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松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相传在注重知识与智慧的犹太人之家，每个幼儿的教育启蒙都有一本滴了蜂蜜的《圣经》，于是这个神秘而睿智的民族坚信一个真理——书本是甜的。而在中国，这本滴了蜂蜜的书本也许要换成诗集，或是《诗三百》，或是《唐诗三百首》，正如诗人吉狄马加所言：“诗歌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密码。”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密码，真真切切是由诗歌而构成。

　　诗歌的重要性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得以凸显，更是深深镌刻在华夏子孙血液里，古时文人雅集少不得诗酒唱酬，盛唐时写的一手好诗可以赢来光明前途，历来文学革命最激烈的战场不外乎是诗界。因此，窃以为在《新文学大系》这一中国最早大型现代文学选集的编撰过程中，诗集卷的作品选录怕是相当棘手的大工程，而朱自清先生接下了这“烫手山芋”，也接受住了时代文学的考验。

　　整体来看，朱自清先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朱先生将时间、人物、作品、流派四大元素为材料，交织串联起这个时期诗界的变动与改革。尤其是朱先生撰写的导言，篇幅不长，用词简练却是内容丰富。先生的编撰之功想必前人已有研究，在此便不多作论述，而针对《导言》中的个别观点，后生不才，未能体悟先生深意，故作此文稍作探讨。

　　其一，“中国缺少情诗”的命题仍有待讨论。《导言》原文载道：“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中国真的缺乏情诗吗？当这个命题提出，必须厘清的便是情诗的定义？朱自清先生直接断言中国缺少情诗，显然是认为情诗的一般范式应具备炙热外放的感情、坦率直接的表达、起到歌颂爱情的作用。可情诗作为诗歌的一种形式，不会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爱情有浓有淡，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静如水的，因而爱情诗的感情表达也应是丰富的，可以有直抒胸臆的感情输出，也可以是隐晦模糊的情感流泻，可见于热情奔放的爱情风暴，也能在深闺女子的一声哀叹中体现。毫无掩盖的真情流露是情诗，那为什么婉约含蓄的“忆内”“寄内”就不能是情诗呢？

　　在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表达婚姻爱情的诗占有很大的比重，《关雎》爱而不得的辗转反侧、《蒹葭》对思慕之人的切切追寻、《静女》热恋男女的大胆幽会、《子衿》对心上人的思念沉沉、《击鼓》“死生契阔”的情谊深重；至于汉乐府时，不少源自民间的情歌经过雕琢成为得体的诗篇，内里蕴含的感情仍“原汁原味”，一首《上邪》是唱不尽的炽热情深，清新明快的《江南》则将青年男女的甜蜜藏于文字之间，更别提浪漫大唐、恬雅宋代各大家的诗作，取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任一小点细观之，总少不了爱情诗的身影。因此，对于《导言》中“中国缺少情诗”的论断，我是不赞同的。

　　其二，中国传统诗人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探讨问题还需讨论。《导言》原文记道：“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人生根本问题，按梁漱溟的看法，不外乎是人对物、人对人、人对自身生命这三大问题。在搞哲学的人看来则无非是思维与存在的问题；而在普通百姓看来，人生根本问题大抵就是生死问题。那么中国传统诗人果真没有去摸索过人生根本问题吗？其实不见得。魏晋时期玄学之风始兴，释道两教的流传启发人们关注自身、关注自身的发展和人生问题，如陶潜《神释》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谈到了生死命运的问题，而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的“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则将人生与天道作了比较。至于大唐那些个“诗僧”“诗佛”，更是把禅风入诗的工作做得如鱼得水，而以哲理著称的宋诗及后代诗作，人生根本问题的探讨，历代才人从来没搁置过。因此，对于中国传统诗人有无对人生根本问题进行探讨这一问题，还需有进一步的研究。

　　其三，中国传统诗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讨论的空间。朱先生认为传统诗人写自然仅是为了作背景。诚然，中国传统诗人有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习惯，然而中国传统诗歌的写景诗也有纯粹写景，纯粹欣赏自然的，甚至赋予自然人的意志而后加以欣赏。魏晋南北朝的诗便很能体现，五柳先生的悠然而见的“南山”不是世间无意义的山，是诗人归隐田园心愿的引路人与见证者。又如唐代张志和《渔歌子》乍一看是淡雅的渔夫垂钓图，吟起来只觉画面都是朦胧的、带着潮湿味道的，一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刻画的不仅是自在逍遥的渔夫，还有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和谐境界。风起了，雨落下，我却不急着归去，面前这山这水这风这雨皆是我的挚友；我不须归去，因我早离了人境，我属于自然，自然是我的归处，正如后世东坡居士点到的“侣鱼虾而友麋鹿”，国人对自然的依恋与向往，向来不是游山玩水这样简单。而东坡居士率真可爱的一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议论不仅让人联想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交友环境，可见子瞻是真的将竹子视作毕生好友，认为只有坚持与此等上士交好，才能使自己不落俗套，正呼应东晋时王子猷的“何可一日无此君”一说。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自古便有，这是中国永不褪色的命题，也是诗歌里永不过时的素材。也许最开始真如先生所言，诗对于自然“是不懂得理会的”，然而当时代往前推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深，对于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探讨自然也会在诗歌中呈现。

　　以上三点便是我的对朱自清先生导言部分的新思考，这许是时代造成的理解差异，许是立场造成的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先生的文章仍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值得我们不断地品读与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