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鹏程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日本，弓箭的使用，是一种渊源已久、备受尊崇的传统，至晚肇起于绳纹时代（约公元前10000-公元前300年）的狩猎民活动中。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弓箭发展为兼狩猎、军事、竞赛、仪式、娱乐功用于一身的重要器具。对崛起于平安王朝中后期的武士阶级而言，弓箭是其标识和象征：武士“以弓箭为业”，将骑射之艺作为习武演武、征战杀伐之根本，被视作“弓马之士”、“执弓矢者”。在军事意义的基础上，弓箭更深度影响了武士的军事型文化——武家文化，濡染和塑造了武士阶级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作为武家文化观念支柱的“武士道”，其前身即是“弓箭之道”。

　　但是，在对武士与弓箭关系的探究中，弓箭在“器物”层面之外的价值功能、弓箭在政治生活中的丰富意涵、弓箭作为礼制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鉴于此，本文拟以《平家物语》、这一聚焦12世纪日本武士发展史的“百科全书”式作品为线索，以弓箭与平安朝武士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结合阶级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方法，探讨弓箭的身份变化及其之于武士复杂深远的影响，力图为武士、弓箭及《平家物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及路径。

一、弓箭在战场中：骑射的阶级性表达

直至15世纪前，弓矢相向始终是日本军队主要的交战方式。对于司职作战的武士而言，弓箭首先意味着军事价值。但需指出，武士是以一种特别的射箭手段—骑射来参与军事冲突的。究《平家物语》之记述，无论战事大小，凡陆地作战，武士定以弓马相随。在火绳枪（即“铁炮”）被引入并淘汰冷兵器之前，弓马骑射代表着日本最精湛的战斗技术：武士军队的机动性、攻击力乃至战术丰富性都因此而彰显。

　　但是，在军事层面，骑射并不是无可指摘的。实际上，武士摒弃步射、完全倚仗骑射的战斗方式明显受到了掣肘：其一，骑射者分神驭马，使得其射箭速度、精度均逊于徒步弓箭手；其二，鉴于马匹是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目标，骑射者易于招致打击。步射者却可依凭工事抵御骑兵冲击，纠合密集火力，歼武士于其所不能的攻坚战中。《平家物语》所载的治承元年（1177）的比叡山战役便是典例：延历寺僧兵栖身栅垒之中攒射弓弩，平氏骑兵以数千人众也无法突破、几致全军尽没；其三，倘对地理环境加以考究，不难发现骑射作战在日本鲜有优势可言：日本山地广袤，森林覆盖率奇高，海岛森罗棋布，河流大多短促湍急——不仅匮乏战略纵深、严重制约了骑射的机动性，甚至根本不具备令战马驰骋的地形条件。日本本土羸劣的矮种马已说明问题。在宇治川、一之谷、坛之浦等源平合战的主要战场，《平家物语》中的武士们却时常困囿于“马不堪行”的窘迫境地。

　　如此看来，骑射统治日本，所依凭的绝不仅是纯军事因素。应当在非军事因素中考察骑射的长盛地位。

1.骑射之难：专有化与身份认同。

并非拥有了弓马，武士便可以实施骑射。骑射的威力与其难度成正比——如何训练出体格遒劲、勇敢机警、如臂使指的战马，如何在腰腿驭马的状态下弯弓搭箭，如何在战场的极端环境中保证弓马技术不变形，均是对骑射者毕生之考验。且据《日本合战武具事典》考证，武士所执之弓远较中国、朝鲜、蒙古弓种为长，一般合七尺三寸（约221.2厘米）。长弓威力出众，对臂力的要求也异常严苛。《平家物语》中便有以下对白：出师关东之际，平家主将平维盛召见武士斋藤实盛，询问军情：“如足下之弓箭名手，在关东八国中能有几人？”实盛答道：“主公以实盛为弓箭名手乎？实盛所射之箭，长不过十三束。如此射手，八国中所在多有。射长弓者不屑于使用短于十五束之箭。长弓必须由壮汉五六人始能拉开。此等壮汉以强弓所射长箭，一箭可穿透两三层铠甲。”即便作为文学作品，《平家物语》无可避免地存在了夸张与戏说成分，武士之弓的使用难度也可从中窥见一斑。

　　骑射的高难度，使其趋向于专有化。武士以骑射立身，自幼培养禀赋、参与狩猎、决胜锋镝。平安时期的武士、尤其是关东武士常有“流镝马”、“笠悬”、“犬追物”等弓术和骑术训练，将骑射生活视为家族日常。现存最早的武士家训《六波罗殿御家训》便如此诫勉子弟：“意志要坚，莫露丝毫怯色，莫怠弓箭之习。”于此同时，骑射的专有化也确定了武士以“执弓矢者”自居的特殊身份。在《平家物语》中，“执弓矢者”这一称谓频繁出现，且专指了武士群体。武士以“执弓矢者”自矜、以“弓箭门第”夸耀出身家世的场面屡见不鲜。应当指出，“武士”一词在12世纪才成为指称武士的固定用语，针对这一群体的称谓在此前并未统一。那么，武士为何独以“持弓矢者”自居，却不看重同样可指代身份的“兵”、“侍”或“武者”呢？

　　任何词语意义的生成，都根植于历史语境中的隐秘逻辑。以“执弓矢者”一词而言，其深意在于彰显了武士的阶级地位——这是“兵（以战争为职业者）”、“侍（贵族之警卫）”和“武者（政权中的武人）”等称谓所无法实现的。首先，正是通过对手持兵刃的强调，武士才能令人信服地提升本阶级的威望与声誉。兵刃代表杀戮，而在封建时期的思想背景下，视生命（无论自己还是他人的生命）如草芥的价值观和荣誉观是高贵的。“屠杀这一高贵行为是行凶者占有优势的直接表现，因此，一切杀伐、甚至在这类活动中所使用的一切工具及其附属物，都蒙上了一层迷人的荣誉光彩。”且因兵刃在手，武士无法操持农具、从事艰苦的劳役活动：这一逻辑也是无从质疑的。那么，既然炫示兵刃，武士为何不选择更显阶级威严，更费打造成本，也更合武者气味的刀剑、称己为“持刀剑者”呢？这是由于中世纪武士对弓术最为熟稔。皇室公卿皆可佩携短兵，而骑射技艺要求之高，只有武家得以熟谙。通过对骑射技术的专有和对“持弓矢者”形象的塑造、强化，武士也为本阶级确立了豁免于劳役、义务性有闲的高贵特权。

2.骑射之奢：阶级地位的明证。

骑射的兴盛，贯穿了武士群体的阶级特性。但在弓马之艺显露阶级性之前，弓马已经彰显了阶级本身。毫无争议的是，在普遍贫困且分配悬殊的封建时代，训练有素的战马、制作精良的弓箭代表了极其高昂的投资。武士的军备何其豪奢，对比此前军队装备便可知悉。7世纪，奈良朝廷征募了日本史上第一支国家军队。据《军防令》要求，受征民兵的武器由本人措置，包括“弓一张、弓弦袋一口、弦二条、征矢五十支、胡簶一具、大刀一口、刀子一枚”。即便简陋得乏善可陈，以上武具对于出身畎亩的士兵而言依然难以负担，因此军队装备普遍较规定更为寒酸。相形之下，《平家物语》对武士装束不吝笔墨的描绘，几乎令人目眩神驰：武家精锐登场，必结盛装、驭骏马、持强弓。戎装之华美，一改前代对白色的尊崇，令战场仿佛色彩的漩流。以宇治合战为例，平家数万人马强渡宇治川，一时间“只见淡绿、绯红、赤褐等各色各样丝织或革缀的铠甲，载沉载浮，仿佛神南备山的红叶，经不起山风的诱惑，在秋日黄昏时分，堕落龙田河上。”这幅瑰丽的战争画卷，即是以武士富丽的装备为描摹对象的。

　　而在武士的诸多武具之中，其所持箭矢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据《日本合战武具事典》考证，武士箭矢的种类极为丰富，难以枚举。仅以箭矢尾羽的图案纹饰为标准，便可分辨出箭羽的数十种样态，可谓洋洋大观。

　　如图1所示，武士的箭羽无疑具有可贵的艺术价值，但由具体功用层面却无法理解：因为这些箭羽往往取自鹰、鹤、雁、枭等珍禽，成本高昂，制作周折，大大不利于战场环境下的消耗与补充。《平家物语》中也多有“虽欲射而无箭”的困窘场面：濑尾兼康、监物太郎、平教经等神射手都是在所携箭矢耗尽的情况下，被迫转入白刃战而阵亡。这些久经战阵、深知危难的老兵，为何不使用制作更为简易、补充也更为迅速的普通箭矢呢？

　　

　　图1

　　倘若将这一奇异状况与一个阶级的崛起相联系，答案便有迹可循了：华美的箭羽，是武士阶级财富和实力的证明。武士之箭，完全符合了《有闲阶级论》所陈述的事实：“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抱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在阶级固化严重的日本，奢侈从来都被限制为贵族阶层的特权。而箭羽作为一种高调且广泛流行的炫示形式，是武士用度豪侈的明证，代表了一种“箭发无回”的炫耀性浪费——武士以此表达了阶级地位。正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武士并非没有大量用箭的必要，而是宁可矢尽毙命，也不愿违背本阶级的价值观念。此外，参照武士内部对箭矢的使用规定，箭羽的珍稀程度与使用者的出身、荣誉、实力、财富紧密相关——弓箭的阶级性在此更是毫无隐秘可言。《平家物语》中不乏相关描述：一谷会战中，熊谷次郎直实瞥见背插黑白相间鹰翎箭的一骑武士，便认定其为高级将领并追赶搦战。鹰翎箭已足以彰显地位，鹫翎箭更是只限以大将军之身使用。究全书之记录，背负此箭者也不过木曾义仲、平经正、斋藤实盛等寥寥数人而已。

二、弓箭在宫廷中：武士对射礼的接受和反馈

据上文对骑射的分析来看，弓箭之于武士的影响，绝非单纯的军事意义可囊括。不妨说，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和阶级问题。而当弓箭脱离战场、现身宫廷时，它与武士的关系则更趋复杂、也更具张力。自《礼记》、《仪礼》等中国射艺经典输入日本后，作为礼乐教化载体的射礼、即中国古代以“射”为基点衍生出的礼仪规范，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狩猎和军事技术的日本弓射。平安朝后期，平忠盛（1096-1153）等武士领袖之所以荣升“殿上人”、跻身贵族行列，抛开弓箭之威的加护，其对“弓箭之礼”的接受和反馈同样是关键所在。礼制附在弓箭上的重量，让悍不畏死的武士一如马克思所描述得那般驯良：“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1.射礼在平安朝的影响实绩。

射礼起源于中国原始狩猎文化，本为先秦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后被整理、加工并诠解于《周礼》、《礼记》、《仪礼》等儒家经典之中。由于缺乏决定性史料，以上汉籍传入日本的确切年代难以考证，因而射礼何时输入日本尚无定论。但是，散见于《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史书中的诸多记载表明，射礼于奈良、平安两朝已盛于宫廷，成为措置周详的官方活动：早在庆云三年（706）正月十七日，奈良朝廷即制定律法、将原本是周朝为祭祀择士而举行的“大射”活动定为国家盛事。“大射”的规模可参考平安朝律令注解书《令义解》中的“杂令，大射者条”：“凡。大射者。正月中旬。亲王以下。初位以上。皆射之。”且不止是公卿贵族，据《续日本纪》记载，以文武天皇（683-707）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也精于射艺，足见射礼风气之盛。平安时代以降，“内射”逐步取代“大射”成为国家级竞射活动：每逢正月十七日，天皇依例于建礼门观览弓术竞赛。

　　尽管射礼活动在奈良、平安两朝不绝如缕，在“百度弛废”的平安末年，射礼对武士又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即使无法确切了解，在《平家物语》中也可一探端倪：在“皇子诞生”一节，当高仓天皇之后、平清盛之女平德子诞下皇子时，平氏领袖、内大臣平重盛于满朝公卿中走近皇子枕边，将桑木为弓、蓬草为箭，接连六箭立射天地四方，以示皇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志在四方。这一庄严的皇家仪式，脱胎于《礼记·内则》：“国君世子生，告于君……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据此可知，以平重盛为代表的贵族武士不仅尊重并学习了有关汉籍，更将其中礼仪付诸实践。即便《平家物语》并未直接描写武士行射礼之举，但参考《礼记》等射艺原典的影响实绩，不难推测上层武士对待射礼的态度也是毕恭毕敬的。

2.射礼：张扬阶级优越的贵族文化。

正如《礼记》所言：“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以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故圣王务焉”，在平安朝的射礼盛事中，礼为核心：行射礼者不仅依位阶之别排成“射列”，更要尽心于礼乐之整饬和举止之优雅。射礼活动的评价话语为道德标准左右，射手的体态仪容、礼节涵养均被视为观察德行的尺度。经过礼制的文饰，本为凶器的弓箭，却成为了彰显秩序、教养、礼节和道德教化的礼器。弓箭由凶器向礼器的内涵迁移，对“执弓矢者”的身份认知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进入畿内政治、渴求升殿之荣的上层武士尽志于射、以习礼乐，泯除了弓马之士的激进与粗豪，转变成举止考究的贵族雅士。

　　《平家物语》详述了这一转变：在贵族政治的濡染下，平家的“执弓矢者”不仅通晓礼乐，风姿潇洒，更醉心于宫廷艺术，“代代均有歌人才子”。每逢花朝月夜，平家便效仿贵族举行雅集，以弓为戏。在性格教养方面，平氏一族的多数人已失去了武家勇武好战的面貌而倾向于公家。这种贵族政治所特有的、考究得无可复加的教养和风度，结合《有闲阶级论》的阐释而显得意味深长：

　　“礼貌大部分是身份地位关系的表现……其真正的、经济的依据，还应当求之于有闲的荣誉性，或以非生产活动消耗时间和精力这一事实的荣誉性。……高雅的风度、举止和生活习惯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有效证明，因为好的教养是需要时间、实践和费用的，那些把时间和精力使用在劳动上的人是不能想望的。……归根到底，礼貌的价值在于它是有闲生活的确凿证明。”

　　礼仪的阶级性本质在此昭然若揭。射礼最为典型：这一美丽画皮，是有闲阶级表达阶级优越的直接证据。武士入宫行射礼，表面上维持了对皇室的恭顺与谦卑，实则借此展示了地位、名誉、权柄等贵族化带来的切身利益。礼仪连接着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并因此衍生出繁缛复杂、等级森严的综合制度——若要保持有闲阶级的高贵，就必须将其奉若圭臬。因此，在射礼的基础上，弓箭生产出了文化与社会意义：这种抽象性攫取了武士的心灵，使得《平家物语》中武士的行动逻辑难以脱离“弓之礼”的束缚。仍以全书着墨最多的平家为例：尽管火烧东大寺、幽禁法皇、迁都福原等行径显出了武家魄力十足的姿态，但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平氏都试图达成向公家的转换，定倾扶危，华冠丽服，向传统势力靠拢。在掌握国家权力后，平家不仅没有摧毁“烂熟”的贵族政治，恰恰相反，究数代领袖之力，平家不遗余力地融入贵族政治，将一族荣华寄托于衰微的王朝命运上，在公家的倾轧和阴谋中谋求共存。平德子御产之事最具代表性：清盛不仅为此宽赦政敌、拜神祈愿，更在事后喜极而泣，坦言：“即使在战阵前，我净海也从未如此担惊害怕过。”平德子为平家诞下的言仁皇子3岁登基（为天皇即位时年龄最幼者），完全效仿了藤原家的“摄关政治”。本质上，平家的政治动作与其对待射礼的态度是并行不悖的。

　　不止是完全公家化的平家，甚至连叛乱武士也垂拜于这一心灵戒律之下。在《平家物语》“鼓判官”一节，木曾义仲京中作乱，率东国武士冲击法住寺殿御所。兵危战凶之际，法皇与鸟羽天皇仓皇逃离。杀气正盛的武士纷纷向御舆、御船放箭。侍者见势危殆，呼喊示意道：“是法皇法驾、不可误射”、“此乃皇上御船，不可误射”。武士闻之尽皆下马，诚惶诚恐，恭送皇室离开。在被视为“末法时代”的平安末年，“执弓矢者”不惮上殿烧杀、猎射公卿，却不敢在皇室面前稍作叛逆之色——可见纵然以弓马夺取天下，武家所归属的依旧是礼制、这片覆满意识形态的故土。

　　对权力实现规训的弓箭，最终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强大符号，为统治秩序提供稳定可靠的控制手段。这一沉重的意识形态襁褓正如齐泽克所说：“在封建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意识形态信仰和迷信神秘化的，也是通过意识形态信仰和迷信来调停的。在封建时代，人与人的关系是主仆关系，主人凭此发挥迷人的神赐力量。”因此，持弓矢者绝无可能意识到：耽溺于弓箭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之时，他们却越发成为了驯顺忠诚的宁馨儿。也正是由于附着在弓箭上、被无限放大的意识形态，《平家物语》中武士与皇室、贵族的关系有如一个著名的讽刺寓言：“观众知道狮子强于驯狮者，驯狮者也知道这一点。问题在于，狮子不知道这一点。”

三、结语

笔者力图阐明的是弓箭作用于武士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军事属性的基础上，弓箭生产出了社会与文化意义，并于阶级性表达中化为带有意识形态功能的上层建筑抽象符号。笔者以为，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充分理解弓箭此后在日本的命运：即便退出战场，弓箭符号依然于武士阶级内部维持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幻觉。作为近世武家政治和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指导思想的“武士道”，其前身正是“弓箭之道”。武士道的核心精神——“忠诚的伦理观念”和“武勇的战争精神”均可追溯于弓箭对于武士阶级的濡染和塑造。此外，武士的弓术也并未因退出战场而消亡。江户时代，弓术正式更名为弓道，成为张扬有闲阶级优越的禅学艺术。在今人眼中，弓道是民族的、传统的、高雅的，但就其原本样貌而言，弓道却只能是阶级的、工具的、伦理的，是意识形态幻觉下控制人心的事物。

　　注释：

　　1.北条重时著，许译兮译.六波罗殿御家训，载李卓编.日本家训研究[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402.

　　2.笹间良彦.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М].东京：柏书房，2000:32.

　　3.图1参考笹间良彦著《图说日本合战武具事典》第47页插图，柏书房2004年版。

　　4.殿上人指从五位以上的日本古代职官中，被准许在清凉殿朝谒天皇的一部分人。至清凉殿朝谒天皇被称作“升殿”。出身武士门第的平忠盛跻身“殿上人”，在当时可谓前所未有。

　　5.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М].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6.崔高维校点.礼记[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99.

　　7.崔高维校点.礼记[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32.

　　8.指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藤原氏以外戚地位实行寡头贵族统治的政治体制。

　　9.平安时代末期起，佛教末法思想深入民心，以当世为末世或末代。据佛教说法，释迦灭后五百年为正法；正法后千年为像法；像法后万年为末法。

　　10.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光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М].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34.

　　11.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М].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3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