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苑茵

　　湖南大学

　　在近现代历史学界，朝贡体系多受批判与诟病，也有学者认为朝贡体系受政治虚幻妄想的支配。反向思之，朝贡体系能深植于中原大地数千年拥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和文化根基。明代的朝贡体系发展最为完善，并且明朝的朝贡规模最为庞大。古代中国的疆域辽阔，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将天下分为内外服，周边有诸多藩国，后来周天子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共主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的源流之一。这种思想的诞生可谓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为此后中国王朝统治者对国家内外部领土的基本认识定下基调，并且这种思想的威力往往被视作朝贡体系的精神内核。

一、朝贡体系与儒家文化

纵观中华千年历史，自两汉以来，朝贡体系逐渐成为古代中国最具鲜明特色的政治外交制度，并且在明代臻于完善，迎来兴盛的黄金时期。明以后，朝贡体系随着朝代的更迭走向衰颓，并于清末甲午中日战争后完全崩溃。从历史的跨度来看，朝贡体系历经了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下国家实力的强弱。由此，朝贡体系成为明代最为显著的外交特征。从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起始，大明王朝共经历了16位皇帝。由于明朝时间跨度大，历史发展脉络错综复杂，因而本文在时间阶段的选择上，将研究聚焦于洪武到弘治年间朝贡体系与儒家文化的发展，值此阶段，明朝国力发展稳定，对外商贸经济繁荣，朝贡体系发展完善，属于全盛时期。

　　朝贡体系虽以经济贸易为支柱而建立起来，受政治外交需要的直接驱动，但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深刻地影响着朝贡体系的存续。朝贡体系以王道政治为核心，而其内核便是由儒家文化主导，朝贡体系的建立受到儒家文化的塑造和影响。与此同时，儒家本位的伦理道德思想与“天下共主”的潜在心理共同作用，这使得朝贡体系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种等级尊卑思想，而这种等级观念从政府对内统治扩散至国家对外关系的处理上，反映为对礼仪的遵从与恪守。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朝贡体系是以和平共处为内核，以礼为形式的外交手段，也体现了中国历来推崇的“以和为贵”的道德伦理思想。

　　古代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中国历代政府也多自持儒家礼法，从内政到邦交的大小事务都有一整套等级鲜明、体例完备的礼仪制度。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处理的特有礼制，以朝贡之礼为核心，外族使者要对“天朝大国”进贡，这体现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贡礼——三跪九叩，二是贡品。这种朝贡并不是单向的外族向中原政府表达尊崇与臣服，还包括中国对外族的政治礼遇与商贸回馈。作为宗主国，明朝政府端着更矜贵的姿态，接受藩国来朝，秉持着“礼尚往来”的思想，明朝政府往往会付出得比朝贡国家更多，正是所谓的“薄来厚往”。

　　张宏杰教授曾在《简读中国史：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中表示，明代朝贡体系“是一个文化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中国向周边国家不停地输出文化。它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和外交体系，中国通过这个体系，来维持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和平。”朝贡体系的政治和外交作用固然重要，而其文化影响更有现代所说的文化输出的意义，朝贡体系是中国向世界进行文化输出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向反过来塑造了明王朝的文化基因。自秦朝开始，古代中国一路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统领，并在明清时期将君主专制发展至顶峰。朝贡体系象征着一种帝国姿态，承继的是自两汉至明朝绵延不断的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二、明初朝贡体系下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1.政治经济的驱动。

明初朝贡制度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东亚，主要朝贡国有琉球（今日本冲绳）、高丽（今朝鲜）、暹罗（今泰国的一部分）、安南（今越南南方）等。明太祖在位期间，虽一度实行海禁政策，但一直致力于推行朝贡体系，他的开疆拓土为后来朝贡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太祖实录》有载：“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这足以显示明朝政府与周边藩属国外交往来密切，贸易经济繁盛。朱元璋之后的明朝帝王，虽身处的政治环境各异，但或多或少都在先辈祖业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贡献，其中以成祖朱棣在朝贡制度上的政治功绩最为突出。

　　明成祖朱棣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其执政期间展现出文治武功的雄才大略。在国力稳固的基础上，他致力于对外宣扬国威，一力促成了“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推动了儒家文化走出国门。在明成祖的大力支持下，永乐时期的朝贡体系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明史·成祖三》记载道：“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虽是溢美之词，但这段评价足以佐证的是，朱棣统治时期，明朝国威极盛，其北伐南征的威名远扬，而永乐年间的朝贡国数量众多，远胜前朝。明初的朝贡国数量由少渐多，以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的数量激增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朝贡国数量的增多显示出明初朝贡体系的辐射范围在不断扩大。而朝贡国的贡期规制也大多是在永乐年间确立的，据史料记载，朝鲜为一年三贡，琉球为二年一贡，安南、占城、暹罗都是三年一贡。贡期的确立让朝贡体系的运转更为有序，推动朝贡体系发展更为完善。

　　此外，朝贡体系的运行与维系有赖于朝贡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协议与经济需求。基于明王朝与各国复杂的政治情况，这种带有双向性的选择也使得朝贡国的朝贡断续明显，发展情况参差。明太祖在位时，日本与中国建立邦交的过程较为曲折辗转。朱元璋数次派遣使臣前往日本交涉倭乱事宜和诏谕日本进贡，而日本由于当时的内部纷争和南北战争，自顾不暇，朝贡外交陷入僵局。直到建文帝才打破僵局，日本派遣使团朝贡称臣，成为明朝的属国。还有的朝贡国只是短暂地闪现于朝贡历史中，比如苏禄（指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到了永乐年间，朱棣对苏禄君主格外厚待，在此期间苏禄曾朝贡两次，此后至明朝结束再未入朝。

2.外交行为的附属。

在明初的朝贡体系下，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多样，主要通过朝贡礼仪、朝贡使团、留学、赠书等途径进行传播。但是，这些文化传播的方式并不是有目的性的文化交流行为，更多是外交行为的附属产物。儒学文化传统蕴涵着深厚的礼文化，而朝贡体系的构建也离不开礼仪制度的确立。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朝贡礼仪的形成是维护明王朝君臣等级系统和统治合法性的象征，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礼制传统的延续。而对于朝贡国，朝贡礼仪的接受则意味着对中原王朝的臣服与对儒家文化的被动或主动认同。礼仪制度的践行传递出价值观的隐性渗入，促使儒家文化通过既定的仪式得到观念上的强化，通过藩属国人民的接受与学习，内化融合成为他们的价值观意识。这种文化接受的过程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却也离不开各方的努力，首先是朝贡国统治者自身的认识和观念，因为上层统治者对儒家文化的主观态度大体上决定了儒家文化在异土生长的速度与质量。

　　孙晓光等人主编的《琉球王国儒家文化十二讲》阐述了琉球与儒家文化的交流，琉球尤为重视本国对儒家文化的吸纳与学习，儒家文化通过琉球王国的认可和推广，得以在琉球生根发芽，这终究要归功于明代的朝贡体系。明太祖在位时，使臣杨载代表大明王朝出使琉球，并向分立的琉球三国发布诏谕，琉球中山国奉诏朝贡，从此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在中国与琉球的邦交过程当中，明朝皇帝优抚琉球国，赏赐众多财物，且向琉球国派遣了大量的人才。洪武二十五年就有“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的事迹，这些移居琉球的福建沿海人民多身怀才学和技能，他们在定居琉球并被委以重任的过程中，也将儒家文化切实地传播到当地民众的生活和琉球王国的上层建筑当中。

　　这些史实证明了，朝贡使团是儒家文化传播的另一大助力。这包括了中国派往各朝贡国的册封使团，他们跋山涉水亲入朝贡国，带去明王朝的皇命册封诏旨。册封使团的主要成员多为受皇帝赏识的官员，他们儒士出身，兼具儒家经史之识和治国理政之才，而使团的队伍中也有各种能工巧匠和文人墨客，人数众多。册封使团的到来一般会受到朝贡国统治者的礼待，而使者们也能够通过册封仪式、宫廷宴请、游历等方式与当地官民进行交流，间接地传播了中华文化。比较著名的有洪武至永乐年间，进士陈诚五次出使西域、中亚；明英宗派遣进士刘逊带领使团前往琉球册封尚志等。在册封的赏赐物品当中，除了金银、丝绸、瓷器、工艺品等厚礼，还有儒家经典书籍。赠书是中原王朝一贯传统的赏赐和回赐物项，这些典籍也成为藩属国学习儒家文化的重要文本和根据。

　　在藩属国方面，自与中国建立邦交后，他们首先会派遣朝贡使团前往中国，其次是选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留学生们不仅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还学习修身治国的经验。而这些留学生在学成之后回国大多会受重任，能够直接参与到本国的治理建设中，也将儒家文化带入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去，成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最为明显的是在教育、考试制度中的应用，比如安南、朝鲜等国都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至今仍留有影响。

3.文化认同与接受。

陈支平先生曾就明代朝贡体系的文化层面进行研究，他认为明代朝贡体系的功能与效用集中于外交关系的建立与对外贸易的开展，在文化交流方面则缺乏传播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朝贡体系的视域下，对外文化交流的抑扬具有独特的时代色彩，更受到体系核心的制约。从多种层面上分析，朝贡体系最初的构建以及推行都不受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目的性主导，无论是对明王朝，还是对无意或有意地参与到朝贡体系中来的藩属国来说，文化从来不是第一阶梯的驱动因素。实质性的国家经济利益比高远的文化意义更受青睐与瞩目。实际上，文化因素所留下的影响却远比物质经济更为深远，这不仅是历史的传承，也表明了一个国家谋求发展的自主选择——对更高一级文明的认同与模仿。

　　从过程上看，明王朝通过朝贡体系的外显与内化方式进行儒家文化的传播。中原王朝与朝贡国家的文化互动是考察朝贡体系文化功能的关键维度。从结果上看，朝贡国在回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儒家文化的传习加以巩固。这种显著的成果主要见于东亚国家，以儒家文化圈的成员国为首。比如高句丽、琉球和安南，这三国具有鲜明的共通点——地缘政治的紧密相关性为他们的文化共通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儒家文化圈的背景促使他们进一步从汉民族儒家文化的接受者转变为儒家文化的传播者。通过朝贡体系的实际运行，儒家文化通过出使、朝贡礼节等载体传播到了各藩属国。儒家文化的精神在国情各异的藩属国得到不同的对待，收获不同的果实。在许多东亚国家，儒学占有重要的文化地位，并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发挥出卓越的作用，成为他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一大源泉。

三、结语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圈不断受到全球各方新兴文化的巨大冲击，逐渐走向式微。当今时代，儒家文化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复归都表明了儒家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值得世界的重视和再认识。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推动国际治理新格局的建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要回归到经济、政治利益共同体更深处的文化共同体。这是中国和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必经之路。明初的朝贡体系作为古代中国历经千年的外交政治制度，却对儒家文化的传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与政治、外交制度的互动提供了经验与启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