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濮

　　天水师范学院

　　我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余华，对音乐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散文《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中曾这样自述音乐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音乐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了，准确的说是我注意到了音乐的叙述”。洪志刚《余华评传》也指出：“余华喜爱音乐，除了音乐本身的艺术魅力外，还有着某种明确的艺术借鉴的目的——从音乐中发现叙述的美妙，从音乐中寻找表达的力量，甚至使音乐中某些特殊的艺术元素在自己的小说中得以复活，从而为自己的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表达空间。”事实上，音乐对余华小说创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叙述，在丰富其文学语言，完善其文学结构，拓展其创作主题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音乐对余华小说叙述方式的提升

作为一名深谙叙述之道的先锋派作家，余华对于作品的叙述问题及其重视。对于他来说除了在散文作品中提到的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等人对他创作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老师”就是音乐。余华在他的散文写作中明确表明了音乐对其叙述方式的影响，在作品《说话》中，他认为在听一些大的叙事作品时可以了解它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再“从被模仿对象处提炼出后者的手法结构，然后加以诠释，并利用新的参照，根据自己所要给读者产生的效果，重新忠实地构造这一结构。”怀着这种艺术借鉴目的，音乐之潮慢慢沁润了余华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他的叙述方式。

　　其中，“重复叙述”作为音乐中一种常见的手法，在加强听者对转瞬即逝的音乐的印象，强化表达中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在巴赫、肖斯塔科维奇、柴可夫斯基等人的音乐作品均有体现。余华在聆听此类音乐作品时，深受其重复叙述方式的影响，并凭借着自己敏锐的艺术感知能力，将重复叙述手法运用到其小说创作中，以此来丰富自己的叙述方式。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许三观卖血记》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出现的一些重复，是音乐教给他的。例如，《许三观卖血记》中重复叙述了主人公许三观多次的卖血经历，其过程大同小异，主人公的每次卖血都要重复卖血前喝水，然后见血头，卖血后吃炒猪肝喝黄酒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对卖血情节的不断重复，使作品中的乐观面对苦难这一主旋律更加鲜明，也更好地向我们展现了许三观这样一位面对苦难始终保持乐观和坚韧的鲜明主人公形象。同时，就像罗小平在《音乐和文学》一书中提出的：“如果只统一，不变化，连续地不断重复某一因素又会产生兴奋中心的惰性，使人感到枯燥，厌烦”。余华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也不只是简单地重复卖血这一情节，而是通过变化每次与卖血经历相关的原因、背景、故事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丰富故事内涵并最终走向高潮。这和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中单一曲调的不断出现和不断消失的重复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对重复技法的使用，叙述的高潮最终来临。当叙述的高潮到来之后就“意味着叙述的穷途末路，如何在高潮之上结束它，并且使它的叙述更高的扬起，而不是垂落下来，这样的考验显然是叙述作品的关键。”肖斯塔科维奇、布鲁克纳、柴可夫斯基等人无疑找到了答案，他们选择用“短暂的抒情段落来结束强大的抒情段落”，让越来越沉重的叙述在这里得到解脱，向人们证明了小段的抒情对巨大的旋律和激昂的节奏的强大覆盖能力，让人们明白叙述过程中“轻”的力量。就像米兰.昆德拉运用音乐思维来革新小说创造一样，余华也从中获得启示。在《活着》的结尾，小说从沉重的死亡描写中抽离出来，以一种极其平静的语调叙述乡村宁静的日常生活。在《兄弟》的结尾，面对自己兄弟的死亡，主人公李光头用一句玩笑话解构了死亡的沉重，达到了在高潮来临以后让叙述更好地扬起的艺术效果。这就是余华从音乐的叙述中学到的“重复”和“轻”的叙述方式。

二、音乐对余华小说文学语言的丰富

欧根.希穆涅克在《美学与艺术总论》中提出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品质是密不可分的。闻一多也在他的“诗三美”理论中，提出诗歌的音乐美。由此可见，文学语言和音乐的关系十分紧密，但这不仅体现在音乐与诗歌的关系上，也体现在音乐与小说、散文及其他文体上的关系上。而余华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其小说创作中的文学语言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音乐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丰富其文学语言。

　　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文学语言受音乐影响的其中一个表现是音乐元素在作品中的引用。比如，在他的小说《文城》中把穿着木屐在石板路上走动的声音比作敲打木琴的声音，以此来说明它的清脆悦耳；在《活着》中借主人公福贵哼的小调更好地展示了人物的积极乐观精神；在《偶然事件》中借不同歌曲的播放渲染了气氛，推进了故事进程。总之，余华在小说创作中对音乐元素的引用，不仅丰富了其文学语言，在帮助塑造人物和推进故事发展方面也大有裨益。除此之外，部分作品通过字词的重复使用，戏剧式的人物对话，达到了语音的和谐，音调的抑扬，使语言充满了音乐感。以《许三观卖血记》为例，在作品中作者打破以往人物语言处于被动的方式，运用对话的方式让人物本身开口说话，并借鉴自己比较熟悉的浙江第二大剧种——越剧，学习戏剧中特有的唱词形式，让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像戏曲唱词一样，使人读起来富有音乐美。比如许玉兰坐在门槛上哭喊时，围观的邻居对她说：“许玉兰，你哭什么？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又欠了别人钱......是不是儿子在外面闯祸了......”，二乐回答道：“不是，你们说的都不是，我妈哭是因为一乐长得像何小勇。”人物的对话就在这样一种戏剧对唱的方式中呈现出来，充满了音乐的旋律美。其中，“是不是”字词的重复出现，进一步增加了对话的节奏感。

三、音乐对余华小说文学结构的完善

对结构的探寻是许多作家不可回避的一个过程，而对音乐思维的借鉴为作家提供了更多搭建结构的灵感来源，复调便是其中一种。复调原本是指音乐术语，“它由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声部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协调的形成一个整体。”最早在文学领域出现是由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出，他认为包含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就是复调。

　　其中，根据巴赫金复调理论中对“大型对话”理论和“微型对话”理论的划分，余华在复调理论中的表现显然更倾向于大型对话，即在作品中反映出“人类生活和人类思想本身的对话本质，”并且“在交流语境和文本的总体构型原则上具有对话性，表现为结构线索的平行性，共时性。”这在余华的《兄弟》中多有体现，主要表现为结构上的复调形式。小说把两个异父异母的兄弟放置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时期两个阶段去描写，塑造了老实本分却命运悲惨的哥哥宋刚和行事大胆事业有成的弟弟李光头两位主人公。两位具有不同个性特征和人生经历的兄弟在作品中交相呼应，构成结构上的双声特点。同时作品通过上下部划分的方式展现了个性压抑和释放自我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并以人物为线索，将两者串联起来，形成作品整体结构的对位关系。时代上的整体结构对位关系和人物结构上的双声特点相辅相成，构成大型对话，并共同去探求主旨，以此完成对人的生存价值的终级追问和对时代的终极思考。

　　就像音乐复调中，同时进行地多个声部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补充，相互对立能够弹奏出优美的和声一样。《兄弟》这部小说受音乐中复调理论的启发，通过借助时代上的整体结构对位关系和人物结构上的双声特点，在同一部作品中向我们展现了不同的声音，形成复调中的“大型对话”形式，从而向读者展示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四、音乐对余华小说创作主题的拓展

音乐富有强烈的感染力，是一种世界语言。余华在对音乐进行形式化借鉴的同时，也被音乐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所深深影响。在他的作品《活着》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写道：“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们都先离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这就是《活着》。”除此之外，《许三观卖血记》是在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影响下创作的，作者深受《马太受难曲》中苦难主题的影响，转而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底层人民对于苦难的承受能力。总之，不管是《许三观卖血记》还是《活着》，都是余华聆听音乐时所激发的情感表现。就像列夫.托尔斯泰说的那样：“艺术家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情感，在唤起这种情感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以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这感情，使别人也体验到这种同样的感情。”正是音乐唤醒了他身体里潜藏的这种情感，深化了他对这种情感的思考，以此来拓展他的写作主题，尤其是对苦难主题的书写。

　　除此之外，“文学作品中和谐的语音，音调的匀称、句式的节奏构成的音乐美，可使诗、文、小说的情感抒发更强烈，形象刻画更鲜明，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因此，余华在运用音乐拓展写作主题同时，也通过把音乐融入到自己创作中的方式帮助塑造人物、营造氛围、深化主题。比如《一个地主的死》中日本官兵在明白自己走投无路时，低声哼唱的家乡歌谣渲染了浓重的死亡氛围。《活着》中福贵哼的小曲“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更好地表现了人物的乐观精神。

五、结语

余华小说对音乐的借鉴及其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丰富的艺术素养之于高质量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不只小说的创作需像余华一样可借助音乐的他山之石，音乐的创作同样也需要小说及其他艺术形式的鉴照。余华创作中文学与音乐的成功联姻，也再一次证明了艺术家触类旁通及开放胸怀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