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章

　　重说二姐

　　1994年，我写过一篇《二姐和二姐夫》，十几年过去了，又知道了一些二姐的事，觉得有必要重说。二姐的人生，值得思考。

　　二姐比我大两岁多，生于1936年正月初五。二姐不但生不逢时，也投错了胎!二姐的前头，已经有五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了，她生下来，母亲嫌她多余，连个乳名也没给她起，出阁前，大人们都喊她“二丫头”。我虽然生在二姐后，因为是“老疙瘩”，又是男孩，是母亲的心头肉，眼前花。

　　我四五岁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年代，我家搬到山沟里，用石头垒成墙，用柴草搭成盖，能暖吗?夏天雨下到炕上，冬天雪飘到炕上，热时，蚊虫来叮咬，冷时，寒风刺骨。那几年，母亲养过两头猪，除此以外，我们没见过家畜、家禽。除了吃敌人割庄稼剩下的玉米、高梁、谷子，没见过别的粮食；除了倭瓜、黄瓜、豆角、萝卜，没见过别的蔬菜。无论大人、孩子，我们唯一的零食是秋天烤玉米。别人烤玉米挑好的烤，二姐烤玉米只能找死了秧的或獾子啃过的。有时二姐烤玉米，三哥说了句：“二丫头，你又烤棒子呢……”二姐总是用颤颤的声音说：“死秧的……”那可怜巴巴的声音在我的耳中响到今天。有什么小活，别人不愿意干，总有人指挥说：“二丫头去……”有了剩饭，别人不吃，

　　“二丫头吃……”

　　二姐在家里，地位最低，被冷漠，但并不是受虐待。就像一窝的鸟儿，总有一只抢不上食，瘦弱，也跟同窝鸟儿一块飞；就像一丛乔木，总有一根矮一些，风不畅，光不足，也顽强地一块生长。

　　二姐在遭冷漠中长大，养成的性格，出奇地刚毅，刚毅到有时不近人情的地步。二姐的一生没吃过左邻右舍的饭，甚至至亲至近的饭也极少吃。外甥家宰年猪，她去帮忙，到吃饭时，她回家吃剩粥去，让儿媳妇对她有意见。晚年，大姐格外呵护二姐，她到大姐家，吃饭时，她也要走，很是让大姐生气。

　　1945年，日本鬼子被赶回他们的狼窝去，我们还没搬回山下老房场，二姐去住姥姥家，和同岁的二表姐拾柴，二表姐同爷爷奶奶住，要把柴送奶奶屋，二姐同舅妈住，要把柴送舅妈屋，姐俩吵了架，二姐气得跑回家。从姥姥家到我们家二十里路，都是大山，二姐才九岁，根本不认得路，离开姥姥家就是冬天的下午了，她只知往回家的方向走，竟在大山里住了一夜，那时山里狼特别多，二姐有命，竟未遇狼。此事，想起来就让人后怕!二姐从小便不知惜命。

　　都说挨肩的孩子爱打架，可是我的两个姐姐从小就护卫我。我们在山里时，一次一只老雕扑向草丛中的我，两个姐姐大喊扑过来，老雕听见人喊，踅起来高飞了……这是我童年有惊无险的永远的记忆。可是有一件事，我永远对不起二姐。二姐和几个哥哥姐姐一样，没读过一天书，自是不知读书的滋味。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一天正在炕里看唱本，二姐面朝南窗蹲在炕沿上，不知为什么说了句：“小老，别看书了……”我年幼无知，用手一杵说：“你懂什么!”二姐倒跌在地上，哇哇大哭，我一生没欺负过人，这是我终生抹不掉的一次愧疚。

　　二姐十三岁那年有人来提亲，母亲去相家，回来很高兴地说：“李福这孩子挺懂事，夜间还给我盖被子呢……”二姐嫁到李家，上有老，下有小，婆婆又厉害，二姐都是干活在前，吃饭在后，在娘家受冷淡惯了，自是从无怨言。看来自己挑家过日子，依然如此。二姐夫是个只知道干活过日子的庄稼人，说服不了二姐。

　　母亲生二姐，嫌她多余，而二姐孝母尽力却最大。二姐1957年腊月生下外甥，1958年正月十六我接二姐住坐月子的满月家。二姐见我下田劳动、接医生、买药，一个人忙不过来，又不会做饭，不忍心丢下我们不管，一直住到九月十二日母亲圆了坟头才回去。中间二姐夫接了三次，见状什么也没说。二姐怀抱外甥为母亲煎药，煮饭，八个多月，没有一句怨言。人家都说我是孝子，其实二姐付出的最多!

　　二姐在娘家被亲人冷淡，可是二姐却不冷待亲人。老伴常说，困难那些年，二姐回娘家没什么东西给孩子，她用玉米碾面，烙成烙糕子，分给侄子侄女们。那是怎样的付出啊!二姐爱亲人，爱我尤甚，我到四五十岁她还一口一个：“我的小老兄弟……”仿佛我永远也长不大似的。头一个二姐夫去世，二姐改嫁到一个山村，他们村产最好的京东板栗，如果我这边有人去，二姐恨不能把栗子树搬来给我。二姐家安了电话，我和老伴说：“很大程度是为咱们安的……”我家迁入省城前，老伴年年养母猪，让二姐抱猪娃去养，二姐一个一个记在心上，有一回竟跟我说：我们欠你们该有多少多少钱了……

　　二姐的体重从未过一百斤，瘦得皮包骨，还天天同二姐夫一块去干活，去年从山坡滚下来，把腰扭伤，挺不起身来，生活不能自理。我和老伴打了好多次电话，由大姐陪伴，孩子才把她送到省城。二姐来时，特别憔悴，也不想吃饭。我找个中医给她看病，才吃了三、四天药就想吃饭了。老伴和我大儿子又用车拉着她找骨科医生，开了药，制了膏药。不到一个月，二姐的体重增加了五斤多，也挺起身子了。本来，我们是想让她和大姐住一冬。身体完全康复再回去的，可她见我和老伴都有毛病，说是添了麻烦，到三十三天头上就走了。

　　二姐在我家治病的时候，我们说家常，看电视，她不常参加，在她住的那间屋子里佝偻身子侧卧，她说在家也一样，二姐夫看电视，她躺着，什么也不想。她说，她爱看戏，不敢摁电视遥控，怕“摁跑了”……

　　二姐的一生，干在前，只有付出，吃在后，从不讲享受，从不畏死。有一年她病得很重，老伴和四哥家侄女看她，她抱怨二姐夫，不该把她有病的事告诉娘家入。可是，二姐却把死后的事看得很重。早些年，她同女儿们说：“我死后，要毛主席那样的棺材……”孩子们说，毛主席的棺材是水晶石的，把家卖了也买不起，二姐退一步说：“那就用玻璃的吧，亮堂，不透水，外边用瓷砖砌上……”外女说：“那我们能办得到……”她七十三虚岁，老伴给她买了名牌红球衣，她特别喜欢，舍不得穿，留着“装老”用……

　　二姐一生冷落，为什么把死后的棺材看得那么重呢?我一直在思考着……

　　胡景海老师

　　胡景海老师，是我们四个孩子向东、向阳、向春、向海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修剪果树技术的老师。

　　胡景海是我老叔的三女婿的亲弟弟。他家是五小队向西的最后的一家，我家是六小队最先的一家，两家若拉直距离不过二百米，中间有一个小山包挡着。

　　胡景海曾被派到承德农校学过管理果树技术，回来大队更换了领导班子，因主要负责人对他哥哥办事不信任，便没有用他。1964年，我担任村里的副大队长，村里二十来年的苹果树不结果，社员们要砍掉，我请他出山，教我学剪枝。苹果树也争了气，那一年就结了果。我学的这点技术享用终生……

　　胡景海只有小学文化。他是在“文革”初期当上小学民办老师的。学校在他

　　家房后旧坟场边。我大儿子向东是在“文革”高潮中上学的。孩子下学回家，常和他妈妈我俩说起学校的事。胡景海懂得师道尊严，他家里的事跟孩子说，孩子们家里的事也跟他说。孩子们把心灵的田地坦露，乐意接受他的灌溉。乡亲们后来说：“别看景海小学毕业教小学，教的不赖……”

　　我们村是全县有名的两派斗争激烈的村子，他哥哥是一派幕后的总指挥，我是被他们打倒的目标。有时候，孩子说起胡景海讲“文革”的事，谁谁说毛主席什么被专政了，谁谁因弄坏毛主席像被打倒了。我心想，孩子要是学舌走了样，岂不给老师找了麻烦?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了他，我说：“景海，我有话和你说……”当时两派互视对敌，他脸色沉沉地说：“什么事?”我说：“你听来的有关毛主席那些事，少和孩子们说，孩子学舌走了样，有人给你栽上，你说不清楚……”他一听是为他好，点了点头。从那以后，做为对头，他没有污辱过我。有一回，人家派他去揪我，他像请客一样说：“老哥，去吧，老哥，去吧……”这几个字，我永远忘不了。那年月能识真心也不易。胡景海是很理性的。

　　我一直很感谢胡景海，在那个许多人失去理智的年月，他的心不疯狂，不险恶，用山里人的真率，亲切，对待那些童贞之心，他没把大人的派性带到孩子们中间去，让孩子们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使他们能按部就班地考上中学。如果不是良好的启蒙，就没有他的学生刘向东的诗歌《母亲的灯》，点亮远村的山寨夜晚，就没有他的学生刘福君的畅销诗集《母亲》，为天下孩子喂奶……

　　“文革”中间，我们村两派有的见面扭脸，有的对骂两句，而胡景海和我大儿子刘向东下了课，师生常常一块到我家门前打柴，有时唱歌，有时说话儿，是留在我和老伴心中疯狂年代的温馨风景……他和孩子们课外一同干活，又是一个课堂。

　　胡景海会修树，也会育娃，也是桃李满园呢。

　　“一条线”传奇

　　1996年的秋天，人们在谷场上搓玉米，一个老太太站起身来，笑声朗朗地和大伙说：“我老头叫我呢，我该走了……”她拍拍屁股，从衣兜掏出一把钱递给他的儿子：“你花吧，我用不着了……”又把烟袋交给一个老年妇女：“给你留个念想吧……”然后她便往家里走，见了人还说“拜拜”。人们在背后笑：“这老太太得精神病了吧?”一进院，她指着堆积的乱柴对孙子媳妇说：“快收拾一下，一会来人了。”进了屋，她找出早已准备好的“装老”衣服，上炕就穿，穿完往枕头上一倒，溘然而逝……

　　这个明明白白无疾而终的老太太，大名不扬，绰号却是方圆几十里人人尽知，人们都叫她“一条线”，终年八十七岁。

　　“一条线”死的传奇故事流传了多年，我也思考了多年。

　　“一条线”所生活的那个村子，是个四周环山，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山庄，只有小河出山处的一道石门，是与外界的通道。大概就是因为与外村相通不便的原因，在那没有什么文娱活动的农耕年代，人们晚上串门子、闲谈，是惟一的消遣，那个村一向性生活较乱，与“一条线”同龄有四大风流女，绰号依次为“花狐狸”、“小火罐”、“烂板凳”、“一条线”，其中“一条线”下场最好。

　　“花狐狸”，身段也好，面色也好，男性追逐，来者不拒，因与一游医通奸，丈夫生病、游医用药，男人死得不明不白。她与游医结为夫妻，游医生气时揪起她的头发打，骂她“破烂货”，憔悴而死；“小火罐”是野汉子与她性交传出的绰号，地痞、流氓，甚至日本的特务，都想体验、尝鲜，羞得她的丈夫割去自己小便而死，鬼子倒台后，气得乡人教训她，单用猪毛绳抽打她的“小火罐”，因性乱，无儿女，远嫁他乡；“烂板凳”因被人乱坐，得梅毒而亡……

　　老童家是那个村的殷实之家。童老爷儿(乡亲尊称)是村里的头面人物，生子童俊五官清秀，人也勤快，可惜身高只有一米五，还耳聋。“一条线”本是贫寒家闺女，嫁到童家，日子可过，是满足，丈夫身矮又聋，是遗憾。童家善良，将亲故中哑巴、傻子都收留过来，管衣食，让他们干力所能及的农活。童俊也只会干活，不善指使别人，这样，“一条线”便自然而然的成为童老爷儿下面的里里外外二把手了。“一条线”生下长子之后，便和庄前北大梁的人高马大的光棍冷宝好上了，在那个村子，这样的事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后来一条线和年轻的女人说：“老娘们夜里和男人睡觉，还能耽误做饭，我年轻时夜里睡不着，背起孩子就过南梁，来回六七里，早晨从未误过做饭……”或许童俊因自愧形秽，不管妻子，童老爷儿知道儿子不能叫媳妇满足，也不管。如果童老爷儿像《原野》里的瞎婆子一样，也许有另外的结局。因为她越轨而不大乱，只往北大梁冷宝那里跑，因此才叫“一条线”。

　　就这样，“一条线”生两男两女，一、三像童，二、四像冷，交替而来，乡亲们也见怪不怪。她在那个放纵环境里，放而有度，也得到家里的宽容。

　　“一条线”健康，泼辣，爽朗，家里地里，干活都是一把好手，也能指挥别人，收容的傻子，哑巴，个个都善始善终。她对丈夫童俊，从不歧视、虐待，儿女们对父母，一样知亲，知孝。做为大户人家，左邻右舍，借借找找，“一条线”也会和睦相处。

　　“一条线”属于善人，也善终。不过，她的善终，超过人们的预料。