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慧

　　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部

　　《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主人公爱玛的人物原型是乡村医生德拉马尔的续弦夫人，她先后包养两位情人，债高如山，最后服毒自杀。这是一部自问世起就备受争议的作品，主人公爱玛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沉溺情欲、道德堕落、爱慕虚荣、缺乏母爱的女性，但《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部关于欲望和谴责欲望的书，也不仅是为了终结当时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文风。作者福楼拜用“无动于衷”的写作手法，创作出了爱玛这样一个长期生活在闭塞环境中试图用审美愉悦来对抗不可忍受的庸俗生活，最后却走向毁灭的复杂女性形象，小说超越了伦理生活悲剧和爱情悲剧的局限，探讨了审美现代性的深刻主题。尽管福楼拜试图剥离作者在作品中的主观存在，但从爱玛的生活环境、性格特征和精神原型等因素分析，作者都无处不在，从一定程度上说，小说是作者为了克服自己的突发神经官能症而创作的，爱玛是福楼拜对自我人格的剖析展示。

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福楼拜出生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兄长在父亲去世后便接替了父亲的职位，福楼拜不仅没有子承父业光耀门楣，还患上了当时一种不知名的突发神经官能症，发病时精神恍惚、身体不受控制、头痛欲裂，面对不知何时发作、不知发作原因的病症，身为院长的父亲完全无能为力，但福楼拜却凭借写作逐渐克服并缓解了这种棘手的病症。写作的过程就是剖析自我、从而治愈自我的过程，福楼拜通过写作进入到精神世界与“自我”对话，表现在作品中便是客观冷静地剖析爱玛情感充沛却又多变极端、高度以自我为中心却又天真幼稚的浪漫主义天性，正是这种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和着迷，福楼拜选择了从精神气质层面去塑造爱玛，这也是西方社会多次把小说翻拍成电影结果却不尽人意的原因所在，用背叛婚姻的行为去塑造爱玛，显然抓不住爱玛的精神内核。

　　与巴尔扎克、司汤达这样社会经验丰富的作家不同，福楼拜的个人生活很闭塞，除了年轻时去近东旅游外，福楼拜几乎一生都生活在他的父亲为其购买的乡下别墅里，终生未娶，与母亲和侄女生活在一起。福楼拜的性格倾于内省不张扬，他很少去接触波澜动荡的社会变化，从《情感教育》就能看出来，福楼拜对动荡大场面的描写、对时代变化的记录要远远逊于巴尔扎克。因此，闭塞便成了福楼拜和爱玛都要面对的精神壁垒，福楼拜用写作来与之抗衡，用对艺术的信仰来实现自我的存在意义，但爱玛既没有长久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工作，看书、写诗、订阅时尚杂志都是她用以排遣无聊的短暂方式，她无需为生计发愁，无需花费精力哺育女儿，闭塞导致她的日常生活变成了日复一日波澜不惊的无意义重复，这种长期的烦闷造成了她极度的精神压抑。当人基本的生存困境得以解决后，人的生存体验和细节感受就更趋向于内在化和扩大化，正如面对墙上渗水、石板地潮湿的厨房，查理满不在乎，爱玛却会发出“人生的辛酸统统盛在她的盘子里”的感慨，爱玛对快乐和幸福的需要会更细腻、更敏感、更容易不平、抑郁、淡漠，这无疑正是爱玛的精神困境写照。

　　福楼拜视写作为终极信仰，把艺术的审美性放在第一位，所以当福楼拜从自己熟悉的精神世界出发去塑造爱玛时，便把生命的审美性赋予给了爱玛。因此爱玛用的是一种情绪化和审美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她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青草仅仅爱青草遍生于废墟之间”，当用这种超越性的审美眼光去看待现实生活时，必然只会造成情感上的难堪和割裂，现实越不尽人意割裂感就越强，越是得不到，爱玛就越疯狂。当爱玛畅想“爱情仿佛是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巨鸟，可望而不可即，在诗的灿烂天空翱翔”时，她却嫁给了“谈吐就像人行道一样平板，见解庸俗，衣着平常，激不起情绪，也激不起笑或者梦想”的查理·包法利，讽刺的是丈夫却自以为给了妻子幸福，这种惊人的迟钝令爱玛从心底里作呕。当她有了第一个情人，她以为“她走进了一个只有热情、销魂、酩酊的神奇世界，周围是一望无涯的碧空，感情的极峰在心头闪闪发光”，对方却只是一个老练的视她为新鲜玩物的情感骗子。越到生命的最后，爱玛越是拼命抓住赖昂，赖昂的软弱和庸俗就越刺痛她，爱玛以为她终于遇到了情感知己，却发现赖昂终究也不过是另一个查理·包法利。在整个过程中，福楼拜始终将自己置之度外，不做批判，不做怜悯，无动于衷，任由爱玛从充满激情到燃烧绝望，这种叙述的冰冷与主人公强烈的情感表达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意味无穷。

二、模仿人生的悲剧

爱玛走向毁灭的表面原因是对社会舆论压力的恐惧，深层原因却是爱玛的自我迷失，试图用生命的审美愉悦来对抗不可忍受的现实生活，但却跌入到“自我表演”的人格陷阱中去，爱玛的心理成长空间极小，性格变化浮动极小，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如何认识自己和做自己”的命题。

　　爱玛的一生，是为了模仿而模仿的一生，是通过模仿浪漫主义小说来愉悦自己，却用力过猛，迷失自我，最后走向毁灭的一生。爱玛生活的时代，歌颂理想爱情的浪漫主义小说盛行，“书上无非是恋爱、情男、情女、在冷清的亭子里晕倒的落难命妇、立誓、呜咽、眼泪与吻、林中夜莺”，这种极富有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与爱玛的天性道同契合，从此她的一生都在渴望并追寻“勇敢如狮，温柔如羔羊，人品无双，永远衣冠楚楚，哭起来泪如泉涌”的意中人。爱玛无法脱离自己的天性，无法完成自我认知和自我批判，从而把自己活成了书中人，不仅在爱情行为、婚姻行为上模仿书中人，甚至在感情上也要还原并体验那种如痴如醉、虚无缥缈的至高爱情，于是她要在新婚后穿着睡衣站在月光下对着丈夫吟诵情诗，等来的却是丈夫不解风情的哈欠。当被侯爵邀请参加宴会时，她终于得以窥见书中的浪漫传奇，伯爵、子爵、贵妇，决斗、争风吃醋，燕尾服、华尔兹、雪茄、舞会，这些黑白字眼如今都变成了令她眼花缭乱、耳晕目眩的现实，激荡着她的灵魂，让她更加笃定这种爱情真实存在。但“至于人世的其他部分便不知去向了，没有明确的位置，就像不存在一样。而且离她越近的东西，她越回避。身边的一切，沉闷的田野也好，愚蠢的小市民也好，平庸的生活也好，依她看来，都是一种例外。”于是会发现，爱玛有意去遮蔽现实生活，去忽略物质上的窘迫带给她的精神上的难堪，她在家庭和婚姻上毫无责任心，不会持家，不会理财，要求精致和体面的生活方式，鄙视丈夫和婆婆，效仿贵族在女佣面前摆架子端面子，甚至对女儿也毫无情感。她的生活一半用来抱怨，一半用来幻想，她始终处在惊喜和失落的两个极端，当她的爱情故事还没有开始时，她充满期待，跃跃欲试，但当婚姻和出轨交错失败进行时，她便变得刻薄、乖张和任性。

　　对待爱情，爱玛是极为可笑迂腐的，她天真的以为只有“激情和浪漫”才是爱情的惟一模式，所以当她以这种标准去对照丈夫时，她只能看到查理粗俗和不解风情的一面，自然是瞧不上他。她排斥查理对她细心呵护、始终如一的爱，因为这种爱情不曾在小说里出现，所以这种爱情便激不起精神的愉悦。她照猫画虎，东施效颦，无法自我认知和自我批判，迷失在高尚的精神追求与下流的欲望之间，先后选择了油腻的罗道尔夫和软弱的赖昂，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爱玛的悲剧不在于她得不到她所追求的，而在于“自我认知”的错位。爱玛并不是一个荡妇，她背叛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欲望的满足和物质生活的享受，所以她可以义愤填膺地拒绝公证人令人厌恶的求爱，拒绝用身体换取救命钱。表面看爱玛是个为人所不齿的失足女子，但她主观上比周围的人更向往崇高，她渴望超越现实，渴望精神满足，她有着充沛的生命力，她拒绝沉沦到生活的寡淡无味和庸俗中去，体现出精神贵族的高贵品质，但她却在反抗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她有着认识爱情本质的聪慧天资，却不敢承认和批判爱情中夹杂着的虚伪、欺诈、庸俗和蠢笨，只是一味的用幻想来麻痹自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来对抗日复一日的无所事事带来的精神疲倦和闭塞环境造成的精神压抑。但同时这种一味的追求精神享受，脱离了劳动和劳动者，成为一个“伊卡洛斯”式的人物，注定会从高空跌落。

　　这种自我认知中的错位还体现在性别错位上，在浪漫主义小说中，女性无一例外都是柔弱和多情的，男性则是阳刚、勇猛和责任的化身，以此为对照，在与丈夫和情人的相处中，爱玛要求自己表现出温柔和多情、柔弱和体贴，但爱玛本质上是一个同时具备男性气概和女性气概的人，她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勇于担当，是婚姻关系和情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甚至与软弱的查理和赖昂相比，爱玛更具有男子气概，这种矛盾的性别定位更凸显她的悲剧色彩。爱玛本身冲破了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图式，但她是不自知的，她具备了自己拯救自己的能力，但却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这既是男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不幸，也是爱玛自我主体意识的缺失。

　　纵观爱玛的一生，她试图用生命的审美愉悦来对抗不可忍受的庸俗生活，但她却无法脱离自己的天性，无法完成自我认知和自我批判，在自我迷失中模糊了美的本质与审美趣味的边界，她追求的不是审美艺术本身，而是一种上流社会的审美趣味，并试图利用这种看似高雅的审美趣味与其背后的金钱、声誉、名望、权力、地位、阶层建立联系，在这种错位的追求中，爱玛只能借助虚幻的爱情假象来重新定义自身，给自己的人生增加重量，增加意义。这种假装遵循审美艺术的标准，但同时又将其兑水，使其庸俗化的悖举，必然导致她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