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澍

修自行车的老赵

去总校开期末总结大会，开完会，路过熟悉的街道，忽然看见给我和儿子修了十几年自行车的老赵还“活着”，我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我有许多三教九流之友，多为引车卖浆者，我和他们称兄道弟挺谈得来，跟他们学到许多社会知识，这也是“读书”，老赵就是其中一位。他技术好，服务态度好，又有为了生存不失其适度的可爱的狡黠。老赵原是街道小厂的万能钳工，什么都修。三十多前工厂“病死”，老赵拎上几件简单的钳工工具，往马路边一圪蹴，立马开始新营生，照样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吃喝拉撒睡。只要政策好，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能力极强，吃苦耐劳不是虚语。读中国历史，每次改朝换代，统治者稍微休养生息，生产力就突飞猛进发展。老赵的媳妇、孩子在郊区农村，来往方便，打工家居两不误。

　　老赵是修理自行车的工匠，我是教书匠，都属于匠人系列的大范围，区别是他用手劳动、我用嘴劳动。我每天路过老赵的“露天工作室”，有事没事都和他侃几句淡话，有时赶上他闲着，就和他多聊几句。老赵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倘若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或者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受到系统良好教育，肯定能出息成个人物，比如大学教授、名牌律师什么的，如果再放放洋，挤进北大清华弄个教席不是诳语。我年轻时干过几天钳工，特别佩服心灵手巧、技术好的师傅。在我看来，一个高级技工比一个蹩脚工程师要令人尊敬得多。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主人公果加说，找莫斯科最好的裁缝做衣服要排两年的队，这个裁缝比莫斯科市市长还有名。

　　我大呼：老赵，还“活着”？

　　老赵先是一愣，看清是我，挤挤眼睛，配合着“狡猾”地笑笑：还活着。好长时间不见了。

　　我：到分校了。

　　老赵：我说呢。

　　我：混得咋样？

　　老赵：还行吧。把工商税都免了，月收入不足五千的不交税。

　　我：原来一个月交多少？

　　老赵：200。

　　我：免得不少。

　　老赵：可不是。

　　我看看老赵光着黑乎乎的大脚丫，穿双样式古老的旧拖鞋：一月200，一年买12双皮鞋。赶紧买双皮凉鞋，影响市容，城管要批评你了。

　　老赵抬起一只大脚，自我欣赏地说：这多凉快。没人管。

　　我瞧瞧老赵的发型，还是“地方支援中央式”。几年不见，“地方的‘兵力’”比过去少多了，“中央”的面积越来越大，“国进民退”得厉害。我们对过岁数，他比我大一岁。祝贺老赵，一年多收入2400块钱，对老赵一家，绝对是个不大不小的数目，换成馒头，还不得拉一小卡车。

　　老赵有个儿子，眉清目秀、皮肤油亮、身材修长、体格健壮，初中毕业就跟他学修车，一直学到十七八岁，技术老学不好，服务态度比他的技术更差，断不了和喜欢较真的顾客呛呛几句，着急了还想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总是摆不正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准确位置，自我感觉很牛气，生在明末，一准儿是个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家伙。老赵光给儿子干擦屁股的事，儿子修一遍，老子再重修一遍，还得赔一箩筐好话。但老赵从没当着顾客的面训斥过儿子，绝对是个好爹，人粗心软。有一次我代表老赵“启发教导”他儿子，我说来的人都是咱的衣食父母，人家不来修车咱吃啥喝啥？老赵的儿子听不进去，大声痛斥，我没有那么多“父母”！老赵说，曹老师说得有道理，我一直是这样想的，但说不出来。

　　老赵原想让儿子学成手艺，再申请个路口自己支摊单干，但他儿子一心想给领导当轿车司机，像他的堂哥那样吃香的、喝辣的、年纪轻轻就混成“司局级干部”，回老家村干部见了都点头哈腰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当成人物供着。老赵又不认识领导，儿子的“远大理想”无法实现。没办法，十几年前本市出租车刚从面包换成夏利时，老赵一咬牙，找亲戚担保贷款给儿子买了一辆。儿子兴奋得屁颠屁颠，油门一踩呼啸而去，自己给自己当司机，拉着人民群众满世界疯跑，贼过瘾，特威风，银子挣得挺“大爷”，比《让子弹飞》那个张麻子还牛气。张麻子的理想是站着把钱挣了，老赵的儿子是天天坐在“沙发”上就把钱挣了。老赵家不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而且还进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儿子的夏利早就换成捷达，而且买了两辆，自己开一辆租出去一辆，捷达是本市最好的出租车。前几年，我问过老赵，你也弄辆出租车开开。老赵说干惯修自行车，不想换了。老赵修理自行车，老赵的儿子开出租车，老赵的孙子没准可能要开飞机呢，一代更比一代强，老赵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缩影。

　　某晚，我坐过一次老赵儿子的车，前面有个小靓妹，大概是他女朋友。他儿子装成不认识我的样子，好像那段修理自行车的糊口生涯是见不得人的职业，不体面，不光彩。我就装成认识他的样子主动说，小帅哥，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呀。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用A县最标准的乡音说，曹老师，这么晚去干什么？我打趣地说，这是我们家的秘密，暂时不能告诉你。

城外，那条黑色的河

本市某条大路的路边，常有三五个卖菜的五六十岁的农妇，坐在人行道的台阶上，面前摆着一些时令新鲜蔬菜。每个人的菜都不多，不是那种专门卖菜的，而是自己种自己吃，不施化肥，不撒农药。有时收得多了，吃不完，卖点，不当赚钱的营生干，卖得比较便宜。

　　我看上碧绿的生菜，特新鲜：生菜咋卖的？（用本地土话问，韵味尤佳。老曹在此地生活了三十多年，简单的土话还能弄几句。）

　　农妇大姐用手指指：一块，这些。

　　我看了看，一小堆，真不少：来一块钱的。

　　农妇大姐马上给我装进塑料袋。

　　我警惕地问：拿啥水浇的？

　　农妇大姐立马知道我是什么意思，郑重其事地强调：机井。自己打的机井。

　　我质疑：不是河里的水？

　　我们城市的母亲河——滏阳河已经污染得不像样，水流也变小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游击队经常在滏阳河两岸袭击日本鬼子的汽船，那时从邯郸坐船可以顺流而下直达天津。建国初，邯郸还有滏阳河航运管理处。我年少时在波涛滚滚的滏阳河里学会的游泳，河里有鱼、有虾、有河蚌，我们院一个小子的“老二”还被鱼咬过，我陪他看过医生，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盛夏，某段水面宽广的河床，水流比较平缓，一大群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谁也没有游泳裤，大裤衩一脱，光着小屁股跳进河里。河两岸没有人家，一片田野，菜地里有茄子、豆角、西红柿，游泳饿了，我们常常匍匐前进爬进菜地偷吃，偶尔被农民发现并不真追赶，只是象征性地吆喝两句，吓得我们落荒而逃，连滚带爬跳进河里游到对岸。如今，河水已经穿城而过，把繁华的城市切成东西两大块，东边是新城，西边新旧参半。城市发展太快了，我们的母亲河以她独特的方式记录和见证了时代的巨大变化，令人喜忧参半。二十年前，本市一位诗人给我臭谝他的新诗《城外，那条黑色的河》。如今，“城外的那条黑色的河”已经变成浑浊乌黑的“城中河”，犹如被包裹起来的“城中村”。读梁鸿女士写她家乡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她家乡的母亲河——湍河也与滏阳河的命运一样，野鸭、芦苇荡和鱼虾消失了，上游造纸厂排出的废水流进湍河，黑亮亮的河水像汽油，浮着泡沫，整个河道散发出刺鼻的臭味。滏阳河和湍河，是中国许多河流的缩影。

　　这似乎成了规律，上个世纪，流经九个国家的美丽的莱茵河污染严重被称为“欧洲的下水道”、“欧洲公共厕所”。后来，经过莱茵河流域各国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莱茵河水污染治理取得成功，莱茵河恢复了生机，成为最为人称道的河道治污样板，也成为世界上人与河流关系处理得最成功的一条河。

　　我们的母亲河也会重现她昔日的风采，我坚信。

　　农妇大姐：我们不住河边。我们是……

　　我问：这菜你们自己吃吗？

　　朴实的农妇大姐眼睛一瞪，撕了一片生菜叶，扔进嘴里嚼起来。

　　我开玩笑地说：等我走了，你再吐出来。

　　农妇大姐加快速度使劲咀嚼，咽进肚里，张大嘴巴让我检验，舌头上口腔里沾满细碎的菜叶，感动得我又买了一块钱的。中午吃生抽爆炒生菜，晚上又吃凉拌生菜，明天中午再吃一顿大骨头汤涮生菜才能消灭光。媳妇埋怨我，怎么跟生菜干上了，不能换点别的？我说这生菜可是“绿色食品”，难得。超市的“绿色鸡蛋”七十多块钱一斤，价钱吓人。我问售货员，有人买吗？售货员说，有。

卖牛肉的

老曹既不属于贪官污吏系列，也不属于小平先生表扬的先富起来那部分人，故而基本没人请吃请喝，嘴里淡出个鸟时，自己去超市割两斤猪肉红烧一锅解馋。瘦肉精事件曝光后，老曹改吃牛肉了。昨天一大早，老曹去本市最好的超市买牛肉，见老板娘正在绞牛肉馅，用的全是乱七八糟的下脚料，根本不洗，绞出来的馅像下雨天踩在脚下的烂泥，难看极了。旁边就是个烙牛肉饼的摊子，老曹买过几回。

　　老曹心想，这玩意能吃吗？随口问了一句：这是给哪儿送的肉馅？

　　老板娘老练油滑地笑笑：给哪儿送的，我能跟你说吗？

　　我靠。弄得老曹尴尬极了，根本没想到老板娘的“水平”会这么高。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对不起，不该打探你的商业机密。

　　老板娘宽容大度地笑笑：没什么。

　　那神情、那气势、那份自信，远远高出老曹，好像哄小孩子玩。她在云端，老曹在低谷，霄壤之别。

　　老曹有些不甘心，哆哆嗦嗦地指着旁边的牛肉摊问：这个牛肉饼用的什么馅？

　　老板娘麻利果断地指指冰柜里鲜红的牛肉馅：用的那个肉馅。

　　老曹心里已经挂了个大大的问号，但还要装成相信似的傻傻地点点头。这是老曹认为本市最靠谱的牛肉摊子，价钱最高，号称牛肉里一点水都不注，老曹是她的熟客。

　　回家的路上，老曹一想，这不对呀！这他娘的哪儿跟哪儿啊？他娘的，干“坏事”的反而理直气壮，“3.15”的勇士老曹反而理屈词穷了？难怪二十多年前，刚结婚时，老曹的媳妇就谆谆教导老曹：外面带馅的东西都不能买……老曹的媳妇高瞻远瞩，真是太英明伟大了。老曹回忆起二十多年的买菜做饭生涯，一些过去忽视的细节像视频一样出现在眼前，老曹突然恶心得想吐。

　　老曹也想像厄普顿·辛克莱那样弄一本《屠场》之类的小说，玩它一个“扒粪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