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安强

　　兰州交通大学

　　“先锋”、“寻根”、“新写实”，就这几种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思潮而言，行至九十年代或衰微或出现新转机。这几种的余绪，在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危机的氛围下，不断发酵、酝酿，从而与九十年代文学中出现的新因素（平民化，商业化倾向）相互交织，呈现出一种多元混生的状态。这样一种文化语境的存在，致使九十年代许多学者认为真正的先锋文学已然消解。仅有部分学者如张清华认为先锋文学并不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孕生于六七十年代，并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经历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演变过程它在前期的艺术内涵与指向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

　　事实上，相比较八十年代先锋文学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纯文学探索，九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走向日常化。“先锋小说创作潮流虽然仅经历了短短几年的辉煌就逐渐式微，但其对小说‘叙事’本质的不倦探索、对小说语言的极端实验以及对生命体验的深入挖掘，无疑对当代小说的发展进化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先锋小说所使用的诸如“原小说”、“叙事圈套”等技法融入中国当代九十年代小说创作，原本属于先锋小说思潮以外的小说家，比如“寻根”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安忆，她的《叔叔的故事》中叙事人所叙述故事的不确定性；又或者是本时期“老牌”先锋作家格非，他在新时期的《人面桃花》创作中，第一卷里对于秀米的美貌只字不提，但在第二卷中“张季元日记”里对于秀米的美貌又惊为天人等等。褪去八十年代《褐色鸟群》、《迷舟》中的“叙事圈套”对于叙事人所讲的故事的颠覆性以及消解，更多走向了平实以及补叙，这实际上降低了对于受众文本理解的难度，更利于流传以及阅读。虽然，作为一位严肃思考的作家，他的小说中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严肃立场，但是相对于八十年代小说中叙事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功能来说，其故事性，对话性都已经大大加强。而这一点又在余华的《活着》中尤为明显。《活着》常常被当做先锋文学成功转型的力作，常年占据读者畅销榜似乎就是一个证明。

　　莫言的《酒国》与余华的《活着》可以说是先锋文学面临自己存在危机时所作的内外两种实验，同时也可窥见九十年代文学的逐渐趋于现实化的大势。趋于现实化，既是对文本实验狂热的日常化回归，同时又是对中国文学五四传统“人”的思想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暗合了张清华所说的“哲学转向与精神的蜕变”

　　如若仔细阅读莫言的《酒国》，则会发现其中蕴含的过往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所使用过的种种叙事手法。《酒国》在莫言的小说中位置有些“尴尬”，这是作者颇为“自得”之作，但在发表之初并不被看好，不过却在国外屡屡获奖。可以说，正是日本以及法国等学者对于这部作品的关注，使得国内文坛开始重新打量和审视这部作品。首先从题材来看，这部作品并不是莫言熟悉的“高密东北乡”文学帝国的传统乡村题材的设定。都市对于先锋文学来说，就像是一种氛围。当然，从先锋文学产生的根源来理解，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焦虑与大都市快节奏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隔阂密不可分。伴随着八十年代对外开放，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活力的进一步迸发，文学的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国内也出现类似于后现代文学产生的文学文化环境，莫言的创作可以是对当时文学市场化的焦虑，同时又不约而同地契合延续了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严肃性探索。除了莫言外，另外较多作家显示出向社会历史现实维度的回归。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探索；格非的“江南系列三部曲”无不加强了现实因素。而这些探索无一不彰显着作者对现实历史以及“人”的意识的一种追求。

　　除却主题汇入社会人文领域以外，先锋技巧的圆熟融入，不着痕迹，更是《酒国》的一大亮点。早期的先锋小说往往都带有外国作家的影子，如格非的早期小说或多或少带有博尔赫斯的影子，余华的创作的存在主义的痕迹。即便是莫言早期的作品,比如《红高粱》打破时空的共时性开头句式也带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余味。而这些在先锋小说创作后期都不同程度上得到克服。莫言的《酒国》中体现出叙事人称的颠覆，以及传统通俗侦探小说的颠覆，同时文本中关于“吃人”又带有极强的象征性和隐喻性。《酒国》的故事是由李一斗写的小说，莫言的回信，莫言写的小说等几部分构成的，几个故事相互对话，相互辩驳，类似于现代话剧艺术中的“多声部”。同时不同叙述人称的转变也体现出对于先锋技法的延续。“吃人”主题象征与隐喻，则是体现出对于更广历史维度的延续。“吃人”是从《狂人日记》之中初露端倪。鲁迅《狂人日记》更多的是对于礼教吃人主题内涵意义的揭示，更多是从象征层面展开的，如文本中所涉及儿童群体的描写，与鲁迅笔下的“旧中国的儿女”的弱势群体有着明显不同。总共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像丁钩的儿子一般，善良驯服，更多象征着理想社会；还有一类领导型，其代表人物是“小妖精”，他不满现存社会秩序，更多体现出一种原始意义上的暴力以及权力操纵欲望，他的实际地位是“食物”，是权贵的盘中餐，他的反抗同时又带有原始意义上的“动物性”。文本中描写道，他们杀死看守他们的“鹰”，就像是一群孩子在虐待一只青蛙，这是一种单纯无辜潜藏于人性本身的恶。从更广阔的象征意义上讲，这类似于历代的农民起义，弱者中的强者，在弱者群体的帮扶下建立新政权，新的集权又开启新的暴政，周而复始，循环周转。这其中蕴含着作者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危机的深层次思考，面对商业化社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现象的深层次忧虑。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谋求所谓的人的文学，作家自身要谋求现代化，而莫言从创作之初，从《透明的红萝卜》到后来的“红高粱家族”系列都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人的关怀”的意识。莫言创作自觉的追求，既体现出五四传统的人文精神，同时也体现出现代作家对于传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关怀意识。同时莫言的《酒国》中还流露出对于当时封建思想杂陈的文学批评界的不满。比如对于他的作品《欢乐》、《红蝗》，一些作家拿着“放大镜”寻找其中的蛛丝马迹，进行所谓的“文革式批判”。

　　从历史，文坛现象，再到个人隐喻象征，《酒国》的“吃人”有着多重内涵，同时体现了一种广义上地人类学意义上的“吃人”，涉及到了文学文化学范畴，从而在更深层次揭示出文学的人文本质，从而体现出先锋思潮向人文主义大潮的回归态势。

　　如果说莫言的《酒国》更多像是对于先锋小说五花八门现代技巧的圆熟运用，初步显示出融入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潮的态势的话，那么《活着》更多体现出对于先锋技巧的一种脱离，更多是向人文精神思潮大讨论的延续。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并且影响到余华进入21世纪时长篇小说《兄弟》的出版。

　　《活着》虽然名为“活着”，实则是一个死亡的故事。主人公福贵面临亲人以各种意外不幸离他而去的事实，仍然能够与老牛尾板以一种顽强的毅力，平静的活下去。在这部作品中，明显不同于他前一时期的“死亡叙事”，也有研究者称之为“极端叙述”—从而强调其不动声色的冷静客观的叙事态度。字里行间更多流露出一种脉脉温情，作者对于福贵的遭遇的同情溢于言表。叙事立场以及叙事人称的设置也更多体现出一种创新，以一种民间化的“采风”类似于纪实化描写，且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而与八十年代的“陌生化”追求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其次，除了叙事人称以及叙事立场外，《活着》并没有像先锋小说那样，将故事的背景抽离，使其处于类似于一种寓言化的荒诞处境，文本更多体现出向传统历史的回归，但是又不完全相同。《活着》是一部“人史”，与以往小说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的观点略显不同的是，文本更倾向表达的是福贵在面临家珍，有庆，小豆子等生命中的至亲死亡之时，更多体现出儒家传统的一种坚忍不拔的生命力，这种意志与人文主义的高度结合。这其中所蕴含的既有他以前小说中对于“死亡叙事”主题的偏爱，同时又有所谓的人伦亲情的关怀。这显露出余华叙事维度的一种转化，由个人转向社会历史，由萨特存在主义式的个人与他者的尖锐对立，更多流露出一种社会历史传统伦理道德的关怀与温情。此外，文本也显示出一种历史个人化的倾向，这一点显示出与传统小说的不同。文本中有关福贵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的一段描写，就与传统小说有着很大不同。“那时候最多的就是子弹了，往哪里躺都硌得身体疼。四周房屋都被烧光┈┈有些人开始掘坟，用掘出的棺材烧火。┈┈春生怎么说也只是个孩子，他迷迷糊糊睡着时，一颗炮弹飞到近处一炸，把他的身体都弹起来了，他被吵醒后怒气冲冲地站在坑道上，对前面的枪炮声大喊 ：‘你们他娘的轻一点吵得老子都睡不着。’”与传统的描写战争的片段往往更加关注战争的正义道德或者胜负不同，这其中的描写更多是从普通小人物视点出发来渲染战争的残酷，战地描写场景也更加日常化。这些一方面颠覆传统战争描写的共同性体验，另一方面体现出一种对于历史个人化的纵深度开掘。故而余华的小说体现出更加明显的向写实意义的回归。

　　在九十年代文学日益边缘化，通俗商业化日益严重的趋势下，莫言的《酒国》与余华的《活着》同作为1993年出版的作品，无疑对于先锋文学思潮的转型与调整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又不同程度上与6月份的王晓明，张宏等人的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呈现出一种呼应之势，同时是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恪守，以及对于五四“人”的启蒙精神的一种回响。

　　注释：

　　1.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7(06):131-145.

　　2.董燕,郑家建.观念嬗变与文体革新:先锋小说的价值及其限度[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2(06):21-30.

　　3.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М].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4.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09(02):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