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鹤

　　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0年6月19日，武汉市对长江新城起步区道路命名结果进行了公示。该规划包含129条新命名道路和14条更名道路。鉴于此前的文章多从共时的角度，即某一时段的武汉路名进行较为笼统地分析，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将2020年武汉长江新城起步区道路命名与10年前部分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其中的变化并针对该问题提出思考。

一、从语音方面分析道路命名方式

道路名称一般由专名和通名构成。依据《武汉市地名管理办法》（2011年第222号）中的第九条，城市道路的通名按照建设规模、道路走向分为下列三级：

　　（1）大道、大街；

　　（2）街、路；

　　（3）里、巷。

　　针对城市道路名称作语音层面的分析，主要是对其音节进行分析，笔者对143条道路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以下结果：

　　

　　音节数 道路数量 所占比例（%） 例证双音节 0 0 无三音节 122 85.13 芦湾路、青龙街四音节 20 13.99 天兴大街、游湖三路五音节 1 0.7 新时代大道

　　另外，笔者搜集并分析了2011年武汉的850条道路名称，如图所示：

　　

　　对比两个表格发现，道路命名以三音节为主，四音节次之，五、六音节较少；变化之处在于2020年的143条道路命名没有双音节和六音节。然而，由于2011年的850条实例中双音节、六音节所占比例极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道路命名中双、六音节始终不是主流。

　　由于社会交际的需要，道路名称具有简洁明了、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特点，现代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系语言，双音节词占据优势，因此专名通常选用双音节词。由双音节的专名加上单音节的通名（街、路）组合而成的三音节道路名称便占比最大且稳定性强。同样地，由双音节的专名加上双音节的通名（大街、大道）组合而成的四音节道路名称也十分常见。

　　按照双音节词韵律感强、朗朗上口的特点，双音节道路名称应该所占比重较高，但事实相反，由单音节专名与单音节通名组合而成的双音节名称却很少。问题就在于单音节专名承载的信息量过少，选择范围小，指向性不明确，使用起来容易造成混乱，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相反，音节过多，如五、六个音节组成的结构过于复杂，使用频率也较低。

　　陆俭明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中指出：由于汉语的音节性强，音节数对语法会产生影响和制约。例如“安徽歙县”不能说成“安徽歙”，但是“湖北巴东县”可以说成“湖北巴东”，而且通常都不带“县”。这个语言现象显然不适用于城市道路名，我们不能说“武汉珞狮”，但是可以说“武汉盘龙城”，这与上面的情况是不同的。一方面，“盘龙城大道”是指具体的某条道路，而“武汉盘龙城”是指整片区域；另一方面，此处省略的是双音节“大道”，与省去单音节“县”不同。

二、从语义方面分析道路命名方式

依照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公示可以看出，政府针对长江新城起步区道路的命名主要从美好寓意、“本”、“武”、“文”、“景”、“新”角度出发，个别的再进行适当衍生，最终形成143个新路名。

　　“本”是指该路按照其原本所处的地理位置命名，“陪嫁湖街”，位于原陪嫁湖附近。“武”主要是指军事，“毅安路”，寓意勇武刚毅安天下。“文”是指从诗文典籍中选取词来命名，“鸿儒路”，取自《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寓意学识渊博之士。“景”是指根据景物特点来命名，“清景街”，取自《公宴诗》“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新”，指选取一些词来赞美新时代、祝福新时代，“天权路”，“天权”为北斗七星第四星，亦称文曲星，寓意文明新城。

　　何余华在《武汉地名的语言文化考察》中曾将武汉路名的命名方法概括为六种，分别为说明法、派生法、形象命名法、缩略法、借词转化法、谐音雅化法。派生法主要是指运用序数词命名，像建设一路、建设二路，以此类推，一直到建设五路。

　　综合何余华的分类方式，笔者将长江新城起步区的143条道路重新分为以下几类：

　　

　　（注：其他类别的11条中有2条序数词类兼属地理方位类，即游湖一路、游湖二路）

　　隋玲玉在《武汉街路名浅论》中搜集了2008年至2012年新命名的329条道路，其中地理位置占比过半（50.76%），家族式，类似于何余华的派生法，占比较高（38.3%），接下来依次是美好愿景（5.47%）、历史背景（4%）、其他（1.52%），包括谐音等。

　　将以上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根据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命名的方式使用频率明显下降，使用派生法也大幅减少，而利用诗文古籍、文化符号来命名的情况则明显增多，所占比例最高（60.84%）。诚然，将2020年的143条道路命名与近10年前的部分数据进行比较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也能一窥道路命名方式的变化。

　　一方面，像建设一路至建设五路这样利用派生法命名的路名减少，说明该命名方式并不是很适应现代城市的新发展，大量适用派生式，尤其是序数词，既不能充分彰显城市特色，也容易造成记忆混乱，给社会交际带来困难；相反，大量利用诗文古籍和文化符号进行命名，不仅可以给民众带来新鲜感，提高城市形象，还可以传播传统文化，弘扬地域特色。

　　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变化带来的益处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其不足和弊端。

　　虽然附加式（以序数词类为主）存在单调等缺点，但是如果不使用附加式，每条道路都以完全不相关的名称来命名，反而会给民众带来记忆负担。

　　第二，展现文化内涵的路名增多了，但大多数都只是“单纯”地宣传文化。像“学贯街”，取“学贯古今”之义，这并不能彰显武汉城市特色，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使用。再如“峨眉街”，取“峨眉山”，意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寓意虽好，但这更与武汉这座城市毫无关系，不了解的人可能会以为是四川的地名。

　　着眼于历史背景进行命名的道路少之又少。像武汉著名的“首义路”、“解放路”、“彭刘杨路”等都是依据历史事件进行浓缩而形成的路名，既做到了有据可依，更以深厚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彰显了武汉城市特色。

　　当然，每一条城市都必须依据一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命名的设想也并不实际。因为道路覆盖面积较小，分布也不均匀，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如何在保证简洁、经济、便于记忆的特点的同时还能传递当地的特色，如何利用汉语语言的特点和优势来进行城市道路命名，这是每个城市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结语

一个地名是一个地点的符号，成千上万个地名便汇集成一座城市的名片。路名无声无息地树立在路边，不知不觉也在市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刑福义先生提过语言的标志功能，“语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社群的标志，也是民族、地区和社群认同的标志与情感维系的纽带。”道路名称又何尝不是一个地区的标志和一个地区民众维系情感的纽带呢？仅从这一点来看，道路名称在社会交际和文化交流方面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