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说唱文学源流探究_散文百家_杂文_网络文摘

梁利玲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说唱文学又名说唱艺术、曲艺，其依托于说唱艺术，是以口语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表演艺术门类，包含许多品种，目前尚存的我国曲艺曲种约四百左右。其语言兼用韵文和散文，韵文用以歌唱，散文用以说白。说唱文学在我国古代发展历史悠久，先秦时已有萌芽，如荀子《成相篇》，被公认为说唱文学的源头。唐宋以后，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说唱文学日趋兴盛，出现了唐代变文、宋代鼓子词、金代诸宫调、明代弹词、清代子弟书等艺术形式，皆为说唱文学中之著名者。

一、先秦-唐：说唱文学的起源

说唱文学是以音乐伴奏演述故事的歌诗，中国古代说唱文学起源甚早，在前秦时期就已有了零星的文字记载，从中可以追溯其发展轨迹。《国语·周语》最早记录了说唱技艺。“天子听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瞽史教诲……而后网斟酌焉”。瞽即为盲人乐师，盲人乐师是最早掌管文艺、历史的专职人员，他们通过雄辩的语言和感人的音乐，将历史典故、寓言等内容表达给天子，以劝诫其“行事不悖”。此外，先秦时期也出现了以乐舞戏谑为业的俳优，俳优即宫廷中最早从事娱乐的专职人员，《路史·后记》中记载“大进倡优烂漫之音，设奇伟之戏，靡靡之音”，俳优将乐舞、杂技等技艺于一身以供天子娱乐消遣。至战国时期，《荀子·成相篇》成为了保存最完整的类似说唱体的作品，其中的演唱者瞽是一位从宫廷流落到民间的盲人乐师，凭借卖艺为生，同时依借自己雄辩的语言和生动精湛的表演技术吸引百姓观看，并推行不断推行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相”是一种打击乐器，瞽先通过“筑相”奏乐，再和之歌唱，因而《荀子·成相篇》被公认为说唱文学的远祖之一。但其内容为说理，并非现今说唱文学叙事。此后，说唱文学仍然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至唐代，说唱文学的文字记载逐渐丰富起来，主要存在于敦煌藏卷中，其中的通俗性说唱故事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说唱文学。其文体种类主要有俗讲、变文、词文等，并且每一种文体都形成了特定的体制。俗讲是在唱导经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魏晋时期佛教盛行，出现了转读、唱导等讲经形式，即引亢高歌、讲解经文，随后为进一步在民间发展，僧人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讲解、引申的内容，将讲经与唱经结合起来，建立起来寺庙讲经、说经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唐贞观年间出现了“俗讲”，而“俗讲”的话本则是说唱文学，变文是俗讲经文的进一步发展，是俗讲中配合图画、讲唱故事的文体，韵散结合，以韵文为主，兼用唱白，主要讲述佛经内容。随后这一文体被民间艺人所借鉴，并结合了其情感和意愿，发展出了民间常用的“转变”技艺。如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中所说“寺院里的和尚们的俗讲既演进为说唱民间故事”。演唱者由僧人转变为民间艺人，因而大量采用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内容，展现人民生活，表现人民的意愿和情志。例如《伍子胥变文》中鞭挞了封建帝王的残暴，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伍子胥形象。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以生动形象的表演和极具生活气息的故事内容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此外，词文也是唐代说唱文学的一种形式，出自敦煌遗书中《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其唱词均为韵文唱词构成，没有散说，或有几句散说，也只是演唱前的说明介绍或过度引申，并不是叙述故事，唱词为七言句，隔句押韵，一韵到底，《捉布季传文》《百鸟名》等都为词文。

　　我国的说唱艺术在唐代正式形成，这不仅体现在的丰富多样说唱艺术形式和题材，还体现在其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例如，出现了以表演为生的专职艺人、一定数量的说唱底本、固定的演出场地、固定的演出流程以及一批有着说唱兴趣的观众。尽管这些在唐代之前也零星存在，但只有到了唐代才系统化、规范化，成为一套固定的系统程序。尽管唐代的说唱艺术还处于发展阶段，尚未成熟，但已具备远大的发展前景，其艺术有着强大的生命里，并对宋元明清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宋-清：说唱文学的发展

说唱文学至两宋时期则达到了巅峰。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级迅速崛起，坊市制度在宋代被打破，新的市场制度建立起来，商店林立于市民生活的街巷之中，商品经济空前繁盛，催生了都市文化的娱乐场所——勾栏瓦舍。在瓦舍内聚集了杂剧、小说、散乐、相扑、说唱等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以市民为基础的俗文学逐步成为主流，而说唱文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鼓子词、诸宫调、大曲等多种形式的说唱艺术随商业发展日趋发繁盛。说唱文学因其受众主要为市民阶层，故其思想内容和审美趣味皆以市民文化为主题，多展现了市民生活。

　　鼓子词，在演奏中以鼓为主要伴奏乐器，也因此而得名，见于北宋《减兰十梅并序》中“追惜花之余恨，舒乐事之余情。试缀芜词，编成短阕。曲尽一时之景聊资四座之欢。女伴近前，鼓子邸侯。”鼓子词的表演方式为“唱而不说”和“既唱且说”两种，在一个节目中重复使用同一个曲牌。例如《十二月鼓子词》中重复使用了十二首“渔家傲”来分别描述十二个月的景色。鼓子词的创作被视为上层文人集会的雅事，在重大节日盛会中，文人们参与鼓子词的创作，甚至亲身参与演出，因而其作品大多保存在于宋代文人专辑中。诸宫调诞生于北宋的勾栏瓦舍，是一种说唱结合，以唱为主的说唱艺术，宋初诸宫调的音乐体制是以一个调反复说唱一个故事。随后，泽州孔三传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形式，用不同宫调的若干曲说唱一个故事，这便是后来的诸宫调了。诸宫调的伴奏乐器在不同阶段乐器的使用不同，北宋诸宫调多使用鼓、笛，至南宋则改用筝和琵琶，因而也有人将其称为“弹唱词”。然而，当前两宋期间诸宫调作品大多已流逝，保留至今的仅有《天宝遗事诸宫调》、《刘智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三个，《西厢记诸宫调》是诸宫调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个。唱赚也是两宋期间较为流行的一类说唱文学，是由同一宫调的多个曲子组成套曲来演唱，其形式在发展之初较为简单，至南宋后，因吸收了多种演唱方式而逐渐形成较为丰富的演出形式，被称为当时表演难度最高的说唱技艺。唱赚的表演内容非常丰富，兼具写景、叙事，例如“花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看似典雅，却无实质意义。

　　词话继承了宋代说话伎艺，是盛行于元、明两代的说唱艺术形式，而统治者严禁说唱词话，因而元代词话只能借助杂剧的形式继续发展。元代词话没有完整保流下来，只有在元杂剧可以见其大量引用，例如《陶学士醉写风光好》中“咱也有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等内容，其深刻影响了明清词话的发展。至明代，词话继承了元词话所有特点，并根据时代特点加以变化。其文韵散交替，韵文部分多为七言诗赞体。宝卷也是明代说唱文学，又称“念卷”，是民间讲解宗教教义的说唱底本，因通俗易懂而被百姓广泛接受。它不仅以口头方式流传，而且留下大量卷本。宝卷之名最早出现于元代，即元末《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鼓词、子弟书成为清代说唱文学的主要艺术形式。鼓词由韵散文组成，议论叙事内容大多用散文，写景抒情则多用韵文，取材大多为历史与侠士故事。子弟书则以七个字为一句，中间衬字不少，取材明清小说和戏曲中故事。

三、二十世纪后：说唱文学的起源论争

上世纪初，敦煌藏卷被发现，变文、俗讲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学者们对其源流的探讨。因有文字记录，故大多数人认为说唱文学始于变文，而变文又由印度佛教传于中国。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便是从这种印度文学形式得来的。”此后郑振铎发表了《中国俗文学史》，提出了“说唱文学”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解释说明“以说白来讲述故事，而同时又以唱词来歌唱之的；讲与唱互相间杂。”认为变文的出现为宋元诸宫调、平话的产生做出了合理的解释。戏曲理论家叶徳均说道“唐代僧侣所创制的俗讲是说唱文学的开山祖”。

　　各个学者也都一再肯定说唱文学起源于印度佛教。随后1954年“击鼓说唱俑”于四川成都出土，再现了东汉俳优说唱的场景，否定了说唱文学起源于唐代僧侣这一说法。于是说唱文学之起源又成为一时热议。杨荫浏曾说：“说唱究竟是起源于民间，还是起源于佛教，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由于《变文》有本子存在，而民间说唱无本子流传的表面现象在蒙蔽我们。但民间没有本子，不等于民间没有说唱音乐，佛教有本子，不等于佛教就是说唱音乐的创始者。”

　　说唱文学在唐之前的史料中仅有只言片语的零星记录，并无系统、详细的阐述，但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其形态。在上古时期，广大劳动者就利用劳作的闲暇时间口头讲述传说与神仙故事，满足其文化生活需求，荀子《成相篇》中三、三、七的节奏句式与远古民间歌谣颇为相近，例如《诗经·周南》中的三字句“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也可证明其发展源流，从中知悉说唱文学最初形态。直至唐代在其基础上陆续产生了一些讲唱艺术，并逐渐系统化、程序化，自成一派，因而，说唱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不但吸收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发展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有着必然的历史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