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颖琦

　　南通大学文学院

　　《红楼梦》之所以可以居于中国古典小说之巅，与曹雪芹细致的人物刻画、高超的写作技巧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密不可分。曹雪芹对于封建社会的女性命运付诸了关注和思考，《红楼梦》中就体现了各阶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而作者在《红楼梦》中付诸了不少笔墨。作品中妾妇的形象具有典型意义，既是畸形文化的产物，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婚姻制度在社会前进过程中不断变革的重要范本。

　　现阶段学术界对于《红楼梦》妾妇之悲剧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如《赵姨娘与尤二姐悲剧命运成因探讨》，将赵姨娘和尤二姐的悲剧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二人悲剧原因有相通之处；《论尤二姐悲剧形象的审美价值》，对尤二姐个体悲剧进行单独分析；《论〈红楼梦〉中的妻妾矛盾及其根源》，认为一夫一妻多妾宗法制度是造成妻妾矛盾和悲剧的根源。关于妾妇形象，陈鹏于《中国婚姻史稿》中进行了一番比较典型的论说：“取妾古称买卖，买卖则以金钱论价，犹牛马田宅，自不得若妻之备六礼为聘也。”妾身为《红楼梦》中的配角，饱受封建社会父权文化的屈辱与压迫，遭遇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戕害，以一种异样而另类的方式反映了传统婚姻制度下女性的悲剧命运。据此，我们不难体认到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人文因素的缺失，进而思考如何有效地推动现代文化道德的进步。

一、《红楼梦》妾室群体分类及其生活境遇

1.地位：二房、姨娘、通房丫头。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区分等级差别，以稳固正常的统治秩序，正如荀子所说：“礼别异，乐和同。”一家之中，妻妾地位有别，至于诸妾也不尽相同。以此为标准，《红楼梦》妾室群体可细分成三种主要类型，即二房、姨娘和通房丫头。

　　二房在妾室群体中地位最高，以尤二姐为代表。“二房和丈夫的关系处于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之间。”地位次于正室，高于其他姨娘和通房，贾琏娶二姐与娶正妻颇为类似。凤姐得知风声之后去接二姐入府，二姐对平儿说：“你我是一样的人。”可见二房之地位比姨娘和通房都要略高些。这样看来，似乎二房的地位与正室相差无几，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二房与正室地位接近只是表面现象，“妾者，接也，言接见君子而不得为伉俪也。”实际上无论是出身还是经济后盾二房都很难与正妻相提并论，因此二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子，只是半主半奴，仍要服从于正室。

　　姨娘位于二房之下，赵姨娘为典型。姨娘不同于奴婢，有一定地位。像赵姨娘这样的老姨娘，地位虽然不高，但是小一辈的主子对她们大多还是以长辈之礼相待的。姨娘与正室、男主人之间又是纯粹的主仆关系，受双重压迫。通房丫头地位最低，秋桐、平儿、香菱等为代表。《红楼梦》中这一类型的妾数量较多，如秋桐、平儿、香菱、宝蟾、袭人等都是通房丫头。通房丫头无名无分，也无地位可言，正因如此，对正室构不成任何威胁。由此可见，通房丫头地位低下，礼仪和规制都不需要，她们的归宿不过是主子一句话的事。

　　2.行为：反抗者、配合者、逆来顺受者。《红楼梦》中诸妾的性情不同，处事方式迥异。《红楼梦》中试图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的妾的典型有赵姨娘、宝蟾等。例如赵姨娘，她的反抗更多是因为长久以来在贾府饱受蔑视后的扭曲心理和人格的畸变。文本中多次描绘了其反抗行为，如赵姨娘利用马道婆想害死贾宝玉和王熙凤。这也为赵姨娘最后的自我毁灭埋下了伏笔。

　　香菱和平儿作为《红楼梦》中的传统婚姻制度的配合者，身上有着女性特有的善良纯真和美好，却备受折磨，难以挣脱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背景下，她们无疑是悲剧。然而作为妻妾制度的服从者和维护者，她们下意识对妾身份的适应与配合是不可能为自己换来美好结局的，她们不愿也不敢反抗，这是一种悲哀，她们的结局是含泪的悲剧。

　　以尤二姐、周姨娘为代表的逆来顺受者则表现出一种懦弱妥协、毫不抵抗、毫不声张，在静默中活又在静默中死的态度。对于尤二姐的性格，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懦弱”，而最后毁灭她的也正是懦弱。尤二姐身份低微没有依仗，她单纯地以为自己的温顺可以换来穿金戴银衣食无忧的生活，而这正演变为一种软弱，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事实上迫害者并不会因为她们的安分守己就停止摧残的脚步，也不会因为她们面对苦难时的静默就会对她们稍有宽容。这也让我们看到传统封建制度下黑暗与残忍的冰山一角。

　　3.悲剧：生活境遇与命运归宿。《红楼梦》的妾妇生活处境是十分卑微的，在贾府并不受尊重。不仅生活条件艰苦，而且一定程度上她们只能算是“生育机器”。在贾府众人凑趣儿出份子为凤姐儿过生日时，尤氏也嗔怪凤姐儿非要拉上赵姨娘和周姨娘这两个“苦瓠子”，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姨娘这个身份在贾府处境之尴尬窘迫。而通房丫头处境较之姨娘则艰难更甚，有时还会沦为男主人与正室的出气筒。由此，妾室在家庭中的处境可以说是极其卑微的。

　　《红楼梦》中妾室的命运大都是不幸的，她们的结局或被赠送或送归本家，甚至死亡。在高鹗后四十回的续书中，香菱在被扶正后难产而死；宝蟾承认给香菱下毒之事，沦为阶下囚；秋桐被贾琏厌弃遣送回本家；赵姨娘自作自受中邪而亡；周姨娘无儿无女，命运悲惨；尤二姐在凤姐借剑杀人计谋下，备受折磨，绝望地吞金自尽。凡此种种，这些人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对于封建礼教的不反抗或是说无力反抗，可以说，社会环境是她们悲剧的根源。尤其是像赵姨娘和宝蟾、秋桐这样的具有反面色彩的人物，她们的性格更是加速了其命运悲剧，成为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而像平儿、香菱这样具有美好品德的女性，同样难以摆脱时代造成的悲惨命运，这无疑令小说的悲剧意味更为浓烈、深沉。

　　4.魔咒：与庶子女群体之比较。庶子女由妾室所生，地位远低于正室所生的嫡子女，不受家里面重视，除非自身非常出众否则是难以出人头地的，他们在家庭中无疑也是悲剧的存在，是妾室群体悲剧的产物。

　　贾环作为庶子，上至贾母下至丫鬟们都不拿他当回事，比如贾母对宝玉、贾兰十分关怀，对贾环却只字不提，小丫鬟对贾环也不似对宝玉热情。凤姐提及贾环婚事时态度轻视，贾环的庶出身份，在婚姻大事上和宝玉是无法相比的。再如凤姐赞探春时也可惜她不是王夫人所生。因而庶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虽然也是主子，但是跟嫡子女比却千差万别。

　　而妾室在家庭中半奴半主的尴尬身份又使得她们的地位低于自己的子女。比如赵姨娘生了探春和贾环，然而女儿探春常因赵姨娘的愚蠢莽撞的行为以之为耻，只认嫡母王夫人，儿子贾环也常因为一些小事就“扭头暴筋瞪着眼撴摔”她。虽则赵姨娘是贾环的生母，却有主奴之别。当赵姨娘中邪，身为亲生儿子的贾环甚至想要不顾赵姨娘和众人一起回府，可见偏房侧室下场凄惨。所以，妾室群体的地位和处境较之庶子女群体更加艰难，妾室群体甚至得不到庶子女群体的尊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妾室群体的悲剧。

二、《红楼梦》妻妾制度与典型性

1.《红楼梦》婚姻形式下的妻妾制度。《红楼梦》婚姻形式下的妻妾制度并未离开传统婚姻制度的圈环，同时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时代痕迹和独特性。古代婚姻关系中妾室的身影随处可见且被允许，《红楼梦》中的妾室群体也正处于这样的制度之下，这也是《红楼梦》婚姻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红楼梦》笼罩在传统婚姻制度的阴影下的同时，也有着自身独特的时代痕迹。比如贾琏的正妻王熙凤与妾室尤二姐的矛盾和薛蟠的正妻夏金桂和香菱、宝蟾的矛盾都隐射出当时的时代痕迹，她们的矛盾折射出蓄妾制度的弊端和危机。细思《红楼梦》背景，像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这样广蓄姬妾的行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不稀奇，妾室是他们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妾的身影在《红楼梦》中频频出现，例如年长一辈的贾赦、贾政二人：贾赦广置姬妾，甚至于到了“贪多嚼不烂”的地步，贾珍、贾琏的妾更是不少。这种情况，正与明清时期纳妾之风的盛行相合。

　　2.《红楼梦》妻妾制度的典型性。《红楼梦》中妾室群体的存在也有其典型性。在《金瓶梅》里妻妾的地位不是很悬殊，正室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妾室可以谋求平等的家庭地位。在《醒世姻缘传》中，妾室小珍哥在府中很得宠，甚至可以凌驾于丈夫与正妻之上，无视封建伦理道德对她们的束缚，极力张扬自我。与诸如这些作品中妾室的形象不同，《红楼梦》中妾室没有正面对传统思想进行冲击，恰恰相反，她们的生活处境和身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古代妾室群体中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范例。总之，妾室群体在当时的传统婚姻制度下，地位卑微，饱受各方欺凌压迫，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是一群无论肉体还是精神都遭受迫害的女性，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 、妾室群体塑造的艺术性和现代启示

1.塑造妾室的艺术性。《红楼梦》具体成书的时代尚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红楼梦》所处的时代封建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经历了漫长的积淀，已渐趋成熟，其中所蕴含的艺术性和现代化启示也逐渐明晰。曹雪芹家族因卷入政治斗争中而从钟鸣鼎食之家一朝陨落，而这种刻苦铭心的苦痛让他对现实的感知更为深刻，因此他在作品中也不经意间发出悲凉与绝望的信号。他以他独有的敏锐触摸到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并将悲悯的情怀诉诸于笔端，企图通过《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来映射当时整个社会，表现作者深深的忧思。

　　虽然作者付诸于妾室群体的笔墨不多，但她们作为女性形象的典型之一，从未游离于作品之外，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妾妇形象作为女性形象中重要的一部分，曹雪芹既关注她们的生存境遇，又同情她们的悲惨命运。这完全打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非爱即憎, 非憎即爱”的传统。《红楼梦》的妾室们或顺从懦弱、隐忍妥协；或阴险狠毒、“不甘雌伏”；或温和大度、机敏善良，或不动声色，绵里藏针，最终都成为封建制度下妻妾争宠倾轧的牺牲品。《红楼梦》中关于妾室群体的情节叙述和细节描写，都是有据可查且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高鹗所作的《红楼梦》续书中不乏将妾室转正为妻的现象，如薛蟠扶正香菱，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传统观念的影响逐渐削弱，封建道德规范的枷锁已渐渐被挣脱。妾室群体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封建女性形象的一个缩影。

　　2.妾室群体的现代启示。《红楼梦》妾室群体所体现的妾文化也给予了我们一定的现代启示。

　　纳妾制度虽然似乎已经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湮没，大部分人对纳妾这样的陋俗已有了深刻认识和本能的排斥。然而婚姻关系中的第三者仍存在，纳妾制度的火苗依然隐在暗处寻找契机重生，以一种较为隐秘的方式藏于现实生活中。同时社会中对于金钱的一味推崇、男权思想的存在，都在为“妾”的复生创造机会，妾文化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却仍在当代社会负隅顽抗。因此我们对这一封建糟粕要时刻保持清晰的认知，不被它乔装后的假象所迷惑。古代的妾室群体在艰难境遇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执着追求是值得现代女性借鉴的。较之《红楼梦》中各方面都受到限制的妾室群体，现代女性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享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逐渐获得了人格和经济的独立、受教育权的公平等，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确实可以从《红楼梦》妾室群体中认识到蓄妾制度的弊端，从而鼓励现代女性去自立自强、不断丰富完善自我，以迎接新的时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