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岩

　　吃老豆腐的童年

　　我成长的环境是穷苦的，但因为有母亲的爱，我又是幸运与幸福的。

　　在我的记忆里，我还在梦乡母亲就起床磨黄豆了，我们家靠卖豆腐支撑生活。那古老的两块圆形大石磨被雕刻着斜纹，中间留着下豆的如拳头大小的窟窿，被固定在叉着腿的三条木桩子上。三条木桩中间搁置着一口大锅用来接豆沫。上面的那块石磨侧面也有一个小洞，是专门按推磨棍的。一大盆被泡了一晚去了皮破成瓣的黄豆放在石磨上，母亲边推磨边拿着勺子往下豆口舀豆，豆沫稠了推着会很沉，多加点水，豆沫稀了就多加点豆。一遭一遭又一遭，一模豆腐三大盆泡豆母亲究竟要转多少遭才能磨完，我们没有记载，但从我大哥二哥经常开玩笑的话中可以感受出来，那种晕头转向的滋味不好受。我大哥二哥大一点了，知道心疼母亲了，他们早早起来替母亲分担体力，哥俩轮着推磨，各推五十遭，于是有了“天转地转我也转”的玩笑话。一大盆子泡豆推完，爷爷已经把一大锅水烧开了，母亲把豆沫一点点舀出来，用开水泼开，然后再把泼开的豆沫一桶一桶装进透水的布袋里揉出豆渣，再烧开点卤水，就成了豆腐块了。这时，母亲总是舀出一盆子豆腐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老豆腐，放些葱姜盐和香油让我们就着干粮吃，吃完了好去上学。

　　一直到现在，每看到卖老豆腐的地儿我都要去喝上一碗，虽然并不完全是童年的味道，可那热腾腾的大碗老豆腐却能让我感受到母亲的暖。我想，如果没有那时的老豆腐，我的童年该是多么的失色啊！

　　有热炕头的童年

　　童年困苦的家有一个大院，五间低矮的石头房，石头不太规则，是爷爷那辈儿到山上开出来一车车拉回来的。房内，每个屋都盘着一个大大的土坯炕。因为没钱买煤，爷爷和哥哥的屋没有盘煤火，冬天的晚上烧炕取暖睡觉，我跟着父母睡，只有我们屋里盘着一个大煤火，做饭时，煤火的热气顺着留下的炕洞就钻了进去，炕就会整天热洞洞的。

　　冬天放学回家，我脱下棉鞋上炕准备写作业，母亲先从煤火膛里拿出一块烤焦的山药递给我吃，那种薯香比现在街上买的烤红薯还要筋道。煤火膛是在盘煤火时在煤火的一侧中间盘出的膛洞，与火隔着一层，把溜熟的山药、干粮放在里面，总会是焦巴巴热乎乎的，我的两个哥哥一放学总迫不及待地去里面掏吃的。我趴在炕上最热的地方写作业，写完作业也不下炕，母亲会把晚饭端到炕头让我吃。天一黑，母亲就把被褥铺在炕上，睡觉时一钻，热乎乎的，母亲在我快脱完衣服时把被窝小心地撩起来，我钻进去露出头，母亲会把脖子两边往里掩得不露一丝空隙。整晚，我会睡得和小猪一样香甜。我脱下的衣服会被母亲压在炕的最里头，我们家乡的俗语叫脚头起，早上穿的时候一点都不凉，因为做饭时煤火的热气总是往里钻，所以脚头起最热。我的棉鞋也会被母亲炕在煤火台上，等我下炕时，棉鞋也是暖的。

　　现在的父母已经老了，生活也富裕了，炕虽然还是炕，但屋里安着暖气，已经不再有热炕头了，剩下的只有记忆和心底里那片冬日的温暖。

　　看露天电影的童年

　　童年时代，村里最大的娱乐就是看露天电影。有电影的傍晚，村委会的大喇叭就会喊：村民们注意了，今天黑家在哪哪哪演电影，演的是啥啥啥，村民们都看去啊。大喇叭一停，全村顿时沸腾起来。大人趕着时间做饭，孩子们坐立不安地在大人面前跺着脚叫：妈你快点呀，要不占不上地儿了。快快快，要不我不吃饭了。等得及的孩子就等着吃，等不及的孩子拿个小板凳就去占地方了。小孩子们喜欢坐在最前边，还喜欢坐在最前边的中间，那个地方离荧幕最近，每次都有孩子们为占地儿打架的，但只要电影一开演，就不再闹了，开始仰着头认真地看。

　　我从来不用去占地儿，我父亲是村干部，是管村里演电影这项工作的，他总是坐在放映员的跟前，给我和母亲留着一个长长的板凳。那时候能坐在放映机跟前，看着放映机“滋滋”地转，是一件很自豪的事。父亲一般不叫别人坐在跟前，怕把下面的电线绊得不能演了。或许是因为女孩子的缘故，我对电影并不特别感兴趣，看上一会儿就困了，于是母亲抱着我的头，父亲抱着我的腿，我就那么睡着了，电影演到什么时候，我全然不知，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我知道，演完电影后父亲还得和放映员一起卸荧幕、收电线、装机子，是母亲背我回来的。虽然我从来没有醒着感受到过母亲的背到底有多宽，但多少次的梦里，我看着自己躺在母亲的背上，憨憨地睡着，口水浸湿了母亲的衣服。

　　如今母亲老了，背也有点驼了，每次当我走在她身后看到她背影的时候，眼里总会汪出一股酸楚的泪。

　　记忆是苦也是甜，母亲对我有着无尽的爱，总是镌刻在我最深刻的角落，是我心底永远最甜蜜的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