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海勇

　　王嘉的《拾遗记》卷十《诸名山》中的《瀛洲》一节，“瀛洲一名魂洲，亦曰环洲。东有渊洞，有鱼长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时鼓舞群戏。远望水间有五色云，就视，乃此鱼喷水为云，如庆云之丽，无以加也。”文中要表达的内容还是通俗易懂的，如今这一段文字已经被认为是我的故乡（即南通东部的启东）那片沙地所能找寻到的最早记忆了；里面所描述的能喷水的鱼显然是鲸，动物学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生物。启东在从海洋里冒出来之前，渔民就在这片海域里劳作着，后来大陆架上不断地堆积着从长江里顺流而下的泥沙，逐渐形成了一片连绵的水面下的岛屿。试想在浩瀚太平洋的一个边角上，鲸鱼曾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嬉戏闹腾、喷射出水花，水珠在阳光的折射下如五色云朵般绚丽，其景相当美妙。

　　王嘉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著名的方士，方士是吃得开的人物，一般脑袋瓜子十分受用，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想象力丰富。他所著的《拾遗记》是今存十六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志怪小说，它沿袭了韦昭的《洞记》、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虽是野史，却更多了几分性情。在它之前的文本都散失了，因此这本《拾遗记》就弥足珍贵。其实这段文字中的想象和夸张成分，也是以事实为基石的。何以见得呢？我记得启东有一架鲸鱼标本原存放于人民公园内，基本上属于我个人科普知识的萌芽，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头冲上塘芦港外海滩的须鲸幼体，庞大的骨头标本跨越了好几个房间。那时候的人民公园，假山真水倒也未必让我有几多感慨，在我印象当中所见到的第一座山，大概就是南通的狼山。

　　从长途客车布满灰尘的窗户望出去，狼山隐约、遥远、起伏，特意去造访游玩在那时候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我是如此，经历里从来都只有赶路、经过、匆忙，而没有玩乐、逗留、闲适这一说。这如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所遭遇的一样，经济建设十分必要，虚幻的那一套就被暂时搁置了。其实一到南通城，就发现它和启东不一样了，有了狼山仿佛一下子挺拔了，足够它在江海平原上霸气起来。曾经在狼山上是可以看到长江和东海的，现在则因为海门、启东的成陆而只能隔空臆想了。那时候的山水应当能培育出众多民间的诗人和坦荡的官吏。我在三十岁以后，偶然登上了狼山，纵然心中已无块垒了，它和其他山一样，埋着骨头，长着树木，让有理想的人们寄寓着。

　　和狼山隔着一条长江的江南，有一座同样也是体量不够庞大、但也是有历史有故事的虞山。如果说狼山因为骆宾王、张謇而支撑起了这片文脉的话；虞山则在往前追溯的线索上更为客观，仲雍、言子、黄公望、严天池、张旭、钱牧斋、柳如是，使得虞山诗派、画派、琴派，不仅仅影响了整个江南的文化审美，更成为了中国旧式文人生活典范的某种缩影。

　　山水相间的地方适合动植物生长，人类的繁衍也总是离不开这些基本的要素，培育了农耕时代缓慢、舒适的生活节奏，物质消耗也并不高，生存的最大压力就是如何面对自然的喜怒无常，因此实现个人的小理想就有了可能，可以不为物质所羁绊。因为不需要太多的银两和太多的做作，也没有时下个人可支配土地的窘迫和尴尬，不太寒酸的文人都可以拥有相对封闭、自成体系的小天地，即便落魄者，也多少能自得其乐。安静下来的人没有过多的追求，把心态放到鹅毛扇上，一切就都轻起来了，不追求官场的虚幻和排场。精神上的小富即安，其实是无奈之举，甚至到后来，泛酸的心态也貌似淡化了，真的有点知足常乐的意味。

　　就在刚刚过去的七天假期里，又抽空读了读王维，当读到他在《送张五归山》一诗中：“东山有茅屋，幸为扫荆扉。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时，竟然笑了起来，寰宇如此浩大，旋转如此飞速，却依旧敌不过唐朝人的心境，确切地讲，我这仍旧是在为别人操心，自身尚在为柴米油盐劳顿着呢。那就让时间慢慢去消耗吧，至少在其间也能短暂地去一去内心的山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