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义卿

　　贵州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刘真是十七年文学时期崛起的一位以革命历史题材引起人们瞩目的女作家。她从童年时期加入革命队伍，开始革命工作，经历了战火烽烟磨练，他的童年经历与其工作经历为她的创作积累了丰富可贵的素材，直接形成了她的饱含自传色彩的小说创作风格。

一、刘真的“红小鬼”的经历

刘真，原名刘清莲，1930年1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夏津县太平庄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刘真8岁的时候，两个哥哥都参加了革命，父母带头支持抗战（家里成为了党的一个交通站），一家人前后都到了运河西初建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年仅9岁的刘真参加了冀南军区六分区宣传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红小鬼”。其后刘真辗转于冀南六地和太行山根据地等地，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刘真度过了极不平凡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刘真在战斗中成长，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跟随部队在战争间隙中读书识字，自学成才，奠定成为一名作家的文化基础。刘真13岁成为候补党员，16岁正式入党，当过演员、宣传员、交通员，亲身经历了战火纷飞的残酷战斗，同时也感受到战友、人民亲人般的情谊。

　　童年记忆是难以忘怀的，战争记忆在刘真的心灵中烙印地如此深。具有战士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刘真自觉地承担起回顾历史的责任，战争年代中可爱的小伙伴、曾经帮助过她的人们、部队的战士领导们、战争年代所发生的一切，成为刘真小说创作的不竭源泉。

二、刘真小说的“自传”色彩

郁达夫说过，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作家的创作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家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或多或少投影在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中。郁达夫把自身的人生经历与情感特征融入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身上我们可以从中捕捉的到曹雪芹的身影，庐隐的《海滨故人》的主人公露沙就是庐隐自己。刘真的不少作品中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小说在人物、背景、情节方面都与刘真的革命成长体验和工作经历密切相关。刘真甚至在1983年出版的《刘真短篇小说选》《自序》中明确说出：“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写我的个人生活经历，尤其是写童年的那些篇章。其他，也是我最熟悉的生活、人物，我曾和那些模特一起工作，劳动。”所以，从刘真自己的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刘真的小说。

　　首先，在小说人物设置上。

　　刘真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真实动人的人物形象，革命队伍的“小鬼”形象系列、老大娘、革命同志、少年英雄……就像刘真所说的这些人物的原型，多为作者接触过的人物。

　　刘真的多篇小说，描写一个个在战争的洗礼下显得早熟但又不失天真浪漫天性的孩子。小荣、“弟弟”、香玲、小二胖、张玉克……，都是刘真战争年代的小伙伴们。在主人公的身上也多有作者的影子。有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名字甚至直接就叫刘清莲。

　　刘真小说中的儿童，由于战争使他们过早离开父母，加入革命队伍中来。一个个比同龄的孩子显得早熟，他们内心充满着对革命的信念、对敌人的愤恨，却不丧失儿童天真浪漫的天性。

　　《小尼姑》中宣传队的小兵们，最大十四岁，最小九岁，有爱哭的、尿炕的、调皮捣蛋的，什么样的孩子都有，虽然孩子们毛病挺多的，犯了错误却还会开批判会。《英雄的乐章》中，馋嘴的小八路们把部队发的津贴每天由一个人买油条来分吃，这样可以吃很久。

　　这些生活细节的描绘，使小说充满了童真、童趣。就是这些孩子，在战争来临时，以自己尚稚嫩的肩膀担任了危险的革命任务。《好大娘》和《弟弟》中，刘清莲和“我”在战争中负伤，《我和小荣》小交通员“我”（小王）和小荣两个孩子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完成任务。这些孩子已经在战争的磨练中成为坚强的战士。这是在战争时代极为正常却又极不平凡的事情，也是刘真在战火纷飞时代真实生活的写照。经历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的刘真，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笔下的小说中，小说中的各种场景无不表现得栩栩如生。

　　其次，在情节设置上。

　　刘真小说并不追求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很少对战争进行正面描述，而善于从侧面截取一个时间段的战斗生活中的场景，描写战争的残酷、战士的坚定勇敢、战友间、军民间洋溢着的温情。

　　1939年，刘真一起参加了冀南军区六分区宣传队，在《红枣儿》中，宣传队在小张庄中，宣传队的孩子们在地主家的枣树林旁上课，逐渐成熟的枣儿让他们嘴馋，盼望着风儿把成熟的枣儿吹下来，而为地主家守枣树的李大娘担心犯错误被地主婆看不起，对孩子们很严厉，给孩子们造成了误会。

　　《小尼姑》中调皮活泼、性格天真烂漫的众多“红小鬼”的形象，他们与信佛房东老大娘发生了矛盾，受到冤枉却由于没文化，嘴巴笨说不出道理而只会哭。这些小说的情节，明显和作者的经历联系密切。

　　《英雄的乐章》张玉克的原型是刘真1941年去冀南文总主办的艺术训练班学习时遇到的普通班的音乐辅导员张玉群，训练结束后张玉群在“扫荡”中下落不明，“《英雄的乐章》是我在生活中碰到一些不幸，感到很痛苦。”所以，《英雄的乐章》是刘真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了的同志而创作的。小说中人物以刘清莲命名，希望有一天能够再度重逢。小说中，刘清莲和张玉克这一对革命小儿女在宣传队中认识，在残酷的战争中，虽然聚少离多，但是两人逐渐内心产生了朦胧的爱情，作品以两人的爱情为线索，塑造了英雄张玉克的形象，他坚强勇敢，革命信念坚定，却在战场上永远停留在十八岁。

　　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大扫荡，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一位老大娘冒着生命的危险救助刘真，以这位老大娘为原型，刘真创作了一篇回忆性的小说《好大娘》。

　　刘真根据自己做过的交通员的经历创作《我和小荣》，描写抗日小英雄交通员小王和小荣的故事，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机智勇敢地完成一个个送信的任务，特别是小姑娘小荣，当地下交通员的父母牺牲后，立志继承父母的遗志，加入抗战工作。

　　《大舞台小舞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战士的英勇。抗战队伍的尖兵剧社到村子里给群众表演，来不及撤退，遭遇到讨伐队与鬼子的袭击，在战斗中，音乐队长金歌、班长杨子臣、女演员杨素霞、社长黄天微，毛驴被打死了，同志们把它当做烈士埋掉了。幸免遇难的“我”感叹道：“生活的大舞台呀，你和小舞台相比，丰富多彩，也更加残酷无情”。

　　刘真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以演员、交通员等身份参加过多年的革命工作，很多作品中的情节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作品读来真实自然、亲切感人。

　　再次，在表现主题上。刘真小说的第一个主题是革命的成果来之不易。

　　刘真的小说很多内容涉及到回忆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的场景，让历史告诉我们新中国的成立是他们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终生的成果。《好大娘》、《我和小荣》、《大舞台小舞台》等都是对战斗生活的回忆。新中国政权的建立，除了靠革命战士浴血奋战，战争年代那些为抗战做各种革命工作的群众也功不可没。

　　另一个主题反映了战争岁月中的军民鱼水情、同志之间的友爱之情。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被作为“暴露黑暗”、“宣扬人性”的修正主义文艺备受批判，感受到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产生的隔膜与戒备的刘真不由得怀念起战争年代中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这是小说《长长的流水》创作的最初背景和动机。

　　《长长的流水》中十三岁的“我”被送到太行山，加入了整风小组。“我”倔强、贪玩、自以为是，受到了整风六队组长李云凤大姐无微不至的关爱与教导。李大姐找来了小学的语文和算术课本，督促“我”学习，在生活中李云凤大姐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般悉心照料着，李云凤大姐是真善美的化身，为了革命事业奉献了身心。刘真十三岁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党的思想深刻教育了根据地的党员群众，党群关系密切，所以《长长的流水》极有可能就是刘真自己生活经历在笔下的复述。

　　《好大娘》中两位普通老大娘，在小战士遇到危险的时候，为战士们无条件地提供帮助。巩家村的一位老大娘，把战士拉到自己家里，嘘寒问暖，给战士们烧水、烤衣服、补破鞋。另一位小张村的老大娘，在敌人的围剿中，掩护了小战士，并且背着小战士找到了革命队伍老大娘却在回家的路上鬼子抓住，打瞎了一只眼睛。这类事件在抗日根据地坚持的敌后战争中是一种常见的事件，刘真的小说只是忠实地记录她自己身边的事情而已。

　　刘真的这类作品弥漫着浓郁的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战友间，军民间的鱼水深情构建起刘真十七年小说的情感基调。而这些和她童年的生活息息相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批作家满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将刚刚结束的革命历史纳入到文学作品的叙述中，歌颂新社会、新政权，回忆往昔的战斗生活，塑造革命英雄人物。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是十七年时期宏大叙事的代表性作品。宏大叙事一方面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另一方面强调高度的意识形态性，以意识形态来图解作品。

　　刘真的文学创作在十七年的文坛中处于与主流文学保持一定距离的边缘文学。刘真作为一名具有革命成长经验的资深革命者，自觉向主流文学靠拢，在作品中以具有自传色彩的革命战斗生活为叙述主体，以高度的理想激情为革命唱赞歌。但是，在进行革命叙述时，刘真以儿童、女性叙述者的视角介入到叙述中，很多时候运用了展现人性中的真善美，给残酷的战斗回忆注入人性的温情。这种人性化的创作风格在以阶级性代替资产阶级人性的创作中显得另类，刘真的创作始终未能融入到主流文学中。刘真的《英雄的乐章》也没有背离英雄叙事的主体，但由于以女性逝去的爱的角度去回忆英雄人物，违反了“怎么写”的规范，饱受批判。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随着十七年的远去，她的自传色彩小说在的读者面前越来越多展现出它们独特的文学魅力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