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贇

　　江苏师范大学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新时期以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便大量的涌入中国，1985甚至被誉为“方法年”，西方理论传入中国的盛况可见一斑，社会历史研究法就是其中之一。“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方法。”严歌苓作为一位拥有丰富国内生活经历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尤其善于立足于中国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小说作品的书写，并且从整体上而言“相对于国内作家，海外华人作家跳出中国，从外围看中国历史、中国人，或者以另一种眼光、思维来思考同一件事，会因为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获。”因而，严歌苓的历史书写和国内作家的历史书写就存在不少的相异之处，用社会历史研究法来研究严歌苓的历史书写也就有了意义。“社会历史研究法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透过作品本身而试图窥见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凭借这种背景而最终解释作品本身。”那么用社会历史研究法来看《一个女人的史诗》即可发见小说通过对田苏菲大半生的情感描述也把中国自解放战争到四人帮倒台这三四十年的历史藏在了小说的各个角落里，发见这部小说就是通过解放战争、土改运动、“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四人帮垮台这几个时期作为时代背景来讲述田苏菲漫长的爱情故事。《一个女人的史诗》虽然以田苏菲对欧阳萸的爱情生活为主要的叙写对象，但严歌苓对田苏菲情感生活所依据的浅浅淡淡的历史背景描述也是十分吸引人的，而我们也完全可以先通过社会历史研究法来看看严歌苓对这几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描绘。

　　《一个女人的史诗》这部小说的开篇即是伍善珍拉着田苏菲去革命，小说即是从四十年代末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写起，但相比于其他作家对解放战争这段历史的严肃书写，严歌苓对解放战争的书写就显得非常的诙谐甚至是滑稽，首先“作者直接以‘史诗’命名小说，并且将‘史诗’与女性的情感史等同起来，对革命叙事的史诗性追求构成了嘲讽与解构。”比如，她在写小菲和文工团的几个同伴一起护送伤兵去江边渔村隐蔽时，几人遇上了敌人，于是文工团的人便立马慌作一团，完全是等着两个伤兵拿主意作战，直到后来小菲他们又都实在觉得不像话，因为毕竟自己是被派来护卫伤兵的，老躲着算什么事儿，于是歌剧队的吴大姐便“霍地一下子从地下站起来，手里挥舞手枪，胸脯挺得鼓鼓的”，向敌人冲过去了，可那种战斗的情态完全还是戏里的那一套，所以还没等两个伤兵说她这是在唱戏里的打仗方法呢，吴大姐就已经中弹倒下了。这里吴大姐的反击行为就很有喜剧性，和通俗意义上睿智机敏的解放军形象很不一样；包括后面胡琴张为了自己活命故意不去救吴大姐，小菲不肯就范他们就威胁小菲说要诬陷她是逃兵，而在小菲被迫就范后，两人却还是恶人先告状，报告上级说小菲在执行任务时是想当逃兵的，最后还是小菲凭借自己作为演员的充沛激情陈述说服了团长、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在这件事情中，解放军胡琴张和三弦董的形象也并不正面；包括小说中还写到小伍偷了伍妈妈的金银首饰交给组织，充当经费所以火速入党一事，通过这些细节都可见严歌苓塑造出的解放军形象和一般意义上的解放军形象很不一样，因为严歌苓并没有刻意回避解放军战士的缺点，革命的庄严性和神圣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颠覆了，所以有学者指出“《一个女人的史诗》揭示了‘另类的’真实，为我们完整地认识历史提供了有效的角度。”

　　再看土改部分。《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所展现的土地改革的运动面貌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暴风骤雨》这两部典型的描写中国土改运动的小说又很不相同。比如在写到欧阳萸、田苏菲参加土改队下乡批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地主时，因为这老地主为人宽厚，且以前还办过学、赈过济地做过不少好事，所以没有人愿意批斗这个老地主，甚至没有人愿意瓜分老地主那几样微薄的财产，常常是村民们今天分了老地主的衣服被子回家去，第二天又会自动地把这些东西再送到老地主家来，当地惩办地主的工作便一直展开不了，农会主席和土改队的队长都很着急，想着别的县城惩戒地主恶霸的激烈手段，于是农会主席便主张一家出一个劳动力、一人一棍子打死老地主的“干脆利落”方法来，因为这样一来人人都有罪，把大家的退路断了，乡民们斗地主也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了。欧阳萸却对这种暴烈的手段表示了强烈反对，认为农会主席和土改队长主张打死一个衣服也打补丁、遇荒年也吃菜团子的老头子简直是在宣扬恐怖主义、是在歪曲毛泽东思想，最后他阻拦无用便愤而回城报告上级去了。这里土改情节的设置主要是为了表现欧阳萸的一身正气、刚正不阿、正义凛然，但同时却也写出了当年那个时有激烈甚至极端的土改运动的面貌，展现了不一样的土改历史。严歌苓真得算是个十分高明的小说家，她对历史的书写从来不是官方的、不是僵化的、也不是死板的，你看她写土改时农民对付地主恶霸的手段——活埋、刀砍、泡粪池，写老地主吃砒霜死后，人们在农会主席的“启发”下还想着给老地主鞭尸，写到小菲的母亲在做针线活时，东一句西一句地就把小菲外公和舅舅被吊在农会的房梁上吊了一夜最终也没逃过被枪毙的命运说了出来……她常常在几句话的描述间就为我们展现了那场土改运动的激烈，甚至是激进、极端，作者自己的立场的表述并不多，但就是几句话的功夫就把血淋淋的历史展示到了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历史的真实面貌了。

　　关于“三反五反”这段历史，严歌苓也通过被打成“老虎”的三子的事件表现了出来。三子胡明山本是和苏菲一起参加了革命的人，到达解放区以后他先是在旅部工作，后来被调到机关伙食处当司务长，随大部队进城后又被派去接管银行。三子平常做事规规矩矩、一板一眼，为人不怎么活络，缺乏变通，但就这么个老实人运动一来竟成了“老虎”，用欧阳萸的话说是“打三子这样的可怜虫干什么？连个响屁都不敢放！我贪污十回他都不敢贪污一回！”可就是这样一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可怜虫”到底还是无可挽回地成了“老虎”，前程皆毁、人生无望，最终被迫跳楼自杀了，真像是欧阳萸说的“运动一来，没几个有脑子的，也没几个安好心的！”这其实不就是严歌苓在借欧阳萸的口在说话吗？这是她对中国极左政治的一些潜在评价！“《一个女人的史诗》不是为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创作的。小说淡化了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将其处理为人物的生存背景。”所以在小说中真是很难找得到时间、运动的明确痕迹，但历史的印记却又明明都藏在了情节里，顺带的，作者的评价也藏在了小说的字里行间。

　　再来看1957年的反右运动。反右派风声一起来，平时被欧阳萸批评过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立刻就跳出来，声称欧阳萸是全省第一个该戴右派帽子的人，虽然欧阳萸一再强调他之前所做的作品批评并不是故意针对谁而只是理论层面的美学讨论，但要他戴右派帽子的人毕竟是越来越多了，那些文人都认为他那犀利的批评才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明摆着就是有意的恶毒攻击。可即使揭发欧阳萸的人那么多，欧阳萸最终也没有戴上右派帽子，只是被调到艺术学院当副院长去了，而这顶右派帽子竟是被省长夫人方大姐用表面上不客气、背地里却极其护短的大声斥骂给骂掉的。想想欧阳萸是多么一个恃才傲物、一身傲骨的人，有才华肯定有才华，但锋芒一定也是刺人的，平常受人追捧得很，运动一来平常被他瞧不起的文人们却都想来踏他一脚，所谓墙倒万人推，这是人之常理，但就这么个锋芒毕露的欧阳萸居然还能逃过“反右”，所以《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反右运动还远远没有被作者渲染到如此恐怖的地步。相比之下，新写实主义作家方方在代表作《乌泥湖年谱》中所描写的极左政治就不是如此的轻松基调了，比如在《乌泥湖年谱》中的工程师苏非聪，他就是因为一句埋怨右派居然是按指标来划分的话就被打成了右派，被迫辞职返乡，从高级知识分子沦为乡下老农，人生从此失去了绚丽的色彩，这种残酷的命运颠覆才是震慑人心的。所以虽都是写反右，但两部小说之间呈现的反右气氛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严歌苓笔下的极左氛围毕竟还没有那么强烈，而《乌泥湖年谱》中的极左政治氛围几乎要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不同的作家使得同一段历史在各自的笔下竟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所以说“相对于国内作家，海外华人作家跳出中国，从外围看中国历史、中国人，或者以另一种眼光、思维来思考同一件事，会因为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获。”

　　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也有呈现，但小说中对大饥荒所进行的直接描述部分并不多，最多也就是欧阳萸在下乡目睹了乡下饿死人的惨状后、倒在田苏菲怀中崩溃并把自己看见的因为干部们搞浮夸把老百姓饿死了那么多、淮北空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的血淋淋的事实大声发泄了出来而已，小说中其实更多的则是通过小菲的母亲在腿上一摁一个坑、小菲被迫大半夜跑到郊外去给欧阳萸逮癞蛤蟆补身体、小菲的母亲在困难时期使出浑身解数照顾一家人的饮食、欧阳萸的妈妈因饥饿而死等不露声色的细节来点出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时代背景。还有之后的文革，虽然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它都呈现出了极其可怖的面目，但“她（严歌苓）的小说所叙述的‘文革故事’有另外一种风格，不主要描写个体所受到的血腥、暴力，叙事更加理智、冷静，注重历史事件中各种人性的展示。”在《一个女人的史诗》里，文革故事并没有呈现多么可怕的景象，哪怕就是写到欧阳萸被剔阴阳头、被呼作牛鬼蛇神、被推上台去批斗了，严歌苓着重呈现的还是小菲守在台下等欧阳萸被批斗完了下来吃饭，或者是小菲舍不得欧阳萸挨打于是大闹批斗台，用自己的演技把台下的观众都拉拢到自己这一边来阻止红小兵们打人，即便是后来写到欧阳萸下放农场改造去了，严歌苓的主要笔墨依旧是落在了小菲不辞劳苦的一趟又一趟的坐火车去看欧阳萸这一情节上面，展示的依旧是田苏菲对欧阳萸的一往情深，还有就是小菲因为拒绝跟欧阳萸划清界限而从剧团的台柱子沦落到去烧锅炉的地步，但小菲依旧因为可以继续爱欧阳萸而感到无怨无悔，这样的文革书写与《乌泥湖年谱》中工程师吴松杰被写了大字报后，其妻子火速与他离了婚、儿子不再称呼他为父亲、一家之主立刻被赶出家门相比实在是太不一样，严歌苓还是更注重对小菲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的书写，所以《一个女人的史诗》虽一再涉及对极左政治的描述，但总的来说极左政治的氛围是非常淡的，并且作为一种在女性视域下的历史书写，历史只是透过田苏菲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重点还是落在了田苏菲的个人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上了。因而虽然《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写到了解放战争、土改、反右、文革等重要的历史时期，但严歌苓可以说是志不在此，她要重点刻画的还是历史下的人情人性，“宏大的历史事件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影而隐没，作者极力所要表现的是人物在历史中鲜明的存在感和生命体验。”而这便是严歌苓笔下不一样的历史书写。

　　社会历史研究法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本就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1949年后更是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文学与种族、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环境、文学与社会结构、文学与社会心理、文学与道德等方面都有诸多价值，本文主要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方面来对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时间线索、人物形象、主题和小说情节等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对严歌苓笔下不一样的历史书写进行了研究。严歌苓作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拉远，相反在国外写这些回望故国的作品时，她更多了些怀念历史记忆和超越特定历史视角的独特的大手笔，而人物塑造也是饱满、动人。”所以严歌苓笔下不一样的历史书写便能够为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