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理学院
李碧华是活跃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文坛和影视界的著名作家，她的笔下多以传奇怪诞的笔调和艳丽诡异的风格来叙述痴男怨女的爱恨情仇，由她所创造的女性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的烙印。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李碧华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影视屏幕，在大众文化领域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近五年研究情况如下：
一、从女性主义看女性形象的塑造
李碧华是以一名女性作家的身份来进行创作的。这种身份能够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以最强的共情能力来最大程度地还原女性的形象。对于李碧华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女性生存处境的研究；二是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索；三是对两性关系的构建。1.对女性生存处境的研究。
提及女性的生存处境，势必要先了解李碧华的写作背景，作为香港作家，李碧华以锐利的目光触及了香港特殊的文化环境：“混杂着古老的封建传统和殖民者带来的西方文化特色，延续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家庭伦理—男性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在家庭经济事务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女性自觉地时刻以男性为主导。”李碧华的“吃”系列小说依托男女情爱的纠葛，集中展示了父权制话语体系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如果说“吃”让人不禁想到鲁迅先生笔下封建礼教这个“吃人”的社会，而李碧华笔下的“吃”则是集中体现在这个“吃女人”的男权社会。这五部“吃”系列短篇小说描绘的五个女人无论是社会角色，还是人生遭遇都有较大不同，可是她们的生存状态在男权社会中被不断挤压，在压迫下，只有三条路供她们选择：一种是绝对服从与沦为牺牲品；一种是通过异化扭曲、迎合男性，达到非人的境地；还有一种是迎合无果后走向“杀夫”的极端。无论选择哪种，其命运都是注定可悲的。
在女性主义批评方面，李碧华以对形形色色女性的塑造展现了中国女性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压迫，同时也体现了女性对现实生存状态不满的抗争精神。近五年来，对李碧华文学作品的研究者虽道出了这一类小说用有卖点的话题、迎合读者口味的嫌疑，但也都承认了其中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有所贡献。
2.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索。
对于李碧华小说中女性主义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考虑到了女性悲剧命运，在对她们的研究结果进行研究后，将女性的结局总结为以下三种：（1）以身殉情，如：《秦俑》中的冬儿和朱莉莉，为了保护心爱的男人命丧黄泉。
（2）逃避现实，如：《胭脂扣》中的如花面对躲避死亡、苟且偷生的十二少，伤心离去。
（3）失忆痴呆，如：《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潘金莲忘却前尘往事，不再反抗现实。这些女性敢于表达自我意识、敢于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叛，但是在社会大环境中，她们还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究其原因，在于她们还不具备成熟的现代独立人格，她们所追求的“爱”从骨子里来说是中国女性几千年为封建男权文化毒素所浸透了的一种归属感,即使经济独立,在精神和情感上始终不能摆脱依附的处境。
在近五年对李碧华小说的研究中，研究女性形象和女性悲剧的较多，但是有一点不足的是：研究者们似乎忽视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带有的强烈的宿命观色彩，女性尽管轮回转世，但也摆脱不了男性的掌控，她们的离经叛道在命运面前都是徒劳的。
3.对两性关系的构建的研究。
第一，肯定女性性欲的合法性。李碧华大胆地肯定了女性在两性性爱过程中所产生的快感,颠覆了以往男权主义的话语霸权，同时也说明了女性追求自身性欲的合法性,以及女性在两性关系和谐状态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敢于颠覆男性的权威。李碧华用大胆的颠覆性手法完成对青蛇的形象塑造，不仅用露骨的手法描写性爱，而且女性取代了男性的主动入侵的地位，这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是难得的。
从李碧华关于男女两性的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张扬的女性意识和削弱的男权权威，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让大多数的研究者着重于研究李碧华文中的女性意识，而本应该与女性形象相对立、而又相融合的男性形象被忽略，这是近几年对李碧华小说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二、从历史学看香港时代精神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香港文学的兴起与繁荣是必然的。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中国大陆的边缘地带，以及殖民侵略的复杂性—英国政府的殖民地。经济和政治共同决定了香港在文化领域的“混杂性”，因此，香港文学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展现出了独特的时代精神，表现在人文主义精神和香港本土情怀两方面。1.人文主义精神—“小人物”叙事。
李碧华对于历史的书写，往往选取历史上的边缘人物，也就是“小人物”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角，通过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更能反映时代的精神。作为一名女作家，商业社会对女性等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折磨使得李碧华更倾向于以柔性的、个人主义式的人道主义精神去体察社会、关怀人性，从而发现被历史大潮掩盖的个人命运。而小人物之所以“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卑微,更是因为他们的视域仅仅局限在个人的小世界里,他们的情感也只是囿于个人的爱恨情仇。也正是因为这些“小人物”贴近普通大众的生活，李碧华的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才获得了时代和人民的呼声，这也侧面反映出，在社会发展的漩涡之中，“小人物”的生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们也是最先受到社会发展的冲击的。
无论是言情题材小说，还是怀旧性书写，李碧华都试图通过“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情感态度和悲剧命运来折射时代变迁的压迫，体现了其小说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即使本应该是英雄人物的“霸王”，也不过是在社会的摧残下学会了忍让和委曲求全，从“真霸王”沦为街边的“小人物”。在这一书写过程中，李碧华不仅发出了时代对“小人物”摧残的控诉，也表达了对每个独立个体落得个悲惨命运的惋惜。
2.本土化情怀—香港风情。
对于孕育了李碧华小说的社会环境，研究者们往往以香港身份这一视角来研究其小说。一百多年来，香港这座孤岛被迫与祖国分离，殖民地的身份使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于大陆，在文化方面又剪不断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情结。因此，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以故事新编的方式对历史进行追溯、对现代文化进行追问恰恰是最贴合香港人民对历史、自身的身份认证的一种方式。大部分探讨李碧华小说与香港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大多对香港的时空观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都从作品本身出发，对香港文化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挖掘，李碧华处在70年代的香港，物欲的都市、多元的文化、膨胀的经济，在精神上，她矛盾且焦虑；在身份上，她作为“边缘性”人物更是不安，只有通过寻找香港文化之“根”才能开辟一方自己的土壤。
在李碧华“故事新编”式的民间书写中，内在映射的也是港人对自我的认同。随着后殖民语境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到了如何挣脱殖民文化的影响，以及如何重建民族文化上来。大部分研究成果表明，李碧华的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香港人的迷茫，在艰难矛盾中表达了港人的传统情结。
三、文学作品中的影视改编
通过探讨故事新编与香港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们能看到文学市场化之后对“经典”的重新界定，“雅”和“俗”的界限一步步模糊，正统的、通俗的、非主流的、小众的文学之间的壁垒正在被一步步打破。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文学改编电影的现象常态化，而隐藏在银幕后的小说作者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因此，近几年对李碧华文学作品的改编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主张“不语怪力乱神”，因此，怪诞这种非正统的奇谲诡异美，不太能进入主流审美视野，但怪诞美依旧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开辟了一方发展空间。李碧华小说的怪诞美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怪诞文风的基因，而且混杂着现代与后现代交织的光怪陆离的香港都市文化元素。她笔下的人物不仅身份是怪异的，妖、魔、鬼、怪全聚于此，而且这些人物的行为和心理也是怪异的，处处显示出夸张变形和扭曲怪诞。这种怪诞所带来的视觉上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仅仅是文字，就能使读者感到刺激，而改编成电影，其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对李碧华小说独特的影视化特征进行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从描写的镜头化、叙述的视觉化、结构的空间化说明了影视艺术对其小说技法的影响。在对此进行分析前，他们无不表明了李碧华影视编剧的出身，让其小说的影视改编有了先天的优势。
文学作品经影视改编后，其主题和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偏移，但是偏移后的影片在改编方法和艺术表达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重点表现为《霸王别姬》和《青蛇》，基于这两部影片所进行的研究也较为丰富。这两部影片的改编集中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商业文化语境下对电影美学的追求。导演陈凯歌和徐克对于大陆电影和香港电影发展的困境，使电影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实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第二，影视改编坚持了影视改编下的个人再创作。对于李碧华小说中的内涵，两位导演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添加了对历史、哲学、美学的新思考。
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对文学作品影视化的积极影响进行分析，而忽略了影像化语言所带来的“后情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审美风格。罗钱军指出：“她把叙事的时间破碎化,把时间凝聚于一个个瞬间,模糊化了过去、现在、将来的内在序列,人物在李碧华文本的时间中自然就有了一种不知身在何时的虚幻感,很难给人以历史的连续感。”
近五年来学界对于李碧华小说研究的相关论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特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方法得到了综合的运用，研究深度和广度都在逐年拓宽。但对于李碧华研究的相关方面仍存在不足：其一，从宏观的领域来研究李碧华小说的相关论著较少，不利于从整体把握上把握研究方向；其二，大陆学者在对香港文学进行研究时，难以从心理层面把握香港本土意识，不利于从历史的角度去全面看待文学反映的时代精神；其三，学界对于李碧华小说研究的新视角较少，不利于多角度发掘文化内涵。在今后关于李碧华小说的进一步研究中，如何将20世纪和21世纪的香港文学和大陆文学结合起来，如何正确把握以李碧华小说为代表的香港文学的发展方向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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