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珮闻

　　延边大学

一、姜沆与16世纪末的朝鲜朱子学

姜沆（1567-1618），字太初，自号睡隐，朝鲜朝中期文人、官员。著有《云堤录》、《文选纂注》、《睡隐集》、《看羊录》等。1567年出生于全南道灵光郡流峰里的一个书香世家，22岁时中进士二等，27岁参加全州廷试，28岁任承政院假郎，后得到宣祖大王赏识，破例升其为博士，30岁先后担任成均馆典籍、工曹佐郎和刑曹佐郎。1597年在“丁酉再乱”中被俘至日本，于1600年返回故土。归国后，姜沆上疏宣祖大王复归，得到赞赏后，复归乡里，直到1618年5月6日去世，享年52岁。姜沆一生较为曲折，虽当官执政，但他更是一名儒者，从他出生至被俘之间，一直受到这一时期朱子学的影响，他的学问基础便是在一时期形成的。

　　16世纪末朝鲜朱子学进入全面兴盛的阶段,以李退溪(公元1501-1570)和李栗谷(公元1536-1584)为主，构筑了朝鲜性理学体系,成为朝鲜朱子学的基本内容。并且在这一时期李退溪和奇高峰,成牛溪和李栗谷之间围绕“理”“气”问题的争辩，将哲学思维水平推进到了新的阶段，史称“四端七情之辩”。

　　朱子主张相须相待、不杂不离，并不具有理贵气贱的价值论意义，因此，理气在朱子的哲学体系下，事实上是平等关系。相比较朱子而言，李退溪则是站在道德信念的伦理世界观上看待理和气的，他认为理贵气贱，理和气是不平等的关系。这以四端七情来表现则是“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的逻辑设想。“四端”之说出自《孟子·公孙丑上》，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 ；“七情”最早见诸《礼记》，是指人所具有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感。1李退溪将理和气分开来说，认为四端属于理，七情属于气，他用“四端”与“七情”来表明理气分属。对此，奇高峰并不赞同李退溪的观点。

　　奇高峰认为“七情”泛指人所有的情感，“四端”是“七情”中的一部分，并且理和气也不应该分开来说。既然“四端”只是“七情”的一部分，那么就应当与其他情感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换言之，如果“七情”出于气，那也就意味着包含在“七情”中的“四端”也同出于气，而这与李滉所说的“四端理之发”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所以，奇大升认为“四端”与“七情”不可并举，是包含关系，并且用“四端”和“七情”的关系来阐明理气不可分属。

　　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端七情”之辩长达八年，之后在相互妥协中结束，不过双方对于自己的核心观点都没有放弃，所以这次争论并没有在性理学方面形成定论，但却开启了朝鲜学者关于朱子性理学的讨论热潮。

　　1572年，当时学界颇有影响的成牛溪和李栗谷关于“四端七情”、理气关系、“人心道心”等展开了一系列辩论，双方前后书信往多达九次，在朝鲜朱子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相比较李退溪与奇高峰之间的论辩，成牛溪与李栗谷之间的论辩就从容、柔和了许多，与其说是辩论更像是一种交流,成牛溪本在学术观点上颇多赞同李退溪，但看到奇高峰对李退溪的批判，又产生了很多疑惑，因此他和李栗谷的论辩，在很大程度上亦出于解答自己困惑的心愿。两人之间的交流无疑是李退溪与奇高峰辩论的延续和深化。

　　李栗谷在理气关系上为成牛溪的疑惑做了解答。阐述了自己对理气关系的理解，他提出“理气妙合”和“理通气局”的观点。

　　在李栗谷看来，“理气之妙，难见亦难说。夫理之源，一而已矣。……夫如是，在理、气一也”可以看出他认为理气之间“参差不齐”没有先后之别，又说“气不离理，理不离气”，说明理与气浑沦无间，无法分割，不分先后。在“理通气局”上，他则用一句诗加以解释“水逐方圆器，空随大小瓶。”可以看出他认为理与气，就像水与容器、空气与瓶子的关系一样。容器有方圆，则容器中的水也是有方圆的 ；瓶子有大小，那瓶子中的空气也是一样有大小的，理和气的关系就是如此。

　　成牛溪与李栗谷的交流不仅为成牛溪答疑解惑，还通过论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顺着李退溪和奇高峰的论辩为朝鲜时期的朱子学进一步进行了总结。李栗谷的思想学说开始奠定了其在朝鲜学界的地位，吸引了众多的门人弟子，其中亦包括成牛溪本人。“牛溪其初笃信退溪，累书与栗谷论辨，终以聪明博辨，不及栗谷远甚，遂改从栗谷。”成牛溪也是朝鲜儒学史上的儒学大家，有许多弟子，其中姜沆就是弟子其一。1594年成牛溪在政治上失势归乡后，姜沆还登门拜访，“时牛溪先生愠于群小，门下寥落，而公远往省之。先生称其端谅。”

　　16世纪末朝鲜朱子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李退溪和李栗谷真正集朝鲜朱子学之大成，构筑了朝鲜性理学体系，并通过交流和论辩传播朱子学，最后使得“四段七情之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朝鲜朱子学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姜沆的学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这不仅深深的影响到姜沆，也为之后朝鲜朱子学传入日本，促进日本朱子学发展提供了基石。

二、姜沆在日本与藤原惺窝相识

1588年丰臣秀吉正式统一了日本，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转嫁国内矛盾并获得更多的资源，在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史称“壬辰倭乱”。由于朝鲜水军名将李舜臣(1545-1598)将军英勇善战,确保了西南沿海的制海权,再加上各地发生的义兵的奋战,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的全罗道没有受到倭军的侵略。1597丰臣秀吉再次进攻朝鲜,发动“丁酉再乱”，此时朝鲜水兵总督李舜臣因党争失利下狱,继任者元均无才无能,致使朝鲜水军全军覆没，失去了制海权。于是倭军侵略了全罗道。倭军侵略全罗道时,姜沆正在南原城一带执行参战李光庭(1552-1627)下的军粮调拨和招收义兵的任务，由于义兵们都心系家人自动解散了，姜沆不得不带着家人们乘船出海，试图加入李舜臣的水军队伍来参与战争，但是在1597年9月23日这一天，姜沆与家人在海上遇到了倭船，意外被日本将领藤堂高虎掳走，从此作为战俘的生活。姜沆经过对马岛，壹岐岛，长浜等地后被安置在大津城，1598年4月，姜沆结识了一批朝鲜战俘，开始策划出逃，5月决定执行但很快被捕，又被带回至大津城，此后被严加看守。同年7月，丰臣秀吉病死后，姜沆与自己的家人从大津城被压制到大阪城，1599年被压至京都伏见。被压至伏见后，姜沆受到的监视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缓和，因此在姜沆撰写的《看羊录》中，多处记录自己与有学识的日本人交友的情况，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就是藤原惺窝。

　　藤原惺窝，名肃，字敛夫，号惺窝，所居称为妙寿院，被称为“日本朱子学的鼻祖”“近世儒学的开山”“后世文学的始祖”。藤原惺窝与姜沆的结识之时还未被世人所知，在《看羊录》中，姜沆将藤原称之为“舜首座”并详细记载了与藤原之间的交往，“倭僧妙寿院舜首座者，后来见我曰，向见大閤冢殿所书，乃足下笔也，何不自爱也。”结合书中前后语境，该句指藤原惺窝劝导姜沆为日本的僧院中的书籍做些工作，日后会有好处。姜沆在《文章达德录序》中所记:“故赤松源公广通,慨然嘱敛夫,以四书六经及性理诸书,新以国字加训释,惠日东后学”。可以看出藤原惺窝在赤松广通的嘱咐下从事朱子学相关书籍的训点和注释，姜沆的到来对藤原惺窝的研究工作来说，显然是遇到了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随着与藤原的结实，在《看羊录》中又记述“倭土之风，有钱则可使鬼。遂从倭僧舜首座，佣其书得银钱。”该句表明姜沆意识到金钱的作用，于是听从了藤原的建议，帮助藤原，从而得取了钱财，这也是能支持姜沆日后能返回故乡的储蓄。最后在藤原惺窝的帮助下，姜沆成功离开日本，“守倭敎令卽出去。乃往见舜首座。求利涉之路。”姜沆于1600年4月2日从大阪出发，5月5日到达壹岐岛，最后回至釜山，回到了阔别两年零八个月的故土。

三、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日本朱子学的发展

姜沆最后得以返回故乡的关键在于结实了藤原惺窝，对于藤原惺窝而言姜沆犹如他的老师。与姜沆称:“其为学也,不由师传,不局小道。”在姜沆的《看羊录》中藤原向姜沆赠诗之这样记载的“舜首座续和题一幅曰，数茎丛菊色交奇，远客新题亦自宜。节义高秋霜露底，对花犹道是吾师。”这些都可以证明藤原惺窝把姜沆当作自己的老师并萌生的敬佩之情。从前述《看羊录》记载的姜沆与藤原之间的交往的内容中，可发现姜沆对藤原的称谓从“倭僧舜首座”变到“舜首座”，称谓上的变化可以看出藤原惺窝在与姜沆结实的这一时期做出了一些改变，结合日本当时的状况那就是“脱佛入儒”。姜沆的帮助犹如催化剂一般使藤原惺窝坚定了“脱佛入儒”的想法。

　　藤原惺窝产生“脱佛入儒”的观念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两方面，一是藤原惺窝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求知的过程中逐渐对儒学产生兴趣，并且在当时的日本，他已经认识到佛教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他说：“当世天下困穷，人民疲敝。……余以为游手者十，而浮屠者五六。”他认为佛门不交税不纳粮，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危害很大。另一方面，在德川家康掌权后，鉴于自镰仓幕府以来佛教势力已与庄园制紧密结合的事实，他在创立幕府前一直抑制佛教，推崇儒家思想。外部的支持再加上赤松广通与姜沆的帮助，使藤原惺窝深刻的了解了朱子学。在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下，藤原惺窝产生并坚定了“脱佛入儒”的想法。他于1600年谒见德川家康时穿上既非僧服又非和服的深衣道服,与德川家康近侧的学僧进行论辩,公开了自己作为独立的朱子学者的立场。这也标志着日本朱子学结束了近四百年来依附于佛教的历史,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藤原惺窝“入儒”之后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自己的观点。他对理的理解以朱子编撰的《延平问答》为文本，对理有了细致的了解。他说：“延平遗录二册读了。……万世之幸,亦在于此。”足以看出朱子的敬佩和崇拜之情。他对理的认知与朱子“性即理”的观点是一致的。李退溪曾注解朱子所编的《延平问答》，并在朝鲜出版,此书又经辗转至藤原惺窝手中。李退溪的注解可以代表在朝鲜当时儒学者们对真理的认知和理解，它对藤原惺窝具有特殊的意义。

　　藤原惺窝认为宋明理学家的静坐，是领悟“天理”的主要途径，从这方面说，藤原惺窝由李退溪传承了朱子学派的基调，这一宗旨可归纳为居敬穷理。藤原惺窝以为居敬的工夫主要是静坐的实践，通过静坐“居敬”可以“穷理”。藤原惺窝还将静坐与“四端七情论”联系起来，他的观点与李退溪一致，认为“四端”处于理，“七情”属于气，由于七情存在“潜在的恶”，于是通过静坐便可以净其心，尽量保持“心中至善”。

　　从藤原惺窝对朱子学的理解，可以感受到朝鲜的朱子学对他的影响之大。他在“脱佛入儒”后在思想和学术传承方面做出的许多贡献。首先，藤原惺窝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还俗之后归入儒教的僧人，开启了江户儒学发展新纪元，他提倡的新儒学对日本的近世儒学发展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其次，他与姜沆合著的《四书五经倭训》对日本儒学的影响很大，迄今为止该书仍珍藏于日本的藏书机构和大学的图书馆中。这本书建立起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为后人学习和发扬朱子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次，他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自己的门徒，继续致力于儒学的独立，其中最出名的门徒便是林罗山，林罗山将儒学官学化，使儒学从教育、佛家、僧侣的有用的文化工具变为培养幕府武士官员的有效的政治工具，确保了儒学在日本的地位，为日本不断深化儒学的相关研究做了铺垫，为符合日本社会背景的日本儒学做了“开山”的贡献。

四、结语

16世纪末朝鲜朱子学蓬勃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李退溪和李栗谷两位朝鲜朱子学集大成者，他们构筑了朝鲜性理学体系,奠定了朝鲜朱子学的基本内容。在二人的基础上有学者对他们的主张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于是发生了两次“四端七情之辩”，先有李退溪与奇高峰，后有成牛溪与李栗谷。他们关于“四端”和“七情”之间的关系结合“理”和“气”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其讨论成果为后人学习朱子学提供了帮助。

　　在这一时期文化背景的熏陶下，有一名学者名为姜沆，在一场意外中被虏至日本，以战俘的身份在日本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在被俘期间，姜沆因自己丰富的学识保住了性命，几经辗转最后被押至伏见城，遇见了决定他命运转折的人物藤原惺窝。两人一见如故，一方面，姜沆帮助藤原惺窝学习朱子学，为他答疑解惑，并帮助他为四书五经做训点和注释工作；另一方面，姜沆最后持着藤原惺窝支付的酬金购买了船只，并在藤原惺窝的帮助下回到了久别的故土。

　　姜沆的到来也为藤原惺窝的命运带来了转折，藤原惺窝自幼入寺庙师从僧衲学佛，随着当时社会的变化和对知识的渴望，使藤原惺窝对儒学充满了向往。姜沆的到来对藤原惺窝无疑是一名良师益友，在姜沆返回故乡后，藤原惺窝更加坚定了“脱佛入儒”的决定，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还俗之后归入儒教的僧人，让儒学发展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入儒”后的藤原惺窝对朱子学产生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并带领着门徒致力于朱子学的研究，他的弟子林罗山更是将儒学推倒了官学的高度，同时通过教育对儒学进行普及，不断地扩大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为日本朱子学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朝鲜的朱子学与日本的朱子学一前一后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两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姜沆在特殊的情况以战俘的身份成为了两国文化传播的桥梁，将自己在朝鲜的所学带到了日本，并影响了日本发展儒学的关键人物藤原惺窝，从而通过文化传播间接的促进了日本朱子学的发展。

　　学位论文：

　　[1]王玉强.近世日本朱子学的确立[D].吉林大学.2009:33-34.

　　[2]王明兵.藤原惺窝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0:42-43.

　　[3]何修身.姜沆《看羊录》汉诗研究.[D].延边大学.2018：11-13.

　　期刊论文：

　　[1]徐洪兴.“退溪学”之形成及其特色[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1):28-35.

　　[2]步近智.略论李退溪对朱子学的发展[J].韩国学论文集,1998(00):235-241.

　　[3]赵乃章.论日本近世独立儒学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的哲学思想[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62-64.

　　[4]王明星,王东福.朝鲜古代文化之东传(上)[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0(01):36-40.

　　[5]村上恒夫,栾兆玉.寻找儒学者姜沆的足迹[J].东疆学刊,2007(02):29-32.

　　霍耀林.藤原惺窝和江户儒学[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9,30(06):89-92.

　　[6]陈来.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1-10.

　　[7]周元侠.李退溪“四端七情”诠释与朱子的歧异[J].海岱学刊,2016(01):60-69.

　　[8]王元琪.朝鲜时期“四端七情”之辩述论[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1):167-173.

　　[9]张品端.藤原惺窝的朱子学思想[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03):5-9.

　　[10]洪军.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J].中国哲学史,2019(01):16.

　　[11]姜日天.“四端七情”之辨与发现朝鲜朝儒学——评洪军研究员的新作《四端七情之辨:朝鲜朝前期朱子学研究》[J].当代韩国,2019(04):121-125.

　　注释：

　　1.朱子:《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9页.

　　2.[韩]黄俊渊:《四端七情论争译注》,首尔:韩国学古房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3.王元琪:朝鲜时期“四端七情”之辩述论,西北大学学报,2017，47（01）.

　　4.朱子:《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页.

　　5.王元琪:朝鲜时期“四端七情”之辩述论,西北大学学报,2017，47（01）.

　　6.[韩]黄俊渊:《四端七情论争译注》,首尔:韩国学古房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7.[韩]河谦镇：《东儒学案》,汉城:韩国海东佛经院一鹏精舍内部印刷本,1962年版,第278页.

　　8.[韩]尹舜举：《韩国文集丛刊卷73睡隐集·睡隐姜公行状》,首尔：韩国景仁文化社,1990年，第322页.

　　9.姜沆:《看羊录》,涉乱事迹.

　　10.[日]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与朝鲜》，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24页.

　　11.姜沆:《看羊录》.

　　12.姜沆:《看羊录》.

　　13.姜沆:《惺斎记》,《藤原惺窝集》卷上,第16页.

　　14.姜沆:《看羊录》.

　　15.转引自张品端：《藤原惺窝的朱子学思想》，《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页.

　　16.藤原惺窝：《惺窝先生文集》卷十一,第148页.

　　17.藤原惺窝：《惺窝先生文集》卷十,第131页.

　　18.龚道运:《日儒藤原惺窝的朱子学思想》,《朱子研究》1993年,第1期.

　　19.[日]友技龙太郎:《朱子的思想形成》,东京:李秋社，1969年,第57页.

　　20.[日]日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编:《藤原惺窝集》卷上,京都:思文阁，1978年,第138,388,8页.

　　21.龚道运:《日儒藤原惺窝的朱子学思想》,《朱子研究》,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