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
徐师,吴纳在《文章辨体序说》中对颂和祝文的定义：“颂：按诗有六义，其六曰颂。颂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祝文：按祝文者，饗神之词也，刘勰所谓‘祝史陈信，资乎文辞者，是也’”。《诗经·颂》是宗庙祭祀之乐，祭祀、歌颂祖先与神灵。祝祷辞是春秋辞令的一种文体，祝，告事求神；祷，祈祷之状。《说文》：“告事求福也。”祝祷辞就是在古代祭祀中祈福祥、禳灾祸的话。两者都是告神灵之辞，又都与祭祀相关。张树国在《祝辞系文学与<诗经>时代的言灵信仰》一文中指出：“祝辞系文学属于文艺诸形态尚未完全分化的《诗经》时代，与原始巫术宗教相结合，具体表达为祈祷、祝颂、诅咒等多种特征”。通过以上，我们得知诞生于上古时期的祝祷辞与《诗经》联系紧密。探讨祝祷辞与《诗经·颂》的关系，发现其在起源、功能、文体方面影响更为显著。
一、起源的关联性
祝祷辞是上古人民祭祀神灵、祖先的活动体现，祝祷辞的产生与巫术、宗教紧密相连。商周时期是祝祷辞的成熟、发展期。商代巫风盛行、祭祖诗繁盛，祭祀和巫术使祝祷辞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汤祷雨辞》。祝祷辞成熟于周代，《周礼?春官?大祝》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周礼?大祝》“六祝之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凡祝皆有辞，辞多韵语，祝祷辞由此规范兴盛。颂诗起源于宗庙的祭祀活动之中，比祝祷辞的产生时间较晚，大约在殷商时期，是歌谣与巫术的结合。韩高年提出颂诗起源于“仪式叙述”，以歌舞的祭祀仪式唱颂祖先功绩，歌辞主要依附于仪式，这与注重人神交流，告事求福仪式下产生的祝祷辞不谋而合，可以说颂诗起源之一为巫教仪式下的祝祷活动。因此，《诗经·颂》的起源与祝祷辞紧密相关。傅亚庶在《中国上古祭祀文化》一书中对上古祭祀文化的整理研究正好也反映了祝祷辞和颂诗的起源关联。先民们从很早之前就有了祭祀祖先的行为，在夏、商、周三代产生宗庙，专门祭祀祖先。在《文心雕龙·祝盟》中：“‘夙兴夜处’，言于附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清华简·金滕》中周公祝告先王，使兄长病愈。《诗经·颂》赞颂祖先功绩，有许多歌颂祖先的歌辞。《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为祭祀文王，赞颂文王之德。
由于在先秦时期，人们并没有明确的文体辨别意识，祭祀仪式下产生的祝词、祷辞、颂词等等，有着相似的来源、载体，会出现混乱的情况，造成同体异名、异体同名，体现了文体的演变与相互影响。王昆吴认为颂与祝咒繇词同源；日本学者白静川和陈子展为代表的颂为祝颂，张树国提出“祝颂”转换为颂体。以上体现了颂诗的祈祝功能，与祝祷辞的告事求福的祈祷功能相纠缠。在《诗经》中也体现了颂祝纠缠的情况。《诗经·颂》中有大量的祈福祥的祝祷辞，如《周颂·执竞》：“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描写了祭祀时的状况，祈祷祖先神降福于人。《周颂·丰年》感谢神灵赐予的恩泽，并祈祷神灵进一步赐福。《周颂·载见》：“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祈求神明赐长寿，保佑生活安康。《诗经·颂》中的祈祷辞与早期祝祷辞的内容相似：四言韵语，便于记诵、祈福祥、求永贞。这也从侧面说明《诗经·颂》中的农业诗如《周颂·丰年》等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早期祝祷辞《蜡祭》和《祠田祝》的影响。
二、功能的统一性
正是由于现实功利性产生了祭祀文化，祭祀文化出现后，仪式文学与之关联，祝祷辞和《诗经·颂》的内容也体现了现实功利性。祝祷辞的现实功利性是从祝祷辞的功能来看：祈福、禳灾、抒发感情，强调实用。《诗经·颂》的现实功利性是宗法制度下的礼乐文化，这也是他们在联系中的区分。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祝祷辞来看，祝祷辞主要用于祭祀活动中的祈福、禳灾、抒发情感。祈求雨、祈求安康、祈求丰收、出行要祝祷寄托牵挂与安全、攘除各种疾病、噩梦等这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在遭遇祸患与灾难时，想要借助巫术的力量免除灾难，抒发了先民们的真实的恐惧心理。祝祷辞中的也有祷病、祷战等，这其中涉及的感情就比较复杂，并不仅仅是畏惧疾病还有个人的强烈愿望，有可能包含凛然正义的立场、对国泰民安的祝愿。《上博简五·竞建内之》面对天灾祈祷，如果一国之君不作为，就会受到天谴，向神灵祈祷免除灾祸。《新蔡楚简·平夜君祷文》对神灵“大川有”祷告，态度谦卑恭敬，自诉家辉，追前人之绩，向神灵忏悔，去除灾祸，奉献诚意。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行祝辞》中“毋王事，唯福是司，勉饮食，多投福。”只要国泰民安，无徭役征战，人民就能获得幸福安康，对国家祝愿。这些都是先民们面对不可知的天事、人事进行祝祷，祈福祥，求永贞，对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希冀，以求情感慰藉，攘除灾祸。《诗经·颂》不仅受到宗教祭祀的影响来进行人神沟通，歌颂先祖功绩、追忆先烈，最重要的是在商周宗法制的影响下的美颂，是服务于统治政权的。宗法制由父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确立于夏，发展于商，成熟完备于周。在周朝，用礼制来维护宗法制，帝王通过礼乐来巩固统治，天命思想在商代与巫术相结合，周代继承商代的巫术宗教理念发展了礼乐文明。颂诗中的“美颂”具有国泰民安、民族团结、追忆先志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注重忠孝悌义的功利色彩。
三、文体的相似性
1.散韵结合、重章叠句。
祝祷辞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早期祝祷辞的四言韵语形式，又有到成熟期的散韵结合的形式。尤其是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出土文献中的祝祷辞更是力证这一特征，更让我们体会到祝祷辞的文学性。在出土文献《清华简九·祷辞》中多次出现“如见其父，如见其母，如见其妻，如见其子。”“驱驱、憧憧、与与、豫豫”，“滂滂、攸攸、彰彰、纷纷、翼翼”来形容四方神明归来时的踊跃、欢喜之貌。在《清华简三·祝辞》：“有上茫茫，有下汤汤，司湍滂滂，侯兹某也发扬。”尤其是“扬武求当，引且言之”后面依据不同的射箭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重复句式的多次出现更加体现了重章叠句。其中“茫茫、汤汤、滂滂”不仅是重言词，而且都为阳部韵。在《清华简九·祷辞》部分章节以鱼部为韵；《清华简·金滕》注重押韵，质月合韵、之部韵、歌部韵等等。《诗经·颂》四言为主，又掺杂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等，散韵结合。《周颂·载芟》、《周颂·良耜》、《商颂·烈祖》、《商颂·长发》等用韵，《诗经·颂》中的重章叠韵更是不胜枚举，这也是《诗经》一种重要的文体特征。2.呼告式语气。
祝祷辞和《诗经·颂》都是进行人神交流的一种文体，都是以相应的祭祀仪式为载体，在祭祀活动中由祝史官大声呼告，告知神灵，抒发情感。祝祷辞中有发语词“皋”、“呼”、“敢告”、“嗟”、“唾”等，并且多用祈使句，陈述句。如：睡虎地云梦秦简《日书》：“皋！敢告尔。某，有恶梦，走归之所。强饮强食，赐某大富，非钱乃布，非茧乃絮。”颂诗中也有许多，《清庙》：“於穆清庙”，“於”赞叹词，《齐诗遗说考》卷十四：“其歌呼也，曰‘於穆清庙’。”其结尾：“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斯”语气词，这句也是呼告语气。《烈文》：“於乎前王不忘！”。《臣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嗟嗟保介……”“嗟嗟”发语词。《武》：“於皇武王！”《赉》：“时周之命，於绎思。”《周颂》 呼告式词较多，只要包含“於”字的几乎都是呼告式语气的体现。这在《诗经》中独具特色，更加体现了《诗经·颂》与祝祷辞存在紧密关系。由于祝祷辞产生的年代早于《诗经·颂》，这一关系也表明了《诗经·颂》的产生很有可能受到祝祷辞的影响。3.庄严肃穆的风格，情感真挚。
在中国的远古时期先民们对外部世界缺乏正确的认识，于是便对神秘的宇宙产生了原始崇拜，形成了一些祭祀、祝祷仪式，祝辞适应了这种仪式的需要而产生发展。祝祷辞的功能是祈福、禳灾、抒发感情，由于祝祷辞在与神灵、祖先交流的情况下产生，人们对于祝祷辞的灵验是非常相信的，因此祝祷辞的语言风格是庄重、严肃的，情感是真挚的。汉学家沙畹：“中国人到处写这些祝愿，是因为他们相信它的有效性，他们认为祝福和咒语都会产生作用。”在《清华简·金滕》中，周公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祖先，祈求周武王摆脱疾病。《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体现，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尤其是颂诗的“成功告于神明”，并不仅仅是歌功颂德，而是为大团结、大统一、群体赞同的中华文化而努力。作为王室祭祀或者典礼的产物，其风格一定要符合王室的权威，祭祀的庄重，颂扬祖先与神明时，祈祷安邦的情感一定是真挚、述诚的。四、结语
从文中对祝祷辞与《诗经·颂》关系分析中，知晓《诗经·颂》与祝祷辞在起源、功能、文体上存在关联。在起源上，两者都与巫术、宗教、祭祀相关，有时出现颂祝纠缠情况，《诗经·颂》的源头之一为巫教仪式下的祝祷活动。在功能上，两者都具有现实功利色彩，多祈祝之辞。在文体上，《诗经·颂》与祝祷辞存在相似性，体现在四言韵语、重章叠句；呼告式语气；庄严肃穆的风格、情感真挚三个方面。甚至《诗经·颂》中直接有祝祷辞的痕迹，这在《周颂》祭祀诗中尤为明显。但由于文体的不同，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分。总之，《诗经·颂》与祝祷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祝祷辞的产生时间早于《诗经·颂》，并且两者在多方面具有联系，可以说《诗经·颂》起源于祷祝活动，而且《诗经·颂》的文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祝祷辞文体特征的影响。刘师培认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巫教盛行，巫祝之官产生，祭祀祷祝活动由巫祝之官主持，他们在祭祀中的言辞可能为早期文学的体现。巫祝之官为了言说和诵记，多四言韵语。早期祝祷辞的四言韵语、重章的咒语形式有可能是早期诗歌的萌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注释：
1.(清)徐师,吴纳：《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43页，第167页。
2.张树国：《<诗经>祝辞考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第1页。
3.(清)孙怡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85页。
4.(清)孙怡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92页。
5.范文澜注，刘勰著：《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76页。
6.(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81-1282页。
7.(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08页。
8.(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38页。
9.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10.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因竹简(玖)上册》 ，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183页。
1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下册》（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64页。
12.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214页。
13.李瑾华：《<诗经·周颂>考论》，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第38页。
14.(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92页。
15.(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12-1314页。
16.(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42页。
17.(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74页。
18.蔡先金：《简帛文学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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