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彦

　　杜诗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独特而强烈的。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在战事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反映“战事”这一重大历史题材时，杜甫置身于时政的剧变，关心国计民生并将其所历、所闻、所感俱反映于诗歌当中。杜甫的战事诗发展并创新了诗歌体裁与表现方法，以大气磅礴的艺术概括力兼细致入微的笔触，本着史家实录精神，以悲悯忧愤的情感，在沉重的人世感悟中去展现个人、民族、社会的剧变。

一、战事诗的文体创新

(一)创新古体诗

根据《钱注杜诗》对杜甫古体与近体诗的分类统计，杜诗中古体诗约四百一十五首，近体诗约一千零二十七首，杜诗中的古体诗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杜诗为诗之“集大成”者，其近体诗广为后世重视，而古体诗的重视则相对较少。以古体写时事，受限制较少，笔者愧于学识浅陋，于杜律难有发明，就杜甫描写战事题材的古体诗论述一二。

　　时代剧变后社会的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境遇，使诗人感时伤乱，心情沉重。要表现这样重大的题材，非长篇大作，则容纳不下。杜诗中多用五古表现战事题材，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昔游》、《遣怀》、《留花门》、《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草堂》、《塞芦子》、“三吏”、“三别”等等。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后，自陕西经秦州，过同谷，在入蜀途中约有一百二十首陇右诗作，除《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外，全是五言诗，其中五古诗居多。五言古诗，押韵与平仄不受太大限制，既便于叙事、写实，也适宜抒情、议论，杜甫将这种诗体的特长发挥到了极致，全面地对战乱进行写实和抒怀。从“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北征》)颇具史家风范的郑重与严肃，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羌村三首》其一)久别重逢的百感交集。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种对社会贫富差距的高度概括及个人沉痛现实遭遇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在五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杜甫擅长五古长篇，不仅使古体诗自然朴质，而且带有律化的韵味。相对于七古的豪放，五古较沉着、谨严。施补华说到杜诗五古的成就:“少陵五言古千变万化，尽有汉、魏以来之长而改其面目。叙述身世，眷念友朋，议论古今，刻划山水，深心寄托，真气坌涌。颂之典则，雅之正大，小雅之哀伤，国风之情深文明长于讽喻，息息相通，未尝不简质浑厚，而此例不足以尽之。故于唐以前为变体，于唐以后为大宗，于三百篇为嫡支正派。”①

　　钱木菴在《唐音审体》中说:“七言始于汉歌行，盛于梁……，歌行本出于乐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故《文苑英华》分乐府、歌行为二。”②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这样就更能够直接全面地反映现实，更具有史实价值。关于杜诗七古成就，施补华也有卓见:“少陵七古，学问才力性情，俱臻绝顶，为自有七古以来之极盛。故五古以少陵为变体，七古以少陵为正宗。”③杜诗的七古纵横驰骋，骎骎独上，显示出崭新的格调。除去以山水、书法、绘画、舞蹈等入题的七古诗外，以战乱时事入题为七古的诗作也占很大比重。如《秋雨叹》、《曲江三章》、《洗兵行》、《忆昔二首》、《释闷》、《岁晏行》、《蚕谷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等。胡应麟对“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洗兵行》)评价云:“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悽悷之思，古今言壮句者难及此。”④杜诗七古反映现实，抒发议论，历来皆受到高度评价。《大麦行》、《去秋行》、《负薪行》、《虎牙行》、《岁晏行》、《蚕谷行》、《兵车行》、《丽人行》等等反映社会战乱现实的诗歌，也多用歌行、七古表现。“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岁晏行》)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同工异曲。杜诗的七古既有继承初唐以来换韵铺写的长处，如《洗兵行》，又有不转韵而一韵到底一气呵成的长篇叙写，如《丽人行》、《岁晏行》。杜诗反映战事的七古更表现出变化多端，以复杂的音调、自由的句式、丰富多变的用韵，突破了七言终篇的格局。使得七古节奏更加鲜明、音调更加铿锵，更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二)创新乐府

唐代的乐府诗，在杜甫以前的作品，大都沿袭旧题，而杜甫则自创新题，创新乐府。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称:“乐府体裁，历代不同，唐以前每借旧题发挥已意，太白亦复如是，其短长篇什，各自成调，原非一定音节。杜老知其然，乃竟自创名目，更不借径前人，如《洗兵马》、《新婚别》等皆是也。”⑤钱木菴也认为:“近代唯杜甫《哀江头》、《悲陈陶》、《兵车行》、《丽人行》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⑥杜甫突破古体句式整齐划一的惯例，在整齐的七言基础上杂以少量杂言，这是一种创新的古体。以“歌”、 “行”、 “叹”等命题的七言诗，保留乐府的音乐标志，但又不必附属于音乐，更以新题和新意入诗，是所谓的“新乐府”。杜诗以乐府诗描写战乱现实，一方面以传统的边塞题材的古乐府入诗，如《前出塞》、《后出塞》等，另一方面以新事入诗，即名新题，如“三吏”、“三别”、《洗兵行》、《丽人行》、《哀王孙》等。杜甫以五、七言创作即事名篇的乐府，自创新题，对后世影响极大。杜甫新乐府中仍保持着乐府诗的讽喻精神，并把这种讽喻精神深刻化，如“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与“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哀江头》)，一写繁华，一写悲惨，对照极为鲜明。杜诗中的乐府诗指陈时弊，描写社会战乱，大胆“谏君之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在这种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体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善作定格联章组诗

杜甫战事诗中多定格联章组诗。所谓定格，指诗的体裁相同、格式相同;联章即指在篇章上有继承关系，在意义上相联，有共同的主题的组诗形式。其渊源可追溯到荀子的《成相篇》。杜诗的联章组诗多反映战乱现实。五古如《八哀诗》、《羌村三首》、《遣兴五首》;七古如《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五律如《收京三首》、《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如《诸将五首》等等。除此之外，乐府诗中也有联章如古题乐府《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而《悲陈陶》、《悲青坂》、《哀王孙》、《哀江头》以及“三吏”、“三别”也是实质上的各自标题而共有主题的新乐府联章组诗。

　　杜诗在表现社会现实、战乱伤怀的重大题材时，笔触极深。除了用五古长篇《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来表现社会时事外，善于精心选材、别具匠心的组织，以组诗这种形式，在变化和发展中来关注时政。如《羌村三首》，三首诗反映了作者回到家的惊喜交加的场面: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与“父老四五人”交谈情况，设身处地地描写了社会底层人们的生存情况。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诗人对自己身处绝境的悲愤。随着诗歌数量的叠加，情感的层层积累，形成了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势。杨伦的《杜诗镜铨》引朱熹语:“豪宕奇崛，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诸调而变化出之，遂成创体。”⑦乐府组诗《前出塞》描写了在府兵制下，自备兵刃器杖，被迫去西方边塞戍守的士兵;《后出塞》则写自愿去北方边塞，打算寻求出路，希望在异域立功的小军官;二者背景的差别、思想行为的迥异，为我们展示了安史之乱之前拓边战争与边镇重兵的军事形势，也为后来“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埋下伏笔。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即事》(“闻道花门破”)、《王命》、《征夫》等。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细致深刻地表现了广泛和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五律和七律中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是一例。杜甫以七律写组诗的，如《诸将五首》，《诸将五首》作于安史乱平后，杜甫指责诸将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平乱，造成养虎遗患的后果;不屯田务农，解决军需;不效忠国家只享受高爵厚禄等种种弊端。这在一首诗中是很难完成的。杜诗以独具匠心的组诗形式，表现了对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担忧。

二、铺陈叙事 ，以文为诗，开宋诗先河

元稹在谈到杜诗艺术特点时说:“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杜诗善铺陈事实，在战事题材中尤多用此手法。杜甫提倡“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但“比兴”影子般的讽刺实难为杜诗战乱写实之需要，加之诗人的感伤乱离、耳目所及，因此不拘囿于“比兴”的温柔敦厚传统，而大量采用赋笔手法，铺排尽致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述情切事为快。

　　早在天宝六载，杜甫便向玄宗进献了《雕赋》、“三大礼赋”、《封西岳赋》。“三大礼赋”受到玄宗重视，杜甫也因此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壮游》)“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这样难忘的殊遇。可见杜甫是运用赋体的大手笔。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也，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在运用赋的手法写诗时，杜甫并没有像汉赋那样巨细无遗地堆砌铺排，以显示其典雅板重、僻词奥义。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对杜诗赋笔作了高度评价:“作诗善用赋笔，惟杜老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须善学始得。其他名手，未有不比、兴兼之。”⑧运用铺陈手法容易散漫，但杜诗“赋”的手法，却能把概括性的叙述与细致入微的描写结合在一起。《洗兵行》歌颂中兴，忆及三年来与安史叛军的艰苦战斗，“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仅用十四个字高度概括地写出了战争带来的创伤。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形象都准确地概括了出来。而赋笔所到之处，包融了社会方方面面，全方位地展示了社会各阶层:上至民族军事之争，宫闱之秘，中及达官显赫、词人隐士，下及田家望雨，城南思妇，都在杜诗笔下一一呈现，显示出诗人“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从细致广阔到凝炼深遂的笔法表现出杜甫乃至整个社会的人民对太平中兴的强烈向往。

　　以赋笔写诗，最忌平板滞直，缺少变化。杜甫却能从布局谋篇，安排层次，节奏及用韵等方面，显示其卓绝的才能。在叙述中，杜诗并不简单地局限于顺叙中，而兼倒叙、插叙、追叙于一体，巧妙地剪接，通过不同时间、方式来叙述事件。如《述怀》诗，“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自寄一封书，今己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诗中希望、忧虑、担心、焦虑等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曲折起伏。“寄书问三川”此插叙，再倒叙“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再正叙“反畏消息来”，没有这种变化，不能反映诗人之焦虑心态，“反畏消息来”，更让人觉得惊心动魄，杜诗赋笔入诗可谓炉火纯青。

　　杜甫擅赋笔入诗，如长篇巨制《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稍短篇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九日寄岑参》等。杜诗虽多用赋的手法，但叙述时事和间发议论都是在情感激发的情况下进行，融入整篇的诗中，不仅不破坏诗的抒情自然气氛和形象完整，反而更增加抒情气氛，形象更为丰富、厚重。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夹叙夹议，边叙边议，有时大段发表议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又如《北征》诗，从叙述他不忍离开朝庭以及在旅途中的个人恍惚状态，从“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转入对朝廷的担忧，对马嵬驿事件的叙述后，更接以大段的议论:“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杜甫把议论纳入诗篇，不这样似乎不能把他的思想感情充分发挥出来，而其叙事、抒情、议论又水乳交融。杜甫晚年所作的《壮游》、《昔游》、《遣怀》等诗或阐发人生哲理、或总结国家盛衰经验，结合自己的生世遭遇，皆运用叙述的手法，甚至用叙述来代替议论:“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壮游》)。此四句叙述统治者的荒唐腐朽，与议论的效果一样。杜诗融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体，打破诗与文的界限，被后人称为“以文为诗”，直接影响了中唐的韩愈等人，并开宋诗之先河。

　　南宋严羽在评价北宋诗歌时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⑨严羽对宋人散文化、议论化倾向的诗风颇有微辞。杜甫不仅丰富完善了诗歌体制，而且也创新了诗歌的表现形式，但后人却强调其形式，忽略了杜诗反映社会现实，以真情实感来抒情、议论的根本。杜甫战事诗的议论不是某种哲理的演绎或刻板的道理阐发，而是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概括出来的至理名言，往往能和人们的心灵产生强烈的共鸣。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千古传诵。宋人在杜诗的启发下，又从另一个角度开启了宋诗的另一条道路，即由唐诗的主“兴象”转为宋诗的主“理致”，也是诗歌创作的另一种收获。

三、忧悯悲愤的情感与沉郁诗风

“安史之乱”后，杜甫的大半生是在坎坷不遇，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作为有“奉儒守官 ，未坠素业”家族传统的杜甫，他早年自称“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却生不逢时，当他满怀信心投身报国时，盛唐已走下坡路。两度科考失败，投赋荐待诏集贤院后，又被冷落了很久，最后得一小官。然而安史之乱又爆发，杜甫难以在仕途上实现他的抱负。虽然后来在唐肃宗身边做了一个拾遗，但在“房琯事件”中触怒肃宗，还差点被杀，终于迫使他离开长安。当杜甫在颠沛流离中一步步走向社会底层，就更深入地了解了普通平民的生活。动荡时代的背景，个人的身世遭遇，已奠立了杜甫战事诗独特的情感体验与诗歌风格。

　　杜甫早年在《进雕赋表》有这样一段话:“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后人因以“沉郁顿挫”为杜甫诗歌的风格特征。“沉郁”含有沉闷抑郁之意，许多论者引申为“悲慨”，与杜甫的忧国忧民感情联系起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袁行霈、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云:“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事实上，杜甫天宝九载以前的大多数诗歌并不具备沉郁的风格，但是如果从安史之乱后去归纳杜甫诗歌的风格，应是恰当的。杜甫大量的战事诗已是形成这种“沉郁”风格的重要因素。

　　时局的动荡，战争的灾祸，人民的苦难，自己和同流们的遭遇，浸透在杜甫的诗歌当中。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当他从长安到奉先回家后，迎接他的却是:“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短短十个字中蕴涵了多少愧为人父的辛酸与悲痛!小儿子被饿死，对杜甫不啻是个重大打击，但杜甫并未直接倾泻心中的悲痛悲愤之情，因为早在自京赴奉先的路上杜甫已亲眼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场面，对善于推己及人的杜甫来说，目睹百姓苍生已使其哀痛不已，亲历自己儿子饿死，哀痛、悲愤之情已无法述说，欲哭无泪，惨淡的十个字，却字字酸楚，句句含泪。“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痛定思痛后，杜甫推己及人想到了“失业徒”，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都尚且如此，那么那些失去田业流离逃亡的人们以及远征戍边的士兵生死又何以堪?这种深沉、痛楚、郁结的情绪已经迥然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渐渐形成杜甫独特的诗歌风格。杜甫寓居草堂，当他住的茅屋被秋风刮破后，处境极为窘困:“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但他却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一生虽多经患难，更多的是把万方多难的时代与个人坎坷遭遇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己及人，忧国忧民，在感悟战乱时世的沉重中透出深厚的忧悯悲愤情怀。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屈原在“举世皆浊独我清”的混沌时世中不愿同流合污，投江自杀;司马迁受极刑后，毅然完成《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杜甫终生坚守“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儒家志向，最终恓惶一生。杜甫一生，颠沛流离，贫病交困，但杜甫在此种境况之中，始终不折不挠，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这种精神使忧悯悲愤具有了气力充沛，持重悲壮，使悲剧具有了崇高与悲壮的精神指向。因此，杜甫在战乱面前，以天下为己任，坚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现出忧国悯民、悲壮深沉的情感特质:“宵旰忧虞轸，黎元疾苦骈”(《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有感五首 其二》)、“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面对战乱中的嗷嗷百姓，“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这便是杜甫的宏大胸襟与悲悯情怀。他的忧悯，上忧国家社稷，下悯百姓苍生。《洗兵行》从诸将破胡，回纥驻扰至郭相深谋、肃宗问寝、张公筹策……对“二三豪志”整顿乾坤的期待，同时兼顾“田家望望惜雨干”，“城南思妇愁多梦”等平民百姓、芸芸众生，这既是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的拳拳之心，又是一位心存天下老者的悲悯情怀。

　　当安史叛军长驱直入，唐军节节败退，潼关失守，陈陶战败，邺城失利“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潼关吏》)，“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这样惨痛的教训使杜甫忍悲含愤寄希望“日夜更望官军至”，然而青坂又战败，杜甫不得不再次“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忆昔其二》)这便是杜甫在悲愤中的沉重。面对国家危难，哀哀苍生，杜甫仍然充满着济时之愿:“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介立实吾弟，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徒步归行》)、“克复诚如此，安危在数公”(《收京》)、“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为了国家的中兴，杜甫在悲愤中奋起，在忧悯中期待。故杜诗的沉郁，正如萧涤非先生所指出的——雄沉勃郁，即杜甫沉郁风格的实质。这种风格的形成，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杜甫的战事诗感情忧悯悲愤，深沉悲壮，勃郁凝重，成为形成沉郁诗风的主要因素。

　　注释:

　　① 施补华《岘傭说诗》，见王夫之《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②⑥ 钱木菴《唐音审体》，见王夫之《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③ 施补华《岘傭说诗》，见王夫之《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④ 胡应麟《诗薮》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⑤⑧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见王夫之《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⑦ 杨伦《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 严羽《沧浪诗话》，见何文焕《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