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迷

　　初闻大爷病重（是癌），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赶回老家探望大爷，卧床的大爷一见我，眼泪止不住地从眼角溢出来，这是我第二次亲眼见大爷哭。我强忍悲痛，安慰大爷。去年冬天，一场雪后，大爷故去了，享年86岁。大爷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挥之不去的回忆。

一

祖父去世早，大爷17岁就已结婚。彼时，大姑出嫁了，下面有老姑、父亲和叔叔，大爷就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重点是供父亲和叔叔上学。后来，叔叔考上大学，去了南方工作。叔叔是大爷一手抚养供出来的，叔叔一辈子对大爷感恩戴德，分家时的家产叔叔分文未取。父亲也在外地参加工作了。

　　大爷有胆识，能吃苦。

　　三年困难时期，从生产队分来的粮食远远不够充饥，很多人胆战心惊地去偷，专门挑瓢泼大雨的夜里去偷。大爷从不偷，大爷壮着胆子冒着被打成“伸资本主义尾巴”、“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危险罪名，把荒芜的小片田地开垦出来，自己种。早晨，大爷早早起床（大爷一生都是晚睡早起），整理自己开垦出来的田地。到了生产队上工的时间，大爷就去上工。收工后，大爷继续回到自己的田里劳作。经过大爷不辞劳苦的努力，大爷一家总算能吃饱饭了。这在故乡的小村是极其罕见的。父亲在外地工作，粮票都定量供应，也是忍饥挨饿。大爷问父亲，在外边挨饿吗？父亲说：饿呀。大爷就说，那就回家来吧，家里有粮食，不挨饿。当时，有支援农业第一线的政策号召，父亲就回家跟着大爷种地了，父亲也就种了一辈子地。多年后，我曾提起，若父亲当初不回家，现在也是老干部了。我问父亲，怨大爷吗？父亲答，不怨，在外面还不知会饿成什么样呢，你想象不出那时能吃饱饭是多么幸福，是你大爷带领我们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家庭和国家的最难关。

　　大约七十年代末，大爷骑着“大铁驴”（一种笨重的自行车）去几十里外的河里撒网打渔。网上来的鱼，大爷驮回来，卖了赚点钱。有时，大爷倒腾蚶子，驮上三百斤带贝壳的蚶子，骑一百多里地去卖。那时，水产价格非常低，几分钱一斤，所以日子还是很清苦。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祖国大地。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家分到了田。大爷已年过半百，但却如虎添翼。生产队把地分了，但我家和大爷家的地还在一起种。父亲当时干铁匠，堂哥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所有的地几乎就靠大爷一个人侍弄，耪地、施肥都大爷一个人干。只是种和收的时候，父亲带着哥哥们和大爷一起去干。收上来的粮食堆放在大爷家的大院子里，脱粒晒干后，两家再分。

　　一年，家乡最大的还乡河干涸成一条小溪，裸露出一片河滩，河滩非常肥沃。生产队向外承包，许多人垂涎三尺，却又望而却步，怕夏天遇上大雨，河水上涨，一年的血汗白搭了。大爷凭借多年种地的经验，成竹在胸，毅然承包了十亩河滩地，全部种上了麦子。多少人为大爷捏了一把汗，麦子收割时正是雨季，若遇一场大雨，涝了麦子，将颗粒无收。而大爷仿佛诸葛亮草船借箭一般坦然、悠然，别人的忧虑全不放在心上，只是整天整天地在麦田里摸爬滚打，早上带上干粮下地，直到天黑才回家，只琢磨怎么把麦子侍弄好。麦子在生长，杂草也在长，大爷一个人背着喷雾器在漫无边际的麦田里喷洒除草剂。终于到了麦秋，每年都要下两三场大暴雨，可那年偏偏没下，麦子成熟了，颗粒饱满，黄灿灿的，一眼望不到头的一大片麦田。我跟着父亲和大爷去割麦子，老姑父也去帮忙。六月，大家又热又累，一身一身地出汗，好一派忙碌、丰收、喜悦的景象！光公粮就上缴了好几千斤。

　　大爷明白一个理儿——一个人不会总走运，大爷不再承包河滩地，转而承包了别的土地，种生命力很强的经济作物——亚麻。亚麻种上后，比较省事儿，不用怎么侍弄。秋天收上来，就浸在河水里。入冬，大爷一个人身穿黑色橡胶裤子，站在齐腰深冰冷的河水中，一根一根地剥麻皮，双手冻得通红。一天天地在水里站着，大爷从不叫苦叫累。大爷一门心思扑在土地上，生活大大改善了。大爷虽年逾花甲，但大爷并没有就此止步。

　　大爷建起了建材公司。八十多岁了，还是一副硬朗的身板，精神矍铄，还在天津和山东之间奔波、联系业务。大爷硬朗的身板是一点一滴磨练出来的。

　　大爷是镇上出了名的孝子。奶奶八十多岁去世的，奶奶晚年，大爷不跟大妈一屋睡了，陪奶奶睡，照顾奶奶。真像《弟子规》里讲的：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奶奶去世，大爷不想火化，就想把奶奶停在炕上，天天守着。那年冬天，叔叔把丧葬费寄回来，大爷独自一人在西屋炕上坐着，我和大爷一家人在东屋说话。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堂嫂对我说：“去西屋看看大爷，那屋没人，大爷又要哭了。”我听话地去了，大爷正倚着被垛坐着。见我一进屋，一手捏着汇款单，一手急忙悄悄地抹去眼角的泪水。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爷流泪。

　　大爷有了钱以后，依然穿着异常朴素。卧病在床时，穿着破旧的秋衣和衬衣，吃着粗茶淡饭。

二

我四五岁时，母亲要带着一岁的妹妹，还要忙家务，无暇顾及我，大爷就带着我。那时，大爷养了一群羊，我就跟着大爷赶着羊群去田野里放羊。有时，有母羊生小羊，大爷还为羊接生。羊群里夹着腰间缠着布带（包扎脐带的）的小羊，一扭一扭地跟着羊群走。羊们吃草，我感觉无趣，大爷特意为我制作了一只风筝。大爷找来竹签，用细铁丝绑住竹签弯成的形状，按照竹签的形状糊上一张彩纸，又拿毛笔在彩纸上涂涂抹抹染颜色。一只美丽的“花蝴蝶”呈现眼前。随后，大爷用竹棍制作了线轴。可是一试飞，风筝总是折跟头栽下来。大爷又在蝴蝶尾巴处粘上两条飘带。这回，风筝飞得平衡了。我手举风筝站着不动，大爷一边跑着，一边拽动丝线。我一松手，蝴蝶腾空而起，冉冉上升。大爷手中的线轴飞快地转动放线，“蝴蝶”越飞越高，高得只见一个渺小的“蝴蝶”。大爷把丝线在线轴上别住，不再放线。随后，席地而坐。我坐在大爷怀里。羊儿们低头安静地吃草，地上雪白的羊群缓慢地移动。我仰望着蔚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渺小的“蝴蝶”自由地翱翔。那时，我在大爷家吃饭时，有邻居去串门，见我经常在大爷家，就逗我：“将来，你出门子（出嫁），一定要请大爷大妈吃大肉啊！”晚上，我和大爷一被窝睡觉，大爷搂着我，把我的手放在他平坦的胸膛上凸出的小乳头上，我摸着它，甜甜地睡了。有时，我也闹着要回家找妈妈，大爷不顾天黑，骑自行车把我送回家，而我家都已插门睡下了，大爷就嘭嘭地砸院门。1976年唐山大地震过后，大爷抱着我去镇上的十字街，那里一片废墟瓦砾，大爷唏嘘着：“7.8级呀！”母亲给我报了一个育红班，但我经常不去，仍然跟着大爷放羊、放风筝。一次，我正跟大爷放羊，育红班的老师带着一队学生也去野地里玩，小朋友们扎着红绸带、涂着红脸蛋，给我和大爷唱歌，又让我也唱，我害羞不唱，扑进大爷怀里。

　　上小学了，那时正热映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我像很多同学一样着迷。可是，我家没有电视，大爷家有。每晚，我都在大爷家看《射雕》。当时没有闭路天线，电视信号不好，屏幕上有很多“雪花”，哗哗地响。我坐在摆电视的柜子上，“雪花”一多了，我就晃动电视天线，大爷一家都听我的，任我摆布。大妈还笑呵呵地说：“就丫儿（我的小名）会调！”看完《射雕》，像小时候一样，就在大爷家睡了。大爷家离小学近，就在小学对面，第二天一早在大爷家吃了，就从大爷家上学了。我是上小学的时候练的自行车，天天放学在小学操场练自行车，几乎天天都去大爷家小憩一会儿。会骑了，大夏天，和同学们骑着自行车到四里地外的大桥去玩，回来累了、渴了，脸热得通红，经过大爷家，呼哧带喘地跑进去，舀一瓢凉水喝，又骑车子去了，甚至大爷都不在家。但是大爷家就像是我必经的驿站，或者更像自己的家。还时常有事没事地和哥哥们一起去大爷家玩。

　　初中、高中学习紧了，去大爷家少了。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家里非常困难，我的学费都凑不够。大爷给我拿的学费，我才去大学报了到。大学时，我经常回家，而每次我必去大爷家，哪怕两手空空。我工作了，每年春节，单位发的年货，我都要分给大爷一份。我和哥嫂们、妹妹一队人拎着礼物，浩浩荡荡、喜气洋洋地去大爷家。就是平时，每逢回家，也总是要去大爷家看看玩玩。那年，我大病了一场，大爷为了安慰我、哄我高兴，给我立了一个存折。我找了一个一贫如洗的老公，结婚时，大爷资助我买的家具。大爷几次想来我家看看，可是，大爷往返于天津和山东之间。经过塘沽时总在夜里，大爷一直没能来家里。大爷听说我生了儿子，分外欣喜，打电话来，说给孩子起了个名字。虽然我们没有采纳，但可见大爷的一番苦心。大爷曾经对我的关怀和抚养，我永生不忘。

　　大爷，眼下，我们的生活好转了，可以孝敬您了，您却走了！当我再回老家，再也见不到那硬朗的身影，我怎能不怀念？我是多么不愿意我们的亲人离开，不管他多大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