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越

　　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农业大学

　　修辞格也称“辞格”、“修辞方式”，是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形成的各种修辞，加工语言的特定格式。比喻就是打比方，是用本质不同又有相似点的甲事物来描绘乙事物或用甲道理说明乙道理的修辞，也叫“譬喻”。目前的文章研究了余华在比喻方面的小说转型，作品的多角度比喻特色，比喻手法的多角度运用等方面，但关于余华作品中的多维度比喻修辞格运用的研究较少。余华在《活着》中运用多维度的比喻修辞格，足以显示其作为先锋小说家的态度。通过大量多维度的比喻视角，余华的笔触也使其笔下的主人公福贵及其他角色的形象在不同时间背景得到多元化的呈现，形象愈加丰满立体，在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提供广阔想象空间的同时也起到了提示主旨的作用。

一、对多维度比喻修辞格的艺术特色

1.以颇富动感方式出现的比喻运用。

通过灵动多变的喻体赋予本体生命力和动感，增强文体的感染力是余华注重内心写作，将文本思想内核直达读者心灵深处的重要表现形式。例如余华在对本文的叙述者在乡间采风时的情态描摹中运用了比喻，很巧妙地勾勒了一幅闲适恬淡的乡村画卷。文中写道“那一年的整个夏天，我如同一只乱飞的麻雀，游荡在知了和阳光充斥的村舍田野”。这一句以“我”为本体，以“麻雀”为喻体，通过对麻雀与村舍田野的体量对比，充分体现了时间的延长感和空间的广袤，暗示了小说叙述的时间之长空间的跨度之大。作者将“乱飞”的情感赋予“麻雀”，使“麻雀”跃然于纸上，颇富动感，“乱”字更是暗示了叙述者内心的迷茫，在遇见福贵，聆听他的故事前的漫无目的感，也暗示了对活着的无奈和空虚感。同时也体现了叙述者对采风地既陌生又好奇的复杂情感体验，在深层次上也折射了余华在面对紧张现实状态下，为后文诉说蜂拥而至的真实苦难的矛盾心理，极富感染力。又如“一条毛巾挂在身后的皮带上，让它像尾巴似的拍打着我的屁股。”以及“我的拖鞋吧哒吧哒，把那些小道弄得尘土飞扬，仿佛是车轮滚滚而过的情景”。又是对叙述者采风状态的有力补充。余华用“拍打的尾巴”赋予“皮带”轻盈的跳动感，又符合乡村气息，贴近日常生话；用“车轮滚滚”赋予“小道”动感，暗示时间的跨度之大，都于无形之中将原本一维的文字形式转化为立体的一帧帧动画，极尽灵动活泼之美，与现实贴合之紧密无不体现余华对细节处理的细腻之处。其中，特别的一处：“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这里，余华将略微鄙俗的嫖赌比喻成人的生理机制，暗示了嫖和赌在当地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平常事，极富真实与反讽的味道。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到：“大凡比喻，都生成于两种不同事物的相似性，当星星和眼睛，女人和鲜花，时间和流水，老人和黄昏被如此这般分门别类，它也就不足挂齿了。”余华的匠心之处也在于他善用新奇与真实的比喻，将抽象的感情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事物，使“嫖和赌“的联系上升到生理和心理的紧密，让读者产生共鸣，于细节之处现真实。

2.心灵感受性的比喻运用。

程德培在《叙述的冲突》一文中有以下叙述：“新时期小说的艺术表现越来越多地从人的外部行为退缩到内心思想，从情节转移到感受与情绪，从外在的生活现实拓展到内心的心理现实。”余华的小说可以说是绝对面向内心的写作。他叙述中比喻的应用是让自己的叙述更靠近直觉，靠近作者的感受，让读者感受到余华对重现社会现实的非凡创造力。例如：“那声音响得就跟人跳进池塘似的，一巴掌全打在我的心上”。通过描写巴掌打在心上这一比喻，仿佛也给读者的心灵以重重一击，切身地体会到疼痛感的真实性，巧妙直观地提供了与作者及主人公的心灵对话。又如“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通过将老人的歌声比作回荡的风，在这里有三个不同层次的作用。一是突出了老人歌声的传播性广，余音不绝，绵长悠远。二是显示了老人在历经层层考验与苦难和生离死别后，仍然淡然处世，以笑对生活的令人感动的态度。三是意在表达老人对苦难回应的深度，直抵人的心灵深处，带来久久不可平息的激荡，仿佛也能泛起读者共鸣的回音，给人以深深的震撼之感。记忆的内容，从物理时间来说确有过去现在之分，但就感觉经验来说，一切过去却恰恰是一种永恒的现在，而失去了其独立性。因此，余华利用直击心灵感受的比喻在创作中让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交汇，让人产生如临现场的真实震撼感受，而《活着》中存在的大量令平常人难以接受甚至启齿的真实也就更纯粹地展现出来。

3.直指肉体感官的比喻运用。

比喻的应用使得余华的叙述语言多姿多彩，也为他提倡的虚构的小说现实多了更多可以触摸的感受。例如：“听完他说的话，我眼睛里酸溜溜的，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可他说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脑袋掉不下来，倒疼得死去活来”。这句话余华把他对叙述者说的话比作一把钝刀子，真实地表现了语言的锋利性，而余华没有仅仅将喻体停留在静态的刀子上，而是描述其在脖子上持续分离脑袋的持续状态，渲染了疼痛的持久性，充分揭示了折磨比短暂痛快地死亡更加可怕的折磨，使表达更贴近实际，甚至多了一份艺术的真实性，突出了语言的伤害性持久且深，让读者在阅读中不禁皱眉蹙额，并且直捂着自己的脑袋，这是直击感官的体验，也是语言的传递性在起作用，可以贴近感受语言暴力的真实性。再入福贵因赌博而家道中衰时换上了粗布衣服之后一段时间已经渐渐习惯和接受自己的落魄。这时福贵家从前的佃户王喜送给福贵绸衣，余华运用比喻生动地描写福贵穿上绸衣时的感受：那个难受啊，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将华美质地光滑的丝绸竟然比作鼻涕，写尽雅俗的反差，刺激了读者的感官，增加了真实性，也从侧面突出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的心酸。

　　通过探究余华在动感方面，心灵感受性及直指肉体感官的比喻运用，足以见得余华对比喻修辞格多方面的娴熟把握，颇具个人特色以及技巧性，并且注重与读者沟通交流，让读者充分体会比喻背后隐藏的深意。

二、余华式多维度比喻修辞格的变与不变

《活着》是余华由先锋转向平和理性的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其多维度地运用比喻修辞格的风格也由最初的倾向于血腥暴力到注重书写人间温情，在对人生苦难和死亡的阐述中无不透露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

1.不变：始终坚守的先锋精神。

先锋派起源于19世纪初的法国，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余华、洪峰为代表的当代作家自发掀起了对传统小说的反叛运动。这里选取一些典型的例子。如在《世事如烟》中，“那时候，有一群女孩子从这里经过，她们像一群麻雀一样喳喳叫着，她们的声音在雨天里显得鲜艳无比”。这里余华将女孩的声音比做麻雀本来不足为奇，但是竟然赋予她们声音以色彩，这是并不常见的。突出清丽甜美的同时富有先锋精神。在《难逃劫数》中，“所有朋友都来了，他们像一堆垃圾一样聚集在东山的婚礼上”。一句余华把朋友比作垃圾，将朋友丑陋，极尽戏谑嘲讽之意，也富有黑色幽默的色彩，同时是先锋精神的写照。另外，在《古典爱情》中，余华创造性地将柳生眼中小姐的死态比作盛开的桃花。这本是血腥的一幕，余华却以冷静的笔触描写，甚至将其比作鲜花，这违反了人的生理心理常态，让读者难免难以容忍，而这也是余华一以贯之的先锋精神。

2.变：余华强烈的个性特征赋予比喻修辞格的改变。

前期：联想式比喻修辞格运用。1987年到1989年是余华创作的前期，受到西方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喻体多呈现猎奇、怪异的特点，并且常常具有想象的虚幻性。比如，在《世事如烟》中余华将男子的声音比作坚硬粗糙的石头，声音在形态上本与石头无关，但是作者通过联想，赋予声音的可视性，打破了听觉与视觉不同维度的界限，具有突破性。再如《难逃劫数》中将东山走路的模样比作一条风中的裤子。将东山走路的姿态联想到风中的裤子，将注意力由腿部运动特点转移到裤子随风飘动的纹路，具有抽象艺术美感。

　　后期：实体化比喻修辞格运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是余华创作的后期，余华转向现实主义，喻体逐步去掉陌生化，变得具体可感，也相对便于理解。例如《活着》中“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盐作为农家常用佐料之一显得亲切可感，富有生活气息，也蕴含了亲情的美好。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上面吊着很多圆滚滚金黄色的瓜，像手掌那么大。”将瓜比作手掌，突出了瓜的饱满，形象可感，极富生活气息，让读者更加有画面感。

三、回溯余华运用多维度比喻修辞格的渊源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是在外部影响的刺激下所产生的新文学流派。余华作为先锋作家中较为典型的一位，他的创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堪称先锋文学的典范，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在鲁迅文学院时“结识”的一批优秀的西方作家例如卡夫卡，福克纳等以及受到音乐的治愈式陪伴有很大的关系。余华在九十年代后转变了写作风格，由先锋文学为现实主义，写于1992年的《活着》便是典型，仔细解读其中的比喻修辞格的特色也不难探寻现实主义色彩与先锋文学余韵的交相辉映。

1.余华个人经历赋予比喻真实性。

余华出生于1960年，正处于文革的前夜，动荡的社会让他看尽了苦难与死亡的轮回，而九十年代初，由于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因此在《活着》中，余华构建的世界也在苦难悲剧中透着一种温情，显得格外的真实。活着中许多的喻体都来自于乡村生活，如将农民粗糙的双手比作乡间泥路，将农民的眼泪比作身上的稻草，把十万人国军被包围的场景比作赶庙会等等，富有生活气息。也是由于余华的个人经历使他迫切地想运用修辞去向读者展现那个更加真实的世界，真实得近乎残忍但仍然透着亲情余温的世界，因此余华的比喻修辞才显示出多维度的复杂性和可读性。

2.音乐赋予比喻修辞格多重奏的力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音乐的陪伴让以“冷漠杀手”著称的余华创作出了在苦难中开出温情之花的《活着》，文章前后对多维度比喻修辞格的运用充满了起伏变化的音乐性，也折射出了他在先锋文学和现实主义中过渡的迹象。美国民歌《老黑奴》直接激发了余华创作福贵这一角色的欲望，在层出不穷的苦难中仍然以乐观平和的心态面对。由于受到音乐的影响，《活着》中出现了许多富有动感的喻体。正如“我听到爹在那边像是吹唢呐般的哭上了”。一句中，将哭声比作唢呐，直接赋予了哭声尖利，有节奏的音乐性。又如“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花花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一句，运用大自然的声音，动静结合，体现了富有抑扬顿挫的音乐性。此外，文中多次出现的动态比喻多体现了灵动轻快，富有节奏的音乐性。而文章前后情节悲喜转换带来的情绪变化使得喻体的感情色彩发生变化，也体现了音乐渐强渐弱的特点。

3.卡夫卡，福克纳影响下带来的比喻修辞格运用。

卡夫卡使得中国的先锋文学带上了强烈的荒诞色彩，余华在阅读了《变形记》时曾说：“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手法一夜间成了一堆破烂。”卡夫卡思维跳动大，象征手法的纯熟运用也给余华的比喻修辞格运用带来了启发，形成了带有夸张、荒诞色彩的比喻。正如“我向爹的房间走去时一点力气都没有，身体软绵绵，两条腿像是假的”。极大地夸张地放大了身体的疲软，通过质疑腿的真实存在，营造了似真似幻的梦境，使人感受到疲惫外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余华把福克纳称为师父，福克纳的小说大量地使用了隐喻的艺术手法，成为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充分传达了他的创作态度和情感。例如在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艾米丽就是一种隐喻，代表着南方的传统守旧的思想风气，而她的恋人赫默则是北方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的缩影。在《活着》中，贯穿全篇文章的“苦难”与“死亡”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的停止，而是抽象成了一个艺术符号，是整体性隐喻的体现，文中大量的比喻句都脱离不了苦难与死亡，都有对苦难状态的修饰。而反复出现的牛的意象实际上也隐喻了在平淡夹杂着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乐观地活着的农民群像。而这种平实的隐喻写法也体现了余华风格向现实主义转型。

　　余华在《活着》中通过对多个维度的比喻修辞格运用向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世界，《活着》正处于其创作后期的现实主义，但比喻的运用却始终不乏余华作为先锋作家代表的先锋精神，两股力量形成独特的艺术特色，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抹不掉的一道风景。值得仔细做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