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如何诠释“为游侠者不耻”——从史记《游侠列传》文本出发_散文百家_杂文_网络文摘

林陈瑶

　　香港教育大学

　　侠客在当代虽近乎绝迹，却一直存在影视作品中。而在中国历史上，《史记》、《汉书》是唯二两本为游侠立传的史书。不同于《汉书.游侠传》对游侠的不耻，认为其是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因而该除，太史公的看法截然不同——为游侠者不耻。这亦是此篇研究之热点：独创性与高度思辨性。

　　而对知网近百篇相关论文的浏览，笔者发现前人关于此传的研究涵盖了人文社科的许多类别，却缺乏对此传的文学性研究。因而笔者将从《史记.游侠列传》文本出发，着重在文学性层面浅析太史公如何诠释“为游侠者不耻”，以期填补此传文学性研究的空白，亦期冀在未来教学中对太史公之精神、笔法有所传授。

一、《游侠列传》的体裁及叙述方式

笔者以为可将此传视为一篇夹杂叙述的非典型驳论文，观点围绕“为游侠者不耻“展开。太史公是在革故鼎新中写史。因而此传太史公耗费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阐述自己的观点并界定游侠的界限。具体步骤如下：

　　（1）反驳韩子言，举游侠之言行，赞游侠。

　　（2）指出命运不可料和游侠利于民。

　　（3）指出“圣人之道”的虚伪性。

　　（4）将游侠与儒生对比，强调其功见言信，再赞。

　　（5）定义游侠，预告以朱家郭解为例阐释。

　　此过程，典型的议论方式有先抑后扬、推贤及民、雅俗对比和激言反问，前三者是间接表态，后者则为此基础上的直抒胸臆。

二、开门见山地反驳

相异于其余多数篇章的写作风格与节奏，此篇开章并不直写游侠的生平，而选择开宗明义，借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进行一连串的反驳：“今游侠……足多者焉。”奠定此传作为驳论文的论证文体。“虽不轨于正义”是抑，却也为后扬的赞语所服务。而此赞语之高度，在史记中难寻其二。何出此言？查阅相关资料，可知整部史记中，太史公之人物评价极少重复，但赞语“不矜其能”出现了两次，另一次是在〈淮阴侯列传〉。参见其对淮阴侯最终的评价“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后世血食矣。”可知其对此类品德的极力推崇，亦表明此赞语远胜像郭解一般同样被灭族的淮阴侯的评价。太史公夸赞其行，仅指出不符合正义之标准，再结合“羞伐其德”，可肯定这一前提是对方具有“能”与“德”，这正是我们不能否认太史公之态度：游侠是有“能”且有“德”。这一观点是太史公思辨性的又一贯彻。在〈太史公自序〉中其已认可《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说法，认为只是“有省不省耳”之区别，那么有宏大历史观的太史公必定不能不被有民间正义精神的游侠所折服。然太史公亦知悉自己的见地与普遍学者和儒教相悖，因而这种挑战权威性的思想需要平地惊雷般的投掷，故不再适合沿用其他列传直接介绍人物的开篇写法，在开头直接确切表态——为侠者不耻。这足以抛砖引玉，激起读史者的兴趣和思考：何者为亦足多者呢？如何书写表现呢？

三、铺陈直叙与春秋笔法

接着太史公并不急于立刻开始游侠们事迹之书写。比较可得，太史公在史记其他列传中，从来没有这般集中篇幅去阐述铺叙自己的观点。这与放慢节奏对于讲求实际却又言简意赅的太史公来说是一种刻意而为，其间暗示此驳论文所根基之社会环境与文化对世人的浸染之深，舆论压力之大。因为在大一统的儒释道文化中，从没有歌颂游侠这一游离体制之外的边缘群体。游侠的存在，对于中央集权的制度来说弊大于利。因此太史公很清楚，如果不能不说清楚游侠不轨于正义所作之为的合理性，那么其实是很难说服读史者的，也无法使得这篇传记流传后世，发挥其效用。这样的考虑，既是必要，也藏太史公之用心：革旧鼎新，方能立传。

　　那么太史公接着强调的一个点便是：处在下层的游侠，却能做出不寻常之事。太史公先是枚举了历史上遭受各种困难的仁人志士，然后反问：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这里运用了推贤及民的论证方法自然进行太史公的第一次激言反问，亦是对读史者和世人的发问。笔者以为此处还隐藏太史公呼之欲出却没说出的话：所以身在危难之中的百姓该如何化解灾难？他们选择了相信侠义。此处亦是通过雅俗对比，凸显游侠精神对鄙人的珍贵。但太史公为何不语呢？这正是可以深度思考的一个点：这是否是一处曲笔？当我们看到下一段的布局便可推测这或是曲笔。因为将此推想填充过渡，并无不妥。太史公先引用鄙人之言，看似是抑，却又以史为鉴，论证其现实性：“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什么是圣人？世人认可的仁义一定是置于追求体制功名和爱国之上的，这是太史公所处的环境，皇帝是圣人，利于官家是圣旨。

　　看似鄙人所言唯利是图，非汉代所推崇之仁义观，但太史公以史明史，借由客观的历史去论述鄙人和道家所言的正确性。我们甚至可说其体现了黑格尔“存在即合理”之思想。这正是太史公留给后代的冲击力：不用俯视冷漠的标准，而是用百姓的标准去探究何谓英雄豪杰。诚然，历史不该仅仅由官家体系的英雄建构，也需要普通人的英雄与称赞，这正是太史公宏大历史观的又一凸显。纵观太史公的生平，不也正是这样吗？其写史记在世时不受官家待见，却也为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推测，太史公的生平遭遇和道家思想使得他与游侠们产生共鸣，亦使他写史，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光辉。

　　在勇敢点明圣人之道之虚伪后，太史公继而犀利批判卫道士们的无知：一是因为其为儒道所缚，无法理解百姓的处境，亦不懂得百姓的需求，而对比之下游侠才是真正契合百姓需求的存在。二是雅俗对比之下的道并非轻而易举，不应被轻视。三是反问儒士，曾被人不耻的穷儒却因坚持己任，不也成后代宣扬的乡间贤豪？接着再次抑扬先抑以求第二次激言反问：客观来说，乡间侠客的影响力无法匹敌曾经不受赏识但被后世追随者夸赞的乡间儒生季次、原宪，但于功见言信岂不是相同？这亦隐藏其诘问：同为功见言信如一，何以儒生得赞，游侠得耻？当朝者的标准便是正确的标准吗？这正是太史公上述议论方式的复现。

　　太史公正是通过引言、举例的间接议论和激言反问的直接议论反映其历史观：此传不为官书，只为民意。官家不认可鄙人所敬之游侠以及其精神，正是其要记录的历史。而对其之记录，亦体现太史公之见：为游侠者不耻。

四、对游侠的重新定义

因而治学严谨的太史公借解说侠者之史为何谓游侠下定义：非因王者亲借势发声洪亮的贤才而是儒墨均排斥的闾巷之侠。他们无钱权之势可依，却能为天下所称贤。这一雅俗对比，更彰显其精神珍贵。之后太史公又指出假游侠的反例对比，以衬托真游侠的可敬。而从“余甚恨之，余悲世俗”这一罕见浓烈的个人愤慨之流露，可见太史公对游侠者所受偏见之悲愤。纵观史记全书，《游侠列传》中太史公的激言是其他史记篇章无法企及的。这样的正名，不仅讲述了游侠者被鄙视而无史记载的历史，亦是在严格定义其范围的情况下开创其史记之篇章，还是对朱家郭解描述的预告，可谓一举三得，承上启下。

　　笔者以为，驳论文不仅需要有逻辑自洽的观点，还要讲究在准确界定议论主体的基础上提出论点，以及通过丝丝入扣层层递进达到晓情动理的议论方法，这样即便不展开具体细致叙述，已达事半功倍之效。但切莫忘记议论和叙述是互相补充的关系，特别是离经叛道的历史记录。

五、以详略得当的典例佐证

太史公在此篇选取了两个汉代以来典型的侠客为例，分别叙述了他们的言行及对后代侠客之影响。其中对朱家描述的篇章占全篇篇幅的13.3%，但对翁伯的描述却高达50.8%。由此太史公之侧重点一目了然，郭解为主，朱家为次。

　　虽然篇幅不同，但作为并列的两大历史典型游侠，根据开篇太史公赞语必定得凸显其评论，因而笔者通过下表进行对比：

　　

　　人物赞语之表现及影响朱家郭解不轨于正义儒家为正统时因侠闻名，并私藏救助逃难的人：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在儒家为正统时父亲因任侠被诛杀的环境下成长，年少杀人、藏匿逃犯、抢劫等不法行为不可计数。年长时开始自省却也随父任侠、行侠仗义却亦睚眦如故。后被通缉逃亡，与门客造成的命案密切相连，涉嫌玩弄权术：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藏命作奸剽攻，休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解兄子断杨掾头。后杨季主不知被何人被杀，其家人告官亦被杀。通缉令下逃脱官吏追捕。解实不知门客何者，无法交差。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接济穷人，自奉节约并践行：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言必信：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行必果：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诺必诚：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以躯借交报仇。不矜其能然终不伐其能。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调解豪杰间的矛盾悄然离开。

　　

　　羞伐其德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阸，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有人对其不敬，言：“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并替其免除劳役。平日出行时：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影响天下闻名，人人争相与之交朋友，并对后代侠客的兴起起积极作用。自关以东，莫不延颈原交焉。田仲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后世剧孟行大类朱家，助周勃平定国乱。侠被统治者遏制，但杀之不尽。天下闻名，门客众多，经常有人为他擅自报仇并不让他知道。家贫却上了豪富迁徙榜，连卫青将军都为之求情。被通缉后逃亡到临晋并说服籍少公和其他百姓收留他。后受不知名门客杀儒一事被御史大夫提议灭族。后世行侠者众，但假侠名声更响，而真侠寥寥无几，遂侠之精神亦被世人曲解。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卫将军都为郭解免于迁徙求情。解家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儒生骂解，被解之门客杀死除舌。无实际杀人罪，却因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被诛杀全族。此后侠者众，却只有几个真侠，诸多假侠。

　　对比可知，太史公的人物取材均须满足赞语各部分标准。可见出色的议论文，必定始终围绕个人观点进行论述。而内容上，最细致的郭解，却使读史者初读有巨大的割裂感：似乎有两个郭解在历史中，一个行侠仗义谦逊无私，一个睚眦必报任性杀人。当然有人以为这其间有太史公的曲笔成分，但笔者以为撇去真伪之分，这样的描写更使郭解的形象立体。历史不正是由立体的人事物组成的吗？纵观史记全篇，哪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何况是不走寻常路的游侠。但显而易见，描述郭解之恶的部分寥寥几笔概括，但讲其行侠之时却生动描述。杨照曾评论：“自郭解开始，太史公的行文节奏终于快了起来，与前文论述为游侠者不耻之慢截然相反。但在这么快的节奏中，其依然通过大量事件和包括对话的诸多细节描写为读史者勾勒出郭解一生如何积攒影响力及为何、怎样遇难的过程，并曲笔游侠被诛很大程度因为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笔者赞同这是太史公对郭解高度赞同的表现，亦存在极大可能是因为郭解身上之精神是太史公精神之投射。

　　而面对灭族的郭解，太史公仍不吝赞，再度用先抑后扬的方式论其貌不扬的郭解为天下人所仰慕称赞的现实并强调人貌荣名和可惜之情。最终用四字短语共四十字作结，凸显游侠之精神与影响力，并再赞翁伯之伟。这不复现太史公宏大史学观：不为官令所束，只为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