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泽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今日成都，细雨绵绵。在南国小阴天里的武侯祠，似乎更容易找寻到它原有的呼吸。

　　在我心中，对诸葛亮的缅怀始终萦绕在祁山之边。“武侯六出祁山”的壮举，伴随着五丈原落幕的悲鸣，如同一首长歌，响彻岁月山河。在我的梦里，祁山那立于西北荒垂的遗世独立、连山秀举、与罗峰兢峙，才是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动容之地。

　　然而，国内武侯祠众多，成都的武侯祠终究成了的声名翘楚，只缘它背负诸多不可磨灭的故事，那是人间绝句，也似沉重的叹息。

　　今天的游人追慕武侯，熙攘而来。但走到正门，蓦然抬头，往往看到门匾上书“汉昭烈庙”四个大字，便顿生茫然、四处询探了。我第一次来此，便大抵如此。

　　是的，成都的武侯祠，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

　　步入汉昭烈庙正门，不远处便是刘备的祭祀地。没有森罗的恢弘、尊卑的井然，这个不大的四合院，由刘备殿、文臣廊与武将廊围合而成。殿宇是传统的歇山式建筑，屋顶以半山为形，让小小庭院笼罩起了大山巨峦般的稳重和质朴。星罗棋布的碑文、字画与对联，铺满了目之所及，让人一不小心就被拉进群雄舞狼烟的岁月长河。东廊称文臣廊，以庞统为首，还塑有简雍、吕凯、傅肜、费祎和董和等文臣，他们是“公亮志业”和“守节不回”的典范。西廊为武将廊，以赵云为首，还塑有黄忠、张翼、马超、王平和姜维等武将，焕发着“扰而能毅”和“勇而严整”的气质。

　　陈寿在《三国志》中写道，蜀国的文臣武将“咸以所长，显名发迹，遇其时也”。此“其时”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天时”，更是刘备殿与文臣武将廊聚合的狭窄但浓烈空间所映射出的君臣相知、文武相依、同志相携的“人时”。抬头可见康熙年间四川提督吴英为院子大门题写的悬匾“明良千古”，意为“明君良臣，千古垂范”。在这个院子里，明君与每一位良臣固然都个个熠熠生辉，但眼前四合院里面“明”与“良”抱成了一团，让人觉得他们缺一不可，才更具垂范意义。

　　每尊塑像下刻有大段生平事迹。这些文字如汹涌的水粒，汇聚出磅礴的江流，让空气凝聚出了金戈、铁戟与沉沙，它们是决胜汉中、鏖战夷陵，是七征南中、六出祁山。此时绵绵细雨落地，似乎再难以和此间的热烈呼吸一同和弦共音。在屯土山、在麦城、在猇亭，蜀臣千里走单骑、舍生取义，用生死淬炼着对刘备的不离不弃。尤以为，当年的壮怀激烈，当浇之以滂沱大雨与大桶烈酒，才能让人饱尝当年那黑云压城的战栗，那“义薄云天”、“诚贯金石”的浓烈！

　　如今全国九个较大的武侯祠都是单独祭祀诸葛亮，比如汉中勉县武侯祠、南阳武侯祠。然而，蜀汉的故事更像是君臣们彼此的执笔。在眼前这些饱经战火别离、却执意生死相依的君臣面前，缅怀一个群体，似乎比祭祀任何一个个人都更富有历史张力。

　　沿着轴线移步向北，见到“武侯祠”三字匾，便是诸葛亮殿了。殿宇宏敞开朗，过厅、东厢房、西厢房、钟楼、鼓楼、孔明殿六组建筑围合，以素石铺陈殿前台阶与栏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倒是殿前的明代凤鸟纹四足香炉颇具神采，炉口沿铸有一双抱财童子，似乎有意引人眼球，告知来人此处的香火旺盛。殊不知，武侯的香火，早已超越了传统的形式，在千年长河中无数仁人志士的精神世界里袅袅升烟。就如此时，大殿中游人的目光毫无游离，齐齐汇聚在神龛内的诸葛亮塑像一般。

　　诸葛亮殿中的诸葛亮塑像是一副威严不显、却和蔼可亲的模样。他目光微微低垂，让人感受着浓厚的温柔与期待。深邃的目光像是日月星辰，让人忍不住凝望，穿越到他生活的年代，看他“手持羽扇，头戴纶巾，身披鹤氅”。当“智绝”形象跃然于庙堂之前，根固于心底的崇拜与热爱仿佛挣脱了时空枷锁，便猛然扑向斯人那一缕神态、一个背影、甚至一副穿着。一瞥之间，就能把激动收获地满满当当，这般直入人心的感染力，我却是始料未及。

　　塑像之上是“静远堂”三字长匾，此名源自盛传的《诫子书》中诸葛亮对子嗣的殷殷嘱托“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塑像前，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立于两侧。《诫子书》交付给子孙二人的万斤重担，在历史上化为了拒邓艾、战死绵竹的忠贞与悲壮，化作了对父祖的倾情告慰。别人家三代相聚，尽显天伦之乐，而诸葛亮一门忠烈聚齐，却沉重地颇显悲戚！人的生命承以家国之重而得以永恒，而永恒的又何尝不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成都大概是诸葛亮唯一的“家”了。他幼时经历颠沛，生于山东琅琊，却幼丧父母，随叔父一路迁居到南阳卧龙。27岁居茅庐作《隆中对》，谋“天下三分”，立志兴复汉室，34岁离荆州入西川，力挽凤落雒城危局，终取成都。此后近20年，诸葛亮都生活在成都。无论是平定南中，还是北伐中原，成都永远都是他行程的原点与终点，直到他的生命在五丈原燃烧殆尽。那一年，他54岁。诸葛亮在成都的二十年时间不短，但也不长，鞠躬尽瘁成就的是“伯仲之间见伊吕”、和“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个承载了他宏伟抱负的根据地，也是他连年北伐、“以战养战”所守护的根本，大概这便是“家”了。

　　然而，诸葛亮大概也是为数不多的、不爱成都“家”的人。人言蜀中好风好景，“少不入川，老不离蜀”，直到今天，四川还是恋家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而诸葛亮却是“壮年入川，终老北伐”。这个柔软的天府之国，雪藏了电闪、狂风与暴雪，隐匿了大漠、孤烟与荒岩，却按捺不住诸葛亮望断中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也许，在他的梦里，“家”一直都是远方，那远方是“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是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军”，是“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刘备去后，他励精图治，“与民休息”，事必躬亲，蜀中大治。

　　然而，常人眼中的盛况，在诸葛亮心中却已是“疲敝”之地、“危急存亡之秋”，他说一切“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后人以情真意切慨叹《出师表》“千古谁堪伯仲见”。然而在历史上，《出师表》并没有同题材的出师表可供对比。古代请征者，大都对君主歌功颂德，彰显四海归心，慨言威望所使，或是痛陈利害危急，或是诱以滨土财富之欲。而诸葛亮之“请”，重在请示报恩。可台上毕竟坐的是当今君主，即便诸葛亮与刘禅有“父子”之名，终究难免陷于权力更迭的危局。其中厉害，诸葛亮自然知晓。坚持以至“纯”之表上奏，情与操使然也。

　　大概如此，他成为了一个难以回“家”的人。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刘禅严令大臣前往吊唁，除了心切马快的谯周之外，所有成都的大臣都未能一睹诸葛亮的遗容。如果说刘婵此举与北伐军事动向的保密性有关联的话，那后来他不迎回相父的遗体，坚持二十余年不立祀庙于成都等做法，则难免让后人陷于俗套的政治剧本猜想。人们更愿意相信，诸葛亮的一腔赤诚之情被埋葬在了重振君威、稳定政治等政治目的之下。也许历史真相不在史卷之中，也不在黄土之下，而仅仅封印在某个人的心中。但历史终究有些无情，今天的刘备殿中，有那位在刘禅投降时慷慨就义的北地王刘谌，却没有刘禅。没能回“家”的人终究还是“乐不思蜀”之人，历史许无心，却留写了一笔莫大的讽刺。

　　岁月无情但有义，诸葛亮终究是一位能回“家”的人。他清廉，死后刘禅查家发现，诸葛亮家财竟真的只有他说的“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刘禅颇为羞愧，养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于宫中，视若亲人。他坦荡，董和、李严、廖立等与之不合，但听闻他的噩耗，无不“闻之痛之，或泣或绝”。漫漫岁月沉淀人心，蜀民自发建了祭祀诸葛亮的场所，这些朴实的老百姓，又想祭祀蜀汉皇帝，又要祭祀蜀汉丞相。距离的需求，早已酝酿着合祀的民意。时光绵长，思念竟然越演越旺，人们实在太希望他回“家”了。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第十一子朱椿分封成都。这位蜀献王深察着民心，竟然真的将刘备与诸葛亮合庙祭祀。从此，“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这首诗为刘备庙何以又称武侯祠做出了最好注解。

　　这座武侯祠颇具护家风范。祠内有一镇馆之宝，本名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记录着后人为诸葛亮的辩护，后名为“三绝碑”。因宰相裴度撰文、柳公权之兄柳公绰执笔，秀绝天下的“裴文、柳字”是为“二绝”。这座落成于唐宪宗元和四年的三米高巨碑所记载的，是对陈寿对诸葛亮“奇谋为短”的评价、北魏崔浩对诸葛亮功业未就责难的劲笔反驳。碑文盛赞诸葛亮率领“节制之师”推行“化成之道”，有“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飘逸潇洒的字体云涌着热烈的钦慕之情。古来忠君重道之人，鲜有开国之才，经纶纵横之人，又多心怀诡论。此般“节”、“才”、“道”、“术”兼备之人，被唐宪宗钦定为一“绝”，于是“三绝”乃成。固本清源终成千秋茂木、不畏浮云可见日月星辰，成都武侯祠“三绝碑”的诞生，正是这样一个缩影。

　　相遇相知南阳里，相扶相持巴蜀中。君臣合祀的成都武侯祠，早已成为了君臣各执其责的智慧的象征。但也不经意间也为世人提出一个疑问，君与臣、领导与被领导者相处的最高要义是什么？是“权”的存续还是“业”的繁荣？抑或是其它，比如超越利害的生死相知、不离不弃？在政治与权力凌驾感情的旧世界里，超脱一切华丽的“至真至纯”、“至公至节”，是人类能超越时间、超越历史为数不多的生命奇点。

　　临走前，耳边响起杜甫《蜀相》中的“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可惜今日无黄鹂，却有森柏枝。园里将空地打点布置出了一片“盆景园”，以小松小柏、松奇柏绝愉悦游客。网红打卡地“红墙竹影”更是惹得无数年轻人搬出相机与道具，把一点“武侯祠印象”装点进自己的“诗意”生活。

　　千年一祠，饱藏了君臣合璧日月光辉、人心交映山河流转，它“唯一”的元素太多太多，却唯独少了些许的灵动与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