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佳儒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离婚》是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最后一篇。故事以航船和慰老爷家的客厅为两个场域，描述了一场乡村风波——爱姑因丈夫姘上寡妇，倚仗娘家权势力求公道。乡绅慰老爷出面调解四次无果，“知书识理”的七大人凭借城绅身份、凭借对“书”和“理”的随意阐释权使爱姑接受“离婚”，乡村风波转变为无事风波，但人物命运将随风波结束而呈现不同走向。本文通过分析《离婚》中的反讽艺术——“离婚”一词的现代性与《离婚》内容的传统性，爱姑外在的勇敢与内心的怯懦，人物语言的堂皇与性格的劣根来探析鲁迅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和权力机制的批判。

一、题目的现代与内容的传统

“离婚”在我国传统社会早已有之却并不常见，多指“出妻”和“休妻”，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西方婚姻自主观念不断传入中国，提倡妇女解放、妇女教育和反对包办婚姻的呼声日益激烈，离婚自由风气逐渐高涨。“离婚”一词同时充满现代内涵，淡化了古时男女不平权的色彩，再加上知识分子对离婚自由的大力倡导，形成了“离婚”浪潮，社会上对“离婚”的概念和接受程度逐步加深。鲁迅将“离婚”二字作为小说标题，读者初看会认为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由之事，但读后会发觉鲁迅描绘的是一例传统的婚姻纠纷，其处理方式——休妻，也无现代性可言，题目与内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讽关系。

　　小说以对话形式交代了庄木三和爱姑去慰老爷家的原因——调解爱姑“离婚”事件。离婚风波持续三年，因为庄家的名声权势同慰老爷不相上下，因此他提出的“走散好走散好”无法令庄家信服。但此次七大人在新年会亲之际到慰老爷家调解“离婚”风波，在以庄木三、八三为代表的乡下人看来，城绅七大人的地位显然高于乡绅慰老爷。八三听到七大人的名号时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其实呢，去年我们将他们的灶都拆掉了，总算已经出了一口恶气。况且爱姑回到那边去，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味儿......”我们可以对比庄木三与八三的名字：“木三”即“十八三”，谐音为“是八三”，木三其实赞同八三的看法，只因木三姓“庄”，即“装”，所以要装出不肯罢休的样子，因为赔帖钱并未达到心中数目，而且如果很快向施家妥协也会被瞧不起，所以木三打着帮女儿讨公道的幌子以获更多的陪帖钱。庄木三面对七大人“脑里的局面摆不整齐了”，乡民畏惧陌生而无从把握的异质性经验，七大人以绅权和城里人身份压倒了庄木三的宗族势力。但七大人为人如何呢？“虽然也是团头团脑，却比慰老爷们魁梧得多；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黑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肖像描写将七大人痴肥油亮的外表刻画得栩栩如生，他腐朽的一面特别体现在摆弄“屁塞”的一幕——“古人大殓时塞在屁股眼里的”东西，他竟然一再把玩，还放在鼻子下面摩擦。爱姑竟然对如此腐朽堕落的城绅主持公道存有想象，倘若她懂得并敢于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那么在“离婚”一事上定会得到公正的结果。

　　传统礼教强调女人要传宗接代，有节操，守妇道，爱姑结婚多年没有子嗣，施家儿子找个寡妇乃是合乎礼法的，因为礼法是男权制度的产物，所以慰老爷和七大人正以礼法为工具调解此事。他们眼中的“理”与爱姑争取的“理”不同，七大人依据的“理”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和气生财”的民间伦理，是“公婆不喜欢”“说走就得走”的封建伦理，是与上海、北京、外洋相关的“天外道理”。农村妇女爱姑不懂书、不知礼，她要得到的“理”是人之常情、物之常理。城绅七大人利用身份和权力使爱姑接受离婚，在他犯烟瘾时，爱姑的心理防线彻底突破，“她这时才又知道七大人实在威严，先前都是自己的误解，所以太放肆，太粗卤了”，[这并非运用社会民主法治来解决纠纷，而是依靠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权利，通过规劝和逼迫爱姑离婚以保护礼教秩序和权威。自恃明媒正娶的爱姑被七大人从婚姻制度中排除，毕恭毕敬地离开了慰老爷家。

　　鲁迅通过“离婚”一词的现代性与《离婚》内容传统性的反讽，表明中国即使经历了辛亥革命，但礼教和封建专制根深蒂固，权力结构与乡村秩序不变性难以改变，法律依旧无法进入中国乡村，无数个“离婚”风波最终仍将以传统方式被调解平息为无事风波。

二、外在的勇敢与内心的怯懦

爱姑是一位勇敢直率不拘礼节的女性，敢于公开挑战夫家，当面揭发并辱骂丈夫恶行，其外在的勇敢主要因为庄家的势力较大。小说开头写出了乘客对庄木三的热情与尊重，父女上船后乘客纷纷向其问候，明明是两人却空出四人座位来。庄家为维护女儿和自家面子带六个儿子到施家砸锅平灶，可见爱姑的性格和脾气很大程度是因为庄家的权势。小说两次提及爱姑“钩刀样的脚”，她先前有过裹脚经历，但由于生活在沿海地区，所以待脚裹成“三寸金莲”时便释放了双脚，形成畸形的“钩刀脚”，她“将两只钩刀样的脚正对着八三摆成一个‘八’字”，其不雅坐姿——张开双脚体现出她不是固守封建伦理纲常的人。爱姑注重个人感受，因为赌气一闹就是三年，她外在的勇敢与家庭条件的优渥、沿海地区开放的风气息息相关，但在勇敢背后我们却能看到爱姑怯懦的内心。

　　爱姑的反抗很大程度依赖于父亲和兄弟。庄木三初闻七大人协调“离婚”事件时内心便有些担忧，到慰老爷家后则处于失语状态，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拿到赔帖钱。爱姑哥哥们未到场的原因表面是“没有工夫”，实则畏惧七大人权威。在家族势力呈现妥协趋势后，爱姑内心的怯懦逐渐显现，被孤立的爱姑不得不向“知书识理”的士绅及其代表的礼教与权力机制妥协。爱姑怯懦的另一层原因是七大人和充满异质性的环境超出了爱姑能够把握的范围，她内心的变化过程是对七大人及其威严不断感知的过程。在航船上她对七大人处于无知状态，将其看作是“知书识理的人”，航船是爱姑熟悉且能把握的空间，它没有超出爱姑基于熟人社会建立的乡土经验。当到达慰老爷家后，“红青缎子马挂发闪”的奢华场面中断了爱姑不切实际的想象，城绅独有的生活癖好，如玩弄屁塞、赏玩水银浸这些场景是爱姑在乡村世界从未见到过的，此种空间呈现出令爱姑感到不安的“异质性”氛围，而恰恰这种“陌生”使爱姑的“搏斗”顿时瓦解，她欣然接受了调解结果，由最初的粗野泼辣变得温良驯顺。

　　“离婚”风波平息后，施家休掉了不守礼法的媳妇，庄木三赢回了钱财和面子，慰老爷和七大人分得了好处，而离婚后的爱姑呢？她生性泼辣，又曾公然辱骂夫家，男权制社会下的男性敢于迎娶这样的女性吗？若一生留在父母身边，庄木三在世时或许爱姑会得到宠爱，可待木三去世、哥哥们娶妻生子后，爱姑必将再次陷入孤立状态，没有经济权的爱姑独立生活后该何去何从？她表面勇敢实则内心怯懦，对自身行为缺乏清醒认识，同时缺乏独立自主性，一旦依靠的宗族势力倒塌，其内心的惶恐也将完全暴露。

三、语言的堂皇与人物的劣根

《离婚》中次要人物着墨不多却活灵活现，鲁迅通过描述次要人物冠冕堂皇般的语言，入木三分地讽刺了封建顺民的劣根性。

　　小说出现的第一个次要人物便是八三，作为封建统治与权力机制下的顺民，他对爱姑的态度并非建立在对其行为的认同上，而是依靠不愿受外族人欺辱的传统宗族观念，一旦这种观念与权力机制冲突，他则主动臣服于以七大人为代表的士绅力量。胖子汪得贵是位油滑的旁观者，在谈论“离婚”事件时一味迎合庄氏父女。他注重“礼节”，迷信见过世面的城里人，并以“知书识理的人讲公道话”奉承爱姑，增强了爱姑对七大人的希冀。庞庄乡绅慰老爷唯唯诺诺、趋炎附势，格外尊重庄木三，在客厅见面时慰老爷问庄木三的第一句话就是“就是你们两个么？”在庄木三回答“是的”后，他再一次问道“你的儿子一个也没有来？”可见慰老爷对庄家的宗族势力是有所顾忌的，初次见面并非寒暄问好，而是试探庄家儿子是否参与此次事件。作为村庄附近的威望人物，他在七大人面前却是低三下四的丑恶模样。当七大人把玩“水银浸”时，慰老爷立刻将头凑过去奉承，对于古人大殓时塞在屁股眼里的“屁塞”，慰老爷也恭敬地接过，将其视为珍宝边，用手指摩挲边同庄木三说话。乡村士绅的权威在日益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乡村逐渐衰落，并依靠于城市士绅，与城绅共同通过礼教和权威行使权力。

　　前舱中两个信佛的老女人对爱姑的不幸并不给予同情，反而是满满的鄙夷和不屑。她们认为爱姑的言谈举止与女性“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伦理相违背。女性自己要求女性守礼，对女性进行道德压制，这种情况其实在鲁迅的作品中多次提到，如《祝福》中柳妈责备祥林嫂不守贞洁等。但爱姑并未在意两个念佛号女人的看法，仍在思考怎样处理纠葛才能让自己出一口气。鲁迅以“宏大的念佛声”和船行的寂静的对比中结束第一个场域描写，暗示爱姑最后将会失败，与夫家激烈的矛盾也将归于平和。

　　至于瘪得像臭虫的少爷、木棍一样的仆人，虽然语言描写并不多，但其阿谀奉承、唯利是图的形象早已跃然纸上。他们缺乏独立清醒的个人意识，机械般服从于权威以获得关注或利益。尖下巴少爷代表着洋学堂学生群体，他们学到的不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的知识和技术，却是如何为别人“打顺风锣”的市侩习气，这并未促进当时的社会改良，反而巩固了等级森严的旧社会。鲁迅借此讽刺了五四以来的英美派知识分子与晚清时期的“伪士”沆瀣一气的风气，他们基于社会位置和文化优势，获得了接触外洋文明的优先权，并将自己塑造为“先觉者”形象，将外洋的“先进文明”输入“落后”的本土，完成对民众的“教化式启蒙”。

　　鲁迅在《离婚》中以人物对话推动情节发展，展示出辛亥革命后中国沿海乡村地区的生活风貌。小说中反讽艺术的运用凸显了封建礼教在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与对女性的伤害，女性生存困境长久以来难以改变，同时百姓缺乏法律观念与个人意识，盲目崇拜外洋文化与权力机制，体现了鲁迅先生对于社会和国人生存境况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