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颖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家族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其形成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国，最早可以追述到司马迁开创一人一代记的方式叙述人物历史的作品《史记》，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家族小说的先河。进入到现当代文学创作中，更是涌现出了大量的家族小说：鲁迅《祝福》、巴金的《家》、陈忠实《白鹿原》等。作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创作的主题，俄国同样有大批作家投身创作，如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布林《苏霍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借助批评家格里高利耶夫提出的“有机批评”理论，通过深入作品中有关人物、场景的描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

一、中俄家族小说的人物

在两部作品中读者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人物和家庭环境：一个是四世同堂组成的“联合家庭”，另一个则是由“偶然成员”组成的“偶合家庭”。

　　《家》中的高老太爷曾是前清的一位官员，凭借自己的能力置办了一份很大的家业，在经济特权的加持下他自然也拥有了一份封建家长的特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支配青年人婚姻、制造奴隶人格。鲁迅曾分析说“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利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封建家长控制的绝对权在作品中多有体现：“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李家的亲事我已经准备好了。下个月十三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看似这样一个“不错”的决定结束了觉新与表妹梅的恋爱，也开启了两个不幸的人生。在青年一代人物中，觉新历来是批评家和读者最关注的角色。他是一个实行“不抵抗主义”、“作揖主义”的“工具人”。作为长孙，他身上最明显的品质就是孝——“他们教孝，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觉新作为一个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年轻人，在新思潮和旧观念的碰撞中他却选择了隐藏自我，向封建势力妥协。觉慧相较于他的大哥，身上的反叛意识是尤为明显的。在他的认知范围中，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和权威都是可以打破的。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实也是巴金对自我的刻画，他作为一个新型人物，就犹如一盏明灯指引当时的青年大胆去抗争并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他敢于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激进言论、支持觉民抗婚、与婢女鸣凤恋爱、反对驱鬼的封建迷信活动、勇敢的走出家门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抱负等。他的出走不仅是巴金为新兴的独立青年指出的前进道路，同时也预示了老一辈封建势力终将土崩瓦解成为过去。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氏根据一桩真实弑父案改写的。老卡拉马佐夫作为一个家族的长者，较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明显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他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对他们抱着一种放养的心态，任其自生自灭，可以说家里的老奴都比他负责。而放眼其私人生活却又是另外一幅画面——两段婚姻、一段风流史，这也就导致了父与子之间甚至子与子之间关系的微妙。老卡拉马佐夫的家长身份以及威严完全不同于高老太爷，他仿佛就是一个寄生虫和小丑似的存在。“父亲”这样一个形象在陀氏的很多作品里都是隐约提及，从《穷人》到《罪与罚》，“父亲”无一例外都不是正面的形象反而是一个缺失的角色。从“父亲”角色的空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的不幸，在第一部第一卷中陀氏就点出了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故事。

　　陀氏在作者前言中曾写道：“我要给我的主人公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立传”很明显陀氏倾心于阿辽沙这一人物形象，他身上所代表的宽容、仁爱都是被作者欣赏肯定的。作为一枚硬币的反面，斯乜尔加科夫则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存在。文中出现的一个高潮就是伊万的“精神弑父”和斯乜尔加科夫的“行动弑父”，斯乜尔佳科夫为发泄自己长期卑屈处境下郁积的怨恨情绪以及对金钱的渴望，冷酷地谋杀了自己的父亲，其中伊万“既然没有上帝，则什么都可以做”的说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相较于其它的扁平人物，伊万则发出了多面复杂的声音，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陀氏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作品中的伊万是个无神论者，他不相信基督，是上帝的拒绝者，这也意味着他抛弃了一直蕴藏在俄罗斯传统中的东正教文化，他选择远离人民远离自己生存的环境根基，转身表现出对欧洲的无限向往，即使那已经是一片坟墓他也认为高贵并愿意前往。他身上表现出与俄罗斯传统的背离性，恰恰与阿辽沙完全相反。

二、中俄家族小说的文化意蕴

两位作家的写作动机均表现出了对青少年的一定关注。可是在具体刻画作品中的人物以及展现代际之间的冲突方面却存在差异，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描写，笔者认为更应该从多方面的角度来进行剖析，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创作背景、个人情感、宗教信仰等。

　　首先是作者的创作背景：《家》写于1931年，是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同时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场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自身的落后，迫切要求变革，而改革的矛头正直指当时的封建专制思想。正如巴金所说他的《家》描写的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在各地都可以找到和这相似的家庭来”而究其原因，自然与中国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自周秦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封建大国自居，“人类即自然地文化地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之中，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双重境遇。”在这样传统的联合大家庭中“人物关系是支撑着传统家庭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家庭文化得以演绎的舞台。”封建的家庭关系与当时社会要求改革的进步思潮是完全相悖的，毫无疑问在历史的长河中最终只能走向没落，这也正是当时五四前后众多封建大家庭面临的命运。

　　陀氏出生在俄国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写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发表于1881年。1861年俄国发动了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迅猛发展。但这次改革并不彻底，它没有给予农民想要的自由反而进一步把他们变成了资本的奴隶。此时金钱的力量达到了空前膨胀的地步，在它面前，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发生了动摇，家庭观念也随着“解放”而日渐淡漠，亲情联系显得愈发单薄。“我们无疑存在着日益瓦解的社会生活，因此也存在着日益瓦解的家庭关系，但也必然存在着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生活，谁来发现它们并指出它们呢？”“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的弃儿，是‘偶合家庭’的‘偶然成员’”。“偶合家庭”一词早在《少年》发表时就已经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时局的变化动荡，这样的家庭在俄国60—70年代大量出现。陀氏在《作家日记》中曾多次提及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将其中转变的原因归结为共同理想和一种内在凝聚力的丢失。在对偶合家庭的思考基础上，陀氏还自然而然的联想到了俄罗斯青年的命运，这一代人的成长中明显的特性就是脱离人民、脱离根基并且还未意识到自己否定蔑视一切传统所造成的恶果，伊万正是这样的青年，他在心底对于宗教的怀疑蔑视也是当时一部分贵族青年的真实写照。

　　其次，巴金的文学创作一般伴随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或强烈的戏剧性冲突，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家》版本众多且自出版后修改有八次之多，在1953年版《家》的修改后记里，巴金曾提出自己想重写这本小说，但后来考虑到作品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最终选择放弃。作者在写作时奉行的主旨动机即将个人情感和时代情感高度结合，希望借作品中塑造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表达对愚昧残暴行为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鼓舞广大青年走出封建家庭摒弃身上软弱妥协的“觉新性格”，做新时代的新青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天才地洞彻了社会主义蚂蚁窝的精神基础。他从宗教观念上意识到，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伪‘共同性’、伪教会，它带来的是人的个性的死亡，人身上的上帝形象的死亡，是人的精神自由的终结。”陀氏在《作家日记》中重点强调了俄国根基、东正教传统、人民真理的重要性，他看到西欧曾作为“窗口”给俄国带来光明的前景幻想，但这种光明不够纯粹，如果亦步亦趋按照西欧的经验发展，俄国是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出路。正因如此俄国人民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传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尤其不能丢失东正教真理，始终保有一种独立精神在其中，这也是俄国历史上“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一直争论的焦点。两位作家的个人情感明显不同，巴金支持“出走”而陀氏要求“回归”，作家相反的主张除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同时还离不开他们个人所拥护的信仰。

　　《家》于1931年开始连载，系巴金的早期创作。此时巴金正全身心投入无政府主义思想（1927—1937），关于无政府主义无论是巴金本人还是其研究者们都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究竟该如何定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巴金的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出肯定的答案。但国内外的很多学者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巴金的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表现在“反专制”、“反封建”的倡导上。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历史。“一方面，无政府主义理论赋予他一种以革命为必然目的的唯心主义史观，另一方面，作者不能不从自己的唯物主义态度入手，去面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及其具体条件。”在巴金早期的创作中，文本仿佛都贯穿着革命和历史时间的关系，他坚定地相信着人类的解放。这也是为什么在《家》中作者鼓励年轻人大胆反抗专制思想，勇敢出走的原因。反观俄国作为宗法制社会，“东正教、沙皇专制制度和国民性三位一体人民性意识形态是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精神状态的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其年轻时曾追随过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并接受了他学说中所包括的无神论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后来的流放和苦役让他的信仰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放弃他年轻时激进的社会理想，开始转向俄国民众的宗教，也就是说，他不仅开始信仰民众之信仰，而且其信仰正源自民众之信仰。”正是怀着这样的矛盾心情他创作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理性和信仰的冲突是贯穿他作品中的一条主线，同时他保持一种神秘的民粹主义思想，不主张以西方进步的方式为人民谋幸福，而提倡去汲取人民的理想。作品中阿辽沙和伊万之间的论争正是陀氏内心挣扎的外露，究竟上帝是否存在？正是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造就了这部作品伟大的思想光芒。

三、总结

围绕中俄家族小说这一创作主题，本文选取了巴金笔下的《家》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来进行比较剖析，通过梳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以及家庭矛盾并进行互衬式比较可以得出：两位作家通过“家族”这一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均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成长的关心，虽然描写家族整体都是走向没落，但是由于所处国家、写作背景和作家个人信仰的种种不同，在具体创作中表现出肯定和批判的东西也都不尽相同。正是通过比较的视野，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同一个主题在不同作家笔下的演绎，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写作以及在作品中个人所表达的情感，做到真正从民族文化的背景下理解艺术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