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我亲历的“夜不闭户”年月

　　在中国传统语汇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往往用来形容世风良好的最高标准，也是心地质朴的子民过上安定舒心日子的良好期望。也许，在很多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这一目标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想写一写这个特殊的例外情况，写一写亲历的故乡胶东解放区曾出现过的类如“夜不闭户”这样良好世风的时段，是不无意义的。

　　这样的状况曾有过两个时段：一个是1945年日本投降至1947年秋蒋军大举进攻我们家乡解放区，持续了约两年半的时间；另一个是蒋军逃窜之后的1947年冬至1948年。我参军离乡后数年未回，此后的情况知之不详。我只记叙我亲眼见到与亲身体验到的真实情况。尽管也许还只是幅员不太大的一个范围。

　　第一个时段的东风实际上自1944年深秋即开始吹拂。那时，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在国内抗日战场我八路军、新四军已展开局部反攻。当时我县的县城尚未解放，但武工队和地方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已在县城周围的农村进行活动，县城中日伪军事实上已成瓮中之鳖，其中伪军除最顽固的八中队偶尔还敢出城搞点动作，大都已成为缩头乌龟。以我所在的村庄而言，距县城虽仅仅六华里，我党政军的影响已深深渗透进来。村小学已为抗日进步分子和地下党员所掌控。张校长是村中首富的公子，却早已是一位热情澎湃的进步青年，教“修身”课的女老师我后来知道也是地下党员，“大饱学”战老师为人正直，从未向汉奸恶霸低头。村里的佃户老梁是外县来此定居的老党员。以他们为“内应”，我南山根据地的“包袱客”夜间基本已可自由进出。“包袱客”者，是因为区县工作人员习惯以深色包布裹着书报之类，故人们便以“包袱客”作为八路工作人员的代称。

　　这时，东风所吹拂和渗透的内容包括村小学成了进行抗日爱国教育的基地；音乐课时教唱进步歌曲；“修身”课“掺”进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内容；“包袱客”们以各种巧妙的形式宣传减租减息的政策，合理解决租佃关系和突出矛盾。与社会秩序关系最为直接的是：将原来由各家轮值、老弱病残充数的夜晚“打更制”加以改造，逐步渗入由素质较好的青壮年组成自卫团，每晚执勤巡逻。此项措施使肆虐数年的顽伪游杂流氓盗贼对中小户农家的夜间抢劫风得到有效抑制，许多中小户得到了安定踏实的生存环境。他们互相传颂：“城里的鬼子、二鬼子还没跑，咱们就尝到了解放的滋味！”

　　日伪投降，县城解放后，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正风劲吹，邪气下降。民兵、自卫团组织得到强化，劳动光荣、勤俭持家的价值观得到张扬。村、乡镇、区、县各级都涌现与评选出劳动模范。记得在我村举行的劳模表彰大会上，有位姓纪的勤俭忠厚的老农民戴上大红花，被请到台上，由村长和农会长奖给他一把钢口上好的大镢头。这位平时说话都有点结巴的“老庄户”，也当众讲出了“要做好人，做正经人，做勤劳的庄稼把式，靠歪门邪道祸害人的人没有好光景”。他这番老实巴交的心里话，提升了正气，潜移默化地震慑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小偷小摸的二流子混混之流。与之同时，还适当打击了坑害良善的恶行。本村有个邢姓的混混，自年轻时就横行乡里，人不敢惹，1946年第一轮土改开始，他自以为他既非地主又非富农，似乎可以浑水摸鱼。有天晚间，他趁本村马姓富户之妻独自在家时，翻墙入内，巧言诱惑，欲行非礼，这位妇女拒之，喊声惊动了街上巡逻的民兵，将施暴未遂者抓获。村农会为此召开批斗大会，该邢在众人指斥下只好喏喏表示：“以后不敢了，一定重新做人。”但他却恶习难改，几年后听说又“犯事儿”，那是后话。

　　正反两面的事例及有力措施，极大地教育了各阶层群众，一时间，和谐互助之风，感激党和政府土改等利民政策之风，影响深远。就连多数的懒汉、二流子也认真干活了。记得有一刁姓中年男子，半生不务正业，邻里人等视若害虫，但自从分得三亩水浇地后，一反常态，对庄稼活不仅愿干了，而且会干，竟使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由此，社会秩序良好，以往发生的盗抢、截道剪径、勒索拐卖等案件可谓绝迹。许多人家不再将门户看得那么紧了。一个细节我终身难忘：有天晚上睡前我照例去上门闩，挂上“门吊”，母亲自自然然提示我：“把门推上就行了，啥事也没有。”其实，闩上门本是举手之劳，也不多费事，而母亲却认为多此一举，充分说明一种对环境完全信赖的心态。

　　但随后不久又是蒋军的疯狂进攻，烧、杀、抢、奸，滥施暴行，故乡解放区陷入灾难之中。

　　幸而灾难不久即已过去，敌军为收缩战线，相继放弃了一些地方，至1948年初，仅余烟台、潍坊、青岛等城市尚为敌盘踞（稍后烟台又告收复）。鉴于胶东解放区遭受严重破坏，生产亟待恢复，上级领导又发出“节约度荒，恢复生产，提倡互助组，大力支援解放战争”的号召。军民同心协力，生产逐渐恢复，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社会秩序、人们的生存环境又渐渐恢复到前年的良好状态。这时地主、富农也相对得到妥善安置，同样是“耕者有其田”，自食其力，得以温饱。但也有个别的不劳而获者，如分浮财时因其穷而享受一等“果实”的二流子、混混，又挥霍成一贫如洗的“穷人”，故态复萌，手持空口袋到安分小户去勒索财物而被抵制，自感好景不在而绝望。我记得有一张姓无赖在妻子与其分手后又不肯“学好”，无奈而服毒自毙。对此无人怜悯，只有感叹而已。

　　总之，我们那片地方又恢复了并不富裕却欣欣向上、社会安定而共享清平的“夜不闭户”的日子，至于是否达到“路不拾遗”，我当时并未做调查，何况在那时候，纵有人不慎而所遗，恐也没有值钱的物件。

　　回想当年，仍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只要方向对头，措施有力，政策把握得当，必然大得人心，社会风气向上，邪行空间紧缩，如此一来，所谓“夜不闭户”，不会只是一个美好象征而已。

　　村边苇席上的课堂

　　我在故乡解放区上小学直到上初中时，应该说是有两个课堂的。一个课堂在学校教室里，这里的主讲当然是老师们；另一个课堂在村边田头，夏秋之间坐在苇席上纳凉，纳凉的时刻其实也是在“听课”，有那么几年的时间里，主讲人是我的叔伯二舅曰润和我家东邻的三胖哥。二舅大半生走南闯北：下关东，去北平、天津，在大上海洋人餐馆当过两年学徒；还是一位京剧票友，地方戏剧种中，起码评戏、梆子、河南坠子也能唱两口，年将半百回乡结婚生女，又成为种地的把式，再也离不开家乡土地了。三胖哥年轻时在青岛榨油厂干过“外城客”（即跑供销），在德国经营的胶济铁路小五金门市部当过几天“帐桌先生”（即会计），故乡解放后反而回到家乡，赶集下店做个小买卖，平时也是在家门口的两亩水田里种菜和水果，尤其对莳弄樱桃和“高丽果”（草莓在我乡的俗称）很有一套技艺。但不论是二舅还是三胖哥，都是名副其实的“故事篓子”，曰润熟谙本地历史掌故，而三胖哥对于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地理风物耳熟能详。

　　我作为一名虔诚的学生，是每堂课（亦即每个晚上）都到的。还有两个学生，一是我的表弟，还有一个叔伯表弟（曰润二舅的侄子）。这课堂说小也真小，只有一领苇席的见方；说大也真够大，村边东西五十米，北南一直深入幽绿的青纱帐。哦，其实师生也不止眼前这几个人，看萤火虫灯会，听蟋蟀伴奏，还有夜风五味杂陈，我一面听讲，一面也在嗅觉中分辨着各种正在旺长着的作物的味道。

　　二舅、三胖哥演说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广泛。有的是历史故事，众所周知的如关公、岳飞、戚继光等还是百听不厌，因为旧的内容中还有新认识，表面上都明白了，细想还有疑问。与在课堂听讲不同的是：听者能够随机插话，总是有来有往，彼此都能受到启发，增加了不少乐趣，远比课堂上的气氛平等、民主。还有一些反面的和有争议的人物如韩复榘、吴佩孚、张宗昌和刘珍年，他们中大都是军阀，而且几乎都跟本乡本土关系紧密。吴佩孚是蓬莱人，在我县东面；张宗昌是掖县人，在我县西面，都是相距不远的邻县。二舅说吴是前清秀才，文人当了武将，外号“吴大舌头”；张宗昌是无赖出身，不过年轻时也卖过几天豆腐，他自己曾说过，我一生都要成为“带刀的”。年轻时刀切豆腐，发迹了以后挥刀砍人。二舅还念了两首据说是张自己写的丘八诗，“学生”们都忍不住笑，这次我母亲也出来纳凉，她听了也觉得好笑。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至于刘珍年知道的人好像不多，其实也号称“胶东王”，他与比他还大的军阀张宗昌、韩复榘都交战过，很难说是为什么，无非是狗咬狗、争权夺地而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韩复榘和刘珍年原籍都是河北，韩是霸县人，刘是南宫人，可后来都跑到山东地盘上较量，而最后却又都死在那位骂溜了“娘希匹”的蒋委员长手里。三胖哥曾在青岛和胶济线与德国人打过交道，他说德国制造“成色”比较可靠，就拿胶济铁路来说，修得就挺“瓷实”，道轨铺得很平，水杯搁在小桌板上，水一点洒不出来，可见车体晃动得很轻。但是，他也亲眼所见，德国鬼子也很残忍，为了修铁路占地，高密一带的农民起来抗争，德国兵开了枪，这场血案实在是惨，“忒惨！”，三胖哥一再重复着这两个字儿。他最自豪的是对胶济、津浦和陇海铁路的熟悉程度：每一个车站，就连芝麻粒小站，所有的名儿他都记得，特别是蒋介石和闫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的时候，他还要冒着枪林弹雨到河南那一带去收购黄豆和花生，什么民权、兰封、考城、马牧集，都打得很厉害，有一回没办法他只好钻进一大车黄豆里才躲过了枪子儿……（过后许多年，我才悟出焦裕禄同志工作过的兰考县就是当年兰封和考城两个县归并的。而兰封、考城这两个地名就始于听三胖哥讲课所得）。我最难忘有一次是我主动向二舅提问而引发出来的。这就是关于我县老县城当年的气派是啥样子。

　　曰润二舅对这个话题，一开口就眉飞色舞，他将老黄县的沿革也先交代了一番，自豪地说：“咱们黄县是秦始皇建三十六郡时就设立的，起先在如今县城东面的黄城集，现在还是一个大镇，三国书上那个东吴大将太史慈就是这个疃的人。直到北齐天保七年才迁到现在这里建新城，城墙外面还有一道围子，城门里边还有阁门，讲究着哪！”他说县城最兴旺的时候是在抗战前的三十年代，西阁外的老戏楼常有名角上演，赶上庙会时周围人山人海，多么牛的富家子弟票友想在这里票戏，至少也要先付三十块大洋才能露一手。西面三十里的龙口港的戏园子，北平和天津的名角常来演。别看龙口这港不大，可离天津不远，有定期的火轮船，来去方便，所以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中有好几位都来过。他说老县城顶兴盛的时候有两千多家商号，大都“整”得很势派。甭说绸缎庄，就拿药店来说，西围门里的“登仁寿药局”，门前是小河、拱桥，河岸两边是用成千上万颗经过精选的鹅卵石铺的，有坡度有形，远远看去，嘿，漂亮，艺术！那时就有人说：来登仁寿抓药，还没进门病就好了一半。二舅说他对比了上海、北平、天津的中药房，也没见到有登仁寿这般气派。他的话还真不是夸张，因为我也亲眼见过。日本投降后我进城，登仁寿还在，就是1947年秋天蒋军进攻胶东，侵占我县城，为了修工事，铲平碉堡的射击线，便把“登仁寿”全平毁了。

　　以上，是我压缩了又精简的叙述，便不难看出当年村边苇席上的“课堂”，两位“讲课”人所讲的内容，举凡史地、人文、经济、民俗种种，有许多是我在学校课堂上听不到的。而且只要讲者在、听者在，就没有学年，也没有“毕业”之说。

　　但对我而言，是止于参军之日，不得不中止了这“天地人”课堂的知识所获，而不能不作为村边苇席课堂的一名“肄业生”。

　　从此，我不见了那领苇席，也久别了两位义务讲课人。当我追忆时，已无法完全分清我所拥有的知识哪些是源于村边苇席上所得。但我只知道，多少年来，任我西至霍尔果斯边境口岸，东至普陀山顶，南迄三亚海滨，北到黑龙江抚远渔村，再也没有机会重会当年苇席课堂听讲的情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一直没有放弃席子，哪怕不再听课，只是看一眼我和本村长辈坐过的席子也好。因为，故乡的一尺地，心中的一丈天哪！

　　终于有一天，我在新疆赛里木大草原珍爱地仰卧望天，突然一片白云飘来，与我的视线直上直下地凝住了。幻觉中，我觉得它就是我当年与长辈们坐过的那领席子，也许它一直在随着我的神思追踪着我，（只是不知道席上有没有二舅和三胖哥），而我这么多年无暇注意罢了。

　　是它，我假定就是它，不，我确信就是它。它驮着时光，驮着人生，带着体温，穿过云烟。哦，这席子——云朵，洒下几滴雨星恰好落在我的唇边，我细品着，清甜，也有点儿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