈其光 《瓶粟斋诗话》：“即就唐而言，诗人如子美之歌行、香山之乐府，无不以其悱恻之意达其忠爱之诚。”邵祖平 《无尽藏斋诗话》：“东坡以杜诗 ‘舜举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辈人口中语。余谓更如 《北征》 内 ‘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岂非代天地造化说话？《大雨》内 ‘四邻有耒耜，何必吾家操’，岂非古大臣之语耶？”代表了民国诗话作者最普遍的看法，与传统杜诗学主流观点基本一致。

　　王逸塘 《今传是楼诗话》： “老杜每逢宴集，往往赞人食味，如 ‘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之类，不一而足。又 ‘华筵直一金’。酸穷可怜，法当得贫。”“苏涣以盗始，以盗终。老杜称为静者，寄诗望其致主尧舜，屡赞不已。世称杜为诗史，顾如是耶。”则与上述观点不同，对杜甫的思想人格评价甚低。

　　2．艺术形式

　　关于杜诗的艺术形式的评点是民国诗话中杜诗评论的热点，似乎也与新文学看重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质遥相呼应。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杜诗字法、句法、章法的评论，如：

　　关于字法，南村认为杜诗有 “句眼”，如“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中的 “寂寂”、“欣欣”、“萧萧”、“滚滚”、“震”、“骤” 等字词， 就是句中之 “眼”，并认为 “诗之好恶，只争一字二字之间，”强调用字的重要性。

　　关于句法，沈其光认为杜甫 “往往喜用五入声字为句”，“又喜用 ‘一’ 字”，认为 “此皆他人集中无之。”总结杜诗用字与众不同的规律。 又如“少陵下‘青’、 ‘红’、 ‘碧’、 ‘绿’等字，往往用重笔。如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红入桃花嫩，青随柳色新’、‘红稠屋角花，碧萎墙隅草’。”此处的 “重笔” 应该是色调的浓重，的确是杜诗运用色彩词的一个特点。

　　关于章法，邵祖平 《无尽藏斋诗话》认为杜诗 “各篇起结必争，皆有奇采”，起句 “捉笔直写，奇横无匹”， 结句除 《北征》《洗兵马》《忆昔》等 “足握全篇之奇” 外，“他篇悉用一种开拓法，而常喜用一 ‘何’ 字”，其好处是“后路宽宏”，对杜诗的起句、结句进行归纳，对于结句的特点，用 “开拓法”三字，并着意强调其超越 “宋之问之 ‘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司空图之 ‘味外味’、姜夔之 ‘有余不尽’”之处，意在说明杜诗结尾不仅是韵味上的余音不尽，而且留有待读者通过想象去深思、去补充的空白，很有见地。

　　也有对杜甫的字法、句法、章法进行指摘的。 如：

　　钱振锽多次指出杜诗句子的支离、笨拙。如：“‘白摧朽骨’ 二句，人以为杜老奇句。夫咏画松之奇，只合道其生动，不闻以死朽为奇也。此诗系杜集最佳诗，结句尤老劲。此二句实属赘笔可惜。‘已用拂拭光凌乱’ 句，亦可省去。”“以杜为天才，实所不喻。如杜 《咏月》‘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此类滞语，亦天才耶？”

　　他如袁嘉榖 《卧雪诗话》：“杜诗疵句、拙句，如用 ‘致远宜恐泥’，苏子瞻曾议之。汪师韩历举数十联，亦非尽刻然，仅议其字句耳。幼读其 《捣衣》五律云：‘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宁辞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评之云： ‘此诗有并头之病。’今味其诗，专以神味胜，固不能以后人诗法绳之。但八句之中六句皆用两虚字，实不足法。”既说前人对杜甫的疵句、拙句早已察觉，又委婉地举例说明有的杜诗不足法，显而易见他对杜甫句法缺点的不满。

　　杜甫各种诗体兼长，民国诗话中对杜甫各种诗体的特点也有不少论述。

　　丁仪 《诗学渊源》认为杜甫的七律是律诗的变体：“子美七言律之有拗体，其犹变风、变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沈其光认为杜甫律诗的秘诀在于 “流动变化”：“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等联是也。若笨伯为之，便多笑柄。”

　　邵祖平 《无尽藏斋诗话》论杜甫七言歌行的拙厚：“如 《骢马行》 之 ‘卿家旧赐公取之，天厩真龙此其亚’，以他人至此，已可换韵，而必曰 ‘昼洗须腾泾渭深，朝趋可刷幽并夜。’又如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之 ‘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亦酣肆极矣，而必益曰 ‘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并总结其七言歌行换韵的特点：“老杜七言歌行换韵者，于换韵紧前一联，惯用对语以厚其势。”

　　关于绝句，南村 《摅怀斋诗话》认为杜甫的绝句属于 “中绝”，即截取律诗中间两联为绝句，且 “六朝人已有先例”由云龙 《定庵诗话》也认为杜甫、王安石的绝句 “诗中本有此格”，但是并不出彩：“然工稳则有之，殊索索无生动气矣。”

　　袁嘉榖 《卧雪诗话》认为绝句不是杜甫所长，与传统主流杜诗学观点一致：“杜陵七绝云：‘堂西长笋别开门，堑北行椒却背村。梅熟喜同朱老吃，松高拟对阮生论。’ 又：‘不是爱花即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叶商量细细开。’譬之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而爪牙则不灵矣。朱老、阮生，盖同时人，一何粗野，容易、商量，亦非诗料。他诗曰：‘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酷类此调，然均不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之自然矣。‘堂西长笋’，不失好句。要之，七绝非杜所长耳。‘只恐’ 疑 ‘只愁’ 之讹。”

　　钱振锽对于杜甫的七律、排律、五古评价极低，究其原因，是认为杜甫作诗刻意经营，有明显的雕琢痕迹，显得笨拙粗硬，缺乏自然风姿。如：“《秋兴》八首，俗人奉为山斗。锺谭则屏之，随园亦以为不佳。诸公皆谓杜老长处不在此，余谓杜老长处未必不在是。粗硬多疵，是杜诗本色。锺谭与袁既以 《秋兴》为不佳，然此外杜老七言，未必皆过于 《秋兴》 也。”“唐以来排律始盛，杜老长排亦多笨滞。”“杜五律胜七律，七律竟无佳者。”“李五古，音调高古浑成；杜五古音调繁促，不得作诗之法，其格遂下。总之词句有自然、勉强之分而已。”这种论调和新派文人有相同之处，胡适极力贬斥杜甫的律诗，也是认为律诗不自然，不是诗歌进化的方向，其目的是为白话诗张目，钱振锽的出发点虽然与新派文人不同，但也是为诗歌寻求出路，对于杜甫律诗的贬低，也是为了解决当时诗歌的弊端，清代宋诗派势力强大，往往刻意模仿，过于雕琢，失去了天真自然的风趣，溯其源头自然在杜甫身上，钱振锽的这些评论属有感而发。

　　关于声韵，诗话作者关注较多，丁仪对于杜甫拗体诗的平仄十分关注，对不少杜诗进行了逐字逐句地分析，且总结出一些原则，如：“浣花流水水西头， 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 更有愁。 无数蜻蜒齐上下，一双鸂鵣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

　　俞陛云 《吟边小识》认为杜甫的押重韵有所本：“集中押重韵者，凡数十处，但非创意为之，亦有所本。曹子建诗，押 ‘木难’，又押 ‘独难’。谢灵运诗，押 ‘多人’，又押 ‘故人’。 他若陆士衡之押 ‘音’字、押 ‘阴’ 字，阮嗣宗之押 ‘归’字，江文通之押 ‘门’ 字，王仲宣之押‘人’字，押重韵者，不胜枚举。唐时韩退之、白乐天诗，亦有重韵，大抵意到重押，不独 《饮中八仙歌》也。”

　　袁嘉榖仔细分析杜甫的用韵特点，有的并押，有的不混用：“杜子美 《悲陈陶》 以 ‘至’字与 ‘子、水’ 并押，顾亭林 《音学五书》 谓‘古韵不分四声，皆可通押’，是也。”“如老杜之用韵，支、之、脂三部，并不混用，段氏《六书音韵表》详载之。”

　　“诗史”说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南村的评论很有新意：“愚意史之意义，要不当专指讽刺褒贬，凡足以备一代故实，抉择严谨者，皆史也。《说文》 曰： ‘史，记事者也。’ 若仅就一句二句、一首二首以为言， 则 《垂老》、 《无家》、《石壕》、 《潼关》、 《兵车》、 《哀江头》 等作，将无皆徒摭尘实之词哉？大抵少陵生平，系心家国，遇世沧桑，所发多感时纪事之言，用有一代诗史之目，亦如和曼氏之称诗史耳。儒生穿凿，亦何足据。”这里的 “和曼氏”指的是荷马，将杜甫的诗史之称与 《荷马史诗》相比较，可以看出当时西学的影响。

　　对于杜诗的艺术特征的关注，是这一时期的重点。

　　陈衍的评论由于有深切的创作体验，因而能非常细致入微地点出杜诗的艺术特征。如： “奇莫奇于 ‘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妙莫妙于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快莫快于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江流大自在，安坐兴悠哉’；壮莫壮于 ‘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横莫横于 ‘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及其细腻风光也，则一蝴蝶，而云 ‘娟娟戏蝶过闲幔’、‘穿花蛱蝶深深见’矣；一蜻蜓，而云 ‘点水蜻蜓款款飞’、‘无数蜻蜓飞上下’ 矣；一鸥也，而云 ‘片片轻鸥下急湍’、‘但见群鸥日日来’、‘相亲相近水中鸥’矣；一萤火也，而云 ‘暗飞萤自照’、‘巫山秋夜萤火飞，疏帘巧入坐人衣’矣，所谓体物浏亮也，世徒赏其 ‘孤雁不饮啄’、‘促织甚微细’ 而已。”指出杜诗具有奇、妙、快、壮、横等不同风格和善于写景、体物的特点。

　　3．题材

　　杜甫诗歌的题材极为广泛，政治、社会、咏物、山水、行旅、赠友、应制等等，无所不有，民国诗话中有不少对杜甫各种题材诗歌的评论，但观点都比较陈腐，与古代杜诗学观点基本一致。

　　关于咏物诗，作者多指出其言外之意，如俞陛云 《吟边小识》：“杜工部集中，屡咏马及鹰。《咏马》 云： ‘吾闻良骥老始成。’ 又云： ‘一洗万古凡马空。’ 《咏鹰》 云： ‘为君除狡兔。’ 又云：‘驱出六合枭鸾分。’ 又云：‘何当击凡鸟。’又有马与鹰属对者，如： ‘老骥倦知道，苍鹰饥易驯。’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老马倦骧首，饥鹰愁易驯。’‘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枥，嫉恶刚肠，尤思排击也。”王逸塘 《今传是楼诗话》：“工部咏 《返照》云：‘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 如此大篇，惊心动魄，安可以咏物目之！又 《野人送朱樱》一首，《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一首，亦系杰作。”

　　关于题画诗，如由云龙 《定庵诗话续编》：“题画之作，老杜 《戏题画山水歌》《观严公厅岷山沲江图》等作，二十余首，极尽能事，盖咏画山水，与咏真山水有间也。”指出杜甫看到了艺术与真实的差别，并能很好地传达出来，可谓卓见。

　　4．诗题

　　关于诗题，陈衍所说甚详，认为 “康乐制题极见用意。然康乐后，无踰老杜者，柳州不过三数题而已。”杜甫的很多诗题 “皆随意结构，与唐人寻常诗题迥不相同者。宋人则往往效之。”并指出题与序的不同：“杜诗除 《课伐木》、《园官送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同元使君舂陵行》、《八哀诗》诸篇题下并有小序外，有长题多至数十字而非序者。大概古体用序，近体绝不用序。杜亭说杜，谓 《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一首，是逸去元题，草堂本遂以小序为题；别本有此题者，乃是后人增耳。五律中《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云云，亦是小序之文。”

　　（二）杜诗渊源与影响

　　图2结果显示咖啡碱组发酵液的pH值随着发酵时间的增加持续下降，发酵前 6～7 d，咖啡碱组与未加咖啡碱组变化趋势表现出高度一致，当发酵进入第7 d，咖啡碱组pH值下降的幅度逐渐增大直至第9 d趋于稳定，这可能是咖啡碱刺激菌体生长加速菌体代谢出有机酸，同时延缓了菌体自溶，进而导致延缓了发酵液pH值上升。总得来说，咖啡碱组菌体生物量增加并不明显，这可能与咖啡碱的稳定性质而不易被菌体所利用有关。

　　1．杜诗渊源

　　关于杜诗渊源，民国诗话作者对杜甫受《诗经》以来的诗歌影响的状况都有所评论。由于前人在此问题上已经下了大量功夫，成果卓著，因而这一时期的评论新见不多，如：

　　陈衍认为杜甫学古人能够变化： “学古人总要能变化。曹孟德 《苦寒行》中云：‘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少陵 《石龛》 诗云：‘熊罴哮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盖变本加厉言之，而用之篇首，与曹公用之篇中者尤见突兀。《水会渡》诗 ‘大江动我前’又用此种句法。《草堂》 诗之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卢。大官知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知我来，宾客隘村墟’，则用 《木兰辞》 而小变换之。”

　　南村 《摅怀斋诗话》：“老杜 《同谷七歌》，弟妹之下，插入 ‘四山多风’、‘南有龙’ 二首，未复收到本身上，章法全祖灵均。”

　　由云龙 《定庵诗话》：“王仲宣 《公讌诗》：‘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 李善注： ‘言上见恩遇，不翅过于本望。’杜子美诗 ‘方驾曹刘不翅过’，即本王诗。”

　　2．杜诗影响

　　民国诗话的作者一般也是诗人，创作诗话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诗歌经验，以便创作出更优秀的诗歌，因此有很强地现实针对性。诗话作者常用杜皮、杜骨、杜法、杜味、杜韵来表达学杜的高下优劣，而以得杜味、杜骨为上。

　　陈衍的评论堪称此类评论的代表，自唐至民国无不涉及，且注意区别诸人学杜的不同，分析细致入微。

　　陈衍认为苏轼学杜甫七古：“东坡七言古，中间全用对句排奡到底，本於老杜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他如 《洗兵马》、《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则全对句而有转韵，东坡却少学。后山七律，结联多用涩语对收，则学杜而得其皮者。”王安石学杜诗句法：“王荆公 《思王逢原》云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非从 ‘沲水流中座，岷山到此堂’ 来乎？‘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非从‘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啭’ 来乎？但‘庐山’一联，视 ‘沲水’ 一联无不及；‘钩帘’ 一联，何等自然，‘青山’二语，则所谓是底言矣。”杨维桢、王士禛学杜甫绝句：“铁崖道人 《竹枝词》《漫兴》各绝句，专学杜者。渔洋 《冶春词》 专学铁崖，余酷喜之，以为渔洋集中无出此数首及怀人绝句右者。”宋湘学杜甫写景：“芷湾刻意学杜写景言情幽秀一路，所刻诗只见 《丰湖漫草》《续草》 二卷、《不易居斋》 一卷，近体居八九，语多不犹人，《湖居后十首》短古最工。世仅传其 《伯牙琴台》七古一首，非其至也。”

　　陈衍对于同时代人学杜的状况也十分关注，认为林纾学杜的 “铺张排比”俞明震的度陇后的七言古诗 “得杜法”，后来又进一步，“得杜味”。

　　邵祖平历数了李商隐、黄庭坚、元好问、陈师道等人学杜的是非功过，尤不满于近人学杜：“古今诗人学杜甫者多矣，而卓然可自成一家者，李义山、黄山谷、元遗山三人而已。李学杜得其雅，黄学杜得其变，元学杜得其全，皆若似杜而非杜，非杜而似杜，既不甘为古人臣仆，亦不忘其初祖，此真善学杜甫者也。他如张籍之古淡，姚合之清雅，贾岛之僻涩，嗛嗛之德，不足有也。宋人后山、简斋与山谷并学杜，号为三宗，实则后山学杜失之晦，简斋学杜失之隘，盖非山谷比。陆放翁受诗法于曾茶山，曾茶山亦学杜者也，茶山诗局宇不畅，短于才气，至放翁则声势壮奕，才思烂漫，不仅青蓝寒冰，突过乃师，且遥于浣花异代相视如两雄矣。陆放翁虽貌不为杜，然视彼硁硁学杜者，固不可同日语矣，岂非豪杰之士哉。学杜者得其雄浑固难，得其简丽亦不易；得其拙厚固难，得其新秀亦不易。而世俗之学杜者，往往于其悲天悯人、忧叹内热者求之，而不知杜老逸情野趣，深自媚悦者固有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开口而笑、诗写喜情者，应亦不过少，众人独奈何于其忧愁悲涕之处以求之乎。又杜老虽穷苦不遇，然落笔中书堂 《献三大礼赋》，声名上动人主，登床叱严武 ‘挺之乃有此儿’，睨傲见容疆寄，其高而不切、自比稷契之处，宁草野贱夫所敢望乎。读 《奉先咏怀》诸诗，苍莽郁结，想见其为人，及其濡笔作 《游何将军山林》 与 《重过何氏》 十五首，又复赤舄几几，雍容闲豫，退食自公，纡徐委蛇，其一种名贵气，非盛时人物不办。而近世学杜如吴陋轩者，则寒窘偪仄，满纸酸鼻，盖不仅有草野气也，岂境遇为之耶？抑胸襟之不同耶？则学杜之事，固难言矣。”

　　此外，如林庚白对白居易、李商隐、王安石、陆游等诗人学杜的评论，黄节对黄庭坚、王安石、陈师道等诗人学杜的评论，沈其光对元好问学杜的评论，都能抓住这些诗人学杜最突出的特征进行分析，各有新见。

　　对于学杜基本持否定态度的有钱振锽，认为学杜是 “可羞”之事，在传统诗话作者中可谓异数，却与新派文人反对模拟古人的论调相一致。

　　钱振锽 《谪星说诗》：“王介甫尝为蔡天啓言：‘学诗未可遽学老杜，当先学义山。未有不能为义山而能为老杜者。’叶梦得谓 ‘学老杜只义山一人。’老杜、义山各有面目，何得混而同之。而介甫语尤为庸下，学杜已可羞矣，而有所谓 ‘未可遽学’ 者乎！”

　　关于学杜失败的事例，在民国诗话中处处可见。评论多集中在清末民初以及明代前后七子。如陈衍 《石遗室诗话》：“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 ‘万里’、 ‘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 ‘坐觉’、‘微闻’、 ‘稍从’、 ‘暂觉’、 ‘稍喜’、 ‘聊从’、 ‘政须’、 ‘渐觉’、 ‘微抱’、 ‘潜从’、 ‘终怜’、 ‘犹及’、 ‘行看’、 ‘尽恐’、 ‘全非’ 等字， 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

　　赵熙 《藏斋诗话》：“少陵诗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林传甲仿之曰：‘龙江秋色来天地，燕塞浮云变古今。’太落窠臼，无此作法。少陵诗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林翰仿之曰：‘独使书生忧水旱，几闻官府念饥寒。’说破索然。可知不善学古人，便有此等流弊。”

　　（三）杜甫生平考证

　　民国诗话中关于杜甫生平考证的评论不多，论述比较精当的有陈衍对于杜甫卒年卒地的考证和姚大荣对杜甫去世后儿子宗武行踪的考证和对陇西公其人的考证。

　　陈衍驳斥钱谦益的杜甫死于耒阳之说，认为杜甫绝笔是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呈湖南亲友》，并按时间先后列举大量杜诗为证，从《发秦州》的写作时间开始推算，得出 “杜公之卒必在大历六年，而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的结论，虽然在推断时间上与现在学术界基本达成一致的见解 （即卒于大历五年冬）不一致，但是其以杜诗证杜生平的方法是很有可取之处的。

　　姚大荣从 《文苑英华》中任华 《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入手考证杜甫儿子宗武生平，并对任华及大力帮助宗武的陇西公身世进行考证，认为任华 “系子美执友”，宗武 “授官之时，又似去子美之卒不远。”由任华的 《送祖评事序》推测陇西公 “或即桂州刺史”，并从杜甫 《送李校书》 一诗及 《宗室世系表》《石表先友记》《国史补》等文献中进一步推测，认为陇西公是李舟。虽非定论，但其按图索骥、勇于求索的学术精神是可取的，而且也为我们研究杜甫后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四）杜甫与他人之比较

　　民国诗话中关于杜甫与他人的比较，内容包括自 《诗经》到近代的大量诗人，还有逸出诗歌之外的诸如与 《史记》的比较，李白与杜甫的比较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邵祖平将杜诗与司马迁的 《史记》相比较，指出二者类似的特点：“杜诗绝似 《史记》，读者当具一副眼目对观之。《北征》、《奉先》诸诗似项羽、高祖诸本纪， 《八哀》、《诸将》 诸诗似萧曹诸世家、淮阴黥布诸列传，《洗兵马》似封禅文，《乐游园歌》、《简薛华醉歌》 似 《秋风辞》，《丽人行》、 《哀江头》 诸诗似 《外戚世家》，马、鹰、 《义鹘》 诸诗似 《刺客列传》 及《游侠列传》，堕马赠友诸俳体诗似 《滑稽列传》，《去矣行》、《水上遣怀》 诸诗似 《太史公自序》。其他尚多相类，不能强为比合。且老杜之好奇，尤与史公相似。故如诗中所见，雕鹗鼋鼍也，骅骝騄駬也，騕褭乘黄也，苍兕角鹰也，骐骥凤麟也，死树鬼妾也，悲风穷阴也，萧瑟飒爽也，时危惨澹也，莫不喜用之以遂其好奇，亦如史公好述白昼杀人、刎首谢客、悲歌慷慨、箕距骂坐诸事。此虽仅就其纤小处推言，然杜公一生之好奇，固无所而不遇之也。”对于杜甫 “好奇”性格的揭示发前人之未发，指出了杜甫和司马迁超逸于传统儒家思想的一面，可谓创见。

　　刘衍文将杜甫与王维、李白作比较，认为三者皆有阳刚之气，但又各有特点：“盛唐之诗，韵厚而深，声宏而壮。诗圣少陵，诗佛摩诘，诗仙太白，固足觇儒、释、道三家之迹；而少陵沉郁，时多放语，或流于粗；摩诘清雅，神韵悠长，而律未细；太白飘逸，俊逸清新，或流于率。然大体而论，皆阳刚之气也。”认为范成大和杜甫都善于以大说小：“放眼宇宙而以大说小者，无过于杜少陵与范石湖。杜之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诗云：‘斧钺下青冥，楼船过洞庭。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王孙丈人行，垂老见飘零。’《杜诗镜铨》卷十九云：‘日月之长，但如笼鸟，乾坤之大，止作浮萍。二句即自述垂老飘零之状。’纪河间则以粗犷视之，实哀而壮，沉郁之至也。范之 《信笔》 云：‘天地同浮水上萍，羲娥迭耀案头萤。山中名器两芒屩，花下友朋双玉瓶。童子昔曾夸了了，主翁今但诺惺惺。旧田赢得无多事， 输与诸公汗简青。’首联自天体以观，固如是也，而南宋人有此设想，殊见奇特。”

　　蒋抱玄将杜甫与陶渊明相比较，认为陶渊明是诗界圣人，杜甫为诗界豪客：“余以为陶渊明，诗界之圣人也。其善诗也，虽以消遣万虑，而实有洁身全节之至意寓乎其中，故虽放浪而不觉其慢。至于杜工部，诗界之豪客也。其善诗也，即云消遣万虑，终不过嘲世笑人，浇胸中之块垒。故诗中多激烈语，多愤懑语，多矜高语。以品格论，渊明究是诗中之完人，工部则终嫌放野。所谓学大醇而获小疵者也。”虽然有些贬低杜甫，但指出杜甫性格中 “放野”的一面，且不以 “圣人”“完人” 指称杜甫，更为符合杜甫的实际情况，颠覆了传统杜诗学占主流地位的“诗圣”观，对于摒弃杜甫 “圣人” 定位，重塑杜甫诗人形象，具有启发性意义。

　　此外，太牟将杜甫与李白、王维比较，钱振锽将杜甫与陆游比较，袁嘉榖将杜甫的诗句与李商隐、窦叔向、李承古、韦端等人的诗句比较，有的从整体出发，有的仅比较字句，时有新见。

　　（五）后人的杜甫评论

　　民国诗话中有大量关于后人论杜的条目，有对广为人知的杜诗评论的反驳，有对自己友人杜诗评论的认同，也有对鲜为人知的杜诗评论的介绍。不少精辟的见解借这些诗话得以留存下来，而这也正是诗话作者的目的。

　　陈衍对此的评论较多，且持论公正。如认为钱谦益注杜成就甚高，不宜厚非： “钱牧斋之笺杜，虽訾之者谓非君子之言，然已十得七八，何可厚非？李义山、陈后山诗，有非注断断不知其好处者，得注乃叹其真善学杜。”认为严羽论李杜差别非常精辟：“严沧浪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殊为得之。孙吴有实在工夫，李广则全靠天分，不可恃也。”

　　他还着意发布其他人对杜甫的精彩评论，如：“先伯兄木庵先生 （陈书，字伯初，晚号木庵。作者按。） 善说杜诗，不下百十则。尝谓‘莫厌伤多酒入唇’ 之 ‘伤’ 即 《孟子》‘伤廉’‘伤惠’ 之 ‘伤’； ‘伤’ 字乃对得上句 ‘欲尽’之 ‘欲’ 字。向来含混读过，不求甚解矣。 ‘意匠惨淡经营中’，王阮亭改作 ‘经营成’，论者以为点金成铁。然须知少陵无一字无来历， ‘经营中’三字实本古乐府 ‘小立经营中’句。‘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共一家’，‘寡妻’如何与 ‘群盗’ 并举？盖即 ‘喜心翻倒极，呜咽欲沾巾’意，不觉其口号之语无伦次也。然亦从 《大雅》‘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翻出来，至爱者寡妻，至恶者群盗，举其两极端言之耳。”

　　刘衍文不满罗大经将杜甫 《绝句》 （迟日江山丽）的诗意上升到哲理的高度的深求，认为“如此说诗，恐少陵命笔之际，尚未尝措意及之也。”这种从杜甫诗歌字里行间求取微言大义的做法是传统杜诗学中很具代表性的，其过度阐释的最终结果就是将杜甫推向圣人的宝座，刘衍文的观点与新派文人的杜诗观更为接近，有助于拨开迷雾，接近杜诗原意。

　　这一类的，还有钱振锽论朱竹垞对杜律的见解，沈其光论王士禛评杜甫 《李潮八分小篆歌》与韩愈 《石鼓歌》之优劣等，不一一摘录。

　　此外，尚有对杜诗学佚书的评论与发布，如沈其光对于明代范濂 《杜律选注》一书，既介绍了该书的内容，指出这部书的价值，又列举他人对该书的评价，并抄录其自序，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三、代表性诗话举隅

在相对关注杜甫较多的诗话中，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和钱振锽的 《谪星说诗》可以作为代表性的诗话。

　　陈衍论杜，纯粹从古典诗学的角度入手，然毕竟是行家里手，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和丰富的创作体验，并且长期精研杜诗，所谓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其所做评论准确、精当，对于杜诗的整体风格、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杜诗对后世诗人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述都立论公允，言简意赅，时有卓见。由于前面已经举过不少例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振锽可以算是贬杜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对杜诗艺术技巧上的缺点痛贬不已，而且还着意指出后人论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的很多观点与新文学阵营 “重估一切价值”的学术思路相一致。

　　对于 “杜诗集大成”“无一字无来历” 说，钱振锽都不以为然：“人以少陵诗为集大成，此真污蔑少陵诗。夫人中之集大成者，圣人也；诗中之集大成者，不过袭众人之余唾耳。曾是少陵而出此！”“山谷云：‘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 欺人哉！陆放翁云：‘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 《西昆酬唱集》，何尝一字无出处，便以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此段议论最通。陆机谓 ‘怵他人之我先’，退之谓 ‘惟古于词必己出’，李习之谓 ‘创意造言，多不相师’，宁有以来历为奇者。写现在之人情，记当前之物象，便是来历。何必求之于古书而后为来历哉？宋王楙引杜句与古略同者，以实其来历之说，又谬也。诗家无心相类，亦自有；就使出自有心，正是杜老不贵处，何足法耶？”对于杜甫的语言结构，钱振锽认为杜甫诗句有很多支离、笨拙、不成语处，对于杜甫用俗语，认为 “杜老不善于说俗话，故说俗话处转见笨滞。”对于杜甫的律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对于七律、排律、五古，评价甚低。

　　追究钱振锽有意贬杜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段话中找到端倪：

　　升庵讥杜某某句不若 《诗经》之含蓄，亦是迂谈，未可与议杜也，不可与余并论。

　　余之议杜，议其支离，不是非其忠君爱国。王元美云：“老杜不成语者多。” 敬美云：“杜有拙句、累句。” 夫拙句、 累句、不成语，乃余之非杜者也。忠君忧国，非余之非杜者也。宋人大半学杜诗，多破坏不完，岂非杜老遗孽耶？

　　不云诗要有关系，不足以尊杜抑李。然《尚书》 云：“诗言志”， 孔子曰 “辞达”。志字、达字，所包甚广，岂必篇篇以 “关系”为哉！

　　钱振锽不认同杨慎因杜甫诗句不若 《诗经》含蓄而贬低杜甫，又说自己并不非议杜甫的忠君爱国，却又不同意将杜甫的心系朝廷家国作为评判李杜高低优劣的依据，其贬杜集中于杜诗形式方面的因素，诸如字法、句法、诗体等，由此可以看出，钱振锽虽然肯定杜甫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但是并不将此作为评判杜诗的标准，也并不将 “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作为评判标准，而是以审美标准来评价杜诗，明显受到新文学阵营对 “文学”概念的认识，虽然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将杜甫拉下圣坛，用平等的角度去看待杜甫，也许是走近杜甫最直接、最正确的路径。

四、结语

纵观民国诗话中的杜甫评论，具有前所未有的独特性，有的高屋建瓴，有的细致入微，有的陈陈相因，有的新见叠出，呈现出新旧交织、褒贬不一、众声喧哗的批评景象。

　　不容否认，由于批评方法的滞后，诗话中有大量评论仅仅是对以往杜诗学成果的简单重复，显得陈陈相因，并无新见，诸如杨香池 《偷闲庐诗话》：“诗至高浑，诚属不易。如杜甫之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久已脍炙人口。”太牟 《澹园诗话》：“少陵为诗人宗匠，从 ‘精熟 《文选》 理’ 中来，此脱化也。”等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都是用熟烂套语来说杜诗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有的诗话作者开始接纳西方文化，对杜诗进行重新发现与阐释。如杨香池认为 “杜甫之 ‘秦城楼阁烟花里’，‘烟花’喻繁华也”，是 “合于今之新文学家所谓象征派者”，虽然并不恰当，但说明诗话作者对西方文艺理论开始有所关注。他还在诗话中提到新文学家将杜甫称为社会诗人，也可看出他对新文学阵营观点的关注与吸纳。刘衍文 《雕虫诗话》中说：“抒情之倒装，杜陵七古，如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戏为双松图歌》 等已有绝妙表达。”也是此类大胆的尝试。新、旧文化的交织碰撞，造成经常会出现面对同一话题而有不同见解的现象。如关于杜甫的 “诗史说”“集大成说”“无一字无来历”“李杜优劣论”等持久不衰的话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的声音，与新文学阵营的杜诗研究一道，构成民国杜诗学前所未有的众声喧哗的景观，值得我们去探讨、反思。

　　注释：

　　①许顗：《彦周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8页。

　　②吴琇：《龙性堂诗话·序》，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31页。

　　③????????①???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73页、第559页、第533页、第533页、第101页、第565页、第123页、第444页、第657页、第557页、第 704页、第705页、第706页。

　　④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⑤参看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04页。

　　⑥参看傅宇斌：《晚清民国报刊所见诗话书录》，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14年第二期，第327页－347页。

　　⑦彭继媛：《试论民国旧体诗话的入世情怀》， 《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61页。

　　⑧????②③④⑤⑥⑨????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 （第一册），第323页、第33－34页、第89页、第321页、第322页、第261页、第322－323页、第54页、第82页、第201－202页、第112页、第320页、第46页、第140页、第167页。

　　⑨???????????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五册），第507页、第590页、第503页、第223页、第504页、第511页、第542－543页、第224页、第232页、第235页、第287页、第212页。

　　⑩???????????⑧⑩??????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第634页、第281页、第613页、第606页、第313页、第359页、第593页、第589页、第593页、第602页、第388页、第333页、第577页、第242－243页、第595页、第578页、第586页、第605页、第605页、第601－602页。????????⑦???王培军、庄际虹：《校辑近代诗话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页、第202－203页、第203页、第180－181页、第525页、第227－228页、第228页、第508－509页、第229页、第75－76页、第76－77页、第195－196页。

　　????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第417－418页、第460页、第431页、第475页。

　　责任编辑 陈宁

　　作者：孔令环，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