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柳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从沈从文到田耳

沈从文与田耳的两部作品风格与文笔似乎迥异，但之所以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实在因为两位作者大有相似处：都在湘西凤凰长大；青年时期都离开家乡，见到过“外面”的天地；写两部作品时又几乎都是而立的年纪；又同样的关注到底层人民。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两部作品分别书写了现代性下湘西的前、后都市化进程。

1.不同的创作心态。

20世纪中期的湘西，正值现代化转型的初始阶段。此时，对于即将到来的、由现代性文明带来的都市化进程，和“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对乡土人情的碾压，沈从文抱以深深的忧思。所以，在《边城》与《长河》的题记里，沈从文都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目的：“拟将‘过去’与‘当前’对照”，以从“民族品德的重造”中，寻求复兴的希望。

　　21世纪的湘西，仍在缓慢、却从未停留地赶上现代化的进程。此时，已经处于都市化进程中的田耳，开始在作品中以漫不经心的口气表达对现代性的嘲讽与不满。他以“比关怀更切实的理解”，执笔写下了以湘西各市、县城为缩影的“佴城”系列小说。后期离开家乡的田耳表示：“我这么多年写人，大都以湘西人作为底本。”讲述湘西故事时，他更关注：在唯利是图的时代中，湘西的底层人的生存轨迹、精神状态，并以现代性的反思深刻的剖析时代。

2.相同的底层关注。

写作《长河》前，对农民时常“怀以温爱”的沈从文，便在《边城》的题记中，预设了后期写作《长河》等作品的目的：在现代性背景下，揭示“首当其冲的农民”如何失其“质朴、勤俭、和平”，成为“新东西”。这一目标，《长河》并未完成。但在一定程度上，《天体》写了沈从文没有写完的“新东西”——底层人物在现代洪流中异化的生存状态。

　　在沈从文小说里，凡是长在湘西的，都是一副天生热爱一切的模样：与人为善，体力好，老实经营，获得收益。所以好在即使作者本人带着写农民如何被现代性击垮的目的，因仅有一卷，《长河》里的湘西底层人，才保留住了人性和惬意。而《天体》中的底层协警，在时代洪流里却无处可退。《天体》中，丁一腾的出场是在下着雨的阴郁气氛里，警局里的人昏昏睡去、无所事事。唯一醒着的是丁一腾，作为基层辅警，他是没有地位的：正看电视却被粗鲁地换了台，距离电话更远也要起身接电话。至于符启明，他才是作者花大气力描写的主角。相较能力普通的丁一腾，他是个绝对的底层强者：交际能力、侦察能力突出，也有向上的野心。但欲望的泛滥与道德的缺失，让他没有好的结局。

　　沈从文与田耳同样关注底层命运的原因，也许正如沈从文所说：预备“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社会的转型，底层常常首当其冲，面对现代性的转变，小人物在思想上和能力上都没有做好准备，往往稀里糊涂地被现代性的浪潮裹挟。恰如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最典型的特征的总结：“激进变革巨大的多样性和频繁性”，而相较西方现代性更有准备的自由萌发，中国的现代性是由战争带来，并被动且无准备地、更为迅猛地展开。

二、作品里“湘西社会关系”的变化

湘西传统农民的作物灌溉、生活取用乃至货物运输全然仰仗着河水，所以住房的筑建，也沿着河水，在河两岸形成两条带状河街。而《长河》和《边城》里都有这么一条河水，沈从文常以“上善”的“水”作整体意象，从水的包容、积极里，追索到传统湘西地缘关系中的纯美人性。到了现代湘西，人民离开河水，用楼房侵占农田，将耕耘的力气和时间放在虚无的欲望追求上。所以田耳选择了看似璀璨却遥远虚无的天体作整体意象，他笔下的丁一腾、符启明等人，都曾各怀着心思，仰首望过天空中可望不可求的星体，最终低头走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时光辗转，作者们从踏实的河水写到虚无的星空，这期间，湘西人民的关系也似乎发生了变化。

1.传统集体中“以情来往”的地缘关系。

在《长河》仅有的一卷中，由地缘关系所形成的小说人物的核心是腾长顺，他串联起了吕坪镇人际交往的链条。对此，沈从文特意以公正的口吻解释：“因家业、年龄和为人义道公正处，足称模范，得人信服”。滕长顺的确办事妥帖，对待每个人也都极为尊重：有钱的会长是他女儿夭夭的干爹，没钱的水手也是夭夭的叔叔。而在夭夭与老水手、干爹的亲昵相处里，也可看出这一家人将“水端的很平”，认亲、相处看的都是情分，而钱——价值的符号，绝不是农村人审判和衡量关系的标准。

　　吕家坪大大小小的人与事，多围绕着橘子展开。它是湘西农民赖以生存的收益产出，可湘西农民从不居奇，反将它看得“轻贱”。过路人或渴了、馋了要买，湘西人必定不买，并大方地授意路人可摘上“十个八个”，“歇歇憩”再走，但这样的回答，反而让路人误以为他“嫌钱少”，反骂湘西人“刁狡”。这是买卖东西不太细究利益、只讲情分的传统湘西风情，与以利为价值观的现代观念的冲突。几次橘子买卖都能看出：彼时橘子并不是利益的等价符号，湘西人卖它并不图暴利，只是一种营生，要不要收钱、收多少钱，全靠人情的左右。至于其中的利益得失，那是“无法解决、无可奈何的”，“乡下人用‘气运’来解释它，”以从中获得忍耐和希望。所以湘西乡下人勤勤恳恳地耕种，他们举办社戏以感谢或祈求自然的馈赠，不论收成好赖都有各家的过法，他们总会像河水一样，积极、包容、健康地把日子过下去。

2.现代性背景下“私欲主导”的市民关系。

现代性时代的人不相信这种“气运”，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要的就是靠人的努力，来摆脱自然和命运的束缚。正如马基雅维利的陈述 ：“福尔图娜是位可用力量控制的女人”。到了卢梭那里，他也认为人类应该从自然过渡到理性，“谈论贸易与金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切”。现代性第三次浪潮的代表尼采也肯定了“机遇的统治的终结”到来，认为：“人将第一次成为他命运的主人”。这些都是有前瞻与必然性的，但也遗留了问题：即“公民社会、理性、道德与极乐情绪的二律背反”。

　　所以到了《天体》写作的时代，缺失法律意识和道德感的主要人物符启明，才会在金钱的欲望里沉沦、在资本旋涡里陷落。从头到尾，符启明多次使用了观测镜，观察了天体，也用它来解决了情欲与仇恨，他是最符合“天体悬浮”意义的主角。他的野心中有尼采所说的“超人”意志：“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偶尔觉得某些星星摆得不是位置，他都很想将它们调一调，让布局更为合理，让星空更加灿烂。”这样的大格局是可贵的，但符启明鄙夷道德，他承认人的动物性，才会违反社会“公意”，创立非法娱乐场、偷窥、“杀人”。而丁一腾作为符启明的反面，在现代光怪陆离的金钱与情爱的欲望里，他显得格外的“多余、平静、宿命、随遇而安”。他从来不擅长欲望的追求，符合尼采终末之人的定义：“他们没有任何理想与抱负，像畜群般，只要得到良好的安置”。对现代性毫无抵抗的他，也早将自己异化成了狗，好在他还有责任与道德意识，够他继续普通的生活下去。

　　符启明与丁一腾的关系并不对等。在丁一腾的限知视角中，符启明恋爱、破案、发迹的过程全部无从获知，所以基于对符启明行踪信息的掌握不够，丁一腾从不敢信任符启明。符启明是有能力的，但极度“个人中心主义”，让他眼里只有个人私欲的满足，他会盘剥大部分的利益，将剩下的施舍给丁一腾。他甚至直接要求丁一腾放弃与自己竞争唯一的编制，以后再“提携”自己的兄弟，说明符启明根本看不上丁一腾的能力。但他肯定丁一腾身上有一种的“平静、很罕见的淡定”，这种淡定，是因为丁的世界也只有自己。没有物质欲望的追求，是因为他个人没有过多物欲，至于家人的物质供养他考虑的很少，也是对其他人不甚在意的、私欲主导下的“个人中心”。

三、本土地缘关系嬗变下的现代性反思

沈从文笔下，乡土人间的相处全然是信任与尊重，他们对利益的欲望不大，以情感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这也让以利益为尺度的城市人发生误解；而田耳的《天体》中，欲望的阀门已然开启，对个人利益与欲望的大肆追逐，使得人物纷纷变异：大学生“小末”、“沈颂芬”放纵性欲，是爱情关系的异化；丁一腾与符启明的“个人中心”，是朋友关系的异化；符启明越过道德、法律底线的利益追求，是人性的异化。总结两部作品展现出的人物关系，可以看出：湘西社会关系的某些方面，在现代性背景下出现了明显的嬗变。

1.成因与思考。

湘西农村社会关系在农耕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滋长起来，原有的生产方式“费时、耗力、低效、隔离”。因此，传统湘西地缘关系长期以亲缘为纽带，以家族聚居为特点；生产价值的上升空间小，所以人们金钱欲不高，并且思想相对保守。以上种种虽有益有弊，但好处便在于可构成以情为重、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

　　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城市化逐渐侵占了农村的耕地，现代生产方式提升了生产效率，再加上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大部分的年轻人从农耕中得以解脱。但湘西山区的教育水平、家长落后的教育方式，不足以支撑所有的湘西年轻人考上高等学府，树立正确的三观，因而有数量不少的青年放弃读书，失去农耕能力的他们离开家乡到城市扎根，见到了诱惑更多的世界。由于信息化时代拜金主义的引导，如果本身思想有局限，再重新反顾乡村生活时，他们可能关注到的不是乡土的人性美好，反而会筛选出乡村种种“落后”的方面，从而产生“自卑”感。要掩饰这种自卑感，当然要迎合现代性的时代，要从金钱房屋等物质利益、被追捧的社会地位的追求中来找寻存在价值。虽然欲望本身无罪，但过于沉溺就会模糊道德、法律的界限。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湘西市民脱离原有的地缘家族集体结构，变为互不相识的、闭锁的高楼小家庭结构，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个人中心主义的形成。

2.借鉴与启示。

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以乡土文化为对比的目的，并非希望倒退，而是同从文先生的期望一致：“将‘过去’与‘当前’对照”，从中找寻更好的未来。而湘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里发展速度较慢的城市，少数民族聚居、起步经济较为落后等客观现实，促使湘西现代社会转型也具有其地域特殊性，但对于各地城市化进程存在显著差距的中国，具有参考价值。

　　如上述，在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与现代化社会中期，人们极容易由于对于利益的过渡崇拜而产生嫌弃乡土的情绪，并会导致转型后期人情观念淡薄、金钱欲望泛滥等现实问题的出现。信息化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正确思想观念的发展更应该迅速追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教育与舆论的内容中也应着重对乡土情怀的渲染、展示农耕文明的美好，并强调正确的金钱观和道德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