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师范大学
一、语用学视角下的《故乡》
语用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发话人表达的意义、听话人的理解、语境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等。话语、语境、会话含义和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的相关概念。话语是交际的载体，语境是交际的环境，会话含义和言语行为是用于保证交际顺利。语言交际的过程中传递语用信息，以达成语言交际的目的。（一）话语
1.语用单位。话语是指大于句子的用于交际的语言单位，是构成语用的基本单位。语言的结构单位由大至小，可以分为：句组、句子、词组、词、语素组、语素。按照组合原则与聚合原则，词或词组构成句子，句子通过一系列的组合和聚合构成句组。可见，句子是衔接的重要部分。从语用学上看，句子是关联上下文和语境的内容。因此，从语用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能使话语分析更加全面。2.话语意义。话语可分为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语言意义是组成话语的语言单位固有的理性义，反映的是语言符号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是语境中静态的、抽象的意义。语用意义则是语言在语境中形成的意义不同于语言符号的意义，是动态的、具体的意义，受到人的意图、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语言意义中的结构义是静态的语法意义。结构义主要有5种，分别是：主谓式、动宾式、偏正式、中补式、联合式。例如：
（1）我的父亲允许了。（主谓式）
（2）紫色的圆脸。（偏正式）
（3）急得大哭。（中补式）
（4）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联合式）
5种结构义，也适用于语用学范畴。语言意义可以进行抽象概括和理性分析而无需具备语境，这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话语的语用意义涉及语调、语气、指示词等方面的内容。动态的语用意义要结合话语主体身份的变化、说话人言语行为的特点、交流中的语用规则等多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语调。“这好极！他——怎样？”这里用的是短降调，表示听话人追问说话人，听话人想要知道“他”现在的境况。“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表示说话人陷入回忆，现在的故乡没有一丝活气，跟说话人记忆中的故乡不同了。第二是语气，它的最大特点是不同的语境可切换不同的语气。《故乡》中，杨二嫂来拜访“我”，极力拉进关系，好让她可以顺理成章地拿走一些东西。但是“我”早已忘记有这个人，杨二嫂就说“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这是反问句，意为你现在飞黄腾达，看不起我们，才故意说忘了。杨二嫂故意这样说，带有讥讽的意味。第三是指示词。指示词一般分为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地点指示等。例如
（5）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人称指示，“我们”不包括听话人，是排除式。）
（6）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时间指示，第二日是对于“我”来说的。）
（二）语境
语境具有多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语境具有整体性与独立性。比如《故乡》中“我”并不认为木器是多贵重的东西，并且也不能体现自己是富贵人家。但是在杨二嫂看来，既然传闻中的“我”已经当官，出门是八抬大轿，就不用计较这些“破烂木器”。这是杨二嫂久居故乡和“我”长年在外看待客观事物的区别。第二，语境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自然环境、空间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但在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背景下，人的思想、情感会随因为人物、环境而产生变换。例如“我”在见闰土之前，我的记忆中是少年闰土；但见了闰土，并且听到那一声“老爷”之后，“我”深知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隔阂。第三，语境是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例如，“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心愿，用圈子将他套住了”这是对少年闰土的描写。再到后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通过银项圈有无这个细节，突出闰土家境况由从前到如今的一个转变，导致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这些压在他身上的大山，让他喘不过气来。（三）会话含义
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会话含义。会话含义在言语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格赖斯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交谈的话语是连贯而有条理的。在交谈过程中，双方逐渐删除与会话方向不一致的话，保证交际顺利进行，即合作原则。格赖斯划分了“量”“质”“相关性”“方式”四个准则。在四条准则中，还有一些次准则。例如：所说的话应包含为当前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应包含多于需要的信息；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即所说的话是相关的；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要简练、有条理。如果说话人违反了合作原则，而听话人又可以理解，并根据说话人的话进行合理回应，这就产生了会话含义。违反这些准则同样存在四种情况。第一，说话人宣布不遵守合作原则以及有关准则。第二，说话人悄悄地违反一条准则。第三，说话人为了维护一条准则而违背另一条准则。第四，故意违反或利用某一准则来传递会话含义。就第四条违背准则举例如下：
（7）“我”：“他不咬人么？”
闰土：“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本来闰土只需要回答“不咬人”就够了。但是闰土跳过了“不咬人”这个回答，直接回答“不咬人”的原因，还说看到猹了应该怎么做，并且形容了刺猹的过程。“我”可以根据闰土的回答推断出猹是不咬人的。因为“我”没有见过刺猹的场景，所以闰土描述得具体些，让“我”能从刺猹的过程明白猹不咬人的原因。(违反了“量的准则”)
（8）宏儿：“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回来？你怎么还没走就想回来了？”
宏儿：“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
本来“我”应该直接回答“我们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或者某一个具体的时间，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问宏儿想回来的原因。这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这个令人气闷、孤独、悲哀的故乡，但是宏儿还小，“我”不忍用自己对故乡的感受来衡量宏儿对故乡的感受。所以“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反问了另一个问题。而宏儿的回答让“我”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因为我虽然和闰土已经是老爷和平民的区别，这让我很是悲哀，但是我转而也有了新的愿望，宏儿和水生或许会有新的生活，是“我”和闰土从未经历过的生活。（违反了“量的准则”）
（四）言语行为
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认识到，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早期哲学家已对言语行为进行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言就是行。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是人们以言行事，以及话语所产生的交际效果。奥斯汀解释言语行为的初创者。奥斯汀认为必须区分“言有所述”，即表述句；以及“言有所为”，即施为句。“表述句”指描述或陈述某种事物，有真假之分。而“施为句”则指说话人存在“警告”“许诺”“欢迎”等行为。后来，奥斯汀进一步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把言语行为分为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如“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后一个“去”既是一种许诺,闰土知道“我”得知管西瓜的乐趣，也一定像要他捕鸟一样要去管西瓜，也是一种欢迎，表示闰土邀请“我”夏天去管西瓜。但在交际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语言形式都可以直接表示说话人的意图，隐性的言有所为。如，“我”回答杨二嫂的话“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包含两种隐含意图：第一，“我”想要卖了这些木器要换钱，想在外间的寓所买几件家具，因为母亲也要一起搬家。第二，“我”并不想让杨二嫂把木器拿去。第三，“我”在母亲口中得知闰土的境况很不容易，多少也想把自己家的带不走的东西送他。二、语用学视角下品读鲁迅作品《故乡》的策略
（一）分析特殊修辞
1.小说叙述形式的特点。《故乡》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我”和闰土的往事、还有“我”与自我精神世界的对话，二者交织而成，构成《故乡》的整体。“我”归乡后再离乡，“我”离开的，不仅仅是我记忆中的故乡，更是“我”在接受教育之后，奔向现代文明中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仍然留有孤独、寂寞的悲哀情绪，“我”想在故乡中得到慰藉，特意回来见闰土一面，也因此“我”回忆起与闰土一起度过的少年时光。“我”由故乡的“猹”、“西瓜”、“捕鸟”、“圆月”想念闰土，也想跟他一起回忆当初的时光。但是随着闰土一声“老爷”，“我”被打回显示。“我”感到了绝望。“我”从离乡寻梦——归乡——失望离乡，区别与以往的小说叙述形式。2.反讽语言的冷峻犀利。主要表现在《故乡》中的就是闰土的一声“老爷！”，“我”与闰土从平等的关系变成阶级关系，在闰土看来，“我”已经归入了乡绅这一阶级，跟他是不一样的。从“迅哥儿”到“老爷”，“我”心中的故乡早已被旧文化笼罩，称呼的转变恰成反讽。对于受压迫的民众，受到封建制度的毒害，鲁迅“哀其不幸”，但同时，他们也不具有革命觉悟，鲁迅“怒其不争”。所以在描写的时候，对于也属于下层的闰土，“我”的情感是复杂的。他不能去“怒”，也只好“哀”了，但这是对于他和闰土二者而言的，他们都处于同一个时代，没有办法挣脱，也只好寄望于下一代了。
（二）观察特定语境
在《故乡》中，鲁迅从离乡寻梦——归乡——失望离乡，产生了前后对同一画面的描写。比如《故乡》里面有两个对比，一是“我”从外地归来，看到“萧索的乡村”，与少年时故乡中“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大不相同，虽然还是同一地点，但少年时的故乡已经消失了。二是在“我”的记忆中，杨二嫂能靠着美貌卖豆腐，但是现在却像是“画图仪器里的细脚伶仃的圆规”，用一种动态化的对比描写，更加凸显外部环境对人和事的影响。鲁迅在《故乡》中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对传统、落后的故乡进行深入的思考，虽然他对于故乡的梦破灭了，但是在他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像宏儿和水生一样的新生代，他不愿他们的梦也破灭，所以他在小说末尾谢了这句话，希望唤醒沉睡中的人们，让他们知道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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