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家贫，小学五年级便辍学在家，随后参加了农业劳动，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文学有较为广泛的涉猎。1976 年初莫言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战士，并在训练期间，勤奋学习，多次尝试文学创作活动，发表了《食草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80年代后期，这些乡土气息浓厚的作品崛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莫言书中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他也因此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中，莫言塑造了诸多女性形象，她们充满人性光辉，其行为大胆泼辣又“荒诞离奇”，体现了淳朴大众对黑暗阶级、性别束缚的讽刺与抗争。女性角色身上的故事荒诞离奇又“离经叛道”，难以用我国传统道德规范衡量，但对其坚韧与聪慧，叛逆与顺从的细腻描写，又引起读者的诸多思考。
一、女性角色的复杂性
莫言作品中的女子大多生活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无一例外呈现出思想开放、勇于抗争的品质，拼搏和不畏强权、敢于追求自我的理念，与封建背景下传统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但细究下来，却发现她们仍偶尔表现得胆怯、顺从。《红高粱》中，戴凤莲表现出了个性解放、勇敢沉着的特质，能够抗争嫁给单扁郎的命运，为爱情奋不顾身，但在另一方面，她害怕自己的欲望败坏了门风、影响家族声誉。与家族长老对峙时，戴凤莲面色镇静，果断敏捷，但在书中的动作细节描写上，能够发现她心中依然是慌乱、胆怯的。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做到“女人既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又是物质生产的劳力，也是公婆的仆役，更是丈夫的附庸。”中的大部分内容，拥有传统价值尺度衡量下的许多女性美德，但又在服从传统的行为中表现出对传统的反抗。因为丈夫上官寿喜的无能，又因为“必须生出儿子”的目标，她在传统崇尚的贞洁方面做出牺牲，以至于不惜向包括她姑父在内的土匪、和尚、江湖郎中等七个男人“借种生子”。在这十多个男人中，除了被姑母安排与被士兵强暴的二次以外，其他几次都是鲁氏主动要求的，而她的八个孩子中，没有一个是上官家的血脉。由此观之，她虽然生了儿子，担起了母亲的重担，扛起了全家的生活，却绝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因为就社会眼光下的合格女性，绝不可做出“背叛丈夫”“与别的男性结合”的事情。但，矛盾的是，上官鲁氏一方面毫不畏惧社会的舆论，主动做了“荡妇”，另一方面她又在自己的身体方面做了巨大的牺牲，甚至不惜做出传统目光下的错事，只是为了完成“生出儿子”的使命。违背一项传统以完成另一项传统，这种行为既是女性走投无路下做的无奈选择，又是女性对压迫她们的社会的挑衅与别致的反抗方式。
巴尔扎克曾言，小说的灵魂是角色，而角色的灵魂“难以捉摸”。同样难以捉摸、充满矛盾的，还有许多经典文学形象，如《悲惨世界》中忠于心中戒律却被犯人冉阿让感化的警察沙威，他在被冉阿让拯救后，内心震动，信仰崩塌，于是在星空下拥抱了泰晤士河；又如《巴黎圣母院》中奉行信条、自主禁欲，却又被吉普赛女郎艾丝美拉达唤醒了情欲的神父弗罗洛，追求不得后不惜毁灭心上人。莫言笔下的女性也充满了这种矛盾感。这种人物动作与思想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可谓莫言女性形象复杂性的一大特征。
二、女性形象的叛逆性
《檀香刑》中的孙媚娘，在父亲孙丙的宽松政策下，媚娘自由成长，却在婚后遭到了婆家的种种约束与压迫。她行为惊人，把婆婆“狠狠收拾了一顿”，脱出了封建家长制的桎梏。当然，她也没有依从与夫权，拒绝沦为丈夫的附庸，而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做起了红火的生意，扛起了经济大权，也扛起了自己在家中身为女性的话语权。在爱情方面，她也主动出击，敢想敢做地追寻着自己爱慕的钱丁，丝毫没有“女人该有的矜持”。孙媚娘敢于突破封建的牢笼，无视流言蜚语，大胆果决而又正直善良，扮演了打破风俗的叛逆者形象，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另一位敢爱敢恨、豪爽正直的叛逆女性代表，则是《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戴凤莲痛恨将自己卖出去的父亲，痛恨世俗礼教。在结婚三天回门的日子里，她被轿夫余占鳌劫持到高粱地里时，这种明显冲击了世俗观念下，一个女人只能终身跟随一个男人的传统。可是面对这个可能让她背上“荡妇罪名”的余占鳌，她“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种幸福的暖流冲击到了她的内心”。余占鳌出轨时，她又与黑眼姘居进行报复。这是戴凤莲对父权、夫权、对三从四德、三妻四妾等封建传统发起的挑衅，也是她对开明、互相忠诚的爱情的追求和向往。抗日战争爆发时，她丝毫没有像“正常”的封建女性一样四处躲藏，而是豪情万丈地支持余占鳌的抗日行为，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战场上，自己也积极主动、身体力行地支持着余占鳌的抗日行为，最后也是死在给抗日队伍送饭的路上，用一个人的牺牲换来日本敌人的全员牺牲和余占鳌一行的平安。从戴凤莲身上爆发的顽强的生命力、坚毅的民族精神，是她对礼教、对女性枷锁的叛逆。
三、女性形象的解放性
莫言笔下的女性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勇敢地解放天性、无视道德礼教的枷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这样的女性充满了人性的真实触感。看似平凡的女性，却由于内心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她们的肩膀扛住了社会环境对她们的苛责与不解，甚至是污蔑与污名化，仍然为了追求心之所向，毫不犹豫地为爱情或心中的大义做出牺牲。这样的女性，固执又笨拙，但又勃发着张扬的生命力和蓬勃的解放性。《民间音乐》里，酒店女老板花茉莉与民间瞎子艺人相互心仪，他们的爱情并非当时世俗理念下最正确的形式，但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将年轻的生命力充分地展现出来，表现出了超脱世俗的恋爱观，这是一种超前的解放性爱情。
《檀香刑》中的孙媚娘，则解放性更为强烈。在莫言作品的背景下，男婚女嫁基本都是为了“娶妻为传宗接代、嫁汉为穿衣吃饭”的功利性意义，而孙媚娘置一切现实与龌龊的功利目的于不顾，对钱丁的爱情充满了非理性的、爱情本位的冲动与张力。就算门不当户不对，“人家是高天，你是卑土；人家是麒麟，你是野狗”，却仍然固执追求，甚至在月光下赤身裸体地行走。这种大胆有浪漫的举动，即使是现代人也望而却步，但媚娘勇敢地付诸实践，只为表达自己身为女子，对心上人的绵绵爱意。相比之下，钱丁对媚娘的迷恋就相形见绌。他的喜爱，仅仅停留在媚娘鲜活的肉体，和对她酒店里黄酒狗肉的贪恋；但孙媚娘身为身份更为“低微”的一方，看重的却完全不是钱丁的种种自身以外的条件。那些身份、财产与地位吸引不到她，吸引她的是他本身，他的仪表，他的风度。媚娘的爱情观念与追求爱情的行为，是对当时婚恋观的突破、对当时女子的顺从、被动地位的反抗。类似的爱情还有《离魂记》中的倩娘。她与王宙“常私想于寤寐”，在王宙因为倩娘的父亲背弃信义之后“亦深恚恨”、“阴恨悲恸”，意欲借调回京时，倩娘魂魄光脚从家里逃出，追至船上，两人连夜遁走，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在当时“先看财力地位，再看男女本身”甚至完全不在意男女个人魅力，只关注家庭实力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完全因为个人魅力而发起的爱情，体现了空前的解放性。
四、女性形象的归顺性
许是乡土文学的特征，作品中女性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虽充满野性与生命力，但始终被牢牢地禁锢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环境中。虽然她们用独特而激烈的方式进行了反抗，但她们的反抗更多以行动表现出来，内心依然是归顺的，甚至有时候，行动上的反抗是源于内心的归顺。《蛙》中的姑姑归顺于政治，或者说，内心认为正确的“大义”。虽然计划生育是当时的国策，但毕竟存在时代局限性，可能伤害到了部分人群。姑姑在早期享受了“烈士后代”的政治优待，而后期出于时代对革命英雄的认同感和崇拜感，姑姑专注地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可在工作后期，姑姑的行为越来越“不近人情”，做出了许多伤害孕妇的行为，甚至率领工作人员乘船追捕在河中溃逃的孕妇，最终孕妇也在姑姑面前死亡。在对政治的归顺中，姑姑扭曲了善良的人性，忍受着内心的痛苦进行决绝的贯彻政策的行为。在这种归顺行为中，姑姑本身也充满了矛盾和为难。在书中，她做了那个被青蛙追捕的梦，私以为是她内心怜悯孕妇的投射。但白日一到，姑姑还是恢复成了那个铁面无私的计生委员，归顺了她心中正确的国策。《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借种生子的行为看似是对封建社会压迫的反抗，其实是对父权文化中香火观念的顺从。
这种归顺行为的产生，除了父权传统的根深蒂固、女性意识尚未彻底觉醒；当时环境具有时代局限性等多种环境原因以外，还有莫言身为男性作家自身的心理投射。同时，这些女性角色既抗争又归顺、以抗争来归顺的种种行为，符合莫言笔下的时代环境，也因此显现出更加有血有肉的真实性。
五、总结
有趣的是，莫言不仅仅描述了极富魅力的女性，同时也塑造了一批像是退化般的男性。比如，《白棉花》中马成功说道“多少缠绵曲折的男女爱情故事，都沉痛地证明和宣告：女人的爱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而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像受了惊吓的鳖一样，把脖子缩了起来。”就像李碧玉和李志高在棉花垛中幽会被当场抓获后，“李志高垂着头，李碧玉却渐渐昂起头。”；《丰乳肥臀》中上官寿喜没有生育能力，而上官金童则完全丧失了男性对女性的性欲望。相比之下，莫言对女性的描写充满了力量感：比如《白棉花》中的李碧玉“有一对趾高气扬的乳房”，“如同喜马拉雅山”；《爱情故事》的何丽萍身材高大，“奶子高高的，腚盘宽宽的”；《生死疲劳》的迎春“大眼直鼻，额头宽广，长嘴方颌，一脸福相，更兼那两只奶头上翘的乳房和那宽阔的骨盆，一看就知道是个生孩子健将的女人”。莫言通过对比勇敢、先进、高昂的女性和懦弱、胆怯、龌龊的男性，更加突出了女性形象的魅力。“纯种的高粱正在消失，杂种的高粱不堪一击”。莫言发出了“种的退化”的呼喊，呼唤着中华民族的子女再次强健，像一辈辈坚强、韧性的女性一样，扛起家园，扛起祖国，扛起中华民族的精神。
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无法被简单地概括。她们是有力量的，有担当的；同时又是脆弱的、需要呵护的。她们既有传统女性的善良、担当、贤惠；又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叛逆。相比于退化了的男性，她们行为大胆，思想开放，这体现出她们对自由、平等的憧憬与追求，也表达了莫言对女性的关怀与歌颂。但同时，她们行为中的归顺意味，又映射了男权主义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与伤害。
看待莫言的作品，不能简单地从是否正确的角度评判，而应从他塑造的诸多形象中更多地体会莫言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对历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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