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佳 李肖肖

　　安阳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安阳学院职业教育学院

一、翻译家鲁迅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鲁迅无疑是受世人关注最多，影响人们思想最大的文学家之一。对于鲁迅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几乎与其文学创作同步，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鲁迅这个名字在人们心中似乎已经不仅仅代表着一代文豪，更是一种标志和符号。他象征着中国由文言文走向白话文，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与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息息相关。作为思想家，文学家，鲁迅还有一个也许较少受到人们关注的但却最重要的身份—翻译家。他的诸多译作也许不被人们熟悉，但其翻译理念与翻译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翻译理论的进程。在民国初期以文言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盛行的年代，鲁迅开创了一代“直译”新风。后期又成为“硬译”主张的代表人，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理念。

　　纵观鲁迅的翻译作品，可谓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方梦之（2004）在译学辞典中曾提到鲁迅的翻译涉及15个国家，110多位作者，近300万字。鲁迅的翻译著作既有文学作品翻译也有理论著作翻译。既有俄苏和东欧翻译作品，也有日本、法国等国翻译作品。根据鲁迅翻译策略的不同，我们可以将鲁迅的翻译作品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1903—1909年）。他先后翻译了《斯巴达之魂》、《地底旅行》、《造人术》等作品。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主要以科幻小说为主，旨在引进外国科学著作开阔中国人眼界。在翻译策略上，鲁迅受到了以林纾、严复等人为主导的古文翻译潮流，倾向于用国人可以接受的归化法进行小说翻译。第二个阶段始于1909年一直到1928年。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尽管因为销量太少而草草结束，却在中国译介史上开启了独树一帜的风格。鲁迅在这本小说翻译中并没与使用之前意译的翻译方法，而是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忠实地保留了原作的内容、文采、章节格式。这是鲁迅翻译生涯中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顾均，2009:58）。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日益成熟，逐渐意识到林纾、严复等人过于归化的译本脱离了原作意蕴，无法满足中国从欧洲先进文明中吸取新鲜养分的需求。所以他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来尽可能保留原作本身的风貌。第三个阶段是1928年到1935年。在这一时期，鲁迅主要采取直译以及硬译的方法翻译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他所翻译的苏联无产阶级理论家卢纳察尔斯基《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等著作带有明显的硬译作风格，引起广泛讨论与反响。鲁迅将原文的风格神韵推崇至极，认为翻译不能破坏原作的风格神韵。

二、多元系统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著名文学家及翻译理论家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该翻译理论借助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将文学、文化、语言、政治、经济、社会等看做是一个大的、动态的多元系统。这个多元系统由不同的分系统所组成，文学是其中的一个分系统。文学这个多元系统又包括经典文学分系统、非经典文学分系统；原创文学分系统和翻译文学分系统。这些分系统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有的分系统处于中心、重要地位，有的分系统处于边缘、次重要地位。且这些分系统在整个系统中相互斗争，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20世纪80年代，佐哈尔在卢汶会议上提出翻译文学到底处于中心还是边缘，其地位到底是创新的（主要的）还是保守的（次要的）是由译语文学多元系统的特征决定的（谢天振，2008）。他认为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各个分系统的位置处于不断变化中，翻译文学一般处于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边缘、次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中，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会处于中心地位：(1)当原创文学系统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阶段；(2)当原创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3)当原创文学系统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原创文学真空的情况。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翻译规范与翻译行为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当一个民族积贫积弱，其原创文学处于弱势地位，即原创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就可能抢占中心地位，译者将乐意打破本国语言形式与规范，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以求创新，引入新的思想与语言形式。反之，当一国原创文学处于强势地位，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策略，模仿译入语中已经存在的语言规范与模式，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

三、多元系统理论下对鲁迅翻译策略的解读

1.历史文化背景。

鲁迅的翻译从1903年其在日本留学开始，一直延续到1935年左右。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刚刚经历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一系列西方列强的入侵，曾经强盛的封建文明古国被打破，“天朝上国”的美梦随之破碎。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落后和弊端在西方先进文明的侵入下暴露无遗。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得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奋起反思如何拯救中华民族，如何吸收外来先进科技，于是一些外国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科技著作不断被翻译过来。“科学救国”和“小说救国”的风潮开始盛行，以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的文人作家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与科技理论著作，鲁迅这一时期也翻译了很多外国科幻小说。此时虽然中国已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但一些保守派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仍然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已经处于世界文化的边缘地带，认为中国语言行文方式不可破坏，所以翻译时采用大量归化，改译，删译等策略。

2.五四运动与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衰弱，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已占据了世界主导地位。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中国的旧文学和旧文化形式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无法与世界先进文明潮流接轨。在这样的情境下，新文化运动爆发了。任淑坤（2009）提到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了《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同时以胡适、鲁迅、周作人、矛盾、郑振铎等为代表的进步文人作家也意识到中国人民落后腐朽的思想与灵魂阻碍了民族的进步。于是他们企图通过全面学习外国先进文化文学，翻译大量小说、戏剧、诗歌等，来引入新的文学模式与表达，改变中国人思想，丰富中国文学，建立中国现代新文明。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一国的原创文学处于弱势地位，即原创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地位时，翻译文学就在其文学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此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从五四时期的中国国情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中国原创文学是处于弱势边缘地位的，而翻译文学占据了文学多元系统中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后期一直强烈坚持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力求保留原文的每字每句，保留原文神韵与“洋气”。鲁迅翻译策略的改变过程也正是他逐渐意识到深厚的民族危难以及人们亟待拯救的灵魂的过程。鲁迅是站在文化与语言的高度上来审视翻译活动的，他的翻译策略的改变过程正符合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论述。

四、结论

本文以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探讨了鲁迅翻译策略从“归化”转向“异化”的变化过程。尽管鲁迅的翻译策略验证了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说法，但是当时的社会中还存在以梁实秋等为代表的归化派。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同一历史时期中，就出现了佐哈尔所谈到的“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这是多元系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由此可见，我们在考察某一翻译家的翻译思想时，不仅要考察译作所处的文化系统，而且还要考察译者的主观文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