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可

　　陕西师范大学

　　1921年6月，著名电影艺术家于蓝同志诞生于辽宁省岫岩县，1938年10月，年仅17岁的她徒步千里，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起，她无怨无悔，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艺术丰碑。

冲破家庭藩篱，奔赴革命圣地

从青春到白头，于蓝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了她挚爱的电影事业。在大大小小的荧幕形象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在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因为有着共同的革命经历和战斗理想，六十多年过去了，于蓝所塑造的“江姐”形象依旧绽放光芒。和江姐一样，青年时代的于蓝就看清了只有革命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与被压迫者的命运。1938年的夏秋之际，刚满17岁的于蓝从家中出走来到平西抗日根据地，在这里她第一次听到了那一声“同志！”，她的眼眶湿润了，“同志”在那时的生活交际中是革命与平等的身份标志，使用这个称呼是要有革命者资格的。革命者的资格，不就是于蓝所一心向往的吗？很快，她与好友赵路汇合，在战士们的护送下向革命的心脏延安进发。从平西到延安，有冰冷无情的敌占铁轨，有汹涌澎湃的黄河激流，有崎岖艰险的山野之路，于蓝和赵路作为队伍里最年轻的女性，靠着双腿丈量这条光明的革命之路，终于在初秋时节抵达宝塔山下。

　　初次与延安相遇，一进入古城门，逛集市、探索教堂、如痴如醉地观看鲁艺演出的话剧，陕北特有的风光让于蓝和伙伴感到好不新奇热闹！但夜晚来临的时候，西北冰冷的硬席和单薄的夹被不禁让人感到悲凉想家，年轻的于蓝对着清冷的月光，不禁心生疑问：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东方莫斯科”吗？千里山路跋涉，简单的餐食和艰苦的生活环境是对她意志与决心的考验。度过了漫长而又寒冷的黑夜，一张报名表的出现使于蓝重新抖擞精神，报名表的两侧写着醒目的铅印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对革命无限忠诚。”年轻而又热诚的青年，很快就被组织编入抗日军政大学八大队第五队，开启了延安新生活。虽然年纪排行最小，但于蓝胆略兼人，一被编入队伍便成为班长，她认真带头早起跑步操练，学习功课。革命时期日子总是不太平的，日本飞机的轰炸使得延安城的人们心惊胆战，但无论多么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依旧洋溢着青春的热情与对祖国的无限爱恋。于蓝给大后方的哥哥于亚伦写信道：“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但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我爱延安！”

走进鲁艺大门，登上艺术舞台

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气质上又与革命所要求的角色相一致，且入戏很快用功很勤，于蓝很快在一群女子中脱颖而出。1940年的春天，延安鲁艺的两个同志来挑选演员一下子就选中了她。离开清凉山脚下，来到十公里外的鲁迅艺术学院，这里就是于蓝走进艺术殿堂的起点。在鲁艺实验剧团，除了形体锻炼、声乐训练等专业训练，学员们还学习了艺术理论和名著选读等课程，这些点点滴滴，都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于蓝艺术之路的成长。“丰富、生动的鲁艺校园生活是那样深深、深深地留在我的心底，延安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可爱而令人难忘呀！”多少年后，于蓝老人回忆起延安岁月是这样说的。春日里，大家在鲁艺附近，上山开荒种地，以保一年不忍饥挨饿；夏日炎炎，游泳健儿们从几丈高的山崖上纵身跃入水中，于蓝也不甘示弱，自制泳衣跟哥哥学会了仰泳；秋天的傍晚，大家围在一起举办交际舞会，用丰富的业余活动点缀生活；冬天，延河冰封，青年们拿着自制的冰刀捆绑在棉鞋或是草鞋上，在冰面上翩翩起舞，充满着乐观精神与浪漫主义的青年们在延河水畔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黄土高坡上，积年风雨下的沟壑纵横使得交通运输十分不便，书本上的知识学完了，只能靠不断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把自己毕生所学教授给鲁艺学员们，为提高实验剧团的戏剧创作水平，鲁艺特意请来天蓝、曹葆华等知识分子讲授戏剧理论知识；1940年，著名导演水华同志奔赴延安，带来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并结合史坦尼式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剧目的排练。在熊塞声大姐“死也要死在舞台上”精神的影响下，剧团的同志们都深知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只有分工的不同，演员们热爱自己的在台上的每一个角色，也热爱自己在台下的每一份工作。正是有了这样宝贵的学习机会与高尚的从艺、做人的起点，在日后艺术生涯里，于蓝才能坚定信念，贡献出自己全部生命的创造力。

定情革命圣地，共筑影坛传奇

20世纪30年代，一名叫田方的电影演员在演艺界崭露头角，当时只有15岁的于蓝看过由他主演的《凌云壮志》后，在心里默默记住了这个目光深邃而又坚定的小伙子。还在北平读书的女学生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后半生将会与这位光彩夺目的电影明星紧紧相连。1938年的秋天，抗大文工团在礼堂演出舞台剧《到马德里去》，挤在人群中的于蓝定睛一看，舞台上这位威武帅气的小伙子，不就是《壮志凌云》中的农民田德厚吗？难道他也来到了圣地延安？明明可以在上海大都市做一名冉冉升起的电影新星，而他却跑到陕北这个小山沟里来受苦，于蓝不禁肃然起敬，对他的倾慕又多了一分。同在鲁艺的日子里，每次听到别人口中的田方如何吃苦耐劳，如何热情待人，于蓝心中总会泛起小小涟漪，渐渐地，在鲁艺所有的男同志中，田方变成了于蓝心里分量最重的人。少女情怀总是羞怯又浪漫，几经辗转，又由熊塞声大姐做媒，田方终于主动向于蓝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在延河边上第一次看见你，就暗暗选中了你！”两情相悦的年轻人靠着相同的信仰与对彼此的爱慕终于走到了一起，从此延河边又多了一对情深的革命伉俪。

　　在鲁艺期间，田方担任剧团负责人。夏秋的夜晚，演出结束后，他悄悄在马车上为于蓝留下一个小小的空隙，让她不必再走十几里山路回剧团，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与漫天澄澈的月光，在艰苦的岁月里能够相互支持与依靠，这是何等的甜美！1940年的冬天，怀着对十月革命崇高的敬意，田方提出在11月7日这天举办婚礼，一对革命恋人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延安欢快而又艰苦的生活中，曾让于蓝深感怅惘的是，当她两次与田方有了爱情的结晶时，她都独自决定暂时放弃做母亲的资格，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多么艰难而又重大的牺牲。1945年，日本投降后，于蓝与田方就离开延安，开启了天各一方的生活，田方被派去北影厂担任行政工作，于蓝加紧学习深造，在荧幕前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独具魅力的革命女性角色，二人在促进中国电影事业发展道路上各自发挥着闪耀的光芒。直到田方罹患癌症的最后一刻，田方还给于蓝留下了他省吃俭用留攒下的200元钱，希望能对她日后的生活有所助益。田方走后三十多年，于蓝老人仍旧在家中最显要的位置挂着他的大幅照片，那深邃的目光与醇厚的爱意也一直伴随于蓝走完余生。

牢记《讲话》精神，永绽艺术光芒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作为理想的追求者一齐奔赴圣地延安。延安迅速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心脏，延安的古城上高竖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他们胸中怀有火热的理想与奔涌的创作激情，但艺术理想与现实创作总是有着或隐或显的差距。为拉进与农民群众的距离，鲁艺实验剧团常常会深入边区演出。在话剧《粮食》中，于蓝扮演一个汉奸地主的儿媳，她根据剧本内容，努力从外形上下功夫，学罗圈腿、走内八字，结果这些外在的动作设计却令舞台表演越来越僵硬刻板，一个心地善良、敢于斗争的年轻女性俨然变成了呆板无趣的农村妇女。如何能真正深入群众，创造出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成了于蓝最大的困惑。

　　1942年的春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正在于蓝遗憾没有亲眼见到主席之时，毛泽东就走进鲁艺，为鲁艺文艺工作者们又一次传达了《讲话》精神。他号召广大师生，要从“小鲁艺”走到“大鲁艺”中去。“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毛主席一边打比方，一边做动作，他平和亲切的语调与深入浅出的语言深深地开掘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精神也深深地烙印在于蓝的心坎上。果然，毛主席的教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排练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决定邀请当年参加斗争的农民干部来参与排练，他自如地点拨演员们该如何表达出农村地下生活的情景，在农民干部的帮助下，于蓝第一次觉得自己成功地演绎出了那个一直让她困惑的革命妇女形象！

　　许多年过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直激励着于蓝的艺术人生。她常常拿起《讲话》细细研读。1960年，她就发表了《我们必须工农化》的文章，表达了永远不离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信念与坚决贯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决心；不久后，于蓝又以一篇《难忘的课程》，结合自己的表演经验与电影观念，致敬《讲话》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发表20周年；在《讲话》发表50周年之际，于蓝又一次发表《说几句，也许是“老生常谈”》，回顾《讲话》重要指示，结合当下的中国影视业发展情况，重申了电影艺术家们不能推卸的历史使命与神圣职责；新世纪以后，这位接近百岁的老人在自己的自传《苦乐无边读人生中》更是不断表达出了《讲话》精神对她一生的鞭策与影响：“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群众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给了我创造的依据和创造的活力”。从平津走到延安，从台前走到幕后，于蓝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把自己的理想、生活和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步一步铸就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丰碑。

　　当年离开平津，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也为了能拥有更广阔的人生，临行前好友赵路的母亲为他们赋予了新的名字，她望着碧蓝的晴空说道：“你去延安，前途广阔，那就是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啊，你就叫于蓝吧！”转眼间，这位与党同龄，见证与亲历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的优秀中华儿女已经永远地安歇于碧水蓝天处。老艺术家于蓝的光辉，犹如昨夜星辰般，将永远闪烁在延河的波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