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图腾文化对汉字形体的影响——以鸟虫书为例_散文百家_杂文_网络文摘

朱勇希

　　五邑大学文学院

一、图腾文化的源起

“图腾”一词最早来源于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方言“totem”。自20世纪以来，多位学者曾尝试对“图腾”一词作准确的定义，但各种解释都因不够全面而存在争议。何星亮先生在《中国图腾文化》的解释是“图腾是血缘祖先，是亲属，是保护神。”图腾诞生之初，就被原始社会作为某种象征来崇拜。因此，可以确定的是，图腾属于一种精神信仰。洪破晓先生认为，“原始氏族社会的人们相信，各氏族的人都源出于各种特定的物类——它们大多为动物，其次为植物，也有其他物种。”图腾的种类极为丰富，涵盖了生物到非生物的各个领域。广泛的类型范围是其能够在各文明初期留下深刻印迹的原因之一。而围绕着这类崇拜而出现的各种现象，就被统称为“图腾文化”。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图腾文化占据了重要地位。早在原始部落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将部落首领当成一种图腾崇拜。如人祖伏羲，司马贞在《三皇本纪》中记载：“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蛇首人身”很明显是图腾与人结合的形象，这也暗示了伏羲氏部落所崇拜的图腾是“蛇”。又有《史记》记载殷先祖：“殷契，母曰简狄，有绒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以及秦先祖：“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織，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由此可见，殷与秦都把“玄鸟”当成本族人的图腾。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关于图腾崇拜起源的记载，反映了上古时代中国图腾文化的盛行。

　　

二、鸟虫书与图腾

“鸟虫书”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许慎所作的《说文解字》，在《说文解字·记篇》中，他写道：“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但这里所指的鸟虫书，准确来说应该是“虫书”。今人汤可敬先生在《说文解字今释》中也对此作出了解释：“鸟虫书：篆书的变体，字体有的像鸟，有的像虫，鸟又叫羽虫，所以又叫鸟虫书，大都书写在幡信（旗帜之类）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鸟虫书指的都是字形上带有鸟虫特征的字体，与后来专门作为装饰符号的鸟虫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学界在使用“鸟虫书”这个专有名词时还是混合使用的。

　　鸟虫书的分布时代很广，从殷商的附带鸟形装饰的甲骨文开始，到春秋战国时的几乎全为鸟形的兵器铭文，流传时间非常久远。就其使用范围而言，也是相当广阔。曹锦炎先生在《鸟虫书通考》提到，“鸟虫书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波及影响中原一带，以先秦国别而言，见于越、吴、蔡、楚、曾、宋、晋、许、陈、应、郳、齐、徐等国。”而其中，又以越国的鸟虫书最为精美和出名。

　　鸟虫书作为一种独特的字体，它并不常用于文书写作当中，往往是作为礼器或者兵器上面的铭文展示出来。所以诸多学者都认为鸟虫书最大的功能便是装饰，倘若从现代的角度来看的话，鸟虫书其实就相当于古代的一种美术字体。但既然是文字符号，那就一定具备着符号所特有的“能指”和“所指”功能。“能指”正是鸟虫书字体本身，“所指”就是鸟虫书字体所包含的文化意义。那么，既然谈到鸟虫书的文化意义，自然也就要结合图腾文化来进行分析。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东周的鸟虫书，又被称为鸟篆。要分析东周的鸟虫书，就需要了解周代的图腾崇拜。商代以“玄鸟”作为图腾崇拜，前文已有提及。而周朝作为商朝的继承者，所选用的图腾必然不会相同，但出于政权交替过渡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保存部分商代的文化传统是封建统治者的优先选择。因而在图腾崇拜方面，固然周朝不会选择“鸟”，但“鸟”图腾在周朝还保留着相当高的地位。流传至今的“凤鸣岐山”的典故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个典故最早被记录在《今本竹书纪年》当中，“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又鷟鸑鸣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书又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星命已移，不得复久。灵祇远离，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是开创周朝的先驱者，为周朝的建立打下了根基，在周人心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这样的一位先王，得到商人的图腾给予的启示，预兆了商朝必然灭亡。这正是一种政治策略的表现，借助商人崇拜的“鸟”图腾对周人的眷顾，从而合理地继承了商朝的政权和地位，减少了政治动荡的可能与其他诸侯的威胁。由此可见，“鸟”图腾在周代依然作为被崇拜和信奉的标志，而且是保持周代政权稳定的一块精神基石。

　　

　　除此之外，鸟虫书还有着地位权力的象征功能。这一点在越王勾践剑的铭文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春秋战国时期，刻有剑铭的铜剑多数都昭示着剑主本人的贵族身份。越王勾践剑身共有八个铭文，前人已释为“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这八个字都特地用了鸟虫形的笔画所写成。越国也存在着“鸟”图腾崇拜，并且在关于越王勾践的文献记载中尤为突出。如《拾遗记》中：“初，越王入吴国，有丹乌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乌台，言丹乌之异也。”以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无论是“丹乌夹王而飞”，还是“长颈鸟喙”，这都是在借助“鸟”图腾的神性来增强越王勾践的权威，表明了越王的崇高地位与威严。这些例子都表明了鸟虫书在“鸟”图腾的作用下不仅只有装饰美化的功能，还具备了与政治、文化挂钩的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