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佳贝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日本被誉为“樱花王国”，樱花是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代表性的一部分。“樱”也是日本诗歌中常使用的一种意象，但这也并非日本专利，中国的诗歌中也有“樱”这个意象。

　　作为日本传统文化极重要的部分，樱花难免会被误会是产自日本本土并自古以来就有着特殊地位。但事实上樱花起源地并非日本，据日本权威著作《樱大鉴》记载，樱花原产于喜马拉雅山脉，人工栽培后逐步传入中国长江流域、中国西南地区以及台湾岛。秦汉时期中国已有宫廷皇族种植樱花的记录，汉唐时樱花已能在许多私家花园中见到，至盛唐时，樱花已绽放于大唐的街巷坊间了。这也正是中日交流最为紧密之时，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唐学习，怀着无上崇敬的日本朝拜者们将与恢弘大唐同样绚烂的樱花带回了日本，从此开始了日本种植、栽培、欣赏樱花的传统。

　　但在发源地中国，樱花并未得到重视，虽然也有诗作提及，但若与提及桃、菊、兰、牡丹等花卉的诗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提到的“樱”指的并非花，而是樱桃树的果实“樱桃”，这也导致真正包含“樱花”意象的中国诗歌数量实际上是更少的。

　　在日本，“樱”所指对象单一，并不复杂，但中国的“樱”不仅包括樱桃，还包括山樱、樱桃花、樱花几种不同的花，在王相飞《中日“樱花”意象比较》这篇论文中对此做出了清晰的梳理：“樱”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所常指对象的演化的轨迹是：樱桃(先秦至中唐)→樱桃花(中唐)→樱花(晚唐、五代)。

　　“樱”在中国中唐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出现时主要指樱桃，随着发展逐渐有了固定含义，从而形成了“樱桃”这个意象。很多诗作中都用“樱桃”来比作美人的小嘴，“舞袖低徊真蛱蝶，朱唇深浅假樱桃”（方干《赠美人四首》）“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李商隐《赠歌妓二首》）中的“樱桃”都不是真正的水果，其中最为现代人所熟知的应当就是白居易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樱桃小口”的用法流传至今。此后，借着“樱桃”在文学中的热度，诗人的目光顺势从果转向花，“樱桃花”的意象开始大量出现，甚至势头盖过“樱桃”，成为了诗文中“樱”所指向的主要含义。在诗歌中樱桃花与樱桃虽然共用“樱”这个字，但实际创作时是不会混淆的，由于樱桃花果间形态差别相当大，所表现的意境与象征的意义也自然相差甚远。

　　同为花朵形态的山樱、樱桃花与樱花中只有山樱能与另外二者清晰区分开，诗人会非常具体地在诗中用“山樱”二字描绘烂漫春光。山樱作为生长在山野的野生樱桃花，想要走进大众的视野是很困难的，所以虽然已有诗作赋予了山樱春天的象征意义，但依然很难形成热度。但当野生樱桃被人工培育在随处可见之处时，山樱不出意外地被樱桃花取代了，人工培育的品种除了更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以外，最大的优势在于入驻了生活，诗歌作为一种来源于生活的艺术创作，自然会选择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樱桃花。

　　在“樱桃花”的意象发展出来前，“樱花”这个词并不存在于中国文学作品中，由此可见“樱花”一词出现伊始指的是樱桃花而非樱花。“樱花”所指的花究竟是樱桃花还是樱花很难说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同于樱桃和樱桃花形态的巨大差异，樱桃花和樱花在各方面都是相似的，在诗歌中作为意象时所传递的意境也是相同的。诗人在创作时使用一个意象，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构建意境和表达情感，而不是为读者科普两种植物的区别，所以这种混用也无可厚非。

　　中国诗歌中“樱”不同于日本诗歌中唯一指向，包含了山樱、樱桃、樱桃花、樱花，故其中只有部分与日本樱花完全相同，在进行比较时就需要挑选出其中对等的部分，也就是规定本文中中国“樱”的范围。除了樱花，中国的樱桃花也应被纳入选择范畴，二者虽然不是同一种植物，但它们在诗歌中作为意象所表达的内容是相同的。

　　樱花由日本对大唐的效仿到真正开始被日本文化吸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日本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发觉自己的文化有极大比例来自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原先日本最推崇的花是梅花，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描写了许多花卉，其中关于梅花的诗有118首，而樱花只有46首，这很明显正是受到中国吟咏花木的审美影响。此时樱花的崛起更像是日本有意对中国附属身份的一种摆脱，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本土文化，而樱花便顺理成章地填补了这个位置空缺。

　　虽然“樱”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但毋庸置疑最重要的原因一定是樱花与日本审美意识高度符合，才得以真正走进日本人民的内心，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虽然“樱”这个意象的原型都是樱花，但在中日两国诗歌中呈现的角色区别极大。进行诗歌创作时，作者由于不同文化下的审美意识，会对所见景物做出艺术化处理，只选取事物中符合需求的特点，将其塑造为一个源于现实又有别于现实的符号化形象。对于樱花也是如此，现实中的樱花是无所谓中国樱花和日本樱花的，但当它成了诗歌中的一个意象时，中国的“樱”与日本的“樱”就不再相同了。

　　中国诗歌中的“樱”非常简单，前文已做过简单梳理。作为花的“樱”在中国主要用来表现春天，诗中提到“樱”多是为了表述与春相关，“处处樱花发。携酒步金堤”（苏癿《求宦二首》）“二月草菲菲，山樱花未稀”（李德裕《鸳鸯篇》）都是在用樱花盛放的景象描绘春天。除此以外也有诗歌中提及“樱”包含了相思、离别之意，“别来几春未还家，玉窗五见樱桃花”（李白《久别离》）。“莫说樱桃花已发，今年不作看花人”（张籍《病中酬元宗简》），但似乎这并未成为“樱”意象的固定功能，更多是由“樱”代表春天而衍生出的，更应算是“春”所派生。因此“樱”在中国诗歌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指示春，没有形成为人所熟知的其他含义。“樱”果实部分“樱桃”都形成了与女子相关的意象，相比之下作为花朵的“樱”在中国的诗歌中的意义不免有些狭窄单薄。樱花之于中国只是春天开放的单调小花，与其他春天花木的象征意义区别并不大，自然无法有特殊的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花卉想要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角，它必须是特殊的。要么是外形夺目，诸如牡丹花大色艳，外形出挑，正是体现大唐繁荣昌盛的不二之选；要么内在动人，譬如菊、兰、莲之类，因为生长环境或开放特点，被赋予美好品质，自然被人们所追捧。

　　日本诗歌中也会用“樱”描绘春天，“此花飞后春无色，何处吹来风有情。”（广濑旭庄《樱花》）“叶绿园柳冈，花红山樱春”（正五位上近江守采女朝臣比良夫《春日侍宴应诏一首》），同样也会用来表示相思离别，和歌《藤原朝臣广嗣樱花赠娘子歌一首》中的樱花就是此意义。

　　但值得关注的是，樱花那些在中国不被重视的特点恰恰成为了日本追捧樱花的重要原因，日本诗人释日谦在诗中写道：“自是三春第一芳，杏桃粗俗岂争光。若是唐山生此树，牡丹不敢借花王”，他在诗里对樱花极尽称赞，不仅说它乃“三春第一芳”，花卉中的翘楚，甚至直言牡丹之所以是大唐的花王，不过因为大唐没有樱花。大唐当然有樱花，牡丹能受到推崇是因为它更符合盛唐人的审美需求，与盛唐的气质更为相配。他这样说，一来是出于抬高樱花的地位，二来对日本人来说或许确实难以接受自己如此喜爱的樱花在中国视角中的平淡。

　　樱花花型单薄，花色寡淡，在中国审美中，作为一种花卉它显得过于朴素，没有太多值得被注意的特点。但这种安静朴素的特质反而正中日本审美，颇有“侘寂”之意。樱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灿烂盛开后短时间内又极易零落，这种脆弱是不为中国所喜爱的。中国审美中那些坚韧的、有生命力的特质更受偏爱，而这种脆弱偏偏是日本所钟情的。日本对樱花的爱正是怜惜那种易逝的美，爱它短暂的生命，从樱花飘落中感悟人生真谛，甚至可以说，比起爱它盛开的姿态，日本显然更欣赏樱花凋落的时刻。这正对应了日本文化中的“物哀”，叹于物，触景生情于物，不仅仅是哀叹，还包含了爱怜、赞颂、悲伤、壮美、同情等诸多情感色彩，包含了一种淡淡的忧伤、恬淡的美感。樱花花期不到一周，灿烂后就是盛大的凋零，这种唯美哀伤的场景不由让人产生别样情感，产生对生命的思考，这就是“物哀”的含义。至今日语中仍然有专门描述这一场景的词“樱吹雪”，且每年都会有大批人专程观赏此景。

　　不同的审美视角造就了中日不一样的“樱”，中国的“樱”是开在枝头的淡泊小花，日本的“樱”则是生命消逝瞬间的落花纷纷。日本文学作品中经常用“樱”这个意象与生命相关联，强调生命的脆弱易逝，美而难留，但在中国却更倾向于用屹立不倒的意象来形容生命，即使不追求时间上的长久，也要强调生命的坚韧，死也是要抱香枝头的。

　　中日诗歌中“樱”的不同地位和审美内涵不是因为樱花本身在两国间的差异，而是由于两国文学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透过这种不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与审美之差，这种差别不仅只存在于“樱”这一个意象之上，更存在于两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清楚这种差别，我们对日本文化也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甚至可以进一步思考，在当今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推广至日本乃至世界的过程中如何更有效率地进行。

　　注释：

　　1.王相飞.中日“樱花”意象比较[J].园林，2010年第3期，第2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