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省会第四次迁回天津，我也跟着来了，上河北大学，住八里台。放下行李就去找省文联，业余作者的组织。天津街道不直，七扭八歪，终于找到和平区营口道58号，一座小洋楼，门口两副牌子，一个是“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个是“蜜蜂月刊杂志社”。门卫老边是原冀中文工团的鼓师，看我在门外徘徊良久，出来嚷道：“走，走，这儿不卖蜂蜜，别处去！”。我说明来意，老边笑了，说：“从挂牌子那时起，天天有人提着瓶瓶罐罐来打蜂蜜。我就说俺们这的蜂儿不吐蜜，只吐字。买一本杂志看看吧，有滋有味的。”
不久得知，天津市并入河北省后，本着一省一刊的原则，《蜜蜂》并入天津的《新港》，带走几个编辑，钟铃、韩映山，剩下的人办一个理论刊物《文艺哨兵》，北戴河会议后，讲起阶级斗争。河北作家归属天津作协，那时各省不设作协，一个大区设一个中国作协的分会，沈阳、天津、武汉、上海、西安、重庆。没了《蜜蜂》，我们这些蜂儿没了蜂巢，没着没落的。作者与刊物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远千里写过一篇文章《谈刊物的风格》，重点讲田间、梁斌、孙犁等作家的风格就是刊物的风格，也谈到刊物和作者相互依赖，互为因果。
没料到《新港》想在前头了，正抓紧与河北作者联系。老一代作家不存在这一问题，天津文艺界上层本来就是老冀中的班底，王亢之、王林、方纪、孙犁，与远千里、路一、梁斌本来就是一家人，一个战壕的战友，亲密无间。重点是团结青年作者，从省文联抄来名单，一一落实，连我这芝麻粒小作者也不忽视。一天《新港》编辑部主任阿凤同志来到中文系，要找尧山壁，办公室查无此人。那時我还偷偷摸摸写，用的是笔名。开学伊始，系领导就宣布中文系培养目标是研究人员，大、中学教师，文学创作是不务正业，隔三差五就敲打两下，还举例说明，某一届有个阿乐，不专心学习，写什么诗，末了还不是教中学去了。
有同学猜测可能是我，进图书馆不怎么借大部头，光看文学杂志。办公室传唤，说有个叫阿凤的找我，同宿舍的以为是我搞对象，尾随而来。进门一看是个半大老头儿，脸上还有一块大胎记。我心里很激动，知道阿凤是个男同志，天津作协理事。刚读完他的《散文二十六篇》，又新买了一本《在岗位上》。
阿凤同志很热情，自报保定府人，还说了几句家乡话，一下子没了距离。说河北有个光荣传统，写农村题材的多，但写工业的少，来到天津是了解工业的好机会。咱们国家的政体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你年轻敏锐，可以下工厂写东西。正好系里接到教改通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我们年级正在飞龙橡胶厂参加技术革新，让我找几个同学写点什么。稿子写好了，经阿凤同志手把手修改，在《新港》选发了一组，有散文、特写、小小说，署名河北大学中文系创作组。系里觉得光彩，从此我的创作由地下转到地上了。
不久阿凤同志又通过中文系给我派了个活儿，到光复道食品店，跟在全国劳模张士珍身边体验生活，同去的还有相声演员苏文茂。天津老百姓都认识他，一出场准会喧宾夺主，只好留到店里。我一个半大小子，跟班拉车正合适。工作一天就彻底服她了，光复道两千多户，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的，见了谁都有话说，不笑不说话。一天多少菜，分多少车，心里有数，公平分配，保证家家不断顿，人人有菜吃。货少时一颗白菜分四份，只要她出面，谁都没怨言。更令人惊奇的是她有一门绝活儿，拿菜一手准，算账一口清，看一眼秤星随口说出价钱，分厘不差，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计算器，全凭脑子。拉车送菜是个力气活，一车又一车，一趟又一趟，装装卸卸，连我都觉得累，何况她一个女同志，十年如一日，一人风雨，方便千家，颇受感动。写总结时，我说出力出汗不出文思，不像苏文茂时不时甩出一个包袱。阿凤同志说，初来乍到，还是对生活不熟悉，对群众语言不熟悉，熟才能生巧。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
怎样才能熟悉城市，掌握工人语言，阿凤同志带我到了第一工人文化宫，一位女馆长介绍了几位工人作家成长的过程。我看过万国儒的《龙飞凤舞》，张知行的《巧大姐》，飞鸽自行车厂工人诗人刘中枢的作品。当时的天津工人文学社与上海工人文学社齐名，是中国文苑的一支并蒂莲，工人作家的摇篮。中国工人作家有多少？有人说两万，上海的胡万春，天津的万国儒。女馆长说，其实天津第一个工人作家是阿凤，产业工人，当过火车司炉，办过《铁路工人》报。天津工人文学社从孕育到成长，他出力最多，是个老母鸡，光下蛋不“个个大个个大”地叫。
1962年大学毕业，申请回冀南农村，临行前到《新港》辞别，阿凤同志和几个编辑都支持。以后省市分开，来天津的机会少了，可是常常心向天津，难忘《新港》，是我文学起步的地方，阿凤同志是我文学路上第一个贵人。有了作品，总是先投给那里的报刊，以为回报。有时给《天津文学》的稿子少了些，是因为几位从前的同事、同学在那里负责，不想为难他们。我当过编辑，管过刊物，深知搞创作的人当编辑常常遭人非议，“交换文学”。作品没有十全十美的，难免人家说三道四。我爱《新港》和《天津文学》，不愿意人家说它一个不字。刊物期期都看，越看越好看。
在劝业场的日子
十年没见，天津巨变，大了，高了，楼群崛起，层恋叠嶂，把昔日建筑比得矮小简陋，灰头土脸。但是就像一切会议合影，要拍今日天津全家福，这些时尚后生，俊男美女，都得乖乖地后排站着，众星捧月一样，把一些老面孔旧衣衫让到前排中间，比如劝业场、金融街、五大道，它们是城市的长辈，天津的品牌和衣钵。
我大概是最早写劝业场史的人。1958年写“五史”：村史、家史、厂史、公社史、连队史，我们河北大学中文系几名学生，奉命来到劝业场，一住仨月。从八里台穿过五大道，满眼小洋楼，疑似出了国。踏上和平路，商铺鳞次栉比，灯箱光怪陆离，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开过，好像儿时庙会上，看到拉洋片的西洋景。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叉口的劝业场，在周围建筑中鹤立鸡群，六角塔楼，七层高，八面威风。内部中空迴廊，过桥相连，四角有电梯，乘上有腾云驾雾的感觉。一二三层是商铺，原有300家，已经公私合营。四五六楼包括天华景戏院、天宫影院、天露茶社、天纬保龄球社等八个天字头的娱乐场所，天津“八大天”可与上海大世界媲美，亦有“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一说，是北中国的商业旗舰。
劝业场还与石家庄有历史渊源，业主高星桥是井陉煤矿津保销售处长，煤矿是德国人开的，一战德国战败，接受巨额资产，兴建了劝业场，地属法租界，初名法国商场。在天津作寓公的庆亲王载振是股东，题词：“劝吾同胞，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高星桥中意，各取一字，请沽上名流华世奎为“天津劝业场”书匾，每字三尺见方。华世奎乘酒兴挥毫，一气呵成，颜鲁公体，苍劲雄浑，气吞山河，衬以金地朱印，灿然生辉，如今成了国家级文物。当初五个字五百大洋，能买二百五十袋面粉。
当时写史要用阶级斗争观点，资本家的剥削史，劳动者的斗争史。城市商业于我很新鲜，写作很用心，写一篇展示一篇。有位女职工看上我的文采，托调干生张大姐牵线。张大姐问我后回话：“那傻小子情窦未开呢。”其实是情有别恋，天天晚上天华景看京戏入了迷。自幼农村看土台子，中学登台六年，学梅派青衣。1957年出版的《京剧剧目初探》，一千三百八十三出戏，我青少年时期绝大部分看过。在邢台认识了齐啸云，天津人，下放劳动，组建山区慰问团，我跟着跑台口。她说天津是京剧的三关口，闯不过天津成不了角儿，天津戏迷是把关的，最有学问。果然，天华景的戏迷给我上了一课又一课，每次叫好起哄都在艺术的节点上。在这里完成了我由看戏到听戏的转变，懂得了角要看熟，戏要听旧。
那一阶段我正迷上奚啸伯。天津也是奚先生的福地，十九岁在中和戏院下海，与陶默厂（读安）唱《武家坡》，还一度定居天津，这里有他许多朋友和粉丝。后来到石家庄地区京剧团，常来天津演出，不在天华景，在中和大戏院、新华礼堂。来津必唱《杨家将》，一赶三，前令公、中寇准、后六郎。先生先天不足，音窄量小，就扬长避短，绝处逢生，创造一种独异嗓音，浑厚柔婉，清澈圆润，人称洞箫之美。尤长一七辙，因为难唱，别人绕道走，先生也轻易不唱。我跟天华景一位老经理说了，他常带我出去看戲，莫非传言过去，先生演了一出《焚绵山》，“春草青青隐翠溪，老母叮咛结草衣”，二十句一韵到底，果然名不虚传，鼻腔共鸣，膛音充沛，低回凝重。这是一出马派剧目，比较起来，马连良美声在空中飘荡，奚啸伯是在地上行吟。听得我如醉如痴，过足了瘾。
另一个常串门的地方，是天祥商场一楼古旧书店，与劝业场相邻。午睡、晚饭后、星期天的时光大部分打发在那儿。那时实行粮食定量，吃不饱，一进天祥就兴奋起来，书能充饥。旧书架像黄土地的田畦，放手刨，尽情翻，像在老家溜山药、拾花生。逮住本好书，有钱就买，没钱可以赊。旧书便宜，角儿八分的，得一次稿费就抱回来一摞。只要沉下心来，还真能淘到宝贝捡到漏儿，庆幸到手的有一本董西厢，一部乐律全书，一套1928年创刊、刘豁公编的《戏曲月刊》，还凑齐了全部河北梆子演出剧本及曲谱，至今还供在我书房的重要位置，常常伸手翻看一下，找回劝业场那段美好的日子。我的艺术修养最初来自舞台，戏曲把历史和书籍筛选和浓缩，典型化了，是一部彩色和立体的书。后来不唱戏了，也不写戏了，但是一些戏的元素，比如简洁、朴素、幽默、雅俗共赏，都融进诗歌、散文创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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